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六四”事件

姜维平

从媒体涉及雷阳事件的报道和网民的议论中，我已经厘清了此案基本的经过，尽管警方利用官媒企图诬陷和诋毁无言自辩的死者，但由嫖娼与“打飞机”的生理区别显尔易见，谎言早已不攻自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成年健康的人，不论男女，由于性伴侣与性欲无法永远同步，手淫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一些按摩店满足客户要求，从事五花八门的异性手淫业务，广泛存在，大行其道，既使是中国的法院，也早有“打飞机”不等于嫖娼，进而不需要处罚的判决，每一个有生活经验而不虚伪的普通人都知道“打飞机”是一件再小不过的“破事”，既然在这一细节上，肇事的警方已经在说谎，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再相信其他的说辞呢。

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查清警方是徇私枉法还是过失杀人，由于雷阳的特殊身份，有可能查处“毒地事件”而得罪某些权势者，而前往抓捕他的警察又不都是当地的，公众有理由找一个新的视角，提出更多的疑问，不过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即雷洋家属的文字声明看，给我总的印象是，可能还是过度暴力执法时的过失杀人行为，之所以警察对嫖娼案兴趣盎然，并非他们多么正人君子，而是两个原因，一是性心理，查处类似按摩店里的“破事”，总能满足躁动的年轻人的性饥渴和窥阴癖；二是金钱的诱惑，一些前往按摩店的客人，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慷慨解囊，而那些开店的老板，长期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普遍地是用金钱和色情，换取警方的包容和遮掩，就是这两个“动力”培养和调动了警察的积极性，进而使按摩业常盛不衰，故事不断。

当然，通过一系列的生理解剖和司法鉴定是必要的，找一个威望较高的法医专家见证也确实可以慰藉死者的家属，并给旁观者和善良的人们以希望，但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公检法的“三长”无一不归顺于政法委，以往警察在暴力执法，甚至徇私枉法的问题上，鲜有受到惩处的公正结果，造成民怨鼎沸而罪恶累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可能比较恰当：中国的警方像一个被父母宠坏的孩子，动辄搞事生非，例如，2015年5月的黑龙江省安庆火车站的枪击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个，但警察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和应有的惩罚，以至警察这个群体，会用在地上打滚耍赖的方式，不断地绑架“父母”，得寸进尺，愈演愈烈，因为“孩子”心里深知：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独生子女”的家庭，没有监督和制约，“父母”舍不得严厉处罚“孩子”。

其实，所有的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不论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领导自己的子民，主要的办法就是软硬两手：一是镇压，一是欺骗，如果是个人品行较好的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教育，引导，安抚多于暴力打击和震慑，俗称“明君”；而品行较差或极坏的掌权者，则相反地从来都是以残暴的惩罚来恐吓和逼迫人民，俗称“暴君”，于是，警察和监狱就成了利器，特别是一些基层的与民众直接接触的警察，就成了一群惯坏了的孩子，有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有的徇私枉法，欺压百姓，做为他的“父母”即统治者，就时常陷入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警察乱法，民怨很深，不处罚不行，像“雷洋案”就是这样，他发生后形成的巨大的與论压力，已使统治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否则可能引发一场“六四”式的政治动荡；另一方面，不想变革司法体制的当权者，还离不开胡搅蛮缠的孩子，因为镇压人民非君莫属，或者说，根本得罪不起警察。

因此，安庆的恶警李某杀死了徐纯合，至少是应当归于暴力执法和过失杀人的一类，他当着徐的孩子和老人的面，大开杀戒，置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根本不在乎围观群众的感受，没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这还不算，最终，代表他维权的律师反倒受其牵连而入狱，这就助长了抓捕雷洋警察的肆意妄为，更多的以“国家机器”的名义侵犯人权的行为接踪而至，不能不说，这是统治者给自己挖的一个“陷阱”，假如，当时法院公开公正地判决李某有罪，就绝对不会出现今天如此难堪的一场有关雷洋的争论；同样的，假如浙江高法在宣告张家叔侄无罪的同时，立即抓捕和严判“美女神探”聂海芬故意杀人，徇私枉法的罪行，就不会再有新的冤假错案出现。

雷洋事件的极大的敏感性，还不在这里，他与身份农民的徐纯合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中国农民居住远离喧嚣的城市，他们要组织和团结起来，相当困难，而且，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而愚昧轻信，普遍地容易被乡村官员所恐吓和误导，因此，他们形成愚昧，懦弱而苟且的思想性格，所以，警察只要抓捕了领导他们维权的律师，就使危机问题迎刃而解，但这回情况截然不同：雷洋是大学校园的“娇子”，是学生们居住集中所在地的焦点人物，而年轻人又是有理想，抱负和眼界的，警方把他当成老徐耍有点困难，实际上，雷洋事件被炒热的主要推手是他的同学，室友，也就是说，在“六四”27周年前夕发生这样一件大事件，潜伏着领导者执政的危机，处理得好，有助于人民相信“依法治国”还有一点希望；拿捏不当，可能引发一场空前的政治动荡，这就要看习近平及其团队的智慧有多大。

既使不像我体会得这么敏感，也许雷洋事件会慢慢與情降温，会使父母的“孩子”再次沾沾自喜，但必然的结果是，类似的突发事件将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将穷于应付。今年4月21日，网上披露一段视频：某市城管在暴力执法时，遭到一个3岁男童的武装反抗，他手持棍棒，高喊“别欺负奶奶”，这种情景过去从未看过，围观者中有笑的，有哭的，当成一场“儿戏”与童趣，随后网络與论也热评如潮，其实，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新闻，它透露的隐秘信息是，连三岁的孩子都这样愤怒，可见，城管及恶警是多么欺人太甚，它告诉人们，社会上的警民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燃烧点”，当权者改革的机会可能不多了。由薄熙来在大连发明的“城管”，并未因其入狱而消失，反倒越演越烈，一切原因都在没有监督的政治体制里。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杞人忧天，危言悚听。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由于王歧山的强力反腐，已得罪了很多官员和同僚，一旦公布了雷洋案的真实结果，民众就要期待严惩，而兔死狐悲的“镇压工具”，就可能被心怀不满，阳奉阴违的官员利用；假如再像“安庆枪击案”那样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陷害忠良，有可能引发的愤怒会像火上浇油，结果变得会更糟，似乎“包庇”和“严惩”的两种办法都有风险，表面看，中国军队具有无敌的“维稳力”，但现有的统治者，已难以与邓小平比拟，我不相信，假如再有其他一些院校响应雷阳的同学，进而形成一场学运，会有某一个领导人一言九鼎。因此，我建议习近平及其团队认真研究雷洋事件，小心拿捏，千万选择一个恰当时机，给出一个较好的结果，给人民一个有希望的明天。

2016年5月23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6月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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