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之石靜悄悄——記中國民主黨人池建偉

作者：陳樹慶  文章來源： 民主中國   時間: 12/18/2013

    池建偉，1062年4月13日出生，屬虎，算起來要比我大三歲。依禮，我應稱其為兄，但在多年的交往中，彼此都直呼其名，我叫他“建偉”、他喊我“樹慶”。

    第一次見到池建偉先生，是1999年春節期間浙江民主黨人在杭州美政橋一個茶室的聚會。當時中共當局剛剛重判了中國民主黨創黨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三位領袖不久，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在吳義龍、毛慶祥、王榮清、朱虞夫、徐光、王東海、祝正明等人的帶領下，為了表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不會被政治迫害所嚇倒，繼續高歌猛進。

    那次聚會由吳義龍先生主持，當時參會人員有將近50多人，來自社會各界，三教九流有點雜，但很熱鬧，民眾團體大概就是如此的吧，這很生動形象地體現了民主黨的“草根性”（針對與民主黨打交道的警方人員一再稱民主黨是“烏合之眾”，2001年7月本人曾發表了《回歸世俗》一文予以駁斥）。茶會舉行到一半的時候，茶室外來了大批便衣警察，有幾個警察跑進茶室把吳義龍叫了出去，說要“單獨談談”，室內眾人怕吳義龍落單被欺，紛紛也跟到室外，要求“警察和吳義龍在室內談，警方和民主黨雙方都要光明磊落，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為了不讓警察到場後的氣氛變得沉悶壓抑，當時楊子（女，陳立群的妹妹）、池建偉、來金彪等人大聲唱起了歌來，蕭利彬老先生帶頭去請警察進茶室和民主黨人一起喝茶而不要在外面嚇人。當時有個政保（現在叫國保）警察（陳新，拼音）鐵青着臉說要一個個檢查身份證，看他很兇的樣子，我就上去大聲呵斥他“我沒有帶身份證，您想幹嘛？”，一個五十多歲的河南口音、像是現場總指揮的便衣警察（後來經了解才知道是當時杭州市公安局一處的也即政保處的處長，可能姓周）走過來微笑着對我說“陳樹慶，你也在這裡，早點散了吧，別惹出什麼大事來不可收拾”。我回答他說“就喝喝茶，不會有什麼大事的，你們有必要這麼興師動眾嗎？”，他說“早點散了，大家（警民雙方）都會沒事的”。在警民之間吵鬧交涉期間，朱虞夫帶着北京來杭觀摩浙江民主黨活動的朱銳女士從旁邊悄悄地先行脫離險境。等到眾人都快走完了，我才離開，但發現有兩個人一直陪伴着我，一個是池建偉、一個是蕭利彬，雖然是第一次相識，他倆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99年6月中共當局第二波更大範圍鎮壓民主黨前，99年初東青茶室民主黨聚會、清明節民主黨奠紀革命烈士活動，“六四”十周年浙江民主黨組織無償獻血活動，西湖邊一公園民主黨與杭州市民的交流聚會（當時有人形象地將一公園比作杭州的“海德公園”），都是毛慶祥與池建偉帶我去的，這樣我和池建偉也有了進一步的相互了解。

     1999年6月中共第二波開始鎮壓民主黨後，在浙江，毛慶祥、吳義龍、朱虞夫、徐光、王榮清等骨幹相繼被抓，祝正明失蹤，單稱峰與聶敏之等人約我一起編印的浙江民主黨《在野黨》刊物，第十、第十一期印刷出來後，池建偉向外界散發與郵寄的數量是最多的。該刊物因99年末我被警方關押於杭州遣送站禁閉室四個多月後停刊，直到如今還沒有條件繼續復刊。在我的記憶中，2006年9月我被中共當局迫害判刑前，當時浙江民主黨人數較多的絕大多數聚會（包括爬山、郊遊等活動），實際上都是由池建偉召集與通知，聶敏之先生重病照料及去世時辦喪事池建偉先生化的時間最多，而聶敏之去世後每年清明節掃墓由池建偉組織的次數最多。還有，像2004年底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提交的中國政黨法草案事件，2006年北京高智晟、趙昕、胡佳發起的全球抗暴接力絕食活動等等，池建偉都是最堅決果斷的參與者。可以說，中國民主黨活動最艱難的時期，在浙江凝聚人氣、保持隊伍不散，雖然王榮清、胡小玲、單稱峰、聶敏之、楊建民、尉國平、葉建、賀忠民、林輝、毛奇峰等人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論功績因每個人的作用不同而沒有可比性，但池建偉先生所付出的熱情與辛苦無疑是最大的。

     2001年，四川民主黨人王森到浙江“找工作（避難）”未落實期間，在池建偉家中住的時間也是最長的。當時我剛在一個茶葉公司跑業務，由於家中女兒尚幼需要照料、民主黨的事情也要化不少精力，公司業務沒有全力展開，收入不佳，但考慮到王森住在比我更困難的建偉家中，我要分一半自己打工的薪水給建偉，但他堅決不肯收，硬要我把錢給王森好了。

     尤其是每年春節期間，建偉家都會叫大家到他家有一次“吃年飯”。 建偉家中老母，當時已經八十多歲，貴州人，是抗戰結束後隨南遷的浙江大學一起從貴州返回杭州定居，近幾十年來一直與小兒子建偉相依為命，住在杭州建國南路臨街的一個公寓房（上城區葉家弄5幢2單元402室），這位英雄母親每次都能燒出滿滿一大桌豐盛可口的菜餚招待我們這些屢敗屢戰、不離不棄、絕不屈服的孤軍戰士，這幾乎成了中國民主黨在浙江主要人員雷打不動的“慣例”。

    在浙江民主黨最艱難的本世紀初頭五年，池建偉不僅和同志們一起挺了過來，期間還為民主黨介紹引進了不少優秀成員，例如被稱為浙江民主黨“一張嘴”的演說家吳遠明（任偉仁）先生，又如工運活動人士、民主黨吳山周末茶會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王富華先生，就是由池建偉先生的引薦而參加民主黨的。

    池建偉先生曾經在平安保險公司當過業務員，但因家中母親年老需要照料，也許還因參與民主黨的組黨活動受到干擾，工作總是穩定不下來，基本處於失業狀態，因此家庭生活主要靠母親的退休工資維持。由此，他也常常代表母親參加在2003年至2006年當時杭州最為活躍的產業退休工人抗議機關、事業單位、企業退休工人勞保待遇顯著不公平的維權活動。針對退休工人到杭州市政府門前遊行示威的維權活動經常遭受地方當局嚴厲打壓之遭遇，池建偉與王富華先生一起，及時將中國民主黨浙江部分的法律諮詢與網絡宣傳能力介紹給了陳忍鑒(杭絲聯)、陳紹淦(浙麻)、王水根(木材廠)、趙林雲(機床廠)、吳鋅德(杭絲聯)等工人領袖，使得杭州產業退休工人的維權活動開始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例如2005年10月25《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的《古稀老人遭毒打 杭州千人遊行被鎮壓》。民主黨的介入與國際社會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政府在打壓退休工人維權時有所顧忌，促使政府在縮小“雙軌制”退休金制度差別上多採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廣大產業退休工人經過自己的集體抗爭，在隨後幾年收入與醫療保障都由明顯的提高。

    池建偉先生年輕時當過歌手，愛好體育，羽毛球打得非常好，雖然活潑強悍但不失惻隱憐憫之心。記得2003年前後，好多次借民主黨聚會之際，池建偉在大眾廣庭之下引薦他帶來的法輪功學員，讓他們介紹法輪功“真、善、忍”的做人修為，並幫着一起散發有關法輪功的真相材料。當時，我曾警告他說“我們大家都知道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冤屈，但宜私下幫助他們說明真相與伸張冤情，如果公開場合像你這麼做，到時被誰‘賣’了都估計不出來，要注意保護好自己啊！”。而池建偉先生卻告訴我“中國民主黨人就是應該為咱老百姓維權，誰的苦難最重，就應該化最大力氣與聲音為誰維權，怎麼效果好，就要怎麼做！”。但不幸被我言中，2006年10月19日杭州上城警方對池建偉家查抄，找出一些說明法輪功真相的小冊子及光盤，2007年初杭州市上城區法院一審開庭，（2007）上刑初字第73號《刑事判決書》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處池建偉三年徒刑。當時替池建偉辯護的著名大律師李建強（也即大作家劉路）先生認為，法院的判決在事實和法律兩個層面都缺少根據，而且判決為了加罪池建偉先生，公然罔顧公安部認定邪教組織的規定（該文件沒有把法輪功認定為邪教組織，而且排除了其他機構有權力認定法輪功為邪教組織），以司法權侵凌行政權，自行認定法輪功為邪教組織。這不僅損害了池建偉先生的基本人權，也損害了國家的法律秩序，開了以司法代行政的惡劣先例。

     2010年9月14日，我因民主黨遭迫害案坐牢四年出獄後的第二天，是池建偉帶我上了吳山參加浙江民主黨人與社會各界為吳義龍及我洗塵的茶會；一個多月後貴州陳西來杭州，也是安排在池建偉家中招待，我們大家就在池建偉家中相聚與陳西交流；當年吳義龍先生主持的浙江民主黨救濟政治受難者的年終人道募捐，最辛苦的如去建德、寧波、溫州等外地化募就是由遲建偉先生來承擔的（其中到了溫州還碰到了“熱情招待、婉言拒絕”的尷尬與委屈）；近幾年清明節給聶敏之掃墓照舊仍由池建偉通知我；今年年初胡石根先生路過杭州時遲建偉先生還專門安排出兩天時間迎來送往……如此諸多浙江民主黨的事情，池建偉都踏踏實實地一直在做，但由於他不擅長上網撰文，尤其是近幾年來建偉九十多歲的老母親身體不好，需要我們浙江民主黨圈裡這位公認的孝子在家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照料，參加民主黨的活動要少了一些。相對於我這樣經常浮游在網絡上“大聲喧譁”的人而言，池建偉先生就顯得較為“默默無聞”，就像靜悄悄地埋在深山中的一塊石頭，不為外界所廣知。

    如果說，中國民主黨就像一座縱橫貫穿中華大地、正在冉冉聳起的山脈，至少在山脈東邊的浙江有個山頭——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池建偉、胡小玲、鄒巍、樓裕根、葉建、賀忠民、楊建民、余鐵龍余元洪父子等等就是被山表面鬱鬱蔥蔥之叢林與泥土掩飾掉的一塊塊巨石。誰能說如果缺了那眾多相聚相壘的堅硬巨石支撐，浙江民主黨經歷了一次次狂風或暴雨、烈日或霜雪、甚至還有不少源於“內部”的地震，仍能始終巍巍然屹立乎？

     附照片：遲建偉與母親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