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有可能引發一場新的“六四”事件

姜維平

從媒體涉及雷陽事件的報道和網民的議論中，我已經釐清了此案基本的經過，儘管警方利用官媒企圖誣陷和詆毀無言自辯的死者，但由嫖娼與“打飛機”的生理區別顯爾易見，謊言早已不攻自破。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凡是成年健康的人，不論男女，由於性伴侶與性慾無法永遠同步，手淫是不足為奇的，因此，一些按摩店滿足客戶要求，從事五花八門的異性手淫業務，廣泛存在，大行其道，既使是中國的法院，也早有“打飛機”不等於嫖娼，進而不需要處罰的判決，每一個有生活經驗而不虛偽的普通人都知道“打飛機”是一件再小不過的“破事”，既然在這一細節上，肇事的警方已經在說謊，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再相信其他的說辭呢。

關鍵的問題是，首先要查清警方是徇私枉法還是過失殺人，由於雷陽的特殊身份，有可能查處“毒地事件”而得罪某些權勢者，而前往抓捕他的警察又不都是當地的，公眾有理由找一個新的視角，提出更多的疑問，不過從目前披露的信息，即雷洋家屬的文字聲明看，給我總的印象是，可能還是過度暴力執法時的過失殺人行為，之所以警察對嫖娼案興趣盎然，並非他們多么正人君子，而是兩個原因，一是性心理，查處類似按摩店裡的“破事”，總能滿足躁動的年輕人的性饑渴和窺陰癖；二是金錢的誘惑，一些前往按摩店的客人，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慷慨解囊，而那些開店的老闆，長期行走在法律的邊緣，普遍地是用金錢和色情，換取警方的包容和遮掩，就是這兩個“動力”培養和調動了警察的積極性，進而使按摩業常盛不衰，故事不斷。

當然，通過一系列的生理解剖和司法鑑定是必要的，找一個威望較高的法醫專家見證也確實可以慰藉死者的家屬，並給旁觀者和善良的人們以希望，但在筆者看來，由於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公檢法的“三長”無一不歸順於政法委，以往警察在暴力執法，甚至徇私枉法的問題上，鮮有受到懲處的公正結果，造成民怨鼎沸而罪惡累積，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可能比較恰當：中國的警方像一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動輒搞事生非，例如，2015年5月的黑龍江省安慶火車站的槍擊事件就是典型的一個，但警察沒有得到公正的判決和應有的懲罰，以至警察這個群體，會用在地上打滾耍賴的方式，不斷地綁架“父母”，得寸進尺，愈演愈烈，因為“孩子”心裡深知：這是一個“中國式”的“獨生子女”的家庭，沒有監督和制約，“父母”捨不得嚴厲處罰“孩子”。

其實，所有的歷代的專制統治者，不論講得多麼冠冕堂皇，領導自己的子民，主要的辦法就是軟硬兩手：一是鎮壓，一是欺騙，如果是個人品行較好的國家領導人，對國民教育，引導，安撫多於暴力打擊和震懾，俗稱“明君”；而品行較差或極壞的掌權者，則相反地從來都是以殘暴的懲罰來恐嚇和逼迫人民，俗稱“暴君”，於是，警察和監獄就成了利器，特別是一些基層的與民眾直接接觸的警察，就成了一群慣壞了的孩子，有的橫行霸道，無法無天；有的徇私枉法，欺壓百姓，做為他的“父母”即統治者，就時常陷入兩難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由於警察亂法，民怨很深，不處罰不行，像“雷洋案”就是這樣，他發生後形成的巨大的與論壓力，已使統治者不得不認真面對，否則可能引發一場“六四”式的政治動盪；另一方面，不想變革司法體制的當權者，還離不開胡攪蠻纏的孩子，因為鎮壓人民非君莫屬，或者說，根本得罪不起警察。

因此，安慶的惡警李某殺死了徐純合，至少是應當歸於暴力執法和過失殺人的一類，他當着徐的孩子和老人的面，大開殺戒，置國家法律法規為“兒戲”，根本不在乎圍觀群眾的感受，沒受到應有的法律懲處，這還不算，最終，代表他維權的律師反倒受其牽連而入獄，這就助長了抓捕雷洋警察的肆意妄為，更多的以“國家機器”的名義侵犯人權的行為接蹤而至，不能不說，這是統治者給自己挖的一個“陷阱”，假如，當時法院公開公正地判決李某有罪，就絕對不會出現今天如此難堪的一場有關雷洋的爭論；同樣的，假如浙江高法在宣告張家叔侄無罪的同時，立即抓捕和嚴判“美女神探”聶海芬故意殺人，徇私枉法的罪行，就不會再有新的冤假錯案出現。

雷洋事件的極大的敏感性，還不在這裡，他與身份農民的徐純合不一樣，一般情況下，中國農民居住遠離喧囂的城市，他們要組織和團結起來，相當困難，而且，由於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而愚昧輕信，普遍地容易被鄉村官員所恐嚇和誤導，因此，他們形成愚昧，懦弱而苟且的思想性格，所以，警察只要抓捕了領導他們維權的律師，就使危機問題迎刃而解，但這回情況截然不同：雷洋是大學校園的“嬌子”，是學生們居住集中所在地的焦點人物，而年輕人又是有理想，抱負和眼界的，警方把他當成老徐耍有點困難，實際上，雷洋事件被炒熱的主要推手是他的同學，室友，也就是說，在“六四”27周年前夕發生這樣一件大事件，潛伏着領導者執政的危機，處理得好，有助於人民相信“依法治國”還有一點希望；拿捏不當，可能引發一場空前的政治動盪，這就要看習近平及其團隊的智慧有多大。

既使不像我體會得這麼敏感，也許雷洋事件會慢慢與情降溫，會使父母的“孩子”再次沾沾自喜，但必然的結果是，類似的突發事件將一浪高過一浪，政府將窮於應付。今年4月21日，網上披露一段視頻：某市城管在暴力執法時，遭到一個3歲男童的武裝反抗，他手持棍棒，高喊“別欺負奶奶”，這種情景過去從未看過，圍觀者中有笑的，有哭的，當成一場“兒戲”與童趣，隨後網絡與論也熱評如潮，其實，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新聞，它透露的隱秘信息是，連三歲的孩子都這樣憤怒，可見，城管及惡警是多麼欺人太甚，它告訴人們，社會上的警民矛盾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燃燒點”，當權者改革的機會可能不多了。由薄熙來在大連發明的“城管”，並未因其入獄而消失，反倒越演越烈，一切原因都在沒有監督的政治體制里。

也許有人會說，你這是杞人憂天，危言悚聽。我不這樣認為，現在，由於王歧山的強力反腐，已得罪了很多官員和同僚，一旦公布了雷洋案的真實結果，民眾就要期待嚴懲，而兔死狐悲的“鎮壓工具”，就可能被心懷不滿，陽奉陰違的官員利用；假如再像“安慶槍擊案”那樣黑白顛倒，指鹿為馬，陷害忠良，有可能引發的憤怒會像火上澆油，結果變得會更糟，似乎“包庇”和“嚴懲”的兩種辦法都有風險，表面看，中國軍隊具有無敵的“維穩力”，但現有的統治者，已難以與鄧小平比擬，我不相信，假如再有其他一些院校響應雷陽的同學，進而形成一場學運，會有某一個領導人一言九鼎。因此，我建議習近平及其團隊認真研究雷洋事件，小心拿捏，千萬選擇一個恰當時機，給出一個較好的結果，給人民一個有希望的明天。

2016年5月23日於多倫多。

自由亞洲電台2016年6月1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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