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天宇人律師事務所和山東泉舜律師事務所接受陳樹慶愛人的委託,指派劉書慶律師和付永剛律師擔任其辯護人。接受委託後,我們辯護人經過會見閱卷庭審,特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基於自由心證來裁斷該案。
我們認為我們當事人陳樹慶的行為並未超越一個合法公民的行為邊界,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也不構成其他犯罪。
檢方指控我們當事人所謂“犯罪行為”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發表22篇“顛覆”文章,多數有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字樣或者以之為落款;二是參與黃山會議;三是發展民主黨黨員;四是給過世的民主黨人送花圈,參與給獄中民主黨成員家屬救助捐款。
針對這22篇“顛覆”文章,檢方將之羅列出來作為指控證據,除了庭審時隻言片語的摘讀部分對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激烈批評,並未點明文章與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邏輯關係,證明發表這些文章與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行為性質的同一性。
到底是這些文章的內容在顛覆政權,還是上面的署名或落款“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這幾個字,還是發表的平台(所謂外網),抑或是三者同時具備?檢方並沒有說明。
如果單看內容,這些文章確有對政府行為或者個別政治領導人的激烈批評,但與顛覆風馬牛,陳樹慶文風樸實無華,從不虛文矯飾為文造意,他是典型的文以載道,無意以文傳世,其寫文章着眼對社會問題探討,具有強烈問題意識,體現一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一封海外華人的求助信可以讓他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寫出一篇156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修正草案的說明主旨及依據》長篇報告,並據此制定出一份邏輯嚴謹、條文清晰完備,極具操作性的《國籍法修正草案》,其核心內容是希望國家遵照國際慣例允許雙重國籍,然後他郵寄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家領導人,希望能對國家立法有所裨益。
22篇文章中第一篇是《要求全國人大審議並規範對外經濟援助及政府投資案》,該文核心觀點是對外援助及政府投資的財富取之於民,要量力而行,援助前應當聽取民意,要經過全國人大審議批准,且要考慮援助的效果,必要時附加政治條件以促使受援國持續的政治社會進步。要求全國人大審議本就意味着認可現有體制,在體制內尋求改良進步的目的。
樹慶寫文章習慣索引參考文獻並附錄,而非大而化之泛泛而談,這與他個性樸實做事踏實嚴謹理性不眼高手低好高騖遠高度契合。
他QQ個性簽名一欄,是“吾乃一兵,矢勤矢勇,盡信盡忠”12個字。
這種行事作風的人,寫這種制度改良建議類文章的人,說他腦後有反骨,有意顛覆國家政權,邏輯是否過於強大?
至於文章出現在外網,首先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這些文章系樹慶自己聯繫外網編輯或者自己張貼,此外互聯網時代,網站刻意區分內外無助於信息流動,何況現有法律並無禁止將文章發表在外網的條款,再者鑑定一個網站是否外網的標準並不明確,互聯網的根服務器都在國外,理論上除了局域網,面向全球用戶的網站都是外網。
至於文章中含有的“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字樣或落款,按樹慶的說法是為了擴大文章的影響力,以個人名義發表顯然不如以一個社團的名義更能引起人的重視。
行文至此,回顧本案檢方指控的四項所謂犯罪行為,幾乎都有賴於一個立論的成立為前提,即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是一個“敵對組織”。
那麼,該社團是否是一個敵對組織?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否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敵對組織”?
樹慶案卷中,確實附了一份據說是公安部的文件,抬頭為“確認中國民主黨”為敵對組織,上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印章。但辯護人以為僅憑這份文件就將一個社團定位為“敵對組織”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因為這份文件沒有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簽名而缺乏形式要件,而且該份文件並未向不特定第三者公開,只是公安部的內部認定。
如果它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則應當向相對人告知處罰的事實和理由,而相對人有權提起複議和訴訟。如果它是一種抽象行政行為,則在出台之前應該經過聽證等程序,且出台後不特定相對人可以就該文件向相關權力機關提起合憲與合法性審查。問題是這份文件從未向社會公開。以一份從未公開的文件作為處罰依據,甚至作為認定犯罪的依據,違反了行政公開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
從法理角度,當一個人因為加入某個社團並以該社團名義活動就可能涉嫌犯罪時,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對該社團系“敵對組織”的認定依法應是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的職權,而且應當出台普遍性法律規定來界定何為“敵對組織”,防止暗渡陳倉的剝奪憲法保障的公民結社權的實現。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考慮到中國民主黨同時多源的發起歷史且相互間互不隸屬的客觀事實,對中國民主黨的“敵對組織”定位是否必然適用於“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
在庭審時,公訴人為了給我當事人塗抹上顛覆國家政權的色彩,根據一位證人詢問筆錄中幾句話就推測有一個民主黨章程,裡面有廢除一黨專政的話語。而且該章程都沒有入卷,檢方也沒有說明這份章程的來源,什麼時間由誰發布的,證據如何調取的。然後就推斷樹慶是服膺該章程的,然後就指控樹慶是有顛覆政權意圖的。
而且這種自動對號入座是否默認中國是一黨專政呢?至少從字面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本來也應該是共和政體。
樹慶性格敢作敢當,但做事理性不魯莽,他所認可的從不推諉,但他沒做過的、不認可的他也不會為了增加自己的悲壯色彩去違心的承認。
案卷中的確有份民主黨的章程,系1998年從浙江民主黨人祝正明住宅處搜查獲取。但這份章程中並未有“廢除一黨專政”的話語。其章程反倒有“中國民主黨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提倡以文明對話方式解決任何爭端和分歧,反對恐怖活動”及“中國民主黨倡導有序的社會變革,反對騷亂和打砸搶,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支持經濟建設和代表民意的經濟改革,維護經濟秩序穩定,倡導建立所有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的內容。
而且誠如我當事人在庭審時所說,一個人加入某個社團,不可能意味着他完全了解掌握或者認可其章程,在中共的發展過程中,有多少黨員都是農民出身,其文化層次決定其不可能理解中共的章程,甚至有沒有條件見過該章程都難說。而具體到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樹慶說他們一直堅持無組織無層級無入黨儀式的發展模式,一個人只要認可民主憲政理念,如果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他就是,自然退黨也無需向任何人聲明。因此本質上她只是一個理念共同體。
考慮到民主黨多源並起且互不隸屬及鬆散理念共同體的特點,一個民主黨人無法約束其他的民主黨人的行為,自然也無法約束別人發表一個激進一點的章程和行為。
因此檢方提供的那份章程不管是否存在,與樹慶毫無關係。如果檢方想證明樹慶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應當從其個人行為着手,看其個人行為是否觸犯了刑律,而不是從一份來路不明的章程,也不是從互不隸屬的其他民主黨人的行為來推斷。事實上,從樹慶文章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其理念,其向別人介紹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章程也從沒有那種激進的話語。因為樹慶是個有家國情懷而非唐吉可德的知識分子,他既是勇敢的又是理性溫和的。
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檢方一直以來就是憑藉這一有悖於“自己行為自己負責”的法制原則來構陷樹慶。他們將黃山會議作為樹慶的一個罪證也鮮明體現了這一點。其牽強附會無端勾連足夠讓人感到震驚,比秦檜的“莫須有”更為無恥。
事實上,樹慶從未參與所謂“黃山會議”,對“黃山會議”也完全不知情,在他未與會的情況下被選為“理念”(副主席),事後也無人告知他這一切。從理念上樹慶反對這種做法,這並非因為恐懼,在樹慶看來,當前政治條件並不成熟,且這種小範圍選舉代表性也不足,所以他告訴辯護人,他不會接受這種冠冕。儘管樹慶對此完全不知情,但在庭審時,他卻並未過多強調這點。而是質疑“黃山會議”與顛覆政權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再一次體現了樹慶的擔當。
檢方對於樹慶沒有參與“黃山會議”且對此完全不知情也心知肚明。但在辯護人質疑僅僅因為樹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選為“理念”而讓其承擔不利後果於法無據後,公訴人竟然說“我們沒有說被告參與了黃山會議,但他在沒參加的情況下被選為副主席說明他在這一組織中的威望。”
一個人有威望竟然成了罪過,真是欲加之罪。樹慶威望高是因為他資歷老、付出多,因為他急人危難急公好義,因為他多年來一直秉持溫和理性公開的原則在法律限度之內做事。
威望高低是他者的看法,我當事人無法左右。不能因為一個人威望高就認定他有政治野心和威脅,就認定他在預謀顛覆政權,就預防性打擊和懲罰。
至於指控樹慶發展黨員。樹慶並未推諉責任,直言說任何一個民主黨人都有責任將認同本黨理念的青年才俊吸收進來。這幾個人主動聯繫到他,他就有義務向他們介紹中國民主黨的章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社團,至於其是否加入,作為成年人他們會自主決定。
正如辯護人在本文前面所闡述的,儘管公安部將中國民主黨認定為一“敵對組織”,但這種認定因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而無效。我當事人基於憲法保障的結社權及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的原則,認定發展黨員繫結社權應有之義。
從庭審詢問我當事人得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在成立之初曾嘗試去杭州市民政局登記註冊。民政局以超越其職權未給予辦理。這實際是對公民憲法權利的實現設置障礙,政府本應當為落實憲法權利制定配套的法律規定。且註冊不成功不代表否認憲法權利的存在,也不代表這一社團就是非法。
在樹慶眼裡,一個沒有註冊成功的社團,也是一個合法的社團,只是對外不能以該社團名義承擔法律責任而已。作為一個社團,吸收社團成員正當合理,同理以社團名義參加社團成員的葬禮,並送花圈弔唁,為生活陷入困頓的社團成員家屬捐款聊表心意,也並無違法之處,更遑論犯罪。
從程序方面,合議庭也有嚴重違法,除了樹慶三位近親屬,不允許樹慶的親朋好友旁聽,違反了公開庭審原則,在庭審前本案辯護人多次要求相關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書面的法律意見,而且有多位證人主動聯繫到樹慶的家人表示願意出庭,在庭審中辯護人也一再申請讓這些證人出庭,都沒審判長無理駁回,這對查清案件事實極端不利,令人深感遺憾。
結語
從概念上,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此處的“組織”意味着為實現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而有針對性的對人員和資源協調、管理和配置,要完成該“組織”過程,要依賴有層級的組織架構,依賴於有人跟隨和聽從,而這必須有相應資源來保障。而此處“策劃”則必然伴隨對顛覆政權行動方案的設計、謀劃等;至於“實施”則是實際的顛覆政權行為。
可是仔細審閱全部案卷,辯護人沒有發現任何一項能證明我當事人有顛覆政權的組織、策劃、實施的證據。檢方也沒有指出到底哪些行為是在“組織”,哪些行為是在“策劃”,哪些行為是在“實施”。他們只是籠統的指控我當事人在顛覆國家政權,以一種誅心的方式認定他有預謀,然後給戴上一頂大帽子。
事實上,樹慶對政府的嚴厲批評其目的在於維護人權推動社會有序進步。他無意也沒有能力來顛覆政權,其發表的文章有批評無煽動,帶有鮮明的問題意識,而且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是一種鬆散的理念共同體,其根本沒有形成一個有行動能力的組織架構。至於“在野黨”這種說法也只是一種真實狀態的描述,“在野”這個詞古已有之,其意在描述一種處江湖之遠的非執政狀態,就如同說一個人不在朝即在野,並無一種“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從其章程可以看出,最初的民主黨人就清醒的將社團定位為執政黨的監督者。從應然的角度,樹慶堅信發展社團成員是結社權應由之義,並不違法。但無需諱言的是,這些民主黨人也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其影響和發展黨員的方式都比較克制,甚至某種意義上是被動的,這可以從王俊良、陳鋼、孟小榮等人證言看出。
縱觀整個案件,如果憲法和法律足夠權威,我當事人當然無罪。樹慶在07年就曾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坐過四年的牢獄。而參加中國民主黨這一“敵對組織”並以該“組織”的名義發表文章就是當時判決其有罪的原因之一,甚至是判刑的最終原因。距離他刑滿釋放剛剛過了三年,再次被追訴,而且從煽動顛覆升格為顛覆,而據以追訴的所謂“罪行”表面上看與07年有區別,但本質卻是相同的,都與參加“敵對組織”存在莫大關聯,而“敵對組織”的認定卻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根本上可能也是違憲的。這是否是對一事不再罰原則的違背?
對於一個矢志於捍衛人權推動社會進步且經歷過牢獄淬鍊的人,再枉法判他幾年也無法挫折其意志,除了禁錮他的身體,除了損害國家的司法權威,除了破壞人們對法律的信仰,除了讓普通人變得更犬儒,將一無所獲。
古人說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且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慎之。
辯護律師:劉書慶、付永剛
2015年10月6日
來源: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