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環球郵報》，陳國治角色錯亂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姜維平

陳國治是安省公民、移民兼國際貿易廳長，由於他是華人，又經常去中國，在兩國之間影響較大，所以，加拿大情報部門比較關注他，而作為及時傳遞信息的《環球郵報》，理應對陳國治事件多做報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媒體與論監督，但陳國治表現得太差，不僅心裡承受能力極低，而且作風霸道，他惱羞成怒，發表中英文對照的公開信，力阻該報繼續發表批評言論，並威脅要以涉嫌誹謗而起訴《環球郵報》，我覺得，這是小題大做，角色錯亂的醜聞，擔任一個小小的廳長，把自己等同於中共官場上批評不得的同級官員，實在是令人發笑。

加拿大媒體報道說，陳國治6月22日發表聲明，指《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上周發表的報導，重複講述五年前那些有關他的沒有根據的謠言，實屬含沙射影式的攻擊，如果《環球郵報》不予以收回，他將會採取法律行動。加拿大 51網但是，《環球郵報》連續多天的報導說，加拿大情報局（CSIS）2010年曾警告安省政府，指稱陳國治可能已受中國政府的影響。但陳國治指出，儘管《環球郵報》說，那是該報經過十個月調查後才撰寫的報導，實際上裡面沒有任何新的事實和資料，通篇是五年前早已見報、並已被證明是謊言的貨色，連《環球郵報》本身都已在2010年指出，那些指稱魯莽、愚蠢而自相矛盾。陳國治指責這些含沙射影式的報導，對他及其家人都傷害極大，因此，要求《環球郵報》撤回這些文章，並在同等顯著位置刊登道歉文字。

在我看來，《環球郵報》只是披露了一件基本的事實：多年來，陳國治來往中加之間頻繁活動，依據他的言行和職位，情報部門充滿了疑慮和擔心，實際上，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政府，專制或民主，都有情報部門關注名人和要人的業務，他們藉助於現代化的通訊手段，監聽，監視，跟蹤，明察暗訪等不所不用其極，這沒什麼了不起的，關鍵是自己別做壞事，而媒體報道這些變故，也屬正常，我想，加拿大情報部門之所以特別注意陳國治，不僅僅是因為他來自華裔，而更多的是因為他的官職，記得我經常聽到國內來的朋友說，陳國治與中國的某某商人關係密切，我立即有一種難言的憂慮：國內請客送禮成風，幾乎無官不貪，行賄的手段五花八門，他會不會也曾受賄？

如果陳國治是無權無勢的普通公民，人們沒有必要更高標準地苛求他，他自己是大權在握的公務員，不僅應得到法律的監督，也要接受媒體的制衡，這是防腐的最好的措施，情報部門的證據細節我不清楚，但《環球郵報》完全是盡職盡責，他是怕陳國治犯錯誤啊，這一點應當感謝它，有何理由聲稱“自己及家人都受到傷害呢”？看來，這不是一個感情脆弱的小問題，是陳國治為官一方根本沒擺正位置，沒進入角色造成的，產生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可能有兩點吧：首先，他來自華裔，雖然加入了加拿大籍，融入了主流社會，在中加兩地知名度高，但骨子裡“官本位”的思想還相當嚴重，他去中國談生意，促交流，增友誼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他必須清醒地了解兩國政治體制的本質差異：在加拿大當官是民選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公僕，往往平時工作做得再好也得挨批評，因為對官員而言，為人民服務是天經地義的，加拿大的媒體沒有大力表揚的先例；而在中國，情況恰好相反，官員是上級領導任命的，所以，他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比他更大的官的“僕人”，他自己則是人民的“老爺”。所以，沒有接受批評的必要，甚至誰敢挑刺就抓起來判刑。這方面例子太多，從薄熙來到周永康都是如此。但我從未聽說陳國治對此有過批評。難道陳國治只談經濟，可以永遠迴避敏感話題嗎？

其次，陳國治對媒體的霸道態度和角色錯亂，與其和眾多中國官商經常接觸，受其影響，潛移默化有關，隨着他近年越來越多地交往中國的權勢者和富商，他不自覺地增長了驕氣，傲氣和陰陽怪氣，有時，把自己也等同於中國官場的“大人物”，比如，筆者經常應邀參加華人朋友的一些聚會，有時也碰到陳國治，他給我的印象很不佳，臉色陰沉着，較少笑容，喜歡剪彩之類的儀式，和虛榮的捧場與奉承，和國內的貪官污吏一樣，願意和中國的富豪如膠似漆的往來，對我等“窮文人”一概不認識，這些生活細節足證他內心世界所思所想，他把自己真正地當成了“大官”，實際上在加拿大，當官沒啥了不起的，任何官員有權也沒勢，有的同胞喜歡與某一位“大官”合影，不是留念，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以便做生意時，回國去嚇唬別人，但在此地，屁用也不頂，陳國治以安省官員身份活動，去中國參加經貿洽談會之類的，的確可以唬一陣子，他坐在宴會廳里盡享美酒佳餚，雲山霧罩，前呼後擁的，仿佛了不起，但一回到多倫多，沒有幾個人把他當回事，現在，要去起訴報紙誹謗，就是太寂寞了，太無聊了，太把自己的“小官”當件事。

這方面的榜樣早有前車之鑑，以前，福特是多倫多市長，媒體幾乎天天揭他的短，什麼酗酒呀，吸毒啊，與女人有染呀，等等，搞得沸沸揚揚的，連給某足球隊拉點小贊助，使用公家幾個信封都成了罪狀，被市民告上法庭，而如今一旦下台，屁議論也沒有了，要我看，他沒犯大錯誤，就是媒體吹毛求疵的結果，同樣的，陳國治的官職不比福特低，更容易以權謀私，他有何理由諱疾忌醫呢？陳國治經常去中國，既會講英文，又會講國語，談不上瀟灑，也蠻高大體面的，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和官場，商場的紅男綠女黏糊久了，有可能受賄，有可能劈腿，也有可能犯罪，而在一切處於萌芽之時，就有人監控，跟蹤，就有媒體說三道四的，這是預防犯罪，多麼好的兩個朋友啊，何必大動肝火呢？

至於多倫多華人社區，由“陳國治事件”引起的一番躁動，把媒體對官員的批評上升和扭曲到種族歧視的高度，實在是“拿雞毛當令箭”，“門後耍大刀”，幼稚可笑得要命，如今，國內類似的侵權案件比比皆是，令人髮指，比如，公安對維權人士“超極低俗屠夫”吳金的拘押，詆毀，株連其父，個人賬號被查封，律師閱卷受阻，這一系列故事，比陳國治的遭遇嚴重不知多少倍，但這裡的一些僑領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裝聾作啞，只栽花不挑刺，還站在陳國治一邊，搞什麼集資聘請律師打官司的宴會，組織華人抗議，遊行，等等，真是幫倒忙，越幫“角色”越錯亂，越抹黑他，試問：陳國治是官員，怎麼可以用華人社區的錢幫自己打官司，這不是官商勾結的腐敗行為是什麼？某些有錢的商人還公開站出來開會，支持陳國治，這是不打自招啊，傻得可愛，這不是給加拿大情治部門“餵料”嗎？真是火上澆油，哪壺不開提哪壺。

當然，我不否認陳國治以往所做的貢獻，比如，他參與始建於1991年的全加華人聯會（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Canadians），1985年的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Canadian Organizations），和1992年的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Canada)。總之，他在促進中加貿易和友誼的發展方面，確實勞苦功高，但這都是應該的，不能成為他拒絕《環球郵報》批評的資本和理由。在安省自由黨里，他曾在一夜之間於中國城（Chinatown）集資10萬加幣，與其說是誘人成績，不如說是隱憂所在，我與加拿大情報部門不同，我倒不認為陳國治有可能成為“間諜”，我最憂慮的問題是他可能受賄，像他這樣常在兩國河邊走，恐怕很難不濕鞋的，不論如何，我可是沒錢的“窮書生”，陳國治千萬別起訴我，如果我以上講錯了，全當耳旁風。不過，依筆者判斷，陳國治既使打官司也無勝訴的可能。

2015年7月2日於多倫多大學。

自由亞洲電台7月3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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