三十年后来相会 姜维平 我从监狱获释后不久的一天，乘坐韩文东驾驶的豪华房车，由大连前往辽宁本溪参加同学会，一路上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嫉妒，喜悦的是将要与阔别已久的老同学重逢，嫉妒的是韩文东拥有如此昂贵的汽车，当然，更大的失落感还在后面：杨晓光当了锦州市的组织部长，白景石当了丹东东港市的纪委书记，李成义荣升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副政委，钟咏成了名利双收的大老板，等等，只有我最惨，成了薄熙来制造的文字狱的受害者，成了一名劳改释放分子，不仅必得自谋职业，而且，我写得文章还不能公开发表。 不过，同学们一点也没嫌弃我，虽然，那时薄熙来还在台上，他的骗局还忽悠了一大批人，大家还有所顾忌，很少问到监狱的事，但总体上说，每个人都对我充满着同情和关爱，没有人相信我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这基于同学们对我的深刻了解：我是对政治没有兴趣和野心的人，没有谁比辽宁大学历史系78一班的同学们更了解我，因此，这次30年后召开的同学会，成了一个分界线，以前，我大部份时间还在体制内混饭吃，而此后我被体制彻底地抛弃了。我预感到即将离开中国，离开我的同学，也许我将永远地不再回来。如果说以前朝夕相处，他们了解我，了如指掌，此后他们与我之间，将被一堵墙所遮挡，这无形的墙看不见，摸不着，我的精明的同学们知道他的名子，但谁也不便点破。 令我震惊的是本溪的巨变，这个笼罩在粉尘和烟雾中的城市，已经崛起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道路把我引向深远的往昔，却找不到以前记忆的留痕，我以前来过这里多次，也熟知当地国画大师冯大中和诗人孙承的名子，但生活不是画，也不是诗，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难忘的感受，显然，以前没有任何一次的感受像今天这么强烈，同学们在一家酒店的大堂摆放了一个指示牌：辽大78一班同学会，我真的惊呆了，小小的同学会竟筹划得如此充分，完美，它不仅有服务小组，而且有专车接送，不仅有歌舞晚会，户外远足旅游，还有坐谈和讨论，尤其是观赏本溪水洞，和山景红叶，印象深刻，总之，美在细枝末节，无可挑剔，本溪的几位同学精心安排，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让小小的指示牌和妙趣横生的一系列活动，一下子吸引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同学，是爱，是情，是回忆，是向往，它凝聚了几十个同学的心灵。 大家的回忆也许是幸福的，但对于我却是痛苦的，我看到钟咏和韩文东的轿车，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感觉，记得80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会，是在大连的海边举行，所有的同学里，我是最富有的，香港《文汇报》给我配置了一辆价值33万的奥迪房车，我把他开到同学们的住地，接送了他们许多次，我还竭尽所能帮助了这次聚会，从此我成了爱车族，换过几次车，越换越好，但2000年底的一天，我被拘捕了，永远失去了那辆古铜色的房车，后来专案组归还了我，但它已破烂不堪，一钱不值。那辆车曾陪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辽宁省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本溪，而今，如果没有韩文东，我就只能挤巴士了。所以，我的心，怎能不被失落感所猛烈地撞击。 我看到了同学们的笑脸，也感受到了地位的巨变，80年代初，李成义和刘永路还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宣传干事，而今已皆是海军的大校，尤其是李成义已是水面舰艇学院的副政委，也就是说，是海军司令吴胜利的助手，刘永路成了著名的军旅作家，出版过《张学思传》，而杨晓光由辽宁省的一个基层小城的县长，高升为锦州市委组织部长，我们的班长白景石当了东港市纪委书记，我们当年男生都敬重的许平大姐，已成了堂堂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等等，也就说，我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如果按照文革式思维定势的划分，我与他们已是敌我矛盾，他们有的是政府高官，我是国家的敌人，彼此之间的确有一点诫备，但没有敌意和歧视，我和白景石多年前的一次会面，是我去采访丹东的一位副市长，那时不是我有求于副市长，而是相反，东北哪座小城的父母官不希望香港的记者吹捧呢？问题是，不捧而批怎么办？我和同学们没有讨论这些严峻的问题。我们都心照不宣。 我们召开了动情的同学会，每个人都在回忆校园里的故事，有些已是记忆的碎片，被头发花白的老人们弯腰捡起，还要戴上老花镜，才能勉强把它复原，张世江还在傻乎乎地讲述生锈的故事，把蒙尘的日记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原本就红亮的大脸因为酒精中毒而发紫，象本溪的山枣；赵东阜还是神情专注地盯着我，像是在回顾代我体育达标的奔波，我总是以学业忙而逃避体育课，而他是委屈求全的班级体委，如今他让我在一个笔记本上签字，很认真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一天我死了，就能变成章疯子，每个字都能抵一栋楼。 最有趣的是，在参观本溪山上的红叶时，我们在一个道口停下来，李成义站在我的身边，而30多年前，他和我住一个寝室，我们是双层的架子床，有点类似监狱，他在下，我在上，我时常伸长了脖子，把脑袋扭成麻花，和他争论历史问题，经常脸红脖子粗，而现在，他平和地给我讲了一个段子：有一次，来了一批海军干部，他带他们去参观旅顺苏军纪念塔，他告诉大家我的遭遇，说这文物原本在大连人民广场，因为薄熙来被一个风水大师忽悠了，他相信只有把苏联军人的铜像迁走，自己才能升官，于是，具有47年历史的大连唯一的文物被破坏了，我的同学坐了牢，薄熙来高升了省长，他说，听了这个故事，军人们都笑了。。。。。。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别在意啊，维平，薄熙来算什么，军队没人支持他。我想笑却又想哭，想起那些荒唐的往事，真的感慨万千，我说，你要继续升官，像吴胜利那样，我就可以平反了，但李成义却摇了摇头说，我这本事，你不可能不知道，当这个职务，也就到顶了。。。。。。我听了有点悲凉。 是的，不论是我的同学，还是他人，不论是30年前大学刚毕业，还是事过境迁的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把中国的进步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我们都希望伴随着温饱富足而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幸福地生活而免于恐惧的权利，等等，真正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不说谎，不当两面派，不必在与老同学会面时卸下假面具，不必在讲出真话时叮咛一句，千万这事别发表啊。现在，有了一个新词：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我相信同学们都知道他的含义，还是记住温家宝的话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无疑地，我要告诉我的同学，中国不会死，我想活着回到我的故乡。 2012年7月22日于多伦多大学。 『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