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大崩盘时的证券交易所街景
到那天中午的时候，在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分部里，惊慌失措的人群看到股票行情收录器上所记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并进一步认识到：记录器是如此绝望 地落后于市场，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大旋涡中正在发生什么，在那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一头向下，从83跌到了50，美国无线电 从68.75跌到了44.5，就连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205.5跌到了193.5。
大银行家出手相救了。就在中午过后的几分钟里，5位大银行家——J．P．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花旗银行的米切尔，担保信托银行的波特，大通银行的威金，以及信孚银行的普罗塞尔——在摩根财团总部开了一个会，并组成了一支共同基金，以支撑股价。金融界对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甚至还没等他们 做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传出了他们开会的消息，股价便稳定了下来，并开始反弹。在一点半钟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作为银行家共同基金的代表走进了证券交易所 的一楼大厅，出价买进股票，他几乎只是做做动作而已：当他提出以205的价格购买10,000股美国钢铁的时候，他发现，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有200股。 华尔街的上帝们依然能够让暴风雨停下来。
直到晚上7点过8分，当夜色让经纪人事务所的窗户变得黑乎乎的时候，股票行情收录器才停止打出来自证券交易所大厅的报价。将近1,300万股被换手。疯狂的谣言传播了整整一天——交易所被关闭了，部队被调集到了纽约，11个投机者自杀。
这就是恐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银行家们挽狂澜于既倒，也还是人们所希望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市场在挣扎，眼看着就挺过去了，与此同时，华尔街彻夜灯火通明，经纪人的职员们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记录保持不间断，要求增加保证金的电报成 千上万地发出。
接下来，雪崩再一次开始了；这一次，银行家们再也不能令人信服地阻止雪崩，即使他们已经努力了。他们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准备在根本没人出价 的时候出价买入股票：让溃退看上去还算有秩序。
10月29日星期二，高潮出现了。这一天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的交易量是16,410,030股，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大呼小叫中争相抛售掉的未记录在案的 交易到底有多少，有人相信，真正的交易量可能高达2,000万甚或2,500万。 大户和小户，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大牛市中的追涨者，全都血本无归：从前的百万富翁和他的私人司机，全能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和他的门客走卒，持有2,000股的董事长和他持有10股的记账员，银行总裁和他的速记员。如今他们都是平等的破产者。
这里列出的是几支个股在这一天的损失——并请记住，这只是先前一连串损失的顶峰：美国电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各28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19个点，联合化学公司 35个点，北美公司271.5个点，奥本公司60个点，哥伦比亚碳黑公司38.75个点——尽管这些公司在闭市的时候出现了剧烈的反弹。
冷静理智的《商业金融纪事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在它11月2日的那一期上说："本周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灾。"
眼下，随着约翰·Ｄ．洛克菲勒宣布他和他的儿子正在买进普通股，两家大公司宣布额外分红作为坚定信心的姿态，局面总算出现了转机。证券交易所宣布放假，并 缩短了交易时间，好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经纪人和睡眠不足的职员从一大堆工作中脱身出来。接下来，股价再一次下跌，而且一跌再跌。衰退日复一日地在继续。直到 11月13日，股价达到了1929年的最低点。
股市上所发生的这场灾难，可以用一项统计数据来加以概括。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和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付出 的代价一样大，是全部国债的将近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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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出手了。他说服了梅隆部长宣布：他已经建议下届国会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他把一些大银行家和实业家、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人、劳工领 袖和农业领袖召集到了华盛顿，并得到了如下保证：资本支出会继续，工资水平不会降低，除了正在谈判的之外不会再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他敦促各州州长和市县 长，在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面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显示了联邦公共建筑支出实现近5亿美元增长的方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笔相当沉重的政府支出）。胡佛 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利用每一次机会向人们宣布：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预言来年春天将有一次商业复兴，强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银行家、经纪人、投资人、商人以及一般市民，全都屏住呼吸，四下打量，估摸着新的形势。表面上，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不管内心里如何被烦恼所折磨。干嘛要烦恼呢，当然万事顺利。报纸和杂志纷纷刊登兴高采烈的广告："华尔街可以买股票，但缅街还在卖商品。" "很好，先生——既然头痛已经结束，那么就让我们着手工作吧。"正是在恐慌结束不久之后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很快流行起来——它在1929年11月7日首次发行，当时股市还在摇晃，这首歌题为《幸福的日子又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有很多人宣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有很多赌徒输了钱，荒谬的价格结构得到了有益的收缩，但这样的声明于事无补。首先，个人损失（无论是百万富 翁遭受的，还是小职员遭受的）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人们开始节省；事实上，在金融恐慌之后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当顾客等待飓风消退的时候，有些生意几乎陷入了停滞。如果说，这次崩盘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富人，而不是穷人（那年秋天，从窗口一跃而出的，恰恰是经纪人和发起人，而不是钢铁工人和谷租佃农），然而， 当仆人被解雇的时候，当珠宝店和高价服装店及其他奢侈品生意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衰退并解雇如今无所事事的雇员的时候，当忧心忡忡的企业主管决定推迟扩建工 厂、或者撤销这个那个无利可图的部门、或者减少产量直至销售前景更明朗的时候，烦恼迅速蔓延。心里没底和削减开支的小波浪在不断扩大，失业迅速蔓延。
此外，投资价值的崩溃，在无数的关键点上破坏了国家的信用体系，危及了贷款和抵押以及仅仅几周前看上去还想基石一样安全的公司结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 向胡佛总统报告："大概要好几个月，调整才能完成。"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时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大牛市的崩溃，扑灭了通货膨胀的怒吼，而当所有 跟国民经济有关的事情都出现了偏差的时候，正是通胀保持了工业的高歌猛进。投机繁荣，通过不断向经济血液注入新的资金，使得"柯立芝－胡佛繁荣"在过了它 的自然期之后依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金融恐慌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这样一种幻想：美国的资本主义过着无灾无难的生活。就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第一次患上了重病一样，美国的商人突然间认识 到，他也有可能成为这股毁灭力量的牺牲品。打击并不仅限于美国。在全世界，美国表面上无可匹敌的繁荣，给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充当了广告。 在整个欧洲，各国被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跟不利的预算做斗争，互相纠缠于各自并不会扩大的贸易份额，人们紧盯着来自美国的消息，寻思道：" 如今，就连美国多半也完蛋了。"
但是，就算商业由于金融恐慌而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只能有气无力地回应本届政府所开出的信心疗法的药方，而股市却发现，它的步伐更轻快了。不久之 后，老游戏再一次开始了。那些其资源至少还剩下了一半的共同基金操作者们再一次把股价推了上去。投机者们（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散户）确信：他们所赶上的，只 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低迷时期，底部已经过去，繁荣的乐队花车又重新上路，应该跳上车去，挽回他们先前的损失。
股价飙升，交易量变得像1929年一样巨大， 一轮"小牛市"已经启动。对兼并、联合以及控股公司帝国的狂热（这些曾经让1920年代粗犷的个人主义者们热血沸腾）重新抬头：范·斯沃林格财团完成了他 们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航空业及其他很多行业的合并过程重新开始了；纽约的大通银行兼并了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投资推销员 们有了最新的收获，把价值5亿美元的最新投资产品——固定投资信托公司的股权——卖给了那些容易上当的新手，这些信托公司将会购买最好的股票（到1930 年为止），并持有它们，直至地老天荒。
谁曾注意到，人们更热心于合并企业，而不是扩张老企业或发起新企业？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说：繁荣就在街角那儿。
但新的一天尚未破晓。经济天空上的一抹光亮，只不过是昨日残留的余晖。就算股市行情接收器预示着天气晴朗——它记录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是198.75， 美国电话公司是274.25，通用汽车公司是103.625，通用电气公司93.375，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84.875——那又怎样呢？即便是在小牛 市高峰的时候，街上依然有排队领救济的人。3月，纽约州工业委员弗朗西斯·帕金斯小姐宣布：自该州1914年开始搜集相关数据以来，失业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
在几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组成了令人同情的队伍，以使他们的困境戏剧化——不料被警察给残忍地驱散了。4月，商业指数再次掉头向下，股市也一样。5月和6月，股市暴跌。
与此同时，胡佛强堆起满脸的笑容，宣布："我们如今已经过了最糟糕的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团结，共同努力，很快就会复 兴。"他还预言，到秋天的时候，商业就会恢复常态——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商业漫长难挨、令人心碎的衰退再一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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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萧条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众的意识里。特别是在富人当中，1930年陷入严重麻烦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们试着对自己的损失付之一笑，试着对到处传播的关于经纪人和投机者的笑话开怀大笑。
"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先要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 "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帐号！"
破产了的投资者沃尔特·桑顿(Walter Thornton)试图为他的豪华跑车找到买家
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他们认识到，大萧条主要 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生意变得不景气、不确定，给股票价格带来极其糟糕的影响。对"中镇"（译者注：这是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他们的社会学名著《中镇》（Middle town）中杜撰出来的一个名字，其原型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们来说，在1932年之前，"大萧条 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到1930年，城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管理岗位依然完好无损，分红 几乎像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时间。高收入阶层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次失业潮中看出明显的征 兆，直到1930年秋天，国际苹果承运商协会面对苹果的供给过剩，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把苹果以批发价赊帐卖给那些失业的人，让他们以每个苹果5美分 的价格转手卖出——突然之间，很多推销苹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
1930年1月，有人对一些经济富裕、见闻广博的市民（他们属于全国经济联盟，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 兰·安格尔、弗兰克·O．劳顿、戴维·斯塔·乔丹、爱德华·A．菲林、乔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所提的问题是，他们认为 "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 他们把下列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执法，6、世 界和平 ——他们把"失业"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后，即1931年1月， "失业和经济稳定" 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违法之后。
这些民意调查，不仅让人想到，这些美国"最优秀的公民"，对1930年的经济麻烦是多么无关痛痒，多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 以"一套道德反应"来回应公共事务，而且还让人想到，公众对禁酒令的一败涂地、以及对私酒交易与歹徒恶棍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关注，有多么深刻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法律受到了比从前更普遍、更公开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从前一直比较有节制、比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个"中镇"商人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 样："在1927年和1928年，这里的喝酒越来越明显，1930年喝得很厉害，而且是公开的。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公共道德似乎出现了崩溃。我不知道是不 是大萧条的缘故，反正在1929至1930年间冬天，以及在1930至1931年间，这里变得乱哄哄的。很多人酒醉醺醺——人们在举办私酒派对。女人喝酒 和醉酒的大为增加。"
在华盛顿，1930年秋天，有人发现，私酒贩子甚至出没于参议院办公楼的区域。在纽约，到1931年，对禁酒令的强制执行完全成了笑 柄，以至于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们要么打电话给私酒贩子；有"兴奋饮料商店"公开做零售生意，他们在台面上的唯一让步 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样排列成行，为了不让巡逻的警察为难，橱窗里只摆上几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间的冬天，纽约的轮船航班引入了一种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贪杯之徒——周末把轮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喝酒"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地。
每一条关于歹徒的新闻——杰克·格尔杀死了芝加哥的警长，勒格斯·戴蒙德在纽约一次群殴中接二连三地开枪，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之间为争夺纽约的私 酒生意而展开的血腥竞争，"双枪"克罗利（一个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轻人）在警察对他在纽约上西城的藏身之所进行了一次令人兴奋的围攻之后终于被俘，从宾夕法 尼亚监狱里假释出来的艾尔·卡彭有本事继续逍遥法外，尽管人人皆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芝加哥组织化犯罪幕后操纵者——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在提醒公众：歹徒的气焰甚嚣尘上，正是经营私酒为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
传教士、毕业典礼演说者和宴会演说者纷纷抨击这一波"犯罪浪潮"。纽约的克雷恩检察官说，匪帮歹 徒们"插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件事情——从婴儿的奶乳，到葬礼的马车。"胡佛总统说，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执行现有的法律。
与此同时，人们对禁酒令的不满情绪明显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将近500万人参与了投 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继续严格执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译者注：即禁酒法案）；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废除。当人 们发现（这一发现让反对禁酒的人乐不可支），最积极的禁酒领袖之一、南方美以美会的主教小詹姆斯·坎农在纽约一家野鸡证券交易所保护下从事股市投机的时 候，公正执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帮不了什么忙。
或许，威克沙姆委员会在它从关于执法问题的长期协商中脱身而出之后，它会不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 禁酒令的报告——并因此使得混乱更加变本加厉。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禁酒令并没起什么作用；其次，该委员会 的11名成员分别得出了11种不同的结论，其中两个人大致上支持废除，4个人支持修改，5个人——你会注意到，这不足多数——支持进一步尝试禁酒令的实 验。第三，荒谬的是，作为整体的委员会最终支持继续尝试。
面对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歧与矛盾，一头雾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种照理应该是很有启发作用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来搜集数不清的事实，并试着从这些 事实推导出必然的结论——如今被弄成了一场闹剧。禁酒这个头痛的问题依然在困惑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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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消遣，足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 吧，这儿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 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国人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 排水管。
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 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 'n '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美国人最熟 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 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共和党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 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
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国和美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 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 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赛马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是能引起轰动：美国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之后 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 飞，在长岛顺利着陆。
这时候还出现了一次"树居抗议"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 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杈，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 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20年代的典型。
随着1930～1931年冬天的过去，除了启动失业救济的问题和纽约美国银行的破产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说。有些新汽车装备了"空转轮"。（你只要拔 出仪表板上的一个按钮，汽车就会在你把脚移开减速阀时滑行一会儿。当你再次加大油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小的呼呼声，发动机会重新工作，而不会有摇晃。）这一 设计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讨论：是一种补救？是为了省气？还是为了安全？对十五子棋的狂热给百货公司的经理们带来了安慰：在这个圣诞购物季，不管别的方面多么 糟糕，至少十五子棋盘很畅销。
当一家之主端坐在桌旁愁眉苦脸地思忖家里的经济状况时，他18岁的儿子正在哼唱《身体和灵魂》（Body and Soul）， 并试着鼓起勇气，给他的口袋酒瓶灌满老爸的杜松子酒，为的是去参加夜晚的舞会，梦想着在那里遇见一位披着银灰色头发的姑娘，就像《地狱天 使》（Hell's Angel）中的珍·哈露那样。
眼下，并非人人都在为大萧条而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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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胡佛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而顽强地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 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 对这些限制，美国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
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所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胡佛所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 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 "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 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
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么借钱给外国（在19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 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19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
胡佛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后天的训练来 说，他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给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 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呻吟签署的。
胡佛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 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 里和阿肯色（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来的，是另外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
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 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 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胡佛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 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 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但在此期间，胡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美国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 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胡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国那样的"施舍" 是在 "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 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 "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 美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
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 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 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 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 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胡佛的确信。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 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女女，对胡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 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 此同时，民主党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胡佛的软弱以增强民主党反对的力量；而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 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了胜利，使胡佛面临着这样的前景： 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1929 Franklin D. Roosevelt arrived in Warm Springs, Ga for his sixteenth visit to his "second home."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 天下午，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罗斯福政治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 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 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话，这对他来 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胡佛的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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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很多人都在正儿八经地援引1857、1875和1893年的经济萧条中人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作为证据，以证明：让美国烦恼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 的一次下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一论点看上去非常合理——但这些人错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远比这要深远，而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几年目睹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其中包括：
1、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它带来了蒸汽动力，然后是汽油和电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发明的奇迹；带来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工业生产；把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 吸引到了城市；把大量的人从独立的经济人转变成了有固定职业的人；使得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的成功运转。 2、人口的巨大增长。据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说，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本世纪头十年那样的速度增长的话，到10,000年结束的时候，它将达到这样一个 数字：它以221,848开头，后面跟着45个0。 3、西方世界的民族向世界上荒芜人烟的地区和不那么文明的地区扩张，大英帝国奠定了帝国主义的模式，美国奠定了民主开拓的模式。 4、世界自然资源——煤炭、石油、金属等等——以空前的速度不断被开发、被消耗，这一过程并非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5、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远比从前更加互相依赖。 6、当新的法人设计和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并被投入实践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迅速发展和改进。这些新的设计（例如控股公司），加上那些减轻自 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的设计（例如工会组织和劳动立法），深刻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使之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严格，不大可能依据放任主义经济学规律那样 运转。
就本世纪经济世界里所发生的变化而言，这些现象当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键是，世 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和复杂化已经发生，它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它达到了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的时候，各种压力就会发展出来。
这些压力既包括国 家间对殖民地的竞争（如今，其中最好的殖民地都已经得到开发——顺便说一句，如今也不再给它们的母国带来可观的回报），也包括国内围绕工商业成果的分配所 产生的社会冲突。由国际竞争所引发的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受到削弱、饱受痛苦的欧洲，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至今内部四分五裂，在巨大 的债务重负之下踉踉跄跄。
眼下，有一些不祥的征兆表明：这个必然扩张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正在慢下来。世界上荒芜人烟的空地大部分已经被人占据。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几乎再 也不可能这么迅速而廉价地开发。当经济视野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为了垄断那些明显有利可图的资源，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各国寻求对世界资源的国家垄断；法人和 金融团体寻求对国内资源和民族产业的私营垄断。与此同时，各国的国民经济都变得更加复杂，不那么灵活，由于无法承受的债务而更容易受到破产的威胁。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 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 制，谁也不熟悉。
在1920年代，美国（相比而言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伤害，并擅长于发明和机械化）继续冲在前面，就好像开拓扩张的时代并未结束似的。然而，它依然是其拓荒青春期恶习的受害者——靠着不断展开的未来，乐观地愿意积累债务和信用债；热心于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倾向于金融和法人的垄断或准垄断，这往往会使得很不 灵活的经济更加死板。这些恶习结合起来破坏着美国。
正如罗伊·赫尔顿在谈到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当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不受惩罚地沉溺于青春期的蠢行。当投机和信用膨胀的风箱呼啦啦吹动的时候，繁荣之火便烧得更旺；但风箱一旦停止，火焰就会黯淡下去。当繁荣之火在美国黯淡下去的时候，它们在欧洲便 更加迅速地黯淡，由于战争的缘故，它们在欧洲原本就烧得不旺。
当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人便变得疯狂起来。传统的经济规律和经济习惯似乎不再起作用，那些饱学之士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困惑不解，似乎没 人知道经济之谜的答案。苏联提供了另外一套可选的规律和习惯，但是，对于像苏联所示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道路，人们的热情十分有限。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东 西，可以让人们把自己的希望更牢靠地寄托于其上？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次的紧急情况是空前的。于是，世界开始了一段迷惘困惑、互相猜疑、乐于孤注一掷的时 期。
正从表面上经济繁荣这样一个塔尖上掉头下坠的美国，也同样逃脱不了调整时期的混乱和惊慌。
13
1931年6月，金融恐慌过去20个月之后。
百货公司的广告开始展示欧仁妮的帽子，预报一次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格蒂正在准备驾驶单翼机"温妮·梅"号环绕世界飞 行；报纸的读者为纽约附近的长滩发现一个漂亮姑娘的尸体而兴奋不已，这个女孩有一个异乎寻常的抒情的名字，唤作"斯塔·费思富尔"。
1931年6月，纽约的舞台上，《温波尔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中的凯瑟琳·科内尔正坐在 一张沙发上黯然憔悴，《绿色牧场》（The Green 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轰动一时的剧目包括《大酒 店》（Grand Hotel）和《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在《商人之号》（Trader Horn）中看到非洲 的狮子、听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钱》（Smart Money）中见到爱德华·G．鲁宾逊，或者在《轻率》（Indiscreet）中见到格洛里亚·斯旺 森。当度假者为出门而收拾行囊的时候，最有可能带上的小说是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本书跻身于畅销榜单之首。
1920年代的体 育英雄们几乎全都谢幕退场了：博比·琼斯去年秋天已经改行；蒂尔登去年夏天丢掉了网球冠军的宝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桂冠，拳击比赛的声望正 落入靠不住的状态；圣母橄榄球队的教练纽特·罗克尼最近在一次空难中命丧黄泉；就连贝比·鲁斯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本垒打之王"：卢·格里格如今跟他势均 力敌。 就在1931年6月，出现了一个先兆——一个风味不佳的先兆——预示着未来将有很多的金融丑闻，当时，纽约美国银行的3位高级主管，由于被揭露出 在1928至1929年间的投机当中对银行资金骇人听闻的处置不当，而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有一个即将动摇帝国根基的浪漫故事，其开头是：6月10 日，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年轻美国女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现在王宫里，第一次遇见了威尔士亲王。在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无意中为这十年最悲剧性的犯罪设定 了场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报纸的标题把它描述为"孤鹰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脚手架高高竖起，第一层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这个月，一个年轻人从圣路易来到纽约，按照他的设想，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证券交易 所实际上是一家俱乐部，候选成员都必须有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这个来自圣路易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获 得推荐和附议，因为他在证券交易所不认识任何人。
华尔街的绅士们对此后几年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变化毫无概念，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纽约证券 交易所主席，而证交所也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运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银行家们心目中抗击金融恐慌的英 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费城商会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商业诚实"的演说。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非常糟糕地不断下跌，经纪人们拉长着 脸，但依然有少许残羹剩汁，留给那些知道凯斯脱粒机公司或奥本汽车公司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1931年6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两个人在纽约海德公园一幢大宅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忙乱的几个小时，他们凝视着美国地图、铁路时刻表和名单。 这两个人是州长富兰克林·Ｄ．罗斯福（他在去年11月的再次当选是如此令人难忘）和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法利。法利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出 席即将在西雅图召开的"麋鹿会"大会，他和罗斯福州长都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这次远征，在9天的时间里跑遍18个州，与数不清的民主党领袖谈话，他已经跟他 们当中大多数人进行过大量的、诚恳的通信。不消说，这次预言式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试探西部民主党人的感情，尽可能消除人们的顾虑，并暗示：1932年， 团结在罗斯福州长身后的民主党领袖将做得更好。
正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放弃了等待经济形势自动好转的策略，开始对大萧条发起真正的进攻——始于国际金融领域中一次有政治家风范的努力， 这一次出击，暂时看来似乎是胜利了，但到头来还是失败了，仅仅因为经济毁灭的过程太强大，发展得太远，以至于使用胡佛军械库里的任何武器都无法克敌制胜。 6月20日星期六下午，胡佛提议延期偿付国家间的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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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 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 的。
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方面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 法国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国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国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国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 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被迫请求束手无策的 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国。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家，外国贷款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 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国的民主政府垮台。德国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希特勒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 大。
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的胡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国当时被迫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
接下来，胡佛先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 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 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然而他推迟了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国，也可能反对。他一直 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恐 慌。
与此同时，风暴在欧洲蔓延。胡佛的顾问们纷纷请求他采取行动，但他依然不愿意出手。他在等待。6月中旬，他计划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说之旅（包括在纪 念哈丁总统的典礼上那场未必愉快的演说）；他带走了这项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提议，与此同时，几乎每小时都有来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欧洲的崩溃正在加速。
等他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就为时已晚。他开始打电话给参议员和众议员，以提前获得他们的赞成。国会正 在闭会期，话务员不得不帮他到处逮人，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演说旅行中，在汽车旅途上，在高尔夫球场，在深山密林里钓鱼打猎。有一位议员，听说白宫在 找他，结果在加拿大的一家杂货店里回了电话；另一位议员被逮着的时候，他刚好站起身来，正准备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的胡佛坐在电话 机旁，向一个接一个人解释他想要干什么——并时刻担心，没等他来得及采取行动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终于，在6月20日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经在走 漏，他不得不立即发表了那份声明——尚未跟法国商量。
他把新闻记者们召到了白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他关于国际延期偿付的提议，以及已经赞成这一提议的21个参议员和18个众议员 的名字。记者们赶紧抓起声明的副本，冲向电话。
当消息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场狂热的大合唱便应声而起。纽约股市节节攀升，欧洲股市触底反弹，银行家们赞美胡佛，社论作者们欢呼喝彩。以冷静著 称的伦敦《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题为《云开日出》，把胡佛的提议称作"一位伟人的姿态"。
数百万美国人曾经觉得（不管有多么含糊）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并谴责胡佛的无为而治，如今他们也加入了欢呼喝彩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所知甚少（这方面的内容在报 纸上所占的版面远远不及斯塔·费思富尔的神秘死亡），但这终归是一次行动，他们喜欢行动。让焦虑不安的总统大吃一惊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那是他本届任期的巅峰时刻。
只有法国反对胡佛。胡佛派出了他77岁高龄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去说服法国人，并不断通过越洋电话跟他商议，从而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在一段长时 间的耽搁——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法国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经过修改的计划，局面看来得到了挽救。
但事实上，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挽救。
不久，德国的恐慌变本加厉，达纳特银行关门大吉。恐慌蔓延到了英国。英镑如今岌岌可危。新一届政府（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领头，但主要由保守党人组 成）临危受命，要拯救英镑——不久便放弃了这个目标。当英国脱离金本位的时候，所有依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都深感震惊，其中大多数国家纷纷紧跟英国，开始了 一场管制货币的新冒险。
在美国，1931年9月的这一新的打击是剧烈的。古老的美国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便是在那些更繁荣的日子里，它也不是十分强大。美国各 地的银行纷纷倒闭——这些银行在债券和抵押贷款上投资甚巨，如今发现，它们手里外国债券的价格飞流直下，国内债券的价格在一场清算的大潮中不断下跌，他们 的抵押被冻得严严实实。就在1931年9月，总共有305家美国银行关门大吉；在10月份，总共有522家银行倒闭。惊慌失措的资本家们如今开始储藏黄 金，唯恐美国也脱离金本位，保险柜里塞满了硬币，很多床垫里都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金币流通券。
美国商业衰退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9月，美国钢铁公司——迄今为止，它的总裁詹姆斯·A．法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削减工资——宣布削减 10%的工资；其他公司争相效尤。到秋天的时候，在美国各地，那些从办公室或工厂下班回家的人都不得不告诉他们的妻子，下个月的工资支票会略少一些，她们 必须想出新的节约措施。失业者的队列接受了更多的新来者，到年底的时候，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
到目前为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金融恐慌和新一轮萧条的波浪便从维也纳蔓延开来。
胡佛总统再次出手了，他的行动再一次是金融上的。要挽救美国的银行体系，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做；当时的整体氛围是 sauve qui peut（法语：四散溃逃）。胡佛召来了15位银行界的霸主，在华盛顿梅隆的住处跟他和他的金融助手们举行了一次晚间的秘密会议，向他们 建议，把美国一些强大的银行组成一个信托联营公司，以帮助那些弱小的银行。很快，有一点变得很清楚：这样做远远不够——因为强大的银行也不敢冒险，而这家 联营公司（国家信托公司）几乎根本没有发放贷款——此时，胡佛建议组建一家大型的政府信贷机构"复兴金融公司"，有20亿美元可以贷给银行、铁路和保险公 司。
当1931～1932年间的冬天到来时候，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继续流逝，看来美国好像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迫脱离金本位，于是，胡佛便发表了一篇公开声 明，呼吁反对藏钱，接下来又建议修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要求，以缓解当前的局势——后来具体化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再一次，抱着改善信贷环境的想 法，他强烈要求、并保证要创立一系列家庭贷款贴现银行，并为联邦土地银行提供追加资本。他坚决反对那些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公正的措施：他出现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面前，呼吁它的成员们别要求立即现金支付他们补助金的余下部分；他否决了一部直接分发联邦救济的法案；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反 对任何通货膨胀的建议，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挥霍浪费促进繁荣"的建议。
大萧条还在加深。
事态的压力已经迫使这位"粗犷个人主义"的使徒进一步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比此前任何一位和平时期的总统走得更远。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让政府深深卷 入了商业。但那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特殊种类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概可以这样概括：
胡佛曾试图不干涉国家经济机器的运转，允许一套按照设想应该是灵活的制度去自我调整，以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诚然，在两个关键的时刻，他出手干涉 了：他曾试图支撑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结果铩羽而归；他曾试图维持工资水平，在部分程度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但在另外的方面，他大抵是袖手旁观，顺其自然， 任由价格、利润和工资各行其是。但是，除非是通过破产让债务的重担也能自然地减轻，否则自然调整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经济 体制如今变得如此复杂和互相依赖，以至于普遍破产的可能后果——对银行、保险公司、大控股公司以及很多依赖于它们的人来说——变得骇人听闻，连想都不敢 想。理论上必不可少的调整，成了实际上无法忍受的调整。因此，胡佛被迫出面干涉，以保护债务结构——先是在不免除债务的情况下暂时减轻国际债务的压力，再 是拿出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支持银行和大公司。
因此，理论上灵活的经济结构，在一个致命的关键点上变得死板了。债务负担几乎是纹丝未减。企业被债务——及其他刚性成本——的重负压弯了腰，复兴 就进一步减缓了。当它慢下来的时候，企业便解雇工人，或者让他们开工不足，于是降低了购买力，加深了危机。
要问胡佛是对是错，几乎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也许，他在环境逼迫下所采取的方法，多半会导致经济恢复非常缓慢（即使有所恢复的话），除非货币贬值给 予复兴以刺激——对胡佛来说，贬值是不可想象的。也几乎用不着问，胡佛究竟是不是以一个保守分子的铁石心肠在采取行动，让金融主管们跑到华盛顿来，为的是 当那些挣扎于饥饿边缘的男男女女被拒绝给予个人救济的时候能够让企业给予他们以救济。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受苦的时期，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似乎都 不可能去资助金融家，似乎都不可能在漠视其卑微公民所处困境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公众的信任。在过去，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还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拿起自己的工具， 并设法做到独立生存；或者种一小片菜园，以维持起码的生计；或者去西部，在边境地区重新开始。
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他 们就无依无靠。他们只能绝望地向某个机构寻求帮助，只有这个机构，有责任纠正他们盲目操纵经济社会而犯下的错误：他们求助于政府。他们如何能够认可一个不 给他们面包、而是给他们石头的政府呢？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已经再不能以它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后果变得太残酷，自由之人无法承受。事态在发展，赫伯特·胡 佛也是受害者之一，连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一起遭殃，他曾经是这些理论顽固而悲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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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萧条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彼得·F．德鲁克说："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台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 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台机器的运转得越糟糕，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理解它。当关于商业、经济和政府的那些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 解的时候，那些一直把这些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除了选举时期之外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开始试着自学。因为，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认：有重大的 事情正在发生。
据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部门报告，它们的业务有所增长，而增长的不仅仅是虚构小说这样的止痛剂，还有记实和讨论的著作。正如"中镇"的一位商人后来对 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大事正在发生，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意，以及我们的某些观念，我们想试着理解它们。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熬更守夜地 读。" 
Soviet “Children's Town,” 1930 
Old Postcard from Leningrad  
Large aircraft built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30's. In the 1930s the Russian army was obsessed by the idea of creating huge planes. At that time they proposed to having as many propellers as possible to help carrying those huge flying fortresses into the air, jet propulsion has not been invented yet. On the attached photos - a heavy bomber K-7. (K-7. Role, Heavy bomber/Civilian transport. National origin, Soviet Union. First flight, 1933.)
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关于苏联的讲座很受欢迎；莫里斯·辛杜斯的《连根拔起的人类》（Humanity Uprooted）和《新俄罗斯入门》（New Russia's Primer）被人们翻阅，让人们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轻佻的 《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杂志的编辑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签约雇佣了一批苏联作者，并在资本主义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晚 宴，招待一位苏联小说家。
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经济)"；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Pictures from Soviet Union, 1930'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