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大崩盤時的證券交易所街景
到那天中午的時候，在全國各地經紀人事務所的分部里，驚慌失措的人群看到股票行情收錄器上所記錄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並進一步認識到：記錄器是如此絕望 地落後於市場，以至於它幾乎沒有辦法告訴人們：華爾街的大旋渦中正在發生什麼，在那裡，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一頭向下，從83跌到了50，美國無線電 從68.75跌到了44.5，就連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也從205.5跌到了193.5。
大銀行家出手相救了。就在中午過後的幾分鐘裡，5位大銀行家——J．P．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花旗銀行的米切爾，擔保信託銀行的波特，大通銀行的威金，以及信孚銀行的普羅塞爾——在摩根財團總部開了一個會，並組成了一支共同基金，以支撐股價。金融界對他們的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是如此之高，以至於甚至還沒等他們 做出任何決定，僅僅是傳出了他們開會的消息，股價便穩定了下來，並開始反彈。在一點半鐘的時候，理查德·惠特尼作為銀行家共同基金的代表走進了證券交易所 的一樓大廳，出價買進股票，他幾乎只是做做動作而已：當他提出以205的價格購買10,000股美國鋼鐵的時候，他發現，以這個價格出售的只有200股。 華爾街的上帝們依然能夠讓暴風雨停下來。
直到晚上7點過8分，當夜色讓經紀人事務所的窗戶變得黑乎乎的時候，股票行情收錄器才停止打出來自證券交易所大廳的報價。將近1,300萬股被換手。瘋狂的謠言傳播了整整一天——交易所被關閉了，部隊被調集到了紐約，11個投機者自殺。
這就是恐慌，這一點毫無疑問。但銀行家們挽狂瀾於既倒，也還是人們所希望的。
接下來的兩天裡，市場在掙扎，眼看着就挺過去了，與此同時，華爾街徹夜燈火通明，經紀人的職員們竭盡全力讓自己的記錄保持不間斷，要求增加保證金的電報成 千上萬地發出。
接下來，雪崩再一次開始了；這一次，銀行家們再也不能令人信服地阻止雪崩，即使他們已經努力了。他們努力做的一切，就是準備在根本沒人出價 的時候出價買入股票：讓潰退看上去還算有秩序。
10月29日星期二，高潮出現了。這一天的官方統計數據給出的交易量是16,410,030股，但沒有一個人知道，在大呼小叫中爭相拋售掉的未記錄在案的 交易到底有多少，有人相信，真正的交易量可能高達2,000萬甚或2,500萬。 大戶和小戶，場內交易者和場外交易者，大牛市中的追漲者，全都血本無歸：從前的百萬富翁和他的私人司機，全能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和他的門客走卒，持有2,000股的董事長和他持有10股的記賬員，銀行總裁和他的速記員。如今他們都是平等的破產者。
這裡列出的是幾支個股在這一天的損失——並請記住，這只是先前一連串損失的頂峰：美國電話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各28個點，威斯丁豪斯公司19個點，聯合化學公司 35個點，北美公司271.5個點，奧本公司60個點，哥倫比亞碳黑公司38.75個點——儘管這些公司在閉市的時候出現了劇烈的反彈。
冷靜理智的《商業金融紀事報》（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在它11月2日的那一期上說："本周目睹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股災。"
眼下，隨着約翰·Ｄ．洛克菲勒宣布他和他的兒子正在買進普通股，兩家大公司宣布額外分紅作為堅定信心的姿態，局面總算出現了轉機。證券交易所宣布放假，並 縮短了交易時間，好讓那些疲憊不堪的經紀人和睡眠不足的職員從一大堆工作中脫身出來。接下來，股價再一次下跌，而且一跌再跌。衰退日復一日地在繼續。直到 11月13日，股價達到了1929年的最低點。
股市上所發生的這場災難，可以用一項統計數據來加以概括。在短短幾周的時間裡，它蒸發掉了300億美元——這個數字幾乎就和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付出 的代價一樣大，是全部國債的將近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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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總統出手了。他說服了梅隆部長宣布：他已經建議下屆國會減少個人和企業的所得稅。他把一些大銀行家和實業家、鐵路公司和公用事業公司的經理人、勞工領 袖和農業領袖召集到了華盛頓，並得到了如下保證：資本支出會繼續，工資水平不會降低，除了正在談判的之外不會再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他敦促各州州長和市縣 長，在每一個切實可行的方面擴大公共工程建設，並顯示了聯邦公共建築支出實現近5億美元增長的方式（這在當時看來，似乎是一筆相當沉重的政府支出）。胡佛 和他的助手們開始利用每一次機會向人們宣布：形勢"基本上是健康的"，預言來年春天將有一次商業復興，強調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於是，銀行家、經紀人、投資人、商人以及一般市民，全都屏住呼吸，四下打量，估摸着新的形勢。表面上，他們變得非常自信，不管內心裡如何被煩惱所折磨。幹嘛要煩惱呢，當然萬事順利。報紙和雜誌紛紛刊登興高采烈的廣告："華爾街可以買股票，但緬街還在賣商品。" "很好，先生——既然頭痛已經結束，那麼就讓我們着手工作吧。"正是在恐慌結束不久之後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很快流行起來——它在1929年11月7日首次發行，當時股市還在搖晃，這首歌題為《幸福的日子又來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有很多人宣稱，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發生，只不過有很多賭徒輸了錢，荒謬的價格結構得到了有益的收縮，但這樣的聲明於事無補。首先，個人損失（無論是百萬富 翁遭受的，還是小職員遭受的）帶來了直接的影響。人們開始節省；事實上，在金融恐慌之後那些最糟糕的日子裡，當顧客等待颶風消退的時候，有些生意幾乎陷入了停滯。如果說，這次崩盤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富人，而不是窮人（那年秋天，從窗口一躍而出的，恰恰是經紀人和發起人，而不是鋼鐵工人和谷租佃農），然而， 當僕人被解僱的時候，當珠寶店和高價服裝店及其他奢侈品生意發現他們的生意正在衰退並解僱如今無所事事的雇員的時候，當憂心忡忡的企業主管決定推遲擴建工 廠、或者撤銷這個那個無利可圖的部門、或者減少產量直至銷售前景更明朗的時候，煩惱迅速蔓延。心裡沒底和削減開支的小波浪在不斷擴大，失業迅速蔓延。
此外，投資價值的崩潰，在無數的關鍵點上破壞了國家的信用體系，危及了貸款和抵押以及僅僅幾周前看上去還想基石一樣安全的公司結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官員 向胡佛總統報告："大概要好幾個月，調整才能完成。"更加嚴重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當時不像後來那麼明顯）：大牛市的崩潰，撲滅了通貨膨脹的怒吼，而當所有 跟國民經濟有關的事情都出現了偏差的時候，正是通脹保持了工業的高歌猛進。投機繁榮，通過不斷向經濟血液注入新的資金，使得"柯立芝－胡佛繁榮"在過了它 的自然期之後依然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金融恐慌的出現，第一次打破了這樣一種幻想：美國的資本主義過着無災無難的生活。就像一個身強體壯的人第一次患上了重病一樣，美國的商人突然間認識 到，他也有可能成為這股毀滅力量的犧牲品。打擊並不僅限於美國。在全世界，美國表面上無可匹敵的繁榮，給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金融資本主義充當了廣告。 在整個歐洲，各國被沉重的戰爭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正在跟不利的預算做鬥爭，互相糾纏於各自並不會擴大的貿易份額，人們緊盯着來自美國的消息，尋思道：" 如今，就連美國多半也完蛋了。"
但是，就算商業由於金融恐慌而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擊，以至於只能有氣無力地回應本屆政府所開出的信心療法的藥方，而股市卻發現，它的步伐更輕快了。不久之 後，老遊戲再一次開始了。那些其資源至少還剩下了一半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們再一次把股價推了上去。投機者們（無論是大戶還是小散戶）確信：他們所趕上的，只 不過是商業周期中的低迷時期，底部已經過去，繁榮的樂隊花車又重新上路，應該跳上車去，挽回他們先前的損失。
股價飆升，交易量變得像1929年一樣巨大， 一輪"小牛市"已經啟動。對兼併、聯合以及控股公司帝國的狂熱（這些曾經讓1920年代粗獷的個人主義者們熱血沸騰）重新抬頭：范·斯沃林格財團完成了他 們對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收購；航空業及其他很多行業的合併過程重新開始了；紐約的大通銀行兼併了它的兩個競爭對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銀行；投資推銷員 們有了最新的收穫，把價值5億美元的最新投資產品——固定投資信託公司的股權——賣給了那些容易上當的新手，這些信託公司將會購買最好的股票（到1930 年為止），並持有它們，直至地老天荒。
誰曾注意到，人們更熱心於合併企業，而不是擴張老企業或發起新企業？用當時的一句口頭禪說：繁榮就在街角那兒。
但新的一天尚未破曉。經濟天空上的一抹光亮，只不過是昨日殘留的餘暉。就算股市行情接收器預示着天氣晴朗——它記錄了美國鋼鐵公司的股價是198.75， 美國電話公司是274.25，通用汽車公司是103.625，通用電氣公司93.375，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是84.875——那又怎樣呢？即便是在小牛 市高峰的時候，街上依然有排隊領救濟的人。3月，紐約州工業委員弗朗西斯·帕金斯小姐宣布：自該州1914年開始搜集相關數據以來，失業狀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糟糕。
在幾個城市，成千上萬的失業者組成了令人同情的隊伍，以使他們的困境戲劇化——不料被警察給殘忍地驅散了。4月，商業指數再次掉頭向下，股市也一樣。5月和6月，股市暴跌。
與此同時，胡佛強堆起滿臉的笑容，宣布："我們如今已經過了最糟糕的階段，我們應該繼續團結，共同努力，很快就會復 興。"他還預言，到秋天的時候，商業就會恢復常態——正是在那個季節，美國商業漫長難挨、令人心碎的衰退再一次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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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蕭條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眾的意識里。特別是在富人當中，1930年陷入嚴重麻煩的人寥寥無幾。他們當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但他們試着對自己的損失付之一笑，試着對到處傳播的關於經紀人和投機者的笑話開懷大笑。
"你是否聽說過，有一個傢伙去旅館登記房間，接待員卻先要問他：是用來睡覺，還是用來跳樓？" "沒聽說，我倒是聽說有兩個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共同帳號！"
破產了的投資者沃爾特·桑頓(Walter Thornton)試圖為他的豪華跑車找到買家
隨着1930年一天天過去，他們認識到，大蕭條主要 是這樣一種東西：它使生意變得不景氣、不確定，給股票價格帶來極其糟糕的影響。對"中鎮"（譯者註：這是社會學家林德夫婦在他們的社會學名著《中鎮》（Middle town）中杜撰出來的一個名字，其原型是印第安納州的曼西市。）——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們來說，在1932年之前，"大蕭條 主要是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某種東西"——儘管到1930年，城裡有四分之一的產業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
在整個國家，幾乎所有管理崗位依然完好無損，分紅 幾乎像1929年一樣多，很少有人想到，這場經濟風暴會持續很長時間。高收入階層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沒有從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這次失業潮中看出明顯的征 兆，直到1930年秋天，國際蘋果承運商協會面對蘋果的供給過剩，有了一個靈機一動的想法：把蘋果以批發價賒帳賣給那些失業的人，讓他們以每個蘋果5美分 的價格轉手賣出——突然之間，很多推銷蘋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現在每一個街角上。
1930年1月，有人對一些經濟富裕、見聞廣博的市民（他們屬於全國經濟聯盟，這個組織的執行委員會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約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羅 蘭·安格爾、弗蘭克·O．勞頓、戴維·斯塔·喬丹、愛德華·A．菲林、喬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民意調查，所提的問題是，他們認為 "美國1930年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結果, 他們把下列問題置於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違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執法，6、世 界和平 ——他們把"失業"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後，即1931年1月， "失業和經濟穩定" 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違法之後。
這些民意調查，不僅讓人想到，這些美國"最優秀的公民"，對1930年的經濟麻煩是多麼無關痛癢，多麼傾向於——正如瑟曼·阿諾德後來所評論的那樣—— 以"一套道德反應"來回應公共事務，而且還讓人想到，公眾對禁酒令的一敗塗地、以及對私酒交易與歹徒惡棍之間的明顯聯繫的關注，有多麼深刻和普遍。
毫無疑問，禁酒法律受到了比從前更普遍、更公開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從前一直比較有節制、比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個"中鎮"商人對林德夫婦所說的那 樣："在1927年和1928年，這裡的喝酒越來越明顯，1930年喝得很厲害，而且是公開的。隨着大蕭條的出現，公共道德似乎出現了崩潰。我不知道是不 是大蕭條的緣故，反正在1929至1930年間冬天，以及在1930至1931年間，這裡變得亂鬨鬨的。很多人酒醉醺醺——人們在舉辦私酒派對。女人喝酒 和醉酒的大為增加。"
在華盛頓，1930年秋天，有人發現，私酒販子甚至出沒於參議院辦公樓的區域。在紐約，到1931年，對禁酒令的強制執行完全成了笑 柄，以至於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選擇，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們要麼打電話給私酒販子；有"興奮飲料商店"公開做零售生意，他們在檯面上的唯一讓步 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樣排列成行，為了不讓巡邏的警察為難，櫥窗里只擺上幾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間的冬天，紐約的輪船航班引入了一種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貪杯之徒——周末把輪船開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遊，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喝酒"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目的地。
每一條關於歹徒的新聞——傑克·格爾殺死了芝加哥的警長，勒格斯·戴蒙德在紐約一次群毆中接二連三地開槍，達基·舒爾茲與文森特·科爾之間為爭奪紐約的私 酒生意而展開的血腥競爭，"雙槍"克羅利（一個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輕人）在警察對他在紐約上西城的藏身之所進行了一次令人興奮的圍攻之後終於被俘，從賓夕法 尼亞監獄裡假釋出來的艾爾·卡彭有本事繼續逍遙法外，儘管人人皆知，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芝加哥組織化犯罪幕後操縱者——每一條這樣的消息都在提醒公眾：歹徒的氣焰甚囂塵上，正是經營私酒為他們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
傳教士、畢業典禮演說者和宴會演說者紛紛抨擊這一波"犯罪浪潮"。紐約的克雷恩檢察官說，匪幫歹 徒們"插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每一件事情——從嬰兒的奶乳，到葬禮的馬車。"胡佛總統說，與犯罪作鬥爭，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執行現有的法律。
與此同時，人們對禁酒令的不滿情緒明顯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 Digest）雜誌搞了一次民意調查，將近500萬人參與了投 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繼續嚴格執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爾斯特法案（譯者註：即禁酒法案）；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廢除。當人 們發現（這一發現讓反對禁酒的人樂不可支），最積極的禁酒領袖之一、南方美以美會的主教小詹姆斯·坎農在紐約一家野雞證券交易所保護下從事股市投機的時 候，公正執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幫不了什麼忙。
或許，威克沙姆委員會在它從關於執法問題的長期協商中脫身而出之後，它會不會給這種混亂帶來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該委員會提交了關於 禁酒令的報告——並因此使得混亂更加變本加厲。因為，首先，威克沙姆報告的主體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證據，證明了禁酒令並沒起什麼作用；其次，該委員會 的11名成員分別得出了11種不同的結論，其中兩個人大致上支持廢除，4個人支持修改，5個人——你會注意到，這不足多數——支持進一步嘗試禁酒令的實 驗。第三，荒謬的是，作為整體的委員會最終支持繼續嘗試。
面對這一大堆混亂的分歧與矛盾，一頭霧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種照理應該是很有啟發作用的設計——通過這種設計來搜集數不清的事實，並試着從這些 事實推導出必然的結論——如今被弄成了一場鬧劇。禁酒這個頭痛的問題依然在困惑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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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的消遣，足以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大蕭條上轉移開來。例如，微型高爾夫球出現了1.25億美元的繁榮。人們一直在說，國家所需要的是一個新的產業；好 吧，這兒就是——以一種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間的冬天，加內特·卡特在佛羅里達州修建微型高爾夫球場的活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 於到了夏天，成千上萬美國人把他們的私家轎車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邊球場上，一本正經地沿着棉籽草皮敲擊高爾夫球，穿過木質護欄里的小鼠洞，越過小橋，穿過 排水管。
與此同時，這些新式運動場的經營者樂不可支地聽着收銀機歡快的叮噹聲，並決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賃路那邊的場地修建一個高爾夫 練習場，買來一桶桶的球，僱傭一夥本地的男孩子擔任撿球的球童（裝備遮陽傘以抵擋曲線球的白色冰雹）。
電台播出的《阿莫斯與安迪》（Amos 'n 'Andy）令人難以置信地流行，這部廣播劇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爾斯·J．科雷爾的聲音成了美國人最熟 悉的口音，讓數以百萬人夜復一夜地追蹤"清新空氣出租車公司"的命運，以及奎恩太太違約起訴安迪的進展——並讓那位無法無天的休伊·朗（當時正在競選代表 路易斯安那州的參議員）產生了這樣的想法：讓兩台廣播車在全州到處瞎跑，對擔驚受怕的共和黨大肆宣傳自己，把自己稱為"王魚"。（順便說一下，休伊·朗贏 得了這次選舉，儘管他不得不綁架兩個威脅要對他提起麻煩訴訟的人，並把他們監禁在大島，直到初選日過去。）
還有，博比·瓊斯贏得了4場高爾夫球的勝利——英國和美國的業餘賽和公開賽的冠軍——這幾場勝利，讓電訊消息所費的筆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個人成就都要 多，讓其他的勝仗全都黯然失色，這些勝仗包括：傑克·沙基擊敗馬克斯·施梅林，費城運動會上世界職業棒球賽的勝利，"企業"隊在紐波特打敗托馬斯·利普頓 爵士的"沙姆羅克"隊、成功衛冕美洲杯，以及賽馬場上的勝利。飛行員總是能引起轟動：美國飛行員中的白馬王子林德伯格開闢了到運河區的空中郵路（不久之後 他就做了父親，他的兒子註定有一個悲劇性的結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點對點向西飛越大西洋，在人們心裡的"問號"中從巴黎起 飛，在長島順利着陸。
這時候還出現了一次"樹居抗議"的古怪流行，驅使成千上萬愛出風頭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棲息在樹上，希望能被人"錄"下來，偶有不幸的事故發生：在沃斯堡，一個男孩 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斷了兩根肋骨；尼亞加拉瀑布一棵樹的擁有者請求一個男孩離開這棵樹的樹杈，於是這孩子的朋友從另一棵樹上砍下了一根樹杈，把他搬 運到新的棲息地，好讓他繼續守夜；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一個男孩一直呆在樹上，直到一道閃電把他打了下來。這次活動令人印象深刻的結局，帶來了"坐旗杆"和"馬拉松跳舞"的瘋狂，這兩項活動是20年代的典型。
隨着1930～1931年冬天的過去，除了啟動失業救濟的問題和紐約美國銀行的破產之外，還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說。有些新汽車裝備了"空轉輪"。（你只要拔 出儀錶板上的一個按鈕，汽車就會在你把腳移開減速閥時滑行一會兒。當你再次加大油門的時候，就會有很小的呼呼聲，發動機會重新工作，而不會有搖晃。）這一 設計引發了沒完沒了的討論：是一種補救？是為了省氣？還是為了安全？對十五子棋的狂熱給百貨公司的經理們帶來了安慰：在這個聖誕購物季，不管別的方面多麼 糟糕，至少十五子棋盤很暢銷。
當一家之主端坐在桌旁愁眉苦臉地思忖家裡的經濟狀況時，他18歲的兒子正在哼唱《身體和靈魂》（Body and Soul）， 並試着鼓起勇氣，給他的口袋酒瓶灌滿老爸的杜松子酒，為的是去參加夜晚的舞會，夢想着在那裡遇見一位披着銀灰色頭髮的姑娘，就像《地獄天 使》（Hell's Angel）中的珍·哈露那樣。
眼下，並非人人都在為大蕭條而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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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胡佛在為本屆任期而殫精竭慮，而頑強地工作，當急轉直下的商業指數使他那些樂觀的預言成為笑柄的時候，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聲望一落千丈，他因 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對這位偉大的經濟工程師來說，事情並沒有好轉。
倫敦的裁軍會議，儘管經過精心細緻的準備——在此期間，拉姆齊·麥克唐納曾來華盛頓協商——但並沒有達成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協議：它設置了一些"限制"， 對這些限制，美國如果不在新的軍事建設上花掉10億美元，是不可能達到的。
一直埋頭修訂關稅標準的國會已經完成了這項工作，其所拿出的新關稅法案，不是胡佛所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變，而是高上天的稅率，實際上就是（用丹納·弗 蘭克·弗萊明的話說）"對整個文明世界的經濟宣戰"，等於 "告知其他國家，對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配額和禁運是符合規矩的，……告知我國的戰爭債務人， 它們用來償還債務的美元是無法得到的。"
在任何一個其經濟學知識高於幼兒班水平的人看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要麼借錢給外國（在1920年代它一直是這麼幹的，如今已經不再這麼幹了），要麼允許大量進口，否則的話，它既不可能繁榮出口貿易，也沒有辦法從外國收回巨額欠款。一千餘位經濟學家發現他們頭 一遭意見一致（也是整個1930年代最後一次意見一致），都強烈反對一般稅率的任何增長。
胡佛並不是個經濟學的文盲。但無論是從天性還是從後天的訓練來 說，他都是一個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長的關稅爭論期間，他在政治上被徹底給打敗了，到最後，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關稅法》擺在了他的 桌子上，他簽署了這部法案——推測起來，大概是帶着內心的痛苦呻吟簽署的。
胡佛的農業委員會一直在市場上購買小麥和棉花，以設法支撐這兩種農產品的價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積存了600萬蒲式耳小麥和130萬捆棉花，其作 用只不過是放慢了價格的下跌。就好像農業的境況還不夠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時候，發生了可怕的乾旱，受災地區從東部海岸的弗吉尼亞和馬里蘭，一直延伸到密蘇 里和阿肯色（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來的，是另外幾場更加可怕的乾旱）。
當田野里水井乾涸、作物凋萎的時候，新的哀痛便開始折磨這個身居白宮的人。當商業 的持續蕭條明顯預示着失業者將有一個難熬的冬天的時候，這些哀痛並沒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業者的數量已經從這年春天的三、四百萬，增長到了大約五、 六百萬。
自金融恐慌後最初一陣瘋狂的行動之後，胡佛便對政府抗擊大蕭條的任何直接行動心存疑慮。他更喜歡讓經濟順其自然地發展。他堅持認為："經濟蕭條不可能通過 立法行動和行政決定來療救。經濟創傷必須通過經濟體的細胞——生產者和消費者自己——的行動來治療。"於是，他袖手作壁上觀，等待治療過程自己發揮作用， 根據放任主義經濟學的神聖原則，它應該能發揮作用。
但在此期間，胡佛並沒有閒着。因為已經有人在強烈呼籲聯邦政府給予這樣那樣的援助和救濟；在這樣的呼聲中，他看到了一種嚴重的危險，威脅到聯邦預算、美國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負責慈善救濟的傳統。他決心打敗這一威脅。儘管他設立了一個全國委員會，以關註失業救濟的形勢，但這個委員會並不分配聯 邦資金；它只是協調並鼓勵州和地方政府，通過州里的撥款和地方慈善組織，為失業者提供幫助。（胡佛是對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間總在說，像英國那樣的"施捨" 是在 "毀滅靈魂"。）他強烈反對退伍老兵對補助金的要求——不料"調整補償"法案竟無視他的否決，獲得了通過。他否決了退休金法案。為應對乾旱所導致的匱 乏和窮困，他敦促紅十字會搞一次活動，並建議國會撥款，好讓農業部貸款給農民去 "購買種子和餵養牲畜的飼料"，但反對聯邦政府拿出任何施捨品去餵養人。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認真的。在他自己看來，他不僅是國庫的看門狗，而且還是美國"粗獷的個人主義"的守護人。在一份給媒體的聲明中，他說：" 美國人民是否會挨餓受凍，這不是個問題。防止挨餓受凍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問題。
問題是，美國人民是否會繼續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這種互相幫助，一方 面是通過自願的捐贈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另一方面源自聯邦財政為此類目的而給出的撥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國外和南方各州跟貧困和飢餓作 鬥爭。我並不覺得我應該受到'對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記得，在許多年來我曾接觸過的所有組織中，基金會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願意保證， 倘若有朝一日，我國的志願機構，連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飢餓和困苦的辦法，我會要求聯邦政府盡一切所能提供幫助，因為我像任何一個參議員或眾 議員一樣，不會坐視我們的同胞餓死。但我相信，這一天不會到來。"
這些就是胡佛的確信。但在餓肚子的阿肯色州農民看來，一個願意借聯邦政府的錢給他們養牲口、卻不願意借錢給他們養兒女的總統，似乎是冷酷無情的。遭受重創 的工業城鎮上那些丟掉了飯碗的男男女女，對胡佛總統獻給自立自強的讚美頌詞毫無印象。
就連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負了他的希望，不是什麼全心全意的盟友。商業很蕭條，總統似乎沒做什麼建設性的事情來幫助他們，儘管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該干什 麼，或者，他們的意見存在嚴重的分歧，但他們渴望有一位領袖，並覺得自己並沒有得到這樣一個領袖。他們牢騷滿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稱作沒有骨頭的水母。與 此同時，民主黨的宣傳總監查爾斯·邁克爾遜正在撰寫一大堆目標明確的新聞通稿和國會演說，利用胡佛的軟弱以增強民主黨反對的力量；而總統則因為沒有能力吸 引和籠絡華盛頓的新聞記者而吃夠了苦頭，新聞媒體對他很不客氣。在1930年11月的國會選舉和州選舉中，民主黨人贏得了勝利，使胡佛面臨着這樣的前景： 不久之後，他將有一個明顯敵對的國會。
 1929 Franklin D. Roosevelt arrived in Warm Springs, Ga for his sixteenth visit to his "second home."
順便說一下，在紐約州，這兩場選舉給州長富蘭克林·Ｄ．羅斯福帶來了一次巨大的勝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當選紐約州州長。當選之後的第二 天下午，民主黨紐約州委員會主席、前拳擊協會專員詹姆斯·A．法利，在羅斯福政治上的良師益友路易斯·麥克亨利·豪的幫助下，出爐了一份聲明，他擔心州長 可能不喜歡它。聲明說："我看不出羅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黨下屆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就算沒人盡舉手之勞促成此事。"這份聲明在紐約的比爾特摩酒店發表之 後，法利打電話給身在奧爾巴尼的州長，承認了他所做的事情。羅斯福哈哈大笑，說："吉姆，不管你說什麼，在我看來都是對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話，這對他來 說又是一個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經夠糟的了，甚至無需為未來而自尋煩惱。在隆冬時節，商業出現了可喜的轉機，但隨着1931年春天的結束，衰退再一次開始。事實超出了胡佛的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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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終，很多人都在正兒八經地援引1857、1875和1893年的經濟蕭條中人們所經受的艱難困苦作為證據，以證明：讓美國煩惱的只不過是商業周期中 的一次下降，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一論點看上去非常合理——但這些人錯了。正在發生的事情，其意義遠比這要深遠，而且不僅僅是發生在美國。
19世紀和20世紀的頭幾年目睹了一系列不同尋常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可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其中包括：
1、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它帶來了蒸汽動力，然後是汽油和電力，以及各種各樣的科學和發明的奇蹟；帶來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工業生產；把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 吸引到了城市；把大量的人從獨立的經濟人轉變成了有固定職業的人；使得他們越來越依賴於日益複雜的經濟體的成功運轉。 2、人口的巨大增長。據亨利·普萊特·費爾柴爾德說，如果世界人口繼續以本世紀頭十年那樣的速度增長的話，到10,000年結束的時候，它將達到這樣一個 數字：它以221,848開頭，後面跟着45個0。 3、西方世界的民族向世界上荒蕪人煙的地區和不那麼文明的地區擴張，大英帝國奠定了帝國主義的模式，美國奠定了民主開拓的模式。 4、世界自然資源——煤炭、石油、金屬等等——以空前的速度不斷被開發、被消耗，這一過程並非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5、交通和通訊的迅速發展——它實際上讓世界變得更小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區遠比從前更加互相依賴。 6、當新的法人設計和金融工具被發明出來、並被投入實踐的時候，資本主義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迅速發展和改進。這些新的設計（例如控股公司），加上那些減輕自 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殘酷性的設計（例如工會組織和勞動立法），深刻地改變了國民經濟的運轉，使之在很多方面都更加嚴格，不大可能依據放任主義經濟學規律那樣 運轉。
就本世紀經濟世界裡所發生的變化而言，這些現象當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我們大可不必糾纏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關鍵是，世 界經濟的巨大擴張和複雜化已經發生，它不可能以這樣的速度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當它達到了收益遞減的轉折點的時候，各種壓力就會發展出來。
這些壓力既包括國 家間對殖民地的競爭（如今，其中最好的殖民地都已經得到開發——順便說一句，如今也不再給它們的母國帶來可觀的回報），也包括國內圍繞工商業成果的分配所 產生的社會衝突。由國際競爭所引發的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留下了一個受到削弱、飽受痛苦的歐洲，那些曾經強大的國家至今內部四分五裂，在巨大 的債務重負之下踉踉蹌蹌。
眼下，有一些不祥的徵兆表明：這個必然擴張的大時代已經結束。人口的增長正在慢下來。世界上荒蕪人煙的空地大部分已經被人占據。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幾乎再 也不可能這麼迅速而廉價地開發。當經濟視野越來越狹窄的時候，為了壟斷那些明顯有利可圖的資源，鬥爭變得更加激烈。各國尋求對世界資源的國家壟斷；法人和 金融團體尋求對國內資源和民族產業的私營壟斷。與此同時，各國的國民經濟都變得更加複雜，不那麼靈活，由於無法承受的債務而更容易受到破產的威脅。
有一條擴張之路依然是開放的。發明並沒有停止，通過越來越有效率的機器生產（以及通過交通和通訊手段的改進）來增加舒適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幾乎是無限的。 但是，近在手邊的經濟機制，以及人們的精神習慣和視野，都已經被調整得適合於開拓擴張的時代，而不是僅僅依賴於日益增長的效率，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經濟機 制，誰也不熟悉。
在1920年代，美國（相比而言沒有受到戰爭太大的傷害，並擅長於發明和機械化）繼續沖在前面，就好像開拓擴張的時代並未結束似的。然而，它依然是其拓荒青春期惡習的受害者——靠着不斷展開的未來，樂觀地願意積累債務和信用債；熱心於房地產和股票的投機；傾向於金融和法人的壟斷或准壟斷，這往往會使得很不 靈活的經濟更加死板。這些惡習結合起來破壞着美國。
正如羅伊·赫爾頓在談到這一點時所說的那樣，當你長大了的時候，你就再也不能不受懲罰地沉溺於青春期的蠢行。當投機和信用膨脹的風箱呼啦啦吹動的時候，繁榮之火便燒得更旺；但風箱一旦停止，火焰就會黯淡下去。當繁榮之火在美國黯淡下去的時候，它們在歐洲便 更加迅速地黯淡，由於戰爭的緣故，它們在歐洲原本就燒得不旺。
當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的經濟開始收縮的時候，人便變得瘋狂起來。傳統的經濟規律和經濟習慣似乎不再起作用，那些飽學之士像任何其他人一樣困惑不解，似乎沒 人知道經濟之謎的答案。蘇聯提供了另外一套可選的規律和習慣，但是，對於像蘇聯所示範的那種馬克思主義道路，人們的熱情十分有限。
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東 西，可以讓人們把自己的希望更牢靠地寄託於其上？沒有人知道，因為這一次的緊急情況是空前的。於是，世界開始了一段迷惘困惑、互相猜疑、樂於孤注一擲的時 期。
正從表面上經濟繁榮這樣一個塔尖上掉頭下墜的美國，也同樣逃脫不了調整時期的混亂和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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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金融恐慌過去20個月之後。
百貨公司的廣告開始展示歐仁妮的帽子，預報一次狂熱卻短暫的流行時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羅德·格蒂正在準備駕駛單翼機"溫妮·梅"號環繞世界飛 行；報紙的讀者為紐約附近的長灘發現一個漂亮姑娘的屍體而興奮不已，這個女孩有一個異乎尋常的抒情的名字，喚作"斯塔·費思富爾"。
1931年6月，紐約的舞台上，《溫波爾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中的凱瑟琳·科內爾正坐在 一張沙發上黯然憔悴，《綠色牧場》（The Green 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轟動一時的劇目包括《大酒 店》（Grand Hotel）和《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在電影院裡，你可以在《商人之號》（Trader Horn）中看到非洲 的獅子、聽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錢》（Smart Money）中見到愛德華·G．魯賓遜，或者在《輕率》（Indiscreet）中見到格洛里亞·斯旺 森。當度假者為出門而收拾行囊的時候，最有可能帶上的小說是賽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這本書躋身於暢銷榜單之首。
1920年代的體 育英雄們幾乎全都謝幕退場了：博比·瓊斯去年秋天已經改行；蒂爾登去年夏天丟掉了網球冠軍的寶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們的桂冠，拳擊比賽的聲望正 落入靠不住的狀態；聖母橄欖球隊的教練紐特·羅克尼最近在一次空難中命喪黃泉；就連貝比·魯斯也不再是無可爭議的"本壘打之王"：盧·格里格如今跟他勢均 力敵。 就在1931年6月，出現了一個先兆——一個風味不佳的先兆——預示着未來將有很多的金融醜聞，當時，紐約美國銀行的3位高級主管，由於被揭露出 在1928至1929年間的投機當中對銀行資金駭人聽聞的處置不當，而在紐約被陪審團裁定有罪。有一個即將動搖帝國根基的浪漫故事，其開頭是：6月10 日，一個生活在倫敦的年輕美國女人歐內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現在王宮裡，第一次遇見了威爾士親王。在新澤西州的霍普韋爾，無意中為這十年最悲劇性的犯罪設定 了場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報紙的標題把它描述為"孤鷹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腳手架高高豎起，第一層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這個月，一個年輕人從聖路易來到紐約，按照他的設想，所有安排都是為了讓他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擁有一席之地。但有一個細節被忽略了：證券交易 所實際上是一家俱樂部，候選成員都必須有一個推薦者和一個附議者。這個來自聖路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要耽擱一段時間才能獲 得推薦和附議，因為他在證券交易所不認識任何人。
華爾街的紳士們對此後幾年時間裡必將發生的變化毫無概念，要是有人告訴他們，這個小伙子將會成為紐約證券 交易所主席，而證交所也將在政府的嚴密監管下運作，他們肯定會大吃一驚。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銀行家們心目中抗擊金融恐慌的英 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費城商會發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關於"商業誠實"的演說。證券交易所的股價非常糟糕地不斷下跌，經紀人們拉長着 臉，但依然有少許殘羹剩汁，留給那些知道凱斯脫粒機公司或奧本汽車公司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的人。
1931年6月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兩個人在紐約海德公園一幢大宅中的一個小房間裡度過了忙亂的幾個小時，他們凝視着美國地圖、鐵路時刻表和名單。 這兩個人是州長富蘭克林·Ｄ．羅斯福（他在去年11月的再次當選是如此令人難忘）和民主黨紐約州委員會主席詹姆斯·A．法利。法利先生想到了一個主意：出 席即將在西雅圖召開的"麋鹿會"大會，他和羅斯福州長都盤算着如何充分利用這次遠征，在9天的時間裡跑遍18個州，與數不清的民主黨領袖談話，他已經跟他 們當中大多數人進行過大量的、誠懇的通信。不消說，這次預言式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試探西部民主黨人的感情，儘可能消除人們的顧慮，並暗示：1932年， 團結在羅斯福州長身後的民主黨領袖將做得更好。
正是在1931年6月，胡佛總統放棄了等待經濟形勢自動好轉的策略，開始對大蕭條發起真正的進攻——始於國際金融領域中一次有政治家風範的努力， 這一次出擊，暫時看來似乎是勝利了，但到頭來還是失敗了，僅僅因為經濟毀滅的過程太強大，發展得太遠，以至於使用胡佛軍械庫里的任何武器都無法克敵制勝。 6月20日星期六下午，胡佛提議延期償付國家間的戰爭賠款和戰爭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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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隨着歐洲經濟的減緩，一種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歐洲的金融。債務——國家債務和私人債務——曾經似乎是可承受的負擔，如今成了難以忍受的重 負；新的金融債務幾乎沒什麼擴大，除非是為了支持老的債務；價格在下跌，焦慮在蔓延，整個體系緩慢得幾乎要陷入停滯。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變成了急性 的。
回首過去，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使之變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國和奧地利方面為了有限的經濟目的而試圖聯合起來——以實現關稅聯盟——的努力，以及 法國對任何此類計劃的強烈反對。任何有可能讓德國和奧地利團結起來並使他們更加強大的東西，對法國來說都是該詛咒的，法國當時很少有人認識到中歐破產的可 能後果。
奧地利最大的銀行安斯塔特信貸銀行已經陷入困境。當圍繞關稅聯盟的爭論進一步增加了總體上的不確定性的時候，安斯塔特信貸銀行被迫請求束手無策的 奧地利政府提供幫助。恐慌立即開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國。1931年5月和6月，資本紛紛逃離這兩個國家，外國貸款紛紛被收回，一場總崩潰眼看着 迫在眉睫——這場崩潰很可能會導致德國的民主政府垮台。德國天空上的烏雲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發展：希特勒的褐衫黨正變得越來越強 大。
1931年5月6日，此時，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了歐洲的金融形勢變得多麼危急，美國駐德國大使正在白宮與胡佛總統一起吃飯；打那以後，一直擔心歐洲的崩潰會給美國帶來嚴重後果的胡佛總統便在心裡醞釀着國際延期償付的念頭——推遲一年償還所有政府間的債務，包括德國當時被迫償還的戰爭賠償，以及前歐洲盟國欠美國的債務。
接下來，胡佛先生開始了一次長期磋商——與內閣成員，與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與駐各國大使，與銀行家。他一直是個可怕的工作狂——每 天8:30便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只花15分鐘的時間吃午飯（除非是白宮有客人），林肯書房裡的燈光經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 不久之後，他試驗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償付聲明，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勞作，以至於在起草的過程中折斷了一支又一支鉛筆。
然而他推遲了發表這份聲明。這一計劃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國會可能會反對，這將是致命的。其他國家，特別是驕傲而嫉妒的法國，也可能反對。他一直 惦記在心的預算平衡，可能因為切斷了對美國的債務償還而被危及。此外，這樣一個建議，由於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這場國際恐慌上，從而加重、而不是減輕恐 慌。
與此同時，風暴在歐洲蔓延。胡佛的顧問們紛紛請求他採取行動，但他依然不願意出手。他在等待。6月中旬，他計劃做一次穿越中西部的演說之旅（包括在紀 念哈丁總統的典禮上那場未必愉快的演說）；他帶走了這項至今尚沒有完成的提議，與此同時，幾乎每小時都有來自華盛頓的內部消息向他傳遞這樣的信息：歐洲的崩潰正在加速。
等他回到華盛頓的時候，有一點變得很清楚了：他必須採取行動，否則的話就為時已晚。他開始打電話給參議員和眾議員，以提前獲得他們的贊成。國會正 在閉會期，話務員不得不幫他到處逮人，這些人分布在全國各地，在演說旅行中，在汽車旅途上，在高爾夫球場，在深山密林里釣魚打獵。有一位議員，聽說白宮在 找他，結果在加拿大的一家雜貨店裡回了電話；另一位議員被逮着的時候，他剛好站起身來，正準備發表晚餐後的演說。
一小時接一小時，不知疲倦的胡佛坐在電話 機旁，向一個接一個人解釋他想要幹什麼——並時刻擔心，沒等他來得及採取行動消息就走漏出去了。終於，在6月20日那個酷熱難耐的星期六，消息已經在走 漏，他不得不立即發表了那份聲明——尚未跟法國商量。
他把新聞記者們召到了白宮，向他們宣讀了一份冗長的聲明，其中包括他關於國際延期償付的提議，以及已經贊成這一提議的21個參議員和18個眾議員 的名字。記者們趕緊抓起聲明的副本，沖向電話。
當消息傳遍整個世界的時候，一場狂熱的大合唱便應聲而起。紐約股市節節攀升，歐洲股市觸底反彈，銀行家們讚美胡佛，社論作者們歡呼喝彩。以冷靜著 稱的倫敦《經濟學家》（Economist）雜誌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頌詞，題為《雲開日出》，把胡佛的提議稱作"一位偉人的姿態"。
數百萬美國人曾經覺得（不管有多麼含糊）政府應該"做點什麼"，並譴責胡佛的無為而治，如今他們也加入了歡呼喝彩的行列。儘管他們對國際金融形勢所知甚少（這方面的內容在報 紙上所占的版面遠遠不及斯塔·費思富爾的神秘死亡），但這終歸是一次行動，他們喜歡行動。讓焦慮不安的總統大吃一驚的是，他所做的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那是他本屆任期的巔峰時刻。
只有法國反對胡佛。胡佛派出了他77歲高齡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去說服法國人，並不斷通過越洋電話跟他商議，從而讓這位老人筋疲力盡。在一段長時 間的耽擱——超過兩個星期——之後，法國人好不容易才同意了經過修改的計劃，局面看來得到了挽救。
但事實上，局面根本沒有得到挽救。
不久，德國的恐慌變本加厲，達納特銀行關門大吉。恐慌蔓延到了英國。英鎊如今岌岌可危。新一屆政府（由工黨領袖麥克唐納領頭，但主要由保守黨人組 成）臨危受命，要拯救英鎊——不久便放棄了這個目標。當英國脫離金本位的時候，所有依然堅持金本位的國家都深感震驚，其中大多數國家紛紛緊跟英國，開始了 一場管制貨幣的新冒險。
在美國，1931年9月的這一新的打擊是劇烈的。古老的美國銀行體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即便是在那些更繁榮的日子裡，它也不是十分強大。美國各 地的銀行紛紛倒閉——這些銀行在債券和抵押貸款上投資甚巨，如今發現，它們手裡外國債券的價格飛流直下，國內債券的價格在一場清算的大潮中不斷下跌，他們 的抵押被凍得嚴嚴實實。就在1931年9月，總共有305家美國銀行關門大吉；在10月份，總共有522家銀行倒閉。驚慌失措的資本家們如今開始儲藏黃 金，唯恐美國也脫離金本位，保險柜裡塞滿了硬幣，很多床墊里都鼓鼓囊囊地塞滿了金幣流通券。
美國商業衰退的速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快。9月，美國鋼鐵公司——迄今為止，它的總裁詹姆斯·A．法雷爾一直堅定不移地拒絕削減工資——宣布削減 10%的工資；其他公司爭相效尤。到秋天的時候，在美國各地，那些從辦公室或工廠下班回家的人都不得不告訴他們的妻子，下個月的工資支票會略少一些，她們 必須想出新的節約措施。失業者的隊列接受了更多的新來者，到年底的時候，失業人數接近1,000萬。
到目前為止，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金融恐慌和新一輪蕭條的波浪便從維也納蔓延開來。
胡佛總統再次出手了，他的行動再一次是金融上的。要挽救美國的銀行體系，有些事情必須要做，而銀行家們卻沒有做；當時的整體氛圍是 sauve qui peut（法語：四散潰逃）。胡佛召來了15位銀行界的霸主，在華盛頓梅隆的住處跟他和他的金融助手們舉行了一次晚間的秘密會議，向他們 建議，把美國一些強大的銀行組成一個信託聯營公司，以幫助那些弱小的銀行。很快，有一點變得很清楚：這樣做遠遠不夠——因為強大的銀行也不敢冒險，而這家 聯營公司（國家信託公司）幾乎根本沒有發放貸款——此時，胡佛建議組建一家大型的政府信貸機構"復興金融公司"，有20億美元可以貸給銀行、鐵路和保險公 司。
當1931～1932年間的冬天到來時候，國家的黃金儲備在繼續流逝，看來美國好像用不了多久就會被迫脫離金本位，於是，胡佛便發表了一篇公開聲 明，呼籲反對藏錢，接下來又建議修改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要求，以緩解當前的局勢——後來具體化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再一次，抱着改善信貸環境的想 法，他強烈要求、並保證要創立一系列家庭貸款貼現銀行，並為聯邦土地銀行提供追加資本。他堅決反對那些在他看來似乎是不公正的措施：他出現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面前，呼籲它的成員們別要求立即現金支付他們補助金的餘下部分；他否決了一部直接分發聯邦救濟的法案；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反 對任何通貨膨脹的建議，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話說）"通過揮霍浪費促進繁榮"的建議。
大蕭條還在加深。
事態的壓力已經迫使這位"粗獷個人主義"的使徒進一步走向國家社會主義，比此前任何一位和平時期的總統走得更遠。胡佛的復興金融公司讓政府深深卷 入了商業。但那是一種非常有限的、特殊種類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在發生的事情大概可以這樣概括：
胡佛曾試圖不干涉國家經濟機器的運轉，允許一套按照設想應該是靈活的制度去自我調整，以適應供需關係的變化。誠然，在兩個關鍵的時刻，他出手干涉 了：他曾試圖支撐小麥和棉花的價格，結果鎩羽而歸；他曾試圖維持工資水平，在部分程度上取得了暫時的成功。
但在另外的方面，他大抵是袖手旁觀，順其自然， 任由價格、利潤和工資各行其是。但是，除非是通過破產讓債務的重擔也能自然地減輕，否則自然調整就不可能實現。在美國，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一樣，經濟 體制如今變得如此複雜和互相依賴，以至於普遍破產的可能後果——對銀行、保險公司、大控股公司以及很多依賴於它們的人來說——變得駭人聽聞，連想都不敢 想。理論上必不可少的調整，成了實際上無法忍受的調整。因此，胡佛被迫出面干涉，以保護債務結構——先是在不免除債務的情況下暫時減輕國際債務的壓力，再 是拿出聯邦政府的資金來支持銀行和大公司。
因此，理論上靈活的經濟結構，在一個致命的關鍵點上變得死板了。債務負擔幾乎是紋絲未減。企業被債務——及其他剛性成本——的重負壓彎了腰，復興 就進一步減緩了。當它慢下來的時候，企業便解僱工人，或者讓他們開工不足，於是降低了購買力，加深了危機。
要問胡佛是對是錯，幾乎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也許，他在環境逼迫下所採取的方法，多半會導致經濟恢復非常緩慢（即使有所恢復的話），除非貨幣貶值給 予復興以刺激——對胡佛來說，貶值是不可想象的。也幾乎用不着問，胡佛究竟是不是以一個保守分子的鐵石心腸在採取行動，讓金融主管們跑到華盛頓來，為的是 當那些掙扎於飢餓邊緣的男男女女被拒絕給予個人救濟的時候能夠讓企業給予他們以救濟。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樣一個普遍受苦的時期，任何一個民主政府，似乎都 不可能去資助金融家，似乎都不可能在漠視其卑微公民所處困境的同時還能不失去公眾的信任。在過去，那些失去工作的人還可以在別的地方重新拿起自己的工具， 並設法做到獨立生存；或者種一小片菜園，以維持起碼的生計；或者去西部，在邊境地區重新開始。
如今，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當他們失去工作的時候，他 們就無依無靠。他們只能絕望地向某個機構尋求幫助，只有這個機構，有責任糾正他們盲目操縱經濟社會而犯下的錯誤：他們求助於政府。他們如何能夠認可一個不 給他們麵包、而是給他們石頭的政府呢？
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以至於已經再不能以它通常的方式發揮作用，其後果變得太殘酷，自由之人無法承受。事態在發展，赫伯特·胡 佛也是受害者之一，連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也一起遭殃，他曾經是這些理論頑固而悲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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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蕭條的第二年接近尾聲、第三個年頭開始的時候，美國人民的心態在發生變化。
彼得·F．德魯克說："大蕭條讓人們看到，人只不過是一台無意識地旋轉的機器中一個無意識的齒輪，這台機器超出了人類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 不再服務於任何其他目的。"這台機器的運轉得越糟糕，人們越是想方設法去理解它。當關於商業、經濟和政府的那些被認為是固定不變的原則一個接一個地土崩瓦 解的時候，那些一直把這些原則視作理所當然、除了選舉時期之外對政治興趣不大的人，開始試着自學。因為，即便是那些相對比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認：有重大的 事情正在發生。
據公共圖書館的流通部門報告，它們的業務有所增長，而增長的不僅僅是虛構小說這樣的止痛劑，還有記實和討論的著作。正如"中鎮"的一位商人後來對 林德夫婦所說的那樣："大事正在發生，它們擾亂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意，以及我們的某些觀念，我們想試着理解它們。我從圖書館借來一大堆書，熬更守夜地 讀。" 
Soviet “Children's Town,” 1930 
Old Postcard from Leningrad  
Large aircraft built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30's. In the 1930s the Russian army was obsessed by the idea of creating huge planes. At that time they proposed to having as many propellers as possible to help carrying those huge flying fortresses into the air, jet propulsion has not been invented yet. On the attached photos - a heavy bomber K-7. (K-7. Role, Heavy bomber/Civilian transport. National origin, Soviet Union. First flight, 1933.)
觀念在不斷改變。人們對蘇聯的實驗有着強烈的興趣。關於蘇聯的講座很受歡迎；莫里斯·辛杜斯的《連根拔起的人類》（Humanity Uprooted）和《新俄羅斯入門》（New Russia's Primer）被人們翻閱，讓人們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輕佻的 《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雜誌的編輯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簽約僱傭了一批蘇聯作者，並在資本主義的紐約大都會俱樂部舉行了一場盛大晚 宴，招待一位蘇聯小說家。
那些溫文爾雅的自由主義者們，頗為自己的思想開明而感到自豪，他們互相安慰對方："畢竟，我們有些東西要向蘇聯學習"，尤其是關於"計劃(經濟)"；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義者則乾脆一頭扎進了共產主義。
Pictures from Soviet Union, 1930'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