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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中的美國人
對那些更正統的男男女女來說，閱讀沃爾特·李普曼每天對時事的分析——為《紐約先驅論壇報》撰寫並通過報業辛迪加分法到全國各地——成了一項早晨的儀式，就像咖啡和橘子汁一樣必不可少。
1931年2月，當《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以它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專欄作者的機智幽默而著 稱——停刊的時候，李普曼（他是這份報紙的編輯）便加盟了《紐約先驅論壇報》，一夜之間名聞全國。他的思考清晰、冷靜、一絲不苟，他似乎有能力把無意義的 事態發展還原為有意義；他把最早的幫助帶給那些在黑暗中探索信念的男男女女——也帶給了那些預見到自己在晚餐會上的話題從橋牌比賽轉到復興金融公司和金本 位的時候一定會結結巴巴、茫然無助的男男女女。
1931年的秋天還帶來了一陣突然爆發的笑聲。當老的確定性搖搖欲墜的時候，當老的預言家喪失信用的時候，你至少可以享受它們的垮台所帶來的的樂 趣。到這一時期，人們已經能夠對着《噢嘢》（Oh,Yeah）會心一笑，這本小書搜集了銀行家和政治家們在大蕭條開始的時候所發表的巧舌如簧的預言；能夠 品嘗《華盛頓走馬燈》（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中閒言碎語式的無厘頭，它們讓華盛頓那些派頭十足的政治家們聲譽掃地；你能夠 從新創刊的雜誌《吹牛大王》（Ballyhoo）中得到捧腹大笑，當它開始嘲笑商業和政治中的每件事情、就連神聖不可侵犯的廣告業也敢嘲笑的時候，它的發 行量迅速竄升到了100萬份以上。
你還可以為新上演的音樂劇《為君而歌》（Of Thee I Sing）而狂拍巴掌，這部戲把政治場景搞成了一出鬧劇：美國副 總統亞歷山大·特洛泰勒鮑特姆在白宮的一次觀光會上迷了路，總統候選人以"愛"作為他的競選政綱，把1930年的一句最受歡迎的商業口號竄改成了一句新婚 口號："子嗣就在街道拐角那兒。"
正如吉爾伯特·塞爾迪斯所注意到的那樣，1931年9月13日，在喬治·懷特的音樂劇《醜聞》 （Scandals）的首演式上，魯迪·瓦利溫柔地 吟唱道：
生活不過是一碗櫻桃。
別把它搞得那麼嚴肅。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議。……
他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大蕭條所帶來的幻滅和迷惘，以及人們的這樣一種渴望：如果可能的話，就儘量輕鬆以對。 
Gale Quadruplets in the George White Scandals 1931
  Betty Boop 1931 17
統計數據都是些冷冰冰的東西。
在1932年——大蕭條最嚴酷的一年——全國失業人口的平均數，國家工業委員會的估計是1,250萬，美國勞工同盟的估計是1,300萬，而另外 一些估計（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以不同的方式定義失業）則在850至1,700萬之間——這樣說並不能讓人對下面這些事實有一個鮮活的印象：那些失業者奔走 於公司與公司、廠門與廠門之間；"如果有什麼新的情況出現我們會讓你知道"這句短語有着令人沮喪的必然性。
人們在寒冷的出租房裡翻看着招聘廣告，日復一 日，周復一周，在人行道上聚集在職業介紹所門前的人群中，空耗着毫無結果的時光；用完了銀行里的存款，就以他們的人壽保險做擔保去借，賣掉所有能賣的東 西，向親戚去借，而有能力借錢的親戚卻越來越少，品嘗着匱乏的辛酸苦辣，到最後，咽下他們的驕傲，去申請救濟——如果有任何救濟可領的話。（救濟資金嚴重 不足，因為慈善組織早就被人們苦苦地包圍，城市和村鎮都用完了它們可用的經費，或者正處在枯竭的邊緣。）
然而，有為數不多的統計事實和估計數據，對於理解大蕭條的範圍和衝擊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儘管1932年利息支付的總金額只比1929年少3.5%，但另一方面，根據西蒙·庫茲涅茨博士為國家經濟研究局所做的估算，薪水支出卻下降了 40%，分紅支出下降了56.6%，工資支出下降了60%。（因此，在債務結構依然比較剛性的同時，經濟中的其他要素卻經受了劇烈的緊縮。）
然而，千萬別想當然地認為，利息的繼續支付和分紅的部分繼續支付，意味着企業總體上還在掙錢。1932年，企業總體上虧損了50至60億美 元。（政府為全國所有公司——總共451,800家——統計的數字是淨赤字5,640,000,000美元。）誠然，大多數管理較好的大型公司情況比這要 好得多。E．D．肯尼迪對960家其利潤被列入"標準統計數據"的公司——主要是一些其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交易頻繁的大公司——所做的統計數據顯示，這 960家公司的總利潤超過3.3億美元。
然而還必須補充一句，這裡說的"管理較好"是在特殊意義上使用的。自1929年以來，省力和加速的設備不僅把單位 工時的產出增長了18%（據估算），而且，雇員也被大量解僱。每當一個產業巨人為了在財務上保持讓腦袋露出水面，而甩掉一批工人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小公 司兜着圈子在赤字中下沉得更深。
在現有企業收縮的同時，也沒有新的企業開張。國內公司股票的發行總額在1932年下降到了只有1929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不過，這些冰冷的統計數據，並不能讓我們感受到1932年經濟癱瘓中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讓我們試試另外的途徑吧。
漫步穿過一座美國的城市，你可能會發現，在一個漫不經心者的眼裡，大蕭條的明顯跡象並不多——或者說，至少是讓人觸目驚心的跡象並不多。
你可能會 注意到，很多店鋪沒有租出去，落滿灰塵的玻璃櫥窗和招牌表明，它們是打算出租的；工廠的煙囪，正在冒煙的寥寥無幾；街道上並不像早些年那樣擠滿了卡車，沒 有打鉚機的喧囂震耳欲聾，人行道上的窮漢和乞丐數量空前（在紐約的派克大街區，走過十幢房子的距離，可能要碰上五六次有人向你伸手討錢）。
如果是坐火車旅 行的話，你或許會注意到，列車更短了，臥車更少了——沿途看到的貨車也更少。如果是坐夜班車通宵旅行，你在自己的臥車裡或許只能找到兩三個乘客。（相比之 下，公路沿線的加油站倒是比從前更多，"中鎮"上所有的零售生意當中，只有加油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沒有表現出生意的明顯下降；因為，儘管購買新車的不 多，但那些還能挺住的舊車比從前用得更多了——這讓鐵路公司很是沮喪。）
其他方面的事情在你看來跟平常幾乎沒什麼不同。大蕭條的主要現象，大多是反面的，並不十分刺眼。
但是，如果你知道該到哪裡去看的話，其中有些現象就會呈現在你的面前。首先，是窮人區里等待領救濟的隊伍。其次，是城市邊緣和空地上那些被人冷嘲 熱諷地稱作"胡佛村"的蕭瑟荒涼的居民點——那是一群群簡陋湊合的小棚屋，搭建它們的材料有：包裝盒，廢鐵，以及細心爬梳城市垃圾所能撿到的任何東西，住 在這些棚屋裡的人，有時候是被房東趕出來的整個家庭，睡在從報廢汽車場拿來的汽車座墊上，湊在油桶里燃燒垃圾的火苗前取暖。第三，是那些睡在門廳或公園長 椅上的無家可歸者，沒事就去餐館溜達，為的是搜尋人家吃剩的半塊餅、餡餅皮，以及任何能夠維持生命之火繼續燃燒的東西。第四，是公路上大為增加的搭便車 者，尤其是鐵路上搭乘貨車的流浪者：一支漂泊四方的飢餓大軍，漫無目標地搜尋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據喬納森·諾頓·倫納德說，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在 1929年"正式承認"有13,745個流動工人；到1931年，這個數字躍升到了186,028個。據估計，到1933年初，全國共有100萬這樣的流 浪者在漂泊八方。
在6個月的時間裡，有45,000人穿過了埃爾帕索縣；每天有1,500人經過堪薩斯城。在他們當中，有大量的青少年，還有女扮男裝的小 姑娘。據美國兒童局說，有200,000名兒童就這樣在美國各地四處漂泊。在西南部，扒貨車的人數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在很多地方，鐵路警察不得不放棄了 試圖把他們趕下火車的努力：他們的人數實在是太多了。
在全國相對比較富裕的人當中（比方說，那些在大蕭條之前年收入超過5,000美元的人），大多數人過着節衣縮食的生活，因為減薪非常普遍（尤其是 1931年之後），分紅也在不斷減少。這些人紛紛打發僕人回家，或者把僕人的工資削減到最低，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僕人留下來，除了吃住之外，不 給其他任何報酬。
在很多漂亮的房子裡，先前從不曾"自己幹活"的女主人如今也燒火做飯、縫補漿洗。丈夫們的舊外套穿的時間更長了，退出了高爾夫俱樂部，多 半還決定今年不再去海濱避暑，在飯館裡吃75美分、而不是1美元一頓的午餐，或者，在快餐店裡吃35美分、而不是50美分一頓的午餐。當那些在1929年 跟隨股票市場飛黃騰達的人如今看着報紙上的股市專欄的時候，唯一讓他們稍感安慰的想法是（如果他們還留有一點股票的話）：一兩次明智的賣出竟然會導致這樣 大的資本損失，以至於他們今年根本用不着繳納所得稅了。
這些富有階級的男男女女，其財富只不過因為大蕭條而有所減少，跟他們比起來，其他人的財富則是徹底地煙消雲散了。在富裕的郊區等候8點14分的火 車的人群當中，包括很多丟掉了工作的人，他們像往常一樣去城裡，不僅僅是頑強地、幾乎是絕望地尋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為了讓自己看上去還在勇敢地奔波忙 碌。（就這後一項努力而言，他們通常做得很成功：看到他們在列車開車時間接近的時候與朋友們閒聊的情形，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已經多麼接近 於絕望。）
有些建築師和工程師，像往常一樣驅車前往事務所，而那裡已經有幾個禮拜沒有客戶上門了。有些醫生，在患者開出支票的時候，不由得暗自慶幸。每天 都要去干速記工作瓊斯太太，如今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因為瓊斯先生失業了，正在家裡燒茶做飯，照看孩子（心裡說不出的厭惡，干起活來效率也很低）。
瓊斯夫婦的隔壁住着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師的寡妻，一直有一份不錯的收入，她為自己所擁有的"好東西"而感到自豪，但她沒有能力掙到一美元，即便能找到工 作；她的本錢投入在了南美公司的債權、聯合鑄造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類似的被錯誤地稱作"有價證券"的東西上，如今，她完全依靠親戚朋友的接濟，她的進口錢 包里甚至都掏不出電車費。
布朗夫婦退隱到他們在鄉下的"農舍"去了，並試着在那片亂石嶙峋的土地上種點莊稼；他們興奮地談論鄉村生活的簡樸，但有時候不得不渴望電燈和熱 水，不得不跟馬鈴薯甲蟲作鬥爭。（大量城市居民就這樣搬到鄉下去了，但他們當中真正從事農業勞作的人數，尚不足以部分抵消美國人從農場向城鎮遷移的長期運 動。）有人在私下裡議論魯賓遜一家，他們儘管住在一幢價值40,000美元的房子裡，花錢一直大手大腳，如今處在令人絕望的境況中：魯賓遜先生丟了工作， 房子賣不出去，他們變現了所有可支配的財產，眼下他們實際上在挨餓——儘管他們的房子看上去依然像闊人的住處。
在經濟等級的更下一級階梯上，尤其是在有些工業社群（其工廠只以20%的產能運行，或者乾脆關門大吉），境況更加糟糕。弗雷德里克·E．克羅克斯 頓在布法羅市得出的數字，讓人們看到這樣的社群里正在發生什麼，他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戶式的詳細調查中發現：14,909個願意工作、並有能 力工作的人——男女都有——當中，46.3%的人有全職工作，22.5%的人部分時間工作，多達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在每一座美國城市裡，都有大 量的家庭被房東從他們簡陋狹窄的出租屋裡給趕了出來，與其他的家庭擠住在一起，直至10或12個人共用3、4個房間，或者，整個冬天在冷颼颼的屋子裡凍得 瑟瑟發抖，因為他們買不起煤，一周吃一次肉，或者根本不吃肉。
危機帶來的不僅是物質金錢上的問題，雇主有時候發現，那些被解僱的前職員對再就業似乎並不熱心（"即使你給他們一份工作他們也不想干！"），其理由常常也是恐慌：他們非常害怕自己不勝任，那是大蕭條最常見的病態心理所帶來的後果之一。一個女職員在失業一年之後，有人給她提供了 一份計件工作，但她拒絕了：她幾乎不敢去辦公室，她處在如此恐怖的心理狀態當中，以至於生怕自己不知道哪裡可以掛外套，不知道如何去找洗手間，不理解老闆 給他的指示。
關於這次大蕭條，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無情地持續了一年又一年。
有些人，曾經是強健而自尊的勞動者，他們可以勇敢面對失業幾個禮拜，幾個 月，即使他們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後，他們就很難做到了。信心也好尊嚴也好，最終到了為現實所擊潰。在1932年的那些蜷縮在公園長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門前的陰鬱 隊列中的不幸之人當中，有些自1929年底以來就一直沒有工作。
說到經濟等級的最底層，我們不妨引用兩段簡短的話，它們大概最準確地暗示了這一階層的境況。第一段話引自喬納森·諾頓·倫納德的《三年下坡 路》（Three Years Down），該書描述了賓夕法尼亞礦工們的悲慘困境，他們在1931年一次盲目而無望的罷工之後，被趕出了公司，倫納德是這樣 說的："來自那些自由主義都市報紙的報道顯示，他們當中有數以千計的人擠在山坡上，一個單間小棚屋擠住着一個三、四口之家，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為生。
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病，但沒有本地的醫生去照料這些被掃地出門的罷工者。他們所有人都在挨餓，很多人死於上天賜予的疾病，因此使得福利當局可以聲稱：沒有一個人 被餓死。" 另一段話引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們也是人》（We Too Are the People），場景是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一個生動而可怕的瞬間，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我們看到，一群人（大約50來個人）正在瘋搶一家餐館後門外的一個桶垃圾。美國公 民竟然像牲口一樣為殘羹剩菜而戰！"
在非常環境下，人類的行為總是各不相同。你不妨想想那位公司的主管（解僱幾百人的差事就是委託給他的）：他堅持要親自見見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並 對每個人的困境深表關切，不消幾個月，他的頭髮便過早地花白了。
那個帶着驕傲和自豪報道大蕭條經濟的青少年聯盟的女孩：她從閣樓里的一件舊皮大衣上剪 下了一塊，給它鑲上邊，充當浴室里的防滑墊。……那個因為自己的銀行破產而身陷債務的銀行家：他從另一家銀行得到了一份年薪30,000美元的工作，一年 只靠3,000美元生活，值得尊敬地把剩下的27,000美元支付給債權人還債。……那個錢財損失過半的富貴之家勇敢地宣布，他們解僱了20個僕人當中的 15個人，從而"解決了他們的蕭條問題"，而對那15個人身上所發生的事情，沒有表現出任何好奇的跡象。
在一幢宏偉摩天大樓的辦公室里，那一小撮公司 高級管理人員正在修改公司的賬簿，以逃避破產……那群芝加哥黑人正站在一幢廉租公寓的門前，把大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以阻止房東的代理人來驅趕鄰居一家：當他們一小時接一小時地站在那兒的時候，他們唱着聖歌。……那個從前的職員，在動身出門開始他無休無止的求職征途之前，細心地剪下一塊紙板，放進他的磨穿底子的鞋子裡，並告訴妻子，這雙鞋子如今比從前更好。……隔壁小出租房裡的那個男人，已經放棄了找工作的努力，放棄了所有興趣、所有活動，一小時接一小時地呆坐在那 里，神情漠然，目光冷淡……
對於在這段時間從中學或大學畢業的人來說，那是一段古怪的時期。中學的入學人數比從前的任何時期都要多，尤其是在高年級，因為能夠誘使他們離開課 堂的工作崗位寥寥無幾。同樣，能供得起上研究生院的大學畢業生就會繼續他們的學業——在無望的求職之後——而不是在家賦閒。
經濟混亂的影響無所不在。被攪亂的，不僅僅是工商企業，而且還有教堂，博物館，劇院，中小學，大學，慈善組織，俱樂部，兄弟會，體育組織，諸如此 類，等等等等。人人都感覺到了它的影響：捐贈減少了，成員數下降了，票房收入縮水了，支票收不到了，收入不夠支付抵押貸款的利息。
此外，當商業的潮水退去的時候，便暴露出了過去很多醜事的證據。例如，塞繆爾·西伯利正在紐約市展開調查的政治醜聞，暴露出來的僅僅是一部分，這 是公民當中一種新的聖戰精神、一波對體制化貪腐的厭惡所帶來的結果。正是大蕭條，帶來了破產和違約，然後是對公司記錄的檢查，開始了一連串的揭露。
同樣的 事情幾乎在每一座城鎮發生。當銀行倒閉的時候，當公司陷入困境的時候，會計師們知道了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永遠不會被發現的東西：住在山間豪宅里的那個深受尊 敬的家庭，卻原來一直跟歹徒惡棍勾肩搭背；那位慈善的公司總裁之所以能夠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僅僅是因為他以很高的價格給他本人所控制的一家關聯公司下訂 單；那位給長老會教堂拉贊助的公司律師，竟然一直在給自己的所得稅申報單造假。隨着每一次這樣的醜聞被揭露，都會出現一次新的幻滅。
18
1932年3月1日早晨，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立即把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大蕭條的嚴酷進程）都推到美國人的腦後去了——在很多觀察者看 來，它似乎殘酷地體現了這個國家所墜入的那種道德敗壞。查爾斯· A．林德伯格夫婦的兒子被人綁架了——被人從他們在新澤西州霍普韋爾新家二樓房間裡他的床 上給抱走了，人們再也沒有活着看到過他。
  
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自從查爾斯· 林德伯格上校將近5年前駕駛飛機飛到巴黎以來，他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占據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史無前例的位置。數百萬人對他的敬佩幾乎達到了崇拜 的地步，他有點像無冕之王；儘管他強烈地避免拋頭露面，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新聞，以至於他越是試圖避開聚光燈，人們就越是對他緊追不捨。
他在任何地方被人看到，人們就會奔走相告；據說，他有時候不得不喬裝打扮，以避開圍觀的仰慕者。他一心當他的航空顧問，去年夏末，他的妻子娘家名叫安妮·莫羅，曾經架駛飛機"飛到東方"，林德伯格夫人後來以優美的散文描寫了這段經歷；自從林德伯格上校在1930年底遇見亞歷克西·卡雷爾博士之後，他便開始灌注泵的實驗，這給他帶來作為一個生物技術專家的名聲。他在霍普韋爾的新家（偏遠僻靜、綠樹環繞）主要是作為一個退隱之地而修建的，在這裡，林德伯 格夫婦能夠平靜地生活，遠離嘈雜紛擾的世界。  
Anne Morrow Lindbergh, Wife of American Pilot Charles Lindbergh, and their lovely son 而如今，突然之間，這種平靜被粉碎了。發現孩子的床空了之後，幾個小時之內，一大群愚蠢的警察和新聞記者蜂擁而至，在泥濘的地面上到處亂踩，把追蹤線索擦除得了無蹤跡。當消息在第二天早晨的報紙上登出的時候，美國人爆發了一次長時間的興奮。
更多的警察和記者趕到了，最近的火車站成了報社的臨時總部，來自霍普韋爾的消息把所有別的事情都擠到報紙的左頁去了，胡佛總統發表了一份聲明，新 澤西州州長舉行了一次警察會議，各州的議員都準備好了反綁架提案，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僅一天的時間就收到了3,331次電 話，打聽最新消息。紐約的曼寧主教派他的教士帶來了一篇專門的祈禱文，希望馬上就能派上用場，並聲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能等到禮拜日。" 威廉·格 林要求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成員協助搜尋罪犯。伊萬傑林·布斯司令官敦促救世軍的所有軍官提供幫助。3個教派的牧師通過收音機為孩子的解救祈禱。
流言蜚語，不脛而走。不斷有人報告，在全國各地的汽車裡看到有孩子長得像林德伯格的兒子。新澤西州雪茄店的經營者們讓警察疲於奔命，他們不斷報告，聽見電話亭里有人說 的話聽上去像是綁匪的信息。林德伯格夫婦收到了數不清的聽眾來信和建議——幾周的時間裡，總計達10萬封。
搜尋的大戲一天接一天地繼續——林德伯格夫婦在一份親筆簽署的聲明中提出豁免綁匪，公布了孩子飲食習慣的詳細資料，請求兩位習慣於搞敲詐勒索的私 酒販子充當他們與黑社會之間的中間人。
很快，閱讀報紙的美國公眾都對霍普韋爾這齣大戲中的主要演員如數家珍，瞭若指掌，就好像整個國家都在忙着閱讀同一個 偵探故事似的。管家奧利弗·惠特利夫婦，保姆貝蒂·高和她的水手朋友阿瑟·約翰遜，新澤西警察局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莫羅家的女僕維奧萊特·夏普（她後來 自殺了），約翰·F．康頓博士（布朗克斯區的一位老紳士，綽號"傑弗西"，他是第一個親自接觸綁匪的人）——這些人全都成了沒完沒了的猜測和推理的話題。 當一個陌生人問你："他們找到孩子沒有？"你絲毫不用懷疑他所說的"孩子"指的是誰，不管提這個問題的人是在新澤西，還是在俄勒岡。
你會聽到酒店裡的電梯 工突然對一位乘坐電梯的顧客說："得了，我相信，一定是內部人幹的。"——對此，這位顧客會興奮地回答道："胡說，是底特律那幫傢伙干的。" 如果說，美國 人確實需要把他們的心思從大蕭條上轉移開來，那麼，這次綁架暫時做到了。
3月8日，綁架發生一周之後，老康頓博士——"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區"（他是這麼稱呼布朗克斯區的）里的一位大學講師和社會福利工作者——想出了一 個古怪的主意：在布朗克斯區的《家庭消息報》（Home News）上刊登廣告，大意是：為了林德伯格的孩子能回到父母身邊，他將很樂意充當中間人。第二 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以一種古怪的德語方式錯誤拼寫的），包括一個給林德伯格上校的信封。他打電話給霍普韋爾的那幢房子，被要求打開信封，描述信封上的一 些古怪標記，馬上又被要求去見林德伯格上校——因為那些標記跟綁架者留在孩子房間窗台上的敲詐信上符號是一樣的。
3月12日，康頓博士收到了一封短信，叫 他去傑羅姆大道高架鐵路終點的一個熱狗攤。他在那裡找到了一張便條，指示他去伍德勞恩公墓的入口處。他在公墓的灌木叢里親自見到了一個男人，他和這個人一 起走到附近的一張長椅旁，他們在那裡坐了下來，並交談。綁匪有德國或斯堪地納維亞口音，自稱"約翰"，並說這次行動只有他一個人。
進一步的談判——毫無疑問，"約翰"確實是綁架者，或者是綁架者之一——達成了這樣一個結果：以紙鈔的形式支付50,000美元的贖金，由康頓博 士（在林德伯格上校的陪同下）於4月2日在布朗克斯區的聖雷蒙德墓地交給"約翰"——隨後，"約翰"交給康頓博士一張便條，便條上說，孩子將會在瑪莎葡萄 園蓋伊角附近的"boad"（意思是"小船" boat）上找到。上校兩次駕駛飛機飛到那裡，但沒有找到小船；很顯然，綁匪給出的信息是假的。
接下來，1932年5月12日早晨，綁架發生大約6周之後，報童再一次在大街上叫賣號外：孩子的屍體被意外發現了，就在距離林德伯格住處5英里半 的一條大路旁的灌木叢里。他究竟是被故意殺害，還是意外死亡，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了；不管怎麼說吧，綁匪選擇了那個地點，半埋了這個孩子的屍體。
小報的通欄大字標題宣布："孩子死了"，這幾個字就足夠了。
有很多美國人，他們對這十年其他事件的記憶是模糊的，卻能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在何種情況下，最早聽到這個消息。
故事似乎已經結束，但恐怖的迴響卻依然在繼續。很快就清楚了，不僅綁架者在最初犯罪的野蠻暴行之上增加了林德伯格無望地駕駛飛機搜索的殘忍，不僅加斯頓·B．米恩斯謊稱他能找回孩子而從華盛頓的麥克萊恩夫人那裡騙取了100,000美元，而且，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的約翰·休斯·柯蒂斯（他曾勸誘林 德伯格上校登上馬薩諸塞灣的一艘小船，親自與綁匪接觸）還策劃了——不管是出於什麼理由——有史以來最可鄙的騙局之一。
這些真相的揭露，在林德伯格夫婦被 迫與黑社會的代表打交道時（就好像黑社會完全超越法律似的）達到了令人震驚的頂點，導致傳教士、演說家、社論作者、專欄作家們紛紛驚慌失措：其中必有不可 告人的骯髒勾當。"事情出了差錯"的悲劇感進一步加深了。
林德伯格的案子在1932年停止了。但我們必須跑到歷史的前頭去敘述一下結局。事情過去28個月之後，1934年9月19日，綁匪被抓到了。
具有 諷刺意味的是，在導致他的被捕變得更容易的諸多事件當中，有一件事情是：在此期間，新政開始啟動了，美國放棄了金本位，原先交給綁匪的那些金券如今變得十分罕見。
事實證明，綁架者並不是組織化黑社會的成員，而是一個獨來獨往的德國木匠 —— 一位從德國逃出來的重罪犯，非法移居美國——他名叫布魯諾·理查德·豪 普特曼。他是在布朗克斯區被捕的，1935年初在新澤西州弗萊明頓的亨特頓縣法院被審判，被定罪，並——在一次不成功的上訴，以及由於新澤西州州長哈羅 德·霍夫曼莫名其妙地不願意相信他的罪行從而導致一段時期的耽擱之後——於1936年4月3日被以電刑處死。
指控豪普特曼的證據是壓倒性的。撇開對他的辨認尚可爭論、以及其他一些可疑的證據不談，只要想想下面幾條就行：
1、豪普特曼住在布朗克斯區，康頓 博士的廣告在那裡刊登，康頓博士在那裡會晤"約翰"，"約翰"在那裡接受綁架贖金。 2、贖金紙鈔的號碼都被記錄在案，其中很多紙鈔是在紐約市那些布朗克斯 區居民很容易到達的地區被用掉的，正是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區一家修車場用掉的那一張紙鈔，導致他的被捕。 3、當他被逮捕的時候，豪普特曼身上還有一張20 美元的贖金紙鈔。有不少於14,600美元的贖金紙鈔被發現藏在他的車庫裡。 4、他是個德國人，他說話的特徵符合敲詐信中的語言特徵，他曾在一本賬簿 里把"小船"拼作"boad"，他所使用的其他一些錯誤拼法和外國短語，跟敲詐信中所使用的類似。 5、他的筆跡類似於敲詐信上的筆記。 6、自1932年5 月1日之後，他就沒有正規的收入來源，但他依然花錢大方，並且有一個有一定額度的股票帳號（他的股票生意很不成功）。 7、他所講的故事——他如何通過與一 個名叫弗里希的人合夥做皮毛生意掙到了錢，如何把錢藏在架子上的鞋盒裡——是含糊不清的，不可信。 8、此外，綁架者在霍普韋爾留下了一把製作得很古怪的 梯子。來自農業部的專家阿瑟·凱勒不僅發現（通過製作梯子所使用木料的種類和切割的特徵）：它來自布朗克斯區一家公司的一批貨，而且還發現：它的刨工特徵 符合豪普特曼所擁有的一把木工刨。 9、最後，梯子上所使用的一塊木料，正好符合豪普特曼家閣樓地板上丟失的一塊，就連老釘眼都嚴絲合縫，毫釐不爽。 
Bruno Richard Haup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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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依然在一路向下，跌跌不休。
卡爾文·柯立芝——他曾是1920年代繁榮的主要守護神——在他位於北漢普頓的"山毛櫸"莊園的草坪上迷惘困惑、悶悶不樂地走來走去。這一天，他 順道走進理髮師的店裡，準備每月一次的理髮。"柯立芝先生，"理髮師謙恭地說，"這場大蕭條到底怎麼了？啥時候是個頭啊？" "是這樣，喬治，"前總統 說，"我們國家的大人物已經開始碰頭，並着手為它做點什麼。它不會自己走到頭。我們大家都希望它早點結束，但我們至今還看不到盡頭。"
安德魯·梅隆（他已經被調任駐英國大使，好讓更年輕、更活潑的奧格登·米爾斯有機會執掌財政部）在華爾街不再擁有從前的光環；當他離開財政部的時 候，股票市場毫無反應——要是擱在早些年，股市一定會有強烈的表現。然而，推測起來，梅隆應該是柯立芝提到的這個國家的大人物之一，他是一個擁有巨額財 富、金融才幹和金融聲望的人。他會說些什麼呢？
1932年春天，他在倫敦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說："我們當中誰也不知道，我們將在何時、以及如何走出大蕭條 的深谷，世界正在這條深谷中艱難行進。但我不知道——正如在過去一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我們才能發現自己站在一個更堅實的經濟基礎之上，前進的步伐會 重新開始。" 還有一次，他在國際商會的面前說："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驚人的治療方法，可以救治這個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們的社會制度存 在任何根本性的錯誤，因為正是在這一制度下，我們在不同的工業國家實現了經濟富裕，其程度在整個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對處於不幸中男男女女來說，這些話並不能讓他們感到多麼滿足。
幾個月之後，另一位金融界的大人物——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在倫敦發表了演說。即使給他的演說中那些滿懷希望的段落打些折扣，即使考慮 到英國人的過份自謙，那些從電訊稿中讀到他的評論的人還是會大吃一驚。在談到這場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時，他說："困難是如此巨大，其力量是如此無限，如此 新奇，先例是如此缺乏，以至於我在着手處理這個大題目的時候，不僅完全無知，而且心懷謙卑。它對我來說實在太大了。"
他難道什麼都不知道麼？
華爾街似乎也沒有任何答案。華爾街人正在抱怨，麻煩就在於"缺乏信心"（我們大家是多麼頻繁地聽到這樣的話，多麼頻繁地聽到那些年代久遠的鸚鵡學 舌之詞）；而且，這種缺乏信心源自於對通脹的擔心，源自於國會不可預知的危險舉措，國會對聯邦預算平衡的問題實在是太漠不關心了，而且充滿很不可靠的觀 念。老秩序的捍衛者們似乎像其他人一樣找不着北；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打中了他們。
據說，一位以精明著稱的銀行家在新聞短片中談到："說到大蕭條的原因或者出 路，你所知道的和我一樣多。"有人引用伯利恆鋼鐵公司的查爾斯·M．施瓦布（他曾經始終不渝地樂觀）在紐約的一次午餐會上所說的話："我害怕，每個人都害 怕。我不知道，我們所擁有的價值能不能維持到下個月。"
占星家和算命先生大發橫財，伊萬傑琳·亞當斯和德洛麗絲一籮筐一籮筐地收信——給她們寫信的，既有身份卑微者的無名小卒，也有腰纏萬貫的金融家。 當所有預言家都宣告失敗的時候，為什麼不是試試占星問卜呢？
1932年春天對於金融界的名聲來說是個倒霉背運的季節。就在3月12日那一天，當"傑夫西"在伍德勞恩公墓旁與豪普特曼會面並交談的時候，巴黎 發生了一件怪事：國際工業和金融界的所謂奇蹟創造者之一、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在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大道上的那幢公寓臥室的窗 簾，撫平亂糟糟的床單，躺了下來，朝自己心臟下方一英寸的地方開了一槍。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這個自殺者背後的故事慢慢流傳開來：克魯格的業務運作純粹是欺騙，他毫不費力地用虛假的數字和子虛烏有的謊言，欺騙了一家最受尊敬的美國金融財團那些可敬的成員。
4月8日，公用事業控股公司高聳金字塔的建造者塞 繆爾·英薩爾——據說，僅僅在幾年之前，任何一個人，只要讓人看到他在大陸銀行的前台與這位英薩爾交談，就值100萬美元——走進了歐文·D．楊在紐約的 辦公室，在那裡與楊先生和一群紐約銀行家正面相對，並被告知：對他來說，把戲已經結束了；他悲傷地說："我倒是希望，我在這塵世間的日子已經到來"；英薩 爾的那些紙牌搭起的房子也垮塌了。
參議院的一次調查開始揭露出那些富有、傑出、據信有責任感的公司內部人操縱股票市場、抬高或打壓股價的冷血手法。胡佛的 復興金融公司的總裁查爾斯·G．道斯辭了職，匆匆趕往芝加哥，為的是讓這家公司可以批准貸款9,000萬美元以拯救他自己的銀行（當時正趕上芝加哥爆發了 一場銀行恐慌）。各種關於立即崩潰的謠言不脛而走。此時此刻，你又能相信何人、相信何事呢？
到1932年中期，工業的開工量不到1929年最高時候的一半，根據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工業生產調整指數：這個數字一直從125下降到了58。棉花 的售價在5美分以下，小麥價格不到50美分，玉米30美分；債券的價格急劇下跌；至於股市，曾經是那麼多經濟福祉的預報者，如今它急轉直下，跌幅是如此之 深，以至於讓1929年金融恐慌結束時跌到最低的股價看上去竟然高不可攀。
這裡說的是股市，國家經濟前景的"晴雨表"。就這樣，去年的希望已成明日黃花。目光所及之處，難道就沒有救世主出現麼？
 
New Deal, We Can Do It "Let's declare a war in order to end the recession." 看來，拯救美國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蘭克林·Ｄ．羅斯福欣然伸出的雙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黨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開了一次沉悶的全國大會，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長的政綱，提名赫伯特·胡佛競選連任，因為他們 只能這麼做。
當民主黨人跑到芝加哥去開他們的全國大會的時候——此時，由於當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搖晃，在這場恐慌中，將近40家銀行倒閉，道斯的 銀行遭受了重創——羅斯福在競爭民主黨提名的道路上已經遙遙領先。因為他的助手們做了大量艱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馬大，和藹可親，精力充 沛，對友誼和關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於全國各地，伸出熱情的雙手，把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規模生產私人通信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有時候，他同時召來6 位速記員，連續8個小時用綠色墨水簽署信件；夜裡，在沒人打擾的時候，他能夠以每小時將近2,000封的速度簽署信件。
法利指揮着羅斯福的野戰部隊，而他 的總參謀長則是路易斯·麥克亨利·豪，一個略顯憔悴的病人，兩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羅斯福，活着就是要促進他的事業。呆在紐約麥迪遜大道上一間破陋不 堪的辦公室里，坐在一張亂糟糟地堆滿報紙和小冊子的辦公桌前，或者，當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盡的時候，便躺在一張老式躺椅上，豪就這樣研究政治地 圖，給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議。
法利寫道："路易斯會以他最喜歡的姿勢坐在我的前面，他的雙肘擱在膝蓋上，雙手托着臉，這樣一來，實際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 什麼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師級的政治戰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個競選計劃。
在這些人在為羅斯福聚集人氣的同時，另一些人則在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兒子遭綁架和克魯格自殺的那個月——羅斯福的朋友和 顧問塞繆爾·I．羅森曼向他建議，找一幫大學教授幫他規劃競選活動沒準是個好主意；而且，當羅斯福微笑着表示同意的時候，他便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雷蒙 德·莫利教授共進晚餐，觥籌交錯之間，便把事情給敲定了。
幾個月來，莫利一直在圍繞紐約州的不同問題與羅斯福一起工作，並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級官員和一群 顧問的非正式主席，這群顧問，除莫利和羅森曼之外，還包括：雷克斯福德·蓋伊·特格韋爾和阿道夫·A．伯利（兩人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巴茲爾·奧康納 （羅斯福的律師合伙人）。
起初，羅斯福把這個群體稱作他的"私人委員會"；6月，《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基蘭把它命名為"智囊團" （brainstrust）；普通公眾很快接受了這個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複數改成了單數，只說"braintrust"。智囊團的成員會去奧爾巴 尼，與羅斯福州長一起吃個飯什麼的，興奮地交談幾個小時，然後回到紐約，為候選人研究並報告國家問題，撰寫備忘錄，起草演說稿。
不過，羅斯福在使用這些材料、或對任何事情採取明確立場的時候，他都非常謹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聲音令 人愉快，而在這方面，胡佛卻非常缺乏。羅斯福不僅有作為紐約州長的政治經驗和行政管理經驗，而且，作為海軍部的前助理部長，他熟悉華盛頓。
有法利和豪的鼎 力相助，有一幫因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邊的黨大會代表，從表面上看，為了贏得提名——選舉也是一樣——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發揮他的 魅力，只需看着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經厭惡胡佛的共和黨人的選票收入囊中，只需看着激進派，就足以防止這些桀驁不馴的反叛者轉變成跟自己作對的社會主義 者或共產主義者。於是他說："國家需要大膽而持續的實驗"，但是，就他的演說而言，他所從事的主要是那種變色龍搞的實驗。他對待塞繆爾·西伯利所揭露出來 的坦慕尼派的貪污腐敗是如此溫和，他在表達經濟觀念的時候是如此沒有把握，以至於沃爾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羅斯福視為一個勇敢的進步主義者和"邪惡 勢力之敵"的西部民主黨人：他們並不了解這個人。
李普曼寫道："富蘭克林·Ｄ．羅斯福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內心裡有很多慈善的衝動，但他不是任何東西的危險敵人。他太熱衷於討好別人。……富蘭克 林·Ｄ．羅斯福不是十字軍戰士。他不是人民的護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權的敵人。他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當總統，卻沒有勝任這一職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 資質。"
在候選人提名的第一次投票中——地點在芝加哥體育館，那是在冗長的提名演說之後所舉行的一次悶熱難耐的通宵會議上——羅斯福已經獲得了多數代表的 支持。如今只剩下兩個障礙，首先是那個古老的規則：獲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其次是，德克薩斯州約翰·南斯·加納或羅斯福從前的師朋阿爾·史密斯的阻 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隨着夜晚將逝，曙光初露，接下來的兩次投票沒有什麼重大變化。7月1日上午9點15分，代表們——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說的那樣：" 被演說、樂隊、糟糕的空氣、汗水、無眠和軟性飲料給弄得失去了知覺"——踉踉蹌蹌地走出了芝加哥體育館，走進陽光里，什麼決定也沒有作出。
在這個筋疲力盡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魚"——沒有焉頭耷腦：海伍德·布龍看到他衝下過道，去安慰一位搖搖晃晃的代 表，停下來向一位金髮碧眼的速記員打招呼："還好嗎，寶貝？"然後繼續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當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間裡去報告的時候，他發現，豪正躺在地板上，穿着襯衫，頭枕着枕頭，兩台電扇對着他吹；法利伸開四肢，在他旁邊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來，跟他商談眼下的策略。
兩個人決定，法 利去找德克薩斯州的薩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薩斯代表團是否能夠被說服，放棄加納，支持羅斯福，作為回報，加納將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隨後，法利緩慢而費 力地來到帕特·哈里森的房間，尋找雷伯恩，當他發現雷伯恩還沒有到的時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來，打算守株待兔，沒過一會兒，他便在椅子裡呼嚕呼嚕打起鼾 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政治家們做出了他們至關重要的選擇。
但很快，一切都結束了。雷伯恩來到了哈里森的房間。他沒有明確表態，但他說："我們將會看看能做點啥"；法利感覺到，勝利就在前頭。那天下午，加 納從華盛頓打來了電話，建議本黨領袖放過他們的代表團。（在這次放棄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納——扮演了何種角色尚不能確定。）當那天夜裡，代表們再 一次集合開會的時候，反對派陣線被打破了。在那天夜裡的第一輪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羅斯福贏得了提名。加納因此得到了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頗有戲劇性的是，羅斯福拒絕等待幾周的時間再搞宣布提名的儀式。他把傳統扔到了腦後，租用了一架飛機，飛到芝加哥，立即發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說，並 在演說中允諾一次"新政"。（這是這個短語首次公開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圖亞特·蔡斯的書《新 政》（A New Deal）——羅斯福抓住了這個說法。）
就其本身而言，這篇接受提名演說的緣起就是一折小戲。幾個禮拜以來，羅斯福和他的智囊團一直在從事這篇演說的起草工作。在飛機上，羅斯福做了幾處 最後的修訂。但在芝加哥機場，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裡。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團的那份稿子給豪看了，他不喜歡這份 稿子，便自己動手寫了一個修訂版：他眼下交給羅斯福的正是這個版本。
當羅斯福乘車穿過歡呼的人群駛向體育館的時候，他沒有機會比較這兩份文件；直到他站在 了講台上，面對民主黨全國大會，他才可以把它們並排放在一起。在人們歡聲雷動的時候，他匆匆把兩份稿子掃了一遍。接下來，他開始發表演說。他的演講稿，開 頭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頁，餘下的都是智囊團的那份稿子。
演說中沒什麼大膽之處，至少沒有羅斯福飛過來發表演說那麼大膽。埃爾默·戴維斯寫道："顯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騎牆觀望，他允諾要讓自己的立 場變得更清楚；他確實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對民主黨以5比1的投票所採納的禁酒政策的立場［即：要求廢除禁酒令］。至於政綱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 己的一般原則中的任何一條作對；你們也很少能做到。但它們意味着什麼（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恐怕只有羅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這篇演說中，有很多段落預示了他後來在總統任期內所採取的一些強有力的措施，但它們在措辭上是含糊的。只有一個地方——在這裡，他建議把失業者 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資源保護工作中——他似乎已經有了一項真正新奇的計劃（這就是CCC的雛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觀念，他後來將會拋棄，因為正如他所說的： 政府"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而且，聯邦政府應該樹立償付能力的榜樣。
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黨的新政綱：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獻，儘管它要求進行像羅斯福後 來推動國會通過的那些金融改革，還要求"控制農產品過剩"，但總的來說，它代表了一種老式的自由主義——回歸企業單位小巧而簡單、政府單位適度而節儉的時 代——並且，毫無疑問，沒有表現出任何要極大擴張聯邦政府權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個夏天，事情發展得很快，想法在沸騰翻滾，意見莫衷一是。民主黨候選人很精明：腳踩兩隻船比一條道走到黑、談論公正比踐行公正， 可損失的東西更少。
21
沸騰的不僅僅是想法，面對苦難，國民正在失去耐心。那些絕望的人，有一種造反的本能，這種本能正在很多受大蕭條衝擊的國家的激進黨中間膨脹，正暴 風驟雨般地聚集在德國希特勒的身後，它同樣也在美國發揮作用。它決不是統一的，迄今為止它很少是組織化的，僅僅在個別的地方，它才呈現出了習慣上屬於歐洲 的共產主義形態。它發展得很慢——部分是因為美國人對繁榮早已習以為常，他們期待着繁榮會自動地回來；部分是因為，當工作崗位逐漸減少的時候，那些依然受 雇的人嚇得夠嗆，以至於不敢造反，僅僅想抓住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等待並希望着。（造反通常不會發生在崩潰期間，而是發生在之後。）
很多地方出現了騷亂和 反飢餓遊行，但總體上，從各方面看來，整個國家的井然有序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別指望人們永遠安靜地坐在那裡，期待着他們一竅不通的經濟體系自己恢復正 常。不滿的情緒正在很多地方騷動，採取了多種形式，到處都在劇烈地突破社會那井然有序的表面。
在1932年夏天，華盛頓市目睹了不滿情緒騷動的一個令人興奮的例子——對於如何處理此類事件，也是一個蔚為壯觀的反面例證。
整個6月份，數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進入華盛頓，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的乘棚車，有的坐卡車。這些退伍老兵想讓政府現在就把" 調整後的補償金"支付給他們，對於這筆補償金，國會已經投票決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們在市郊的阿納卡斯蒂亞平地上建起了營地——那是一個棚屋區，一 種大規模的"胡佛村"——他們還占據了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一塊空地，那裡有一些廢棄的建築物，剛好就在國會大廈的下面。越來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兩兩地來到 華盛頓，直至總人數達到了15,000到20,000之間。
在這樣龐大的人群當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各種人。胡佛政府後來刻意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記錄，或者是共產主義者。但毫無疑問，他們當中絕大多 數是貨真價實的退伍老兵。儘管確實有一個共產主義小團體，但其餘的人都對他們抱着敵意的態度。總體上，這支"補償金遠征軍"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國人組 成的。他們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軍事紀律的，總體上行為端正。
很多人帶來了他們的老婆孩子，隨着時間的流逝，阿納卡斯蒂亞營地呈現出了一種半軍事、半家庭的 氛圍，家裡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掛在簡陋棚屋的外面，演藝人員在這裡即興表演歌舞秀。
華盛頓的警察局長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將軍明顯把這些入侵者視為公民，他們有權請求政府補救他們所受到的委屈。他幫助他們搞到營地的裝備，總是 充分體諒地對待他們。
但對有些華盛頓人來說，他們的出現是一種不祥之兆。幾天來，一群退伍兵——領頭的那個人戴着一個鐵頸箍和一個下巴底下有吊帶的頭盔， 以支撐斷背——在國會大廈外示威抗議，期間，國會正在評估補償金議案；夜裡，當這部議案付諸投票的時候，國會大廈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退伍老兵。
參議院否 決了議案。退伍老兵們會有什麼反應呢？有人透過參議院側翼燈火通明的窗戶朝外看，他們緊張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退伍老兵們會不會衝進 國會大廈。但是，當他們的領頭人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一支樂隊便開始演奏《美利堅》，人們安靜地散去。到目前為止，情況還算不錯。
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離開了華盛頓，但有好幾千人留了下來，絕望而倔強地留了下來。（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官方變得越來越不 安。
白宮被置於警衛的保護之下，它大門緊閉，用鐵鏈給鎖上了，白宮周圍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宮者不敢面對國家最倒霉的公民當中所爆發的動盪。當局決 定，要把這些退伍老兵從國會大廈下面的廢棄建築物中清理出去（好給政府"建築計劃" 讓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將軍被告知：疏散必須立即進 行。他着手執行這項任務。
疏散平靜地開始了，但在中午的時候，有人扔了一塊磚，於是，退伍兵與警察之間便出現了一場混戰，不過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兩個小時之後，出現了更 嚴重的麻煩：一個警察面對朝他扔石頭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槍；沒等格拉斯福特來得及制止警察射擊，就有兩個退伍兵被打死了。就連這場戰鬥也平息下去了。 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儘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這天的早些時候，他告訴特區專員們：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軍隊。這句話被不必要地解釋為請求軍事援助，而其實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軍隊 支援。胡佛總統命令美國陸軍派兵救援。
那個悶熱下午的晚些時候，沿着賓夕法尼亞大道，走來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隊伍——4個騎兵連，4個步兵連，1個炮兵連，以及幾輛坦克。當他們接近 爭執地區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片歡呼，來自靜坐街頭的退伍老兵，來自聚集起來的龐大人群。接下來，突然出現了混亂：騎兵策馬衝進人群，步兵扔出催淚彈， 女人和孩子被踐踏，被催淚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約3,000多人）聚集在路對面的一塊空地上，在騎兵的追趕下，這些人四散奔逃，瘋狂、混亂地 跑過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聲高叫。
軍隊繼續緩慢地前進，一視同仁地驅散他們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員。當他們到達阿納卡斯蒂亞大橋的另一端的時候，遇到了一群旁觀者噓他們，"前進"慢了下來，他們扔出了更多的催淚彈。他們開始焚燒阿納卡斯蒂亞營地的棚屋——退伍老兵們自己動手幫助他們完成這項任務。那條夜裡，華盛頓的上 空火光沖天。甚至在午夜之後，軍隊依然在前進的途中，步槍上了刺刀，手裡拿着催淚彈，把他們前面的人趕進了阿納卡斯蒂亞的大街小巷。
補償金遠征軍被驅散了，他們將融入那支規模更加龐大的無家可歸者的大軍，漂泊四方，去追尋不斷遠去的好運。美國陸軍"成功地"完成了他們的行動， 沒有殺死任何人——儘管受傷者的名單很長。
事情結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華盛頓拔出的刺刀，為的是趕走那些無依無靠的人——難道這就是美國政治家 奉獻給饑民們的最好的東西麼？
22
農民是帶有反叛傾向的，這不足為奇。因為，美國農業的總收入已經從1929年的將近120億美元——當時，它已經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銷售的減少—— 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億美元。與此同時，大多數製造企業只把它們的價格稍稍降了一點，並以放緩生產來應對放緩的需求，而農民卻沒法這麼幹，價格跌 到了最低點。那些發現自己根本沒辦法收回生產成本的人，你就別指望他們達觀地看待此事。
憤怒的愛荷華人被裡諾組織了起來，成立了一個"農民假日協會"，拒絕把糧食拿到蘇城去賣，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產成本"。他們用釘滿了 大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封鎖了大路，攔截裝運牛奶的卡車，把牛奶倒進路邊的溝中。一個上了年紀、鬍子已白的愛荷華農民對瑪麗·希頓·沃爾斯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我說：'叫我看吶，當年波士頓的那個茶葉黨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農民則採取了顯而易見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賣喪失贖回權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來，大草原地區有大量的農民不僅以他們的財產抵押了 沉重的貸款，而且因為購買農業機械、或為了應付跌價年月的緊急需要而債台高築；當他們的玉米和小麥甚至都不能給他們當中最勤勉的人帶來足夠的現金收入以償 還其債務時，他們便對破產法律失去了耐心。
如果一個人看到他的一位鄰居——從前是一個成功的農民，一個家境殷實、勤奮刻苦的公民——走出破產仲裁人的辦公 室，被剝奪得一乾二淨，只剩下幾匹老馬、一架馬車、幾隻豬狗和幾件家具，他很可能會怒火中燒。這些農民會走向下一個抵押品拍賣場，趕走潛在的競買人，里三 層外三層把拍賣人給團團圍住，出價競標，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豬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們買來的東西物歸原主。
在一個安靜的縣城裡，會出現這樣的傳單："農民們、工人們！請幫助你們的鄰居，不要讓他們的財產被人剝奪。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過去三年半以來， 我們一直在等待我們的老爺們——他們對眼下的情形負有責任——找出一條路來。……本周星期五，××的財產將在法院被強行拍賣了。……農民委員會號召舉行一 場大規模抗議集會，以阻止上述拍賣。" 周五，人們把卡車開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擠滿了縣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與此同時，他們的領頭人提出要求：不要舉 行拍賣。
他們威脅處理破產案的法官，在一宗破產案中，一群人把法官從審判室中拖了出來，將他暴打一頓，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來，直到他昏死過去——所有 這一切，全都是因為他在執行法律。
這些農民並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習慣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們只不過是在憤怒中回擊那些使他們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個夏秋兩季——在此期間，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洛杉磯隆重舉行；人們聚集在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的開闊地上，以親眼目睹壯觀的日全食；紐約 市市長吉米·沃克因為瀆職而在羅斯福州長面前受審，他辭去了市長之職，請求暫時把自己放逐到法國南部去；關於裸體營在各地紛紛建立的謠傳，就足以讓各路記 者蜂擁而出；羅斯福展開了競選活動，迎戰胡佛——整個夏秋兩季，各種打敗大蕭條的想法、計劃和觀念的發酵有增無已。
在7月和8月，實物交易計劃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諸實施，很快就在各個不同的社區開張了：那些被被剝奪財產的人紛紛組織起來，集中他 們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給對方帶來好處——沒想到，在這一英勇努力付諸實施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他們發現，"互相交換"和試圖在現有體系內建立起一個小 的生產體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那些現金幾乎消失不見的城鎮，採用了憑證式貨幣——發行一種當地貨幣，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 月份作為參議員到達華盛頓，因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記者採訪，從而讓新聞界的紳士們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時候提出了一項"分享財富"計劃；儘管休伊· 朗如今在羅斯福的樂隊花車上占據了一個頗為招搖的位置，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口號，將它付諸實施的時機已經成熟。庫格林神父龐大的收音機聽眾聽到他嚴厲指責紐約的金融家和胡佛政府，把摩根、梅隆、邁耶和米爾斯稱作"四害"；這位電台牧師正準備公開支持對貨幣重新估值。
雜誌編輯們被解釋如何終結大蕭條的稿子給淹沒了——這些來稿建議為公用工程項目發行巨額債券，建議通貨膨脹，推薦五花八門的權宜之計，有的合理， 有的荒謬，它們包括：其價值將會下跌的"熱錢"；道格拉斯信用計劃；其他一些複雜的銀行和信用體系的改進；一般減債計劃；縮短勞動時間以消化失業者的"工 作分享"計劃；建議政府沒收工業企業、自己來運作。
共產主義引人注目地獲得了新的兵力補充，他們既有失業工人，也有城市知識分子：埃德蒙·威爾遜、約翰· 多斯·帕索斯、馬爾科姆·考利、V．F．卡爾弗特、西奧多·德萊塞，還有其他一些正在為馬克思而戰的有才華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頭寫無產階級小說 的年輕小說家。
酵母在緩慢地發揮作用，隨着冬天的到來，它突然產生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意義重大的現象：對專家治國論的狂熱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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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場狂熱，最感到一頭霧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過於專家治國論之父霍華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個古怪、自負而隨便的年輕人，他聲稱自己在工 程學上有過一段重要的職業經歷，而且確實管理過一家從事油漆和地板蠟的小公司。許多年來，他一直出沒于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館，喜歡強拉人說話，解釋 他古怪的經濟理論——而且他發現，很難找到願意傾聽的人。
但是，當大蕭條把正統的經濟學打得丟盔卸甲的時候，非正統的觀念便開始看上去不那麼瘋狂了。斯科 特得到了足夠多的支持，能夠湊起一幫失業的建築師，給哥倫比亞大學搞一個"北美能源調查"的項目；接下來，《活時代》（Living Age）雜誌發表一篇 關於專家治國論的文章；再接下來，突然之間——1932年12月——這玩意兒遍地開花：報紙，雜誌，布道詞，廣播劇中的插科打諢，街頭巷尾的閒談。驚愕莫 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當一份報紙給了專家治國論寥寥數行的時候，讓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記者們緊追不捨，這些人時刻準備着記下他的片言隻語。
斯科特的理論——部分是從凡勃倫和索迪的著作發展而來的——有一個很堅實的理性基礎。他認為，對我們的經濟體系來說，步履踉蹌和步伐放慢並不是必 然的；我們在科學技術上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機器動力的巨大潛能，為空前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防止我們的貨幣和信用安排產生干擾作 用。
斯科特認為，這一體系的問題就在於：原本應該讓我們能夠享受繁榮富足的那些發明和改進，非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增加債務負擔，使得經濟機器停轉。
在這一點上，論證變得更困難。斯科特認為，出錯的是價格體系。我們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礎上的價格體系——以爾格或焦耳之類的東西作單位。能夠 把這樣一套體系付諸實施並操作其運轉的人，是技術專家——科學家和工程師。
試着讓一套新的價格體系運轉起來，似乎是一項十分冒險的行動——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換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即使斯科特和 他的弟子們能夠解釋該如何導致這一非常困難的交換。（事實上沒有任何現成的恰當解釋。）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對這個建議感到吃驚。對於把重大的社會決定交到科 學專家的手裡，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
另外一些批評專家治國(Technocracy)論的人則指出：斯科特關於新技術（比如光電管）的巨大潛能所說的那些話，充其量只能說是 樂觀的預言。還有一些人，則被專家治國論者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所使用的深奧難懂的語言和複雜的數學公式給激怒了：當斯科特本人為出版物寫稿的時候，他是這樣說專家治國論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學人為綜合的結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會現象的決定。" 他把科學定義為："最大可能之決定的方法論"。
可是，專家治國論的理念，剛好適合美國人眼下的心態。它提供了一個答案，可以解答無孔不入的當代之謎。這個答案是新的，它不像共產主義那樣一頭扎 進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情感衝突。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學的，因此在一個把科學尊為進步之源的國家頗受歡迎。作為一種新時尚，它就像環球飛行或《阿莫斯與安迪》一 樣讓人開心。正是因為它深奧難懂，它遠離實際問題和可理解陳述的世界，賦予它一種神秘的誘惑力，對一個正在尋找復興魔法鑰匙的民族來說，這樣的誘惑力是不 可抗拒的，因為有些東西既可以帶來繁榮，又可以充當宗教。
專家治國論也是滿懷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個可能富裕的時代一樣；這一事實，使得它 很合乎那些習慣於樂觀的公眾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剛好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決心厭棄舊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時刻——儘管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國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專家治國的觀念。報紙和雜誌的專欄塞滿了它；銀行家和出租車司機同樣在辯論它的 優點和謬誤；《專家治國論入門》（The ABC of Technocracy）躋身暢銷書的行列，索迪和凡勃倫那些差不多被遺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幾本關於專家治國論的新書匆忙出爐。
 
專家治國論 當跑碼頭的新聞記者登上一艘進港班輪的時候，他們詢問一位剛剛回國的銀行家或電影明星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如何看 待專家治國論？"紐約最大的公寓大樓邀請霍華德·斯科特在聖誕節慶典中扮演聖誕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游泳者或是直達飛行的飛行員似的。斯 科特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們的一次不和，成了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接下來，人們的興趣很快就消退了。專家治國論太過遠離當時的實際問題，不可能始終留在人們關注的最前沿。該是"新政"出現的時候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專家治國論" 已經過時了——就像對一場差不多被遺忘的蠢行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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