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前一段时间，北美著名政论家许行先生来访，我们阔别16年重逢而聚餐，难免谈及中国的政改，年已八十的许老说，如果五年内有变，他或许还能赶上，如果再长一点，就看不到了。这位每个月都给《开放》杂志写稿的作家，眼里盈满了泪水，我在海外交往了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一概被官媒视为敌对分子，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爱国心切，善意的旁观议论者而已，如果无视他们批评的声音，政府就看不清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中国会怎么样呢？正巧那天有一个小插曲，正在我们谈论政局之时，我们的邻桌忽然坍塌了，其原因是堆积的盘碗太多，太重，而支撑的桌腿太细，太偏，这正是一个时下中国的像征。别看外表光鲜，出动乱大事就是一瞬间，用什么来支持改革者的信心，依笔者之见，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

现在，中国经济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社会福利进一步改善，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李克强力促经济转型，习近平狠抓反腐和吏治，两人合作的还不错，他们刚接班，已站在中国大船的掌舵位，却面临来自左右两极的臧否，左的希望搬出毛泽东，右的希望抬出赵紫阳，前者甚至反对宪法，后者急于平反“六四”，当习近平南下，寻找其父脚印时，右派一片欢呼，当习总肯定两个三十年时，左派像打了强心剂，各种奇谈怪论满天飞，这种左右安抚的权术，来自习的包容性格，也基于现实的考量，显然，在没有一下子放开网络的情况下，留在老百姓头脑里的毛还是正面形象，只要看看毛故乡的人，多么疯狂就知道了，所以，既便习想把毛像从天安门上取下来，也相当困难；假如换上孙中山也有认同辛亥革命式的暴力之嫌，而换上邓小平，更容易勾起“六四”的血腥回忆，因此，举起胡耀邦的大旗比较好，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无疑地，中国已经被撕裂，只是政治家还在不断地弥合缝隙，目前口子还没大到动乱的程度，只有发生社会巨裂动荡的突发事件，人们才会辩别习李等中南海领导人究竟是什么派，正如“六四”前，人们并不知道赵紫阳会怎么做一样。但不论如何，我们应当承认，胡耀邦过世之际，社会已现出裂痕，而党内的派系之争不过是这种口子的延伸和集中点而已，如今，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上左右徘徊，深刻地研究胡耀邦思想最有利于眼下的政策应对，扛起胡的大旗能吸引左右各派几乎所有的人：第一，胡是共产党的领导，学习胡不能使各级官员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慌，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第二，胡耀邦的胸怀如大海，既能包容汉人，也能安抚藏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既能拢络工农兵，也能笼络知识分子，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第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欠胡耀邦的人情，没有他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连薄家父子都无出头之日。总之，不论左派右派都认同他的理念，没有胡耀邦的义举，中国人不可能焕发创业改革的活力，而今的经济成就，都是胡铺设的精神轨道的衍生品，而胡的后代也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现在回想2010年，就清楚了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胡锦涛出访后，温总理在4月15日，突然抛出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这不是偶然孤立的，我推测是胡温连手的，温选择胡离开而发力，是保持了对江泽民等人的警惕，并给胡留下回旋的余地。是的，改革的信号已打响，但面对民众的惊喜和疑惑，他有点兴奋；面对江泽民，李鹏等保守势力的抵御，他有点胆怯，于是，对胡的公正评价的谋划立即胎死腹中，于是，胡锦涛匆忙地回国安抚，这一搭一裆的，配合的精妙而悲哀，正如邓晚年垂帘听政，造成“六四”惨案一样，江泽民也贪权敛财，死而不僵，拉历史的车轮倒退，与其说是胡温的软弱，不如说是中国的父子君臣文化传统使然，既便习近平已独掌党政军大权，只要江李健在，就必得与大家商量办事，这有点类似中国每个家庭，只要老朽的爷爷没死，就得大事小事通报一样。关键是能否碰上胡耀邦这样开明的人。习如果遇上了胡式的“爷爷”就是国之幸，如此而已。

依笔者之见，习总不必太急，也不必忽左忽右地摇晃，要清楚地知道，退一步进两步的妙处，胡温抓捕了薄熙来，已严重地挫败了极左势力，在與论网络不能一下子放开的困境下，安抚一下他们，让毛远新“饮水思源”也没啥，但当毛左连宪政也反的时候就必得猛击一掌，让“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轰然倒下，也是惊人之举。无疑地，习在福建时，并非大船的掌舵者，只是船上的无足轻重的小卒，他左右逢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智者之行，但如今走上前台，独挡一面，必得有所改变，可以左右讨好，也可以左右开弓，但应有政改的主心骨，而最好的旗帜就是胡耀邦，因为他既是习父的战友，也是民众的好领导，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开明人士，他的身份，资历，名誉，地位，经历，形成一种精神资源，既可以凝聚左右两派的绝大多数的力量，又可以照亮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广阔道路。

因此，值此江泽民气息奄奄之时，习应谋划大的布局，先强力反腐，安定人心，用薄熙来，周永康之类的“大老虎”祭旗，再奋力召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会议，让民众回到他温暖的目光中，既争取海内外民主派的支持，也领导党内改革派前行，为了稳定和团结绝大多数的人，理应制定政改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用赦免消化腐败的呆账，用唤醒社会良知的办法，抵消利益集团的疯狂，用和平转型取代暴力革命，用民主与统一重合的办法渐进，为了避免左右撕裂与国家分裂，不妨在临近港澳的广东省先建政治特区，然后在五年内推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与台湾的国民党加强合作，由两岸经贸到两党竞选，不妨先在福建搞一个“国共两党合作区”，允许国民党设点，发展党员，参政议政，与中共展开竞争，如此一来，既把以前贪官的顾虑和困境一笔勾销，又能在新的高地上一步到位，高屋建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总之，这一切都急需胡耀邦的大旗引领，高举他必定百战百胜，当胡的形象重回人间，当媒体一点点放开，当真相如实进入国民的视线与脑际，平反赵紫阳与八九“六四”，就水到渠成了，然后，再把毛泽东的照片换个地方，把他由纪念堂迁往韶山，“滴水洞”可能是更好的安眠地，而天安门城楼要高挂胡耀邦的彩照，让胡的思想取代毛的思想，也取代狗屁的“三个代表”，等等，到了那时，政治特区的经验便可以大举推广，人们的热情像喷发的火山一样，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来势汹猛地涌进了政坛，民主，法制，监督，司法独立，一人一票地选举领导人，就顺理成章了。因此，眼下就看习总有没有这一胆略与气魄，或者说，会不会打好胡耀邦这张牌，打得好，满堂喝彩，死棋走活，青史留名；打不好，像胡温那样，一惊一乍，满盘皆输；漠视这张牌，就无路可行，等到了上述“餐桌”忽然倒塌之时，一切就晚了，记住我的话吧：暴力革命之后，中国不会民主，必定分裂。

2013年7月4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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