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宰相這個位置難有成就，上要掌丞天子，扶持朝綱。下要體恤民情，安定社稷。垂名史冊的宰相大都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且德行高大，懂得通權達變, 以術化人,“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 《資治通鑑》。 中國第一治國相傑管仲，銳意進取的秦國大良造商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蜀漢名相諸葛亮，千古諍臣大唐宰相魏徵等等，無不以才或以德名垂千史，成就一番偉業。溫家寶欲在歷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除了抗震救災時體恤民情，顯現出的人文關懷可圈可點之外，其他，特別是經濟，外交方面乏善可陳，並無可載入史冊的偉業。

若論治國，天下第一相傑為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 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的措施，廢公田制，改革稅賦，首創國家鑄造錢幣調節物價，使齊國的經濟繁榮、民風純樸、綜合國力空前強大，達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輔助齊桓公主持了三次武裝會盟、六次和平會盟，輔助王室一次，稱“九會諸侯，一匡天下”， 借尊周王之命，幫助齊桓公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被桓公尊為仲父。相比之下，溫家寶雖繼承中國多年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果實，沒能很好地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瓶頸問題，如產業升級，轉向消費者經濟等，溫相在位十年，只不過駕馭着中國這艘已有自動導航能力的經濟巨輪，駛過一段風平浪靜的時期，沒有重大失誤而已。 外交上溫相謹小慎微， 毫無建樹，東不能抗拒倭國蠶食東海之利益，南不能攘蠻夷小國，狼煙四起，四處告急，即使是自家的小島，只能靠施與恩惠，買個平安。 溫相未能為國力迅速崛起的中國掙得應有的話語權。開拓進取性和管仲兩千年前執行的對外方針 “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並之”（《管子》）相差甚遠，無法同日而語。

若論改革，則非 “其天資刻薄人也” 商鞅莫屬。身為大良造（類似於宰相）, 商鞅以其銳意進取的精神，圖強改革，推行嚴刑峻罰, 把社會承受力推向極致，先後兩次強勢實行變法，廢除世卿世祿 , 實施軍功爵制, 什伍連坐, 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 刑無等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徹底改變了秦國的政體和習俗，激活了秦國民眾的建功立業的欲望，僅用了短短十九年，就把秦國變成一個傲視四海的強國，為最終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溫家寶和商鞅沒有可比之處。身為掌管國家命脈的重臣宰相，溫家寶在位期間，坐視利益集團大肆蠶食國家利益，擠榨社會貧民百姓，造成中國兩級分化嚴重，未能推動任何重大的制衡措施遏制利益集團的坐大。恰恰相反，溫家寶把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斥為 “文革的翻版”，完全看不到薄熙來追求的以變法革新壓抑新貴，以重刑典來實現社會公義的積極社會意義。 特別是在當今人慾橫流，道德淪殤的現實狀況下，薄的變革理念更接近現代法制的觀念，是一個有意義的政改嘗試。 溫家寶沒有“聖人不修古，不法常可”(韓非子)歷史進化視野，抱殘守缺，反應遲鈍。

大家都知道，溫家寶愛好引經據典，以古人為鑑明心智， 隨手摘了幾條：

2008年： 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  《明太祖寶訓》

2010年：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屈原的《離騷》

2011年：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 -《管子·版法》      

2012年：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 - 元代張養浩《為政忠告》

這些經典大都為儒家思想的體現。這些經典無疑是表明溫相在刻意追求聖明和為萬世所景仰的厚德以及對於歷史地位排名的痴迷, 這就犯了莊子所認為的“聖人無名”的忌諱，被名譽“桎梏”、“相軋”，入了“旁技之道，非天下之至正”，有了沽名釣譽之嫌。 

 儒家講究的是“德”和“義”， 莊子提倡天下為公的操守：“君不私，故國治。”（《莊子·則陽》）墨子推崇兼愛之美德：“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兼愛》）商鞅則把公私劃分的清清楚楚：“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商鞅·修權》）， “理者，天下至公，利者，眾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理，則與眾同利。”（《周易·程氏傳》）。 若論德行，古代蜀漢名相諸葛亮為典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為為國盡忠的最高境界。近代能和諸葛亮在人格魅力以及品行上相比的大概只有周恩來，特別是在周公的晚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老毛製造的政治肅殺環境下，以智慧和高超的權術，保護忠良，展現了難能可貴的人性和良知。另外周公的個人操守無懈可擊。 達到了古代聖賢無私的境界。 可溫家寶就遜色了許多。自律尚可，但對於身邊的人卻放任自流，“溫後”來路不明的珠寶和公子攫取的肥缺，早已讓民間竊竊私語。已有人把溫家寶和陳水扁相提並論。

當然，溫家寶也有長處，對於普世的追求獲得西方的讚譽。可惜中國歷史不是外國人寫的，西方的讚譽不算數。 倒是他來自社會底層，了解民間疾苦，常常為百姓遭受的災難而落淚。就憑這一點，歷史對溫家寶會很寬厚，給他一個很人性化的定位：“一個愛哭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