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宰相这个位置难有成就，上要掌丞天子，扶持朝纲。下要体恤民情，安定社稷。垂名史册的宰相大都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且德行高大，懂得通权达变, 以术化人,“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 《资治通鉴》。 中国第一治国相杰管仲，锐意进取的秦国大良造商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名相诸葛亮，千古诤臣大唐宰相魏征等等，无不以才或以德名垂千史，成就一番伟业。温家宝欲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抗震救灾时体恤民情，显现出的人文关怀可圈可点之外，其他，特别是经济，外交方面乏善可陈，并无可载入史册的伟业。

若论治国，天下第一相杰为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 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的措施，废公田制，改革税赋，首创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使齐国的经济繁荣、民风纯朴、综合国力空前强大，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辅助齐桓公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辅助王室一次，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借尊周王之命，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被桓公尊为仲父。相比之下，温家宝虽继承中国多年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果实，没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问题，如产业升级，转向消费者经济等，温相在位十年，只不过驾驭着中国这艘已有自动导航能力的经济巨轮，驶过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没有重大失误而已。 外交上温相谨小慎微， 毫无建树，东不能抗拒倭国蚕食东海之利益，南不能攘蛮夷小国，狼烟四起，四处告急，即使是自家的小岛，只能靠施与恩惠，买个平安。 温相未能为国力迅速崛起的中国挣得应有的话语权。开拓进取性和管仲两千年前执行的对外方针 “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彊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管子》）相差甚远，无法同日而语。

若论改革，则非 “其天资刻薄人也” 商鞅莫属。身为大良造（类似于宰相）, 商鞅以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图强改革，推行严刑峻罚, 把社会承受力推向极致，先后两次强势实行变法，废除世卿世禄 , 实施军功爵制, 什伍连坐,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刑无等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彻底改变了秦国的政体和习俗，激活了秦国民众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仅用了短短十九年，就把秦国变成一个傲视四海的强国，为最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温家宝和商鞅没有可比之处。身为掌管国家命脉的重臣宰相，温家宝在位期间，坐视利益集团大肆蚕食国家利益，挤榨社会贫民百姓，造成中国两级分化严重，未能推动任何重大的制衡措施遏制利益集团的坐大。恰恰相反，温家宝把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斥为 “文革的翻版”，完全看不到薄熙来追求的以变法革新压抑新贵，以重刑典来实现社会公义的积极社会意义。 特别是在当今人欲横流，道德沦殇的现实状况下，薄的变革理念更接近现代法制的观念，是一个有意义的政改尝试。 温家宝没有“圣人不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历史进化视野，抱残守缺，反应迟钝。

大家都知道，温家宝爱好引经据典，以古人为鉴明心智， 随手摘了几条：

2008年：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明太祖宝训》

2010年：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的《离骚》

2011年：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管子·版法》      

2012年：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 - 元代张养浩《为政忠告》

这些经典大都为儒家思想的体现。这些经典无疑是表明温相在刻意追求圣明和为万世所景仰的厚德以及对于历史地位排名的痴迷, 这就犯了庄子所认为的“圣人无名”的忌讳，被名誉“桎梏”、“相轧”，入了“旁技之道，非天下之至正”，有了沽名钓誉之嫌。 

 儒家讲究的是“德”和“义”， 庄子提倡天下为公的操守：“君不私，故国治。”（《庄子·则阳》）墨子推崇兼爱之美德：“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商鞅则把公私划分的清清楚楚：“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商鞅·修权》）， “理者，天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理，则与众同利。”（《周易·程氏传》）。 若论德行，古代蜀汉名相诸葛亮为典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为国尽忠的最高境界。近代能和诸葛亮在人格魅力以及品行上相比的大概只有周恩来，特别是在周公的晚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老毛制造的政治肃杀环境下，以智慧和高超的权术，保护忠良，展现了难能可贵的人性和良知。另外周公的个人操守无懈可击。 达到了古代圣贤无私的境界。 可温家宝就逊色了许多。自律尚可，但对于身边的人却放任自流，“温后”来路不明的珠宝和公子攫取的肥缺，早已让民间窃窃私语。已有人把温家宝和陈水扁相提并论。

当然，温家宝也有长处，对于普世的追求获得西方的赞誉。可惜中国历史不是外国人写的，西方的赞誉不算数。 倒是他来自社会底层，了解民间疾苦，常常为百姓遭受的灾难而落泪。就凭这一点，历史对温家宝会很宽厚，给他一个很人性化的定位：“一个爱哭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