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重判，王建民案進一步升級

姜維平

原香港《亞洲周刊》駐中國特派員，著名記者王建民的案件，目前大體輪廓已經明晰，他是被廣東省的貪官污吏與北京高層的某些大人物互相勾結，虛構故事而關進看守所的，現在，案情進一步升級，不僅延期到明年初審理，並且可能還將面臨重判，整體觀察不容樂觀，本人密切關注和跟蹤報道此案，並心情沉重地思考媒體人士入獄對中國政治前景的影響，以及對麻煩纏身的香港局勢的負面效應，有消息人士稱，依據官方指控的罪名和證詞，王建民可能要判五年至十年之間，也可能十年以上，假如真的如此，對習李政改抱有些許希望的知識分子陣營將損兵折將，這不利於黨內改革派，溫和派與持改良觀點的文人進行互動，進一步給中國未來局勢演變厚塗悲觀主義色彩。

王建民是美國公民嗎？

在海外媒體人士的印象里，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美籍華人，我不太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根據以前與其交往得知，他早年從福建省前往美國留學，畢業後自雇做過文化及廣告生意，但自感並不理想，後加盟香港《亞洲周刊》，做過較長時間的派駐中國內地的特派員，走南闖北，交際廣泛，寫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文章，既結識一些官員，富商，文人，也得罪一些人，與同是特派員的其他人比較，他不太重虛名，沒有出版過自己的專著，倒是對經商更感興趣，故曾與他人合辦過海外中文網站，後因故與創辦人分手，建民仿照“張曉卿模式”，從《亞洲周刊》辭職後，自立門戶，創辦了《新維月刊》和《臉譜》，他做為老闆，居住在深圳以及內地，而刊物落戶香港，這有點像文化商人張曉卿，也是最佳模式，因為內地人對公開而全面的信息求之若渴，港人又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空間，故一度建民如魚得水，收入甚豐，但是，這種身入虎穴談“虎”令中共色變的文化致富途徑非常危險，我想，可能是建民過度解讀了張曉卿的成功模式，而忽略了自身的弱點和不足而遭殃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自己是美國籍的資深媒體人士，老共不敢對他下手。

所以，抓他的官員首先擊中了他的軟肋：他是持“回鄉證”到深圳的，香港身份證和回鄉證的號碼赫然印在一份將要起訴他的法律文書上，並稱他持有“美國綠卡”，而不是護照，這等於否決了他的美籍，這類似於2014年初廣東惠州被判刑的胡偉星，此文書強調：王是2014年5月29日使用回鄉證從香港入境的，這等於宣布當地公安抓他把柄的依據，他是地道的“中國動物園”的弱者，指控他按照“叢林法則”辦案，想整他易如反掌，這和美國沒有一點關係，老美不能干涉中國內政，想怎麼判就怎麼判，對深圳官員來說，像耍猴一樣。王建民已是被虎豹叼在嘴裡的小羊羔，別看它叫得歡，一點也沒用，泱泱大國“動物園”的法則是“弱肉強食”。

被指控為犯罪團伙首犯

為了把王建民判得重一些，叫他十年內成為喊不出聲的“啞巴”，深圳的貪官污吏，絞盡腦汁，煞廢苦心，編造了一個“非法經營”的犯罪團伙，主犯是王建民，成員多達5個，二告是萵中校，三告是劉海濤，四告是許中雲，即，建民的太太，五告是許國才，即，建民的岳父，因為實在找不到更多的犯罪集團人員，就拿他家人湊數，整出一個經營非法出版物的“犯罪集團”，沒把他三個孩子算在裡面，可能是年齡太小吧。我認為，這是比薄周時代要惡劣百倍的一起株連九族的冤案，不僅是典型的“文字獄”，而且牽扯和累及多名直系親屬，拼湊和包裝得非常拙劣而卑鄙，王建民的老婆，岳父至今還“取保後審”呢，而官方正在宣稱周永康的年代已結束，現在卻要開始“依法治國”，而仔細看一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大相徑庭，因為《憲法》有“言論自由”的條款，《基本法》則強調“一國兩制”。

眾所周知，港媒對王建民比較了解，而對萵中校和劉海濤所知甚少，據知情人士透露，萵中校1975年2月22日出生，也是港人，大學文化程度，持回鄉證長期住在深圳，與建民曾為同事，後應聘為事物雜誌公司的董事，而《新維月刊》和《臉譜》都是在港註冊的這家公司出版的，他和建民一樣，都是2014年5月30日被深圳公安局拘捕的，同年7月4日被深圳市檢察院批准逮捕，而之所以在6月1日前抓他們，是因為他們的孩子都很小，都疼愛小孩，可以當夜以親情為利器逼他們就範，比如說，你沒事啊，只要承認了就可以回去過節，孩子們在家淚汪汪地等你呢，但一旦簽了字，警察立即翻臉不認人，所以，這是一切精心策劃的反人類的踐踏公民人權的典型案件，他是統治中國十年的周永康餘黨最後瘋狂的司法表演，再現了這個年代最黑暗，最無恥，最卑鄙的一角。

另一成員叫劉海濤，是1982年9月6日出生的一個河南人，我猜測他可能是建民從作者隊伍里選得“特約編輯”，他持有中專文憑，據稱曾是一位中學老師，現居住在南陽市少拜寺鄉董港村，官方指控他是事物雜誌的編輯，於6月17日被抓，同樣7月4日批捕，顯然，這是深圳公安在發布有關王建民，萵中校被捕的微博消息之後，自感證據不夠，底氣不足，而故意尋找的另一個所謂“證人”，而建民太太和岳父被“取保侯審”，則是找一個巧妙的藉口，用一把刀子掛在他們頭上，晃蕩着，逼他們閉嘴，實際上，誰都知道，在海外，一般註冊私人公司，都是以家庭成員名義進行的，而家屬未必介入業務，像建民太太這樣的空姐美女，是不了解文化出版業務的，他的岳父更是如此，相信建民也絕對不會把公司的事告訴他們，我與建民很知心，他是“大男子”主義者，他的家人與此案無關，抓捕他的家人是枉法的，是文革遺風的捲土重來，是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政變集團”的一次猖狂反撲。

我是犯罪團伙的“二告”

如果說王建民等媒體人士出版發行雜誌是犯罪的話，我自認是“第二被告”，因為，第一，我寫的《薄熙來傳》（未完，因發現抄襲者太多而中止撰寫）第一部分，大約七萬字，是首發在《新維月刊》的前身《多維月刊》雜誌上的，是在薄熙來瘋狂表演的年代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批評他的文章，也就是說，他是建民花錢買下的稿件，版權是屬於他的，除了《前哨》經我同意出版了單行本之外，凡是抄襲和變相抄襲的文人，都是不勞而獲，但建民不計較這些，他認為此文推動了中國進步，我們都是“有功之臣”，別的不在意。這說明建民是心胸寬闊之人。我現在也不求功名，只求中南海高層能放建民一碼。

此後，我應建民之約又寫了《王立軍的自白》，《烏小青之死》，《薄熙來檢舉揭發大老虎》等大量文章，全部首發在建民的兩本雜誌上，念及舊情，我知道建民不易，創業之初急需款項，他又好面子，故一直拖到他被捕前的10月，才與他結清稿費，還是他主動提議的，總之，我與建民的友情不是金錢能衡量的，與其治罪建民，不如通過加拿大警方追逃，把我抓回去，我起得作用比萵中校和劉海濤要大得多，僅僅因為引渡難繞過我而指控他人，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無賴的行徑。他們不應當代我受過。

早在兩本雜誌創辦之初，建民就多次約我去香港協助他，當然我非常願意，但我因為，第一，2009年初定居多倫多時未申辦難民，永久居留的身份一直懸着，直言吧，我也是“中國動物園”的一“猴”，去港不安全，我無法帶着一種恐懼心理去辦一本雜誌；第二，我不是英雄，我不想再坐牢，那種度秒如年的囚徒生活，我寧可死也不想再體驗，而香港離內地太近，建民曾建議我每隔幾個月持加國“綠卡”去澳門簽證，但我了解澳門，那是珠海的延伸，它比珠海還“朱”，真的太可怕，因為我的軟弱和自私，使我免除了災難，但我在建民被捕前一周，沒有嚴厲地奉勸他從內地回港，至今深感內疚，我真的是不夠兄弟，我僅僅是提醒了他幾句，未能在生死關頭，站在他的一邊救他，是我一生中無法原諒自己的過錯，每當我想到2001年初，四處奔波的太太去香港求見建民，他的重義氣，講感情，他的無私幫助，以及以後長達多年的為我冤獄的呼籲，都令我及家人刻骨銘心，我無法想象，建民能在“動物園”里，做為一個文弱“羊羔”，如何忍受虎豹“土狼”對它的凌辱，所以，一旦建民重判入獄，我將有所行動，要讓深圳的貪官污吏付出代價。

是的，我有足夠的證據自證我是“二告”，就《王立軍的自白》來說，流傳甚廣，影響較大，讀者花費半個小時就讀完了，但除了建民，無人知道我付出的勞動，有何等艱難，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建民向我約稿，講了有關王立軍案的主題構思，他說，你了解薄王，會寫評論，又寫過文學作品，寫一個帶有文學色彩的故事最好，這話像電光石火一樣，點燃了我的激情，我問何時交稿，他說，明天早上，我立即着手，太太去上班，我坐下來寫，等寫完了，正在修改，突然太太回來了，我嚇了一跳，很是驚訝，問，你遺忘了什麼，剛出門就回來了，她笑了，說，我已下班了，現在，是晚上六點，原來，我一下子寫了九千字，早午都忘了吃飯，我高血壓的病情就是這一天加重的，那時，我和建民從未談及稿費標準，我真的需要稿費，但我更想讓薄王倒台，我真的無法認同建民是罪犯，也真的認為我自己是同案。因此，把建民關進監獄的人，也把我的精神和思念關進了大牢。

精心編造的“文字獄”

深圳警方在一份法律文書裡，自稱是在5月28日在偵查工作中發現王的“非法經營”行為，並煞有介事地說是“根據群眾舉報”，29日抓了王和萵，是在深圳，6月17日派人到河南抓了劉，這有點像當年的胡風案，只不過變了一個藉口，過去叫“反革命”，現在叫“非法經營”，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地，竟興師動眾地去河南省去抓一個教師，真的荒唐透頂，我在深圳呆了許多年，知道那裡貪官橫行，假貨泛濫，經濟秩序混亂，坑蒙拐騙，故事遍地，如果追究“非法經營”活動，根本輪不上建民，為什麼公安不管不查呢，卻放下“西瓜”，去找一個“芝麻”，而且這個“芝麻”還是香港的，原來，《新維月刊》和《臉譜》雜誌，揭露了廣東省貪官污吏的醜聞，使他們擔心自己在廉政風暴中落馬，故先下手為強，編造了“非法經營”的王建民案。

那麼，警方是如何指控他的呢？所謂的“起訴建議書”是這樣寫的：2013年7月18日和2014年3月13日，王建民分別注資成立事物雜誌公司的子公司臉譜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0月開始以事物雜誌公司，臉譜出版有限公司等公司名義，在香港先後發行《新維月刊》和《臉譜》等出版物。我想，這可能是警方筆誤，把2014年寫成2010年，可見對一個人的判刑指控多麼草率，連日期都搞錯了，這些先不論。

警方接着說，王建民負責出版物的編輯出版，發行等統籌工作，萵中校在深圳的住所負責編排，封面設計以及文章撰寫等工作，2011年7月開始，劉海濤在深圳由萵中校應聘（又一筆誤，應是“招聘”），成為萵的助手，在我國境內協助萵中校從事上述出版物的編輯工作，王和萵以每千字百元的標準支付劉報酬，萵和劉將編好的文章以及設計封面，以文件圖片形式通過互聯網提交王審核，再發到香港某印刷廠進行印刷。我認為，這段話已撕破了警方的謊言假面具，既然是經過互聯網傳稿，那麼，依據國內封網和監控情況，現代化科技手段高超的深圳公安，國安早對王建民瞭如指掌，而所謂“5月28日發現此案”，純是胡編亂造，也就是說，以前沒抓他，是因為他的雜誌還沒刊出有關廣東官場的“黑幕”文章，寫寫薄熙來，臭臭王立軍，他們不在乎，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面對“非法經營”，而一旦觸及到他們自身的利益，立即變一副凶神惡煞的嘴臉，不抓則已，抓了就要一棍子打死，他們指控，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間，《新維月刊》實際銷售額為163，997冊，金額港幣4，532，427.12元，《臉譜》實際銷售額為120，347冊，金額為港幣3，265，525，44元，《新維月刊》和《臉譜》等出版物出版發行數量共284，344冊，銷售金額為港幣7，797，952，56元，萵中校的違法所得50萬元，劉海濤違法所得10萬元。

總之，警方指控他們涉案金額巨大，也就是說，由此比對《刑法》有關條款，王建民可能要判10年左右，這是一個經過包裝後顯得多麼可怕的案件。他們把“一國兩制”拋到腦後，把人人都知道的“香港報刊，內地讀者”的事實，硬加到建民等人頭上，變成了一個在港註冊，在內地經營的案子，實際上，由於內地與香港政治體制不同，信息流通的差異，幾乎所有的港媒，不論親中還是反共，或是貌似中庸，都以大陸讀者為主要消費群體，以內地為“主戰場”，如果說，王建民“非法經營”，那麼，親共的《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以及《鏡報》雜誌，《廣角鏡》，《紫荊》都是“合法經營”的嗎，如果親共的，講甜言蜜語的陣地叫“合法經營”，批評中共的，或溫和地批評的媒體，就叫“非法經營”，就是“兩個標準”，這是不公平的，而且，把雜誌出版發行的總數說成是“非法經營”所得，也不符合行規，因為每本雜誌給發行商或代銷書店都是要付費的，有的還是五折呢，怎麼可以一古腦地都算到建民等人頭上呢，連這種最起碼的常識都不顧，故意誇大虛構數字金額，寫在起訴建議書裡，這不是要置嫌犯建民於死地嗎？我查閱了“非法經營罪”的條款，是有一段專講“非法出版物”的，如果深圳檢察院支持公訴，深圳法院也這樣判決，那麼，建民活着出來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因為他與我不同，我2000年底進去時才四十多歲啊，火力旺着呢，而建民如今已經61歲了，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餘生有限，再羈押10年，可能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他根本就“屁罪”沒有，不僅沒罪而且有功，他首發《薄熙來傳》沒功嗎？如果沒功，整薄就是權力內鬥，這不是打中共高層的耳光嗎？

抓了先生，再欺騙太太

據我所知，建民以前在《亞洲周刊》工作，曾因為一次危險的採訪報道，而被某市警方抓進看守所呆了兩天，由上級領導求情而獲釋，所以，建民對牢獄有過敏的反應，類似我這樣的港媒記者，往往被一些人誤以為有什麼背景，在上個世紀與其初識時，他也對我有故慮和警惕，記得建民說過，我們做記者的，千萬不要看“機密文件”，實際上，我不是黨員，從來不和任何“文件”發生關係，我的採訪來自第一手材料。相應地，建民以為避免接觸“文件”就躲避了刑事指控，他忘了公安的整人藉口會很多，用“非法經營”治罪更巧妙，比所謂“國家機密”還要厲害，上一次是短短的兩天，這回可能會很長，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對建民太太，更是蒙受的一次大災難，建民太太原為空姐，因一次緣分而成婚，此前他單身相當長一段時間，恰逢我事業頂峰之時，因工作忙與建民私下交談不多，對其家人情況不甚了解，但2006年我出獄後與他們重逢，則發現他們相敬如賓，情投意合，但與建民比較，愛妻對新聞出版業是隔山的“外行”，建民與我性情類似，不太與家人談及工作，所以，我不相信許中雲會捲入此案，她最多是應盡妻子的義務而已，深圳警方故意當着妻小的面抓捕建民，是培育世代冤讎，使公安涉案人員有斷子絕孫之憂，他們不知做惡必有報，竟在起訴建議書裡稱，許中雲明知《新維月刊》和《臉譜》未取得國內刊號，不許在國內銷售，依然通過王建民的深港兩地牌車，將雜誌秘密運至我國境內，存放在犯罪嫌疑人王的住所，王以電郵，電話等方式，接受陳國葆，陳國明等境內人員的訂購，然後由許中雲通過順豐快遞公司進行郵寄，並使用許國才在平安銀行深圳分行開設的賬戶收取訂購費，合計金額66，182元人民幣。

至此，我已經知道了，王建民的所謂“非法經營”罪行不過如此而已，就金額來講，還不及薄熙來在法國的一棟別墅值錢，貪官污吏們可以動動嘴，喝喝酒，講講廢話，玩玩小姐，不費吹灰之力，就斂財無數，甚至以噸位計，港媒文人冒風險，熬心血，寫點小稿，發點小雜誌，賺點小錢養家糊口，不但受不到同情和獎勵，而且還被貪官千方百計地加上重罪，為了整死王建民，奉高層貪官之命的深圳警察，在《起訴建議書》裡稱，王，萵，劉，許等人在我國境內從事非法出版物的發行，經營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225條，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0條之規定，現將此案送審起訴。

我分析判斷，建民剛被抓時，可能不相信公安對他敢動真格的，態度堅挺，後來感到絕望，一度牴觸情緒較強，不與專案人員配合，但整人經驗豐富的公安換了軟的欺騙的一手，立即打垮了建民，他天性善良，輕信，易受感動，他看不透惡人，觀摩完警察到建民家中拍攝的有關妻小的錄像，再用親情揉搓他的心靈，外加治罪嬌妻的恐嚇，估計最終建民的精神崩潰了，總之，誘供，騙供，變相的刑訊逼供，使公安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又一起震驚世人的“文字獄”誕生了，又一個文人家庭溫馨的夢想破碎了。是的，就是這樣，不理會文人的善意勸告，中國也許正在急匆匆地走在通往社會動亂的路上。

2014年11月24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香港《前哨》雜誌2015年1月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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