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上一次大衰退: 从１９２９年讲起 (4)-汤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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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上一次大衰退: 从１９２９年讲起 (4)	2012-01-17 15:23:47

Herbert Clark Hoover

然而，在此期间，它还是提供了一场直观教学，好让美国人民做好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弥赛亚，一种新的信条。尽管程度上稍逊一筹，但他们表现出了同样一种乐于立即行动起来的情绪意愿，他们并不知道，那也是德国的很多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其实并不信服希特勒，他们之所以追随他，是因为他在前进，而且似乎对自己的目的地很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面对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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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胡佛！人们对待胡佛总统的看法简直糟透了。＂你就是把一束玫瑰鲜花放到胡佛的手中，它也会立刻枯死＂

在6月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裁军建议，希望结束欧洲关于武器限制的长期僵局，这一僵局在不断加深德国的怨恨——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使之化为泡影，不管怎样，胡佛的这一举措来得太迟了。他费力地与老是跟自己作对的国会一起工作，热切地希望能够平衡预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焦虑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当他匆匆忙忙离开办公桌去吃一顿速战速决的午餐、然后又赶紧返回的时候，他甚至都没功夫在走廊里跟白宫团队的成员说上一句话，而是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脸色凝重，愁眉不展。

对于像加纳那样不太合作的民主党人，他总是怒目而视；白宫的新闻记者发现他猜忌多疑，不愿意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恨新闻媒体对他的攻击。白宫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辛苦，也没见谁像他那样，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之少。

8 月，事情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补偿金大军——这个可恶的提醒者，时时让他想起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的怨恨和悲苦——已经被赶出了华盛顿。更令人欣慰的是，商业指数已经掉头向上。洛桑会议——它终结了德国赔款——似乎减轻了欧洲的金融压力。黄金不再逃离美国，事实上，到8月底的时候，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被吓跑的黄金，有三分之一已经回来了。RFC（复兴金融公司）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股市再一次显示出健康的正号。终于，繁荣大概真的已经拐过了街角，纵使胡佛输掉了这场大选，他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目睹美国走过这场危机的人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战斗已经打响，在总统职位的可怕负担之上，他又不得不增加了起草长篇演说稿的重担，为的是进行自卫——在林肯藏书室里，他向速记员口授稿子，修订打字稿，再匆忙地把它交给印刷工，然后不辞辛劳地与他的顾问们一句接一句地仔细检查校样。经济形势改善的每一个统计学证据，都要尽最大的可能加以利用；胡佛为抗击大萧条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都必须戏剧化为一场正在打赢的战争中的一场硬仗；他甚至必须为《霍利－斯穆持关税法》辩护，并警告他的听众：如果民主党的关税政策被付诸实施的话，"千百座城镇的街道上会野草丛生，数百万农场的田地里将蒿莱遍地。"

有时候，在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的途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让他精神大振——但是，当他的专列停在一个车站上，一群嬉笑嘲弄的示威者聚集在车站对面，把一只150瓦的电灯泡扔进他的助手中间、发出像炸弹一样的可怕声响的时候，会再一次出现敌意的迹象。胡佛是如此接近于彻底地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竞选活动临近尾声的一天夜里，当他正在穿过乡村地区去帕罗奥多市投票点的途中，他忘掉了自己在圣保罗的演说中再三重复过的地方，演说当中，自始至终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后，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随时准备把它推到总统的屁股底下——如果他支撑不住、眼看着就要倒下的话。

罗斯福在周游全国、鼓吹他的"新政"的时候，氛围更欢快一些。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如今不像从前那么含糊。因为，他的智囊团（如今扩大了很多，并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安营扎寨）正在紧张地为他完善一项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计划，有时候，这些计划即便不是互相冲突的话，也常常跟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所制订的计划相冲突。

罗斯福在承诺金融改革的时候是毫不含糊的，这样的改革措施包括：管制有价证券和商品交易，管制控股公司，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通过要求充分公开关于证券发行的材料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关于需要竞争性关税、需要互惠关税谈判，他是毫不含糊的。他要求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河、田纳西河以及其他地方开发电力项目，并以这些项目为"码尺"，来衡量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他厘清了后来被称作 AAA（农业调整法）的目标，他建议联邦政府减轻农民抵押贷款的负担。他坚持认为，当各州无力担负救济重担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积极的责任。

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他发出了一个真正的信号，表明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将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当时，他坚持认为："私营经济的权力是……一种公共信托。"并且，"任何个人或团体继续享有这种权力，都必须取决于他们是否履行了这种公共信托责任。"然而，在他那些更保守的顾问们的坚持之下，他也表示支持"明确的预算平衡"，指责胡佛政府铺张浪费，承诺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

此外，在有人质问的时候，他明确地说，他支持"健全货币"——它通常被认为意味着金本位；他说：" 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把可用黄金支付的有价证券卖给本国国民，如果它知道这些证券中所包含的承诺——是的，这种承诺就是契约——靠不住的话。"不消说，他对废除"禁酒令"的态度也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是如此明显地被舆论所动摇，以至于抱积极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危险。

那些原先对罗斯福的手脚麻利深感不安的批评者们，如今依然不安。计划中依然有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联邦政府如何能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要减少支出？"健全货币"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判断一项包这么多潜在矛盾的计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意义。但是，罗斯福的信心是富有传染性的，他的微笑是动人的，时间站在他这一边。在这年夏末的时候，让胡佛深受鼓舞的经济上升曲线，正变成一条水平直线，股市在反弹之后已经明显掉头向下，艰难时期每持续一个月，对变革的普遍渴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

大选日到了——那天夜里，欢乐的喜庆不是在帕罗奥多市，而是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总部，在那里，罗斯福和法利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听到了好消息，与此同时，一群群欢乐的民主党人则在外面瞎转悠。罗斯福以472张选举人票对胡佛的59票赢得了大选——除了康涅狄格、特拉华、缅因、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之外，他拿下了其余的所有州。

于是，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成了总统。但他是哪一种总统呢？这既取决于他自己，也取决于即将到来的事件——取决于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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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是一段古怪的空位期。经济复苏再一次停止了（据共和党人声称，这是由于人们担心罗斯福可能要做的事情）。国会（12月开会）的造反比从前更明确，对败下阵来的现任总统更是不当一回事。当选总统也不肯合作。胡佛希望为世界经济会议做些准备，还想成立一个债务融资委员会，处理欧洲修订战争债务的请求，他感觉到，如果没有作为继任总统的罗斯福州长的赞成，他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这些事情。

他邀请罗斯福来参与协商，罗斯福客气地来到了白宫，在会谈中他跟胡佛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有一位副手陪着，就好象好要打一场口水战似的。会议无果而终，第二次会议也没有结果，再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胡佛建议在"恢复信心"上联合行动，也还是无功而返。胡佛建议罗斯福发表一份声明，向全国人民保证"不会有货币干预或通货膨胀"，而罗斯福——在耽搁了很长时间之后——的答复是：他很怀疑，仅仅一份声明是否会有很好的效果。当选总统是不会出手的。

在胡佛看来，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他帮助启动的这一轮经济复兴，由于罗斯福的拒绝合作而泡了汤。他的愤怒更加强烈了，因为他相信，正在发展的金融恐慌，要归因于罗斯福对通货膨胀的问题保持沉默（既然大选已经结束了），归因于人们普遍担心这个民主党的激进分子在3月4日之后可能会做的事情。有一些直言不讳的故事在到处流传，大意是，罗斯福曾说他支持通货膨胀。

有人告诉胡佛，特格韦尔教授曾兴高采烈地说到银行普遍倒闭的危险，并说："3月4日之后，我们应该操心每一样事情，唯独不用操心的事情是使国家康复。" 他还补充道，罗斯福最初的举措之一可能是 "通货再膨胀，如果必要的话。"（"通货再膨胀"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流行的委婉说法。）这也太过分了，胡佛写信给为他提供消息的人说，特格韦尔"喘气都散发着臭名昭著的政治气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主义。"这位郁郁寡欢的总统相信，罗斯福不负责任地乐意看到国家走向萧条，为的是他自己得到拯救国家的荣誉。

另一方面，罗斯福觉得，在3月4日之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自己大可不必参与总统的行动；还觉得，指望他把自己跟一届缺乏同情心的、已经名誉扫地的政府绑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尤其是当形势正在迅速变化、他自己的计划（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胡佛的计划）也在变动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自然的；你只需补充这样一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一古老的政治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一届政府在它被选民抛弃之后，依然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不得不继续保持名义上的权力。

总统受挫这出戏在缓慢而不确定地进行着——接下来，突然之间，大约在1933年2月中旬前后，胡佛的团队剩下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挫败进入加速时段。银行系统溃退了。

在此前一两年的时间里，地方性的银行恐慌屡次三番地发生；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伸出援手，RFC的钱被川流不息的注入，一场总崩溃得以幸免。如今，新一轮金融恐慌正在开始，它超出了这些机构阻止其发展的能力。报纸上所公布的关于RFC贷款的那些事实，多半是导致这次恐慌的一个因素——尽管，要说这就是毫无根据地断定银行系统确实依赖于来自一个民主政府的秘密贷款，这个说法已经不是站不住脚的了。无论如何，银行很可能会崩溃，它们的资金如此广泛地被投入到有问题的债券和抵押贷款中，它们如此广泛地管理不善（通过控股公司以及通过与投资公司联盟），在很多州强加给它们的标准是如此松松垮垮，支撑留在它们手里的债务的重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压力是如此巨大。无论如何，在这里，在国家债务－信用结构的核心地带，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很快，裂口就加宽了。

2月14日，底特律城内及周边地区有些银行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危急，以至于密歇根州州长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放假8天。全国各地开始嘀嘀咕咕，一时间流言纷起，起初几乎听不见，接下来，嗓门越来越大："出麻烦了。他们说华尔街上的信托公司出现了挤兑。你最好是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银行家们也在窃窃私语："出麻烦了。最好是卖掉一些债券，趁早兑成现金。最好是把你在纽约的存款余额提取出来。"

富人们也在交头接耳："最好是把所有东西都兑换成现金。如果能做到的话，就换成黄金。"它蔓延到了欧洲："最好是把黄金从美国拿出来。最好是卖掉美元。"国家的金融机器开始冻得僵硬，工业和商业的机器开始慢下来。胡佛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制止恐慌。他马不停蹄地劳作着，一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6月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全都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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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时钟走得更快了。

2月15日——密歇根州银行关门后的第二天——美国的整个事态险些被一位刺客所改变。在迈阿密，一个名叫赞格拉的人在人群中朝罗斯福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他，而芝加哥市市长塞马克却受了致命伤。

第二天——2月16日——参议院投票支持废除禁酒令。4天后，众议院紧随其后，废除禁酒令的问题交给了各州，让它们付诸行动，直到第二年12月，禁酒令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宪法的这次修改，不仅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这一点已经确保可以得到——而且还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召开专门会议批准。）按说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结果可以在所有美国社群当中感觉到；又一个里程碑眨眼间被变革大潮席卷而去。

所有这些日子里，一直有人在做出连续的、狂热的努力，试图扭转密歇根州银行业的局面。在底特律，银行家和汽车制造商们围绕援救计划做着艰苦的工作；底特律、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焦急地传递着各方之间的谈话：总统，RFC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福特、克莱斯勒和斯隆，库曾斯参议员，以及密歇根州的银行家和官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装甲车在夜里穿梭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把现金运到身陷围困的银行。随着恐慌的进一步强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显示，现金囤积增长，黄金急剧流失。

2月21日星期二，罗斯福宣布，他将任命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作为他的国务卿，他的财政部长则是那位笑眯眯的小个子制造商、纽约州的威廉·H．伍丁。（罗斯福原本想让卡特·格拉斯出任财长一职，但格拉斯了解到，罗斯福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脱离金本位并让通货膨胀，因此拒绝了这一邀请。伍丁是第二人选，相对来说不那么知名。）

就在同一天，几个证人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面前揭露了一些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涉及到美国的金融大亨们在过去几年里的行为。纽约花旗银行总裁查尔斯·E．米切尔在费迪南德·皮科拉的盘问下被迫承认，在1927、1928和1929这3年时间里，他曾从花旗银行及其下属机构接受了总额超过 300万美元的分红——然而，通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花旗银行的股票卖给他的家庭成员，他在1929年避免了缴纳任何所得税，即便他后来回购了这些股票。

第二天，人们得知，在1929年的金融恐慌之后，花旗银行保护了从事本银行股票交易的高级管理人员，但银行的下级雇员却不得不全额（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股票，而在此期间，这些股票已经损失了大半价值。虽然这些运作没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有一些皮科拉后来所导致的更糟糕的事情——但它们对那些有着民主公平竞赛感的人来说却特别令人愤怒。在这样一个时期，像这样一些揭露，对国民看待大银行家们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好象是一堆不信任和不赞成的闷烧之火，突然间熊熊燃烧了起来。

24日星期五，巴尔的摩的银行出现了挤兑，里奇州长宣布，马里兰州的银行全部放假。星期六和星期天，恐慌在俄亥俄州的3座城市变得很严重。27日星期一，米切尔辞去了花旗银行总裁之职；这位牛市银行业的斗士，在不断高涨的公众舆论面前黯然离场。恐慌如今从俄亥俄和印地安纳蔓延到了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

戏剧性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27日夜间，纳粹党人纵火焚烧了德国的国会大厦，并栽赃到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德国的民主在这场大火中被彻底摧毁了。新任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如今正迅速地走在通往极端专制的道路上。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政府——在1931年，当西方世界被金融恐慌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日本趁机入侵了满洲—— 正行进在通往热河的大路上，完全不把国际联盟的反对放在眼里。在国际上，正像在美国国内一样，旧秩序正让位于新秩序。

更快，更快。

3月1日星期三，又有两个州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到夜间，另有4各州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中。3月2日，又有10个州排到了这个队列中。在银行放假各州之外的很多城市里，到这时候依然保持开门的银行也只是在受到限制的基础上。同一天，罗斯福乘坐专列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旅途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法利谈论人在生命中的危机时刻对宗教的需要。他看上去似乎春风得意、无忧无虑，但他深知，他正在进入一场飓风的中心，不久之后，这场飓风将使他面对责任，不仅要立即作出前所未有的决定，而且还要在美国坐镇指挥处理那场往往在经济崩溃之后接踵而至的叛乱。

愤怒正在农民和失业者当中蔓延的骚动不安，不断高涨的对金融霸主们的愤怒，对灵丹妙药的渴望，这些在专家治国论所激起的兴奋骚动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消除这些怨恨，满足这些希望，都是他的事。假如他做不到的话……

到3月3日——就职典礼的前夕——这场金融风暴刮到了芝加哥和纽约，美国的两个金融堡垒。银行几乎完全停业了。胡佛在做令人绝望的最后努力，试图想出解决的办法，但一切都是徒劳。3月4日凌晨4点30分，堡垒投降了：纽约州的雷曼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几乎是同时，霍纳在伊利诺斯州宣布了同样的决定。6点钟的时候，精疲力尽、憔悴不堪的胡佛起床去履行他本届总统任期最后的例行任务。他被告知，就在他本届任期最后一天的早晨，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体系彻底熄火，停止了运转。

他说："我们已经到头了。再也没什么可干的了。"

历史的舞台监督精确得有些残酷无情。尽管胡佛严厉、笨拙、在政治上不称职，但他是注定在劫难逃的旧秩序的一位足智多谋、坚决果敢的战士，不应该蒙这样的个人羞辱。可如今，大幕已经拉上，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如果你去电影院看《骑兵队》（Cavalcade）、《穿制服的姑娘》（Mädchen in Uniform ）或《重聚维也纳》（Reunion in Vienna）的话，你还会看到一部短片，伴随着一种激动得让人颤栗的爱国主义的声音，讲述美国如何在"我们各尽其职"的口号下向繁荣进军。

"蓝鹰"标志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出现在广告上。有盛大的NRA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迈步行进，飞机在头顶上轰鸣。惠伦州长在纽约组织了一次整齐划一的大型活动，Nira（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缩写）小姐和自由小姐的出现使场面活跃起来；来自布朗克斯区的150 名妇女，拿着250,000个标志物，在一支铜管乐队的伴随下，列队向NRA总部行进。有人估计，在纽约，有25万人游行，有100 万人观看，后来清扫街道花掉了4,980.70美元。

是的，美国已经上路。尽管，股市的曲线在夏天行将结束的时候看上去高低不平，商业指数也从7月份的顶点再次回落，怀疑和争执的阴云开始遮蔽经济和政治的晴朗天空，但一般公众的主流心态依然被充分反映在迪斯尼新片中那三只小猪的歌声里，然后传遍了所有的电影院：美国人人都学会了唱"谁怕大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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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气候变了

社会变革的过程是连续的、无限复杂的。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和习俗进行比较，肯定过于简单，几乎肯定会有所夸张。然而，社会气候总是改变，正如季节不断变化一样——即便是冷暖交替，春去秋来，也可能是高度痉挛的，底特律或许正享受着它的"早春"，而费城却被漫天风雪所横扫。

回首过去，你会注意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社会气候之间的各种反差；你还会注意到，其中大多数变化，要到 1933年前后才变得清晰起来，当时，新政已经开始，第十八修正案已被废除。这几乎就像是美国人民向后走进了大萧条，拼命地抓住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习俗、理想和担当，甚至就在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滑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外的时候，依然如此；接下来，在1933 年，他们放弃了徒然的努力；转过身来，面朝前方，走进了1930年代的新世界。

战后十年给美国带来了一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激烈革命——这场革命的突击部队是年轻一代，他们沉溺于高及膝盖的裙子，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地下酒吧里的混合酒，在停着的汽车里互相爱抚，放荡不羁的语言，关于佛洛伊德情结理论的二手知识，以及反抗清教徒父母、嘲弄整个清教传统的情绪倾向。

到1920年代末，这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至少在清教主义最容易被破坏的人口中心是这样。老一代人逐渐习惯了儿孙们的古怪方式，并稍稍放松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年轻一代马齿渐长，慢慢懂得了适可而止的实际好处。到金融恐慌时期，男女合校校园里的"激情玛丽"——尽管她依然在赢得仰慕者——已经不大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征兆，而更多地被看作是过去的遗存。当 1930年代开始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已经变得清晰可辨了。

在节制、克己和谦逊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增长；在有些地区——某些中西部城镇，以及很多乡村——早年的礼节规矩，只是缓慢地被瓦解了，破坏的声音依然很大；"年轻的已婚族"在星期六夜里啸聚本地乡村俱乐部的行为，比从前更加放纵，惊慌失措的父母互相交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新"现象的看法，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中学生派对上回到家里，往往能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衣服被弄得乱七八糟。

林德夫妇这样说到他们在"中镇"的发现："在1935年，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两性之间的开放行为（跟电影学的），年轻人当中更少伪装。一个8年前的中学毕业生，如今在专业上与城里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对于这种变化，他的态度很强烈：'你们正变得越来越精明和大胆。你们这些家伙把楼着脖子亲嘴看作是约会中的一个天经地义的组成部分。我们那时候偶尔会因为动手动脚而被甩耳光，如今的女孩子再也不会那样了。'"

然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心态的变化，侧重点的变化。革命成果正在得到巩固。突击部队正在他们已经赢得的阵地上掘地三尺，构筑战壕。

霍内尔·哈特在《最近的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一书中提供了对这种变化的精确度量，此书出版于1933年初。哈特先生发表了他对美国不同时期的杂志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观点所做的一次仔细的统计学研究结果。这项研究表明，对传统性道德的反抗——或者换句话说，赞同性自由的情绪热潮——在1923～192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

尽管在 1930和1931年间，杂志上关于家庭和性问题的讨论比前些年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基调大抵是保守的。在1930年，杂志上所表达的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赞成，对"友谊、理解、友爱、同情、简易、方便、整合、合作"的赞成，比1920年更多。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萧条的进一步加深，心态的变化变得更加显著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归因于很多的原因：任何观念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人生厌，任何新的革命都会招致猜忌和质疑；X先生那散发着酒气的、浪漫多情的活力，在1925年是如此意气风发、胆大敢为，如今开始显露出岁月消磨掉痕迹，毫无魅力可言；Y夫人曾经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有权高兴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并确信自己不在乎Y先生跟谁一起睡，如今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忍受这样，并毫不犹豫地向里诺出发（译者注：里诺位于内华达州西部，是美国著名的"离婚之城"，只需在该市住满3个月，便可自由离婚）；孩子Z常做恶梦，学校里的精神医生把这归因于他来自破碎的家庭。但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多半还得算是大萧条。

无数想结婚的年轻人却结不起婚。歌曲《除了爱我没法给你任何东西，宝贝》是从1928年流行起来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作为 1930年代的主题歌。结婚率从1929年的10.14‰下降到了1932年7.87‰。（同样，出生率也从1929年的18.9‰下降到了1932年的17.4‰，以及1933 年的16.5‰——当然，1933年的数字主要反映了1932年的经济状况。）当结婚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婚前性行为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林德夫妇报告："对一群20几岁的商业阶层的年轻人（人数超过两打）所做的一次秘密体检显示，每10个人当中有7个人（性别刚好平衡）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

避孕用品的大量销售——根据不同的权威统计，每年的销售总额从1.25亿到2.5亿美元不等，出售此类用品的不仅有药店，而且还有加油站、烟店及其他五花八门机构——肯定不光是卖给已婚人士。

然而，新的形势几乎无助于对婚姻和家庭的轻佻态度，或者愤世嫉俗的态度。它把一个相关的新问题推向了人们关注的最前沿：失业的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真心实意地想结婚——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呢？他们是否会推迟结婚，并毅然决然地分居？抑或，他们能否设法说服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多半还要让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的客房、阁楼或其他某个角落里？

长辈常常也很难再喂养另一张嘴；很多父亲多年来辛苦操劳，节衣缩食，做梦都想着退休，如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多久，听说年轻的哈里要带回一位新娘，消耗家里的积蓄，不由得勃然大怒。另有一些长辈倒是出得起这个钱，庇护小两口子，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自尊的年轻人，在他能够养活老婆之前是不应该结婚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谈到被宠坏的一代，他们总是说，在他们每周挣40美元之前，他们从未想到过结婚，并拒绝支持任何诸如此类的废话。

结果，很多年轻伴侣都只好接受立即结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偶尔找一家便宜酒店的房间，或汽车旅馆的小屋，凑合着对付一夜。这些年轻的伴侣，憎恨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憎恨迫使他们偷偷摸摸的规矩习俗，不过，他们依然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对的——这是对基本需要的回应。

另外还有很多人，甚至更不幸，有失业父母的失业儿女，有大萧条中漂泊四方的流民，他们搭便车走遍全国，扒货车浪迹八方，对这些人来说，性成了某种能搞就搞的事；结婚太遥远了，想都不敢想。然而，即便是在这些人当中，人们的心态也有点新的东西。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道德准则中的变化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还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偷来的爱情是一种"现代"冒险。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竭尽所能，节制还是不节制，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个人准则，无论这样的准则是道德、审美、谨慎，还是方便。即使规矩习俗已经不再被人遵守，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和时代脱节，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那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渴望结婚所带来的安全。

在大学校园里，那些不戴帽子、不穿马甲、穿着斜纹软呢外套和法兰绒休闲裤的年轻后生当中，在那些穿着毛线衫、斜纹软呢裙和短袜的大学女生当中，很少有1920年代典型的关于性和婚姻的反叛谈话，很少有那种与讨论佛洛伊德、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多拉·罗素相伴随的兴奋低语。是否存在少数实际上的乱交，是值得怀疑的：多萝西·邓巴·布罗姆利和弗洛伦斯·哈克斯顿·布里滕对全国46所各类大学的1364名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半小伙子和四分之一女孩子有过婚前性行为。

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都很平静地看待性。私事总归是私事。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在他们关于1936年的大学年轻人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说到性，当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校园对待性的态度比十年前更漠不关心了。性不再是新闻。它不再是新闻这个事实才是新闻。"

大萧条也明显降低了离婚率：从1929年的1.66‰下降到了1932年的1.28‰。离婚很费钱，除此之外，在面临生活重压的时期，胡思乱想可能就不那么自由了。有很多虔诚的谈话，说的是：由于艰难困苦，很多患难夫妻在爱情中重新结合在一起；但很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艰苦的生活使得每一件事情都服从于居家过日子的严酷需要，爱不爱反倒无所谓。

在最糟糕的年头过去之后，离婚率再一次上升；没有实现大的改革；那些无法继续相处的人，在他们必须分开而且能够分开的时候，也就劳燕纷飞了。然而，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侧重点的变化，人们有一种更普遍的感觉：失败的婚姻，不可避免地既给孩子、也给离异父母本人造成伤害。

有一个事实或许是重要的：《财富》杂志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反对不费力气的离婚。 1936年所做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63%的人支持节育的教学和实践，在1937年，多达22.3%的人赞成男女双方的婚前性行为：没有回归古老的清教徒准则。然而，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倾向，要保护即将破裂的婚姻。

简言之，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公众承认婚前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非罪的，而且倾向于赞同一位观察者所谓的"性道德的单一标准，也是低标准"，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婚姻似乎已经变得比1920年代更受重视。家庭作为一种制度似乎也变得更受重视。《财富》杂志的编辑在1936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在大学生当中，60%的女生和50%的男生愿意在毕业后的一两年之内结婚，两性各有50% 的人愿意在结婚之后不久生孩子。"很多大学管理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1930年代的大学女生比1920年代的前辈们更热衷于早婚。同样是这些大学生和他们的同时代人，跟10年前的年轻人比起来，总体上不再那么嘲笑他们的父母和父辈的观念，不再那么觉得家庭生活是一个笑柄。
大萧条不仅让人们更尊重饭碗和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关注除了亲昵的个人关系之外的其他事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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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变幻莫测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并受到很多商业权宜策略的影响，以至于不能把它们完全归因于社会气候的变化。然而，就其主要轮廓而言，时尚至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值得把它们跟社会趋势的其他迹象联系起来。

例如，如果说1920年代的女性时尚提倡短裙子，衣服重量和麻烦的极大减少，低腰，前平的轮廓，几乎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那么，这些肯定暗示了女性已经开始厌倦约束和传统的成年责任，渴望自由和快乐（她们把这些跟不成熟联系在一起）：不是那种老派小姑娘的自由，那种受到保护的、天真无邪的小美人，而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摩登"自由——冷若冰霜、"老于世故"（套用那个时期人们最喜爱的一句恭维话）、随时准备与男孩子打情骂俏。

如果说，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和百货公司广告上的图画赋予穿着入时的女性以冷漠、空虚而厌世的表情，那么，这些再一次暗示了1930年代的女性理想：她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姑娘（甚至在她的外形成熟之前就是这样），再也不会表现出冲动的、或持久的狂热。如果说，在1930年代初期，燕尾服在男人当中已经很少见到，无尾礼服成了标准穿着（即便在最正式的场合），那么，这暗示了男人们（女人也一样）厌倦了庄重尊贵和拘泥礼仪。在1920年代，美国人希望男孩和女孩在一起，为一场疯狂的派对穿着打扮，但拒绝认为：这样的派对（哪怕是最疯狂的派对）会在他们身上唤起比转瞬即逝的刺激更多的东西。

现在请注意后来发生的事情。在1920年代结束之前，燕尾服已经重新抬头，连同它所传达的所有尊贵。到1929年，女人的晚礼服试探性地拖到了地板上——为的是实现一种优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长及膝盖的晚礼服所不可能实现的。到1930年，晚礼服的确很长——因此，在这十年里余下的时间里，它们实际上几乎是扫过地板。女人白天穿的衣服逐渐加长，直至1933年，达到了距离地面1英尺、甚或是9英寸以内。

1929年时兴的那种刻板的头盔式帽子（从后脑勺上拉下）让位于各种不同的时尚，它们全都追求漂亮、别致，追求一种比1920年代更优雅、甚至更古怪的效果。女人的头发也变得不那么刻板，更活泼地卷曲在脑后。褶裥饰边流行起来，还有蝴蝶结、裙褶，带有一种怀旧的暗示，让人联想到遥远往昔的美。小姑娘的低腰效果已成明日黄花，腰部回到了它曾经属于都地方。

至于平直的轮廓线，也已经被抛弃了。1932年4月的《时尚》（Vogue）杂志说："春季时尚是'曲线'。"到1933年，当梅·韦斯特以一部《侬本多情》（She Done Him Wrong）让电影院场场爆满的时候，"法兰西的百合"在给"新式的无骨长裙"做广告，说"它优美地强调了高高隆起的胸部"，而福姆菲特公司在宣传其新产品的时候，则让人们注意到"它将带给你青春的、突出的、隆起的线条。" 1920年代的平胸小姑娘如今已长大成人，并为自己的成熟而自豪。事实上，在1929至1933年之间，理想体形的变化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你几乎要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一个新品种已经产生。

获得普遍认可的女性类型（正如百货公司广告和商店橱窗模特儿所表现的那样），也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初期的新女性类型是警觉的样子，而不是无聊的样子。她有一个别致的、隆起的鼻子，一副聪明伶俐的表情；她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显得兴致勃勃，努力给同伴一段愉快的美好时光。她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很有能力的感觉。这就是那种有能力走出家门、找份工作的姑娘，当父亲或丈夫失去收入来源的时候，她能够帮助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她轻松悠闲的时候，她会让父亲或丈夫想起美好的往昔，那令人伤怀的往昔，那时候，还没有对一切起决定作用的繁荣和萧条；她看上去不是冷酷、苛刻、难于被深深地打动，而是活泼、漂亮、优雅而顺从，就这样恢复着他们已经动摇的男性自尊。

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春华秋实，岁去年来，总有新的变化在发生。如今，出外工作的中上层阶级的女性远远多于大萧条之前的那些年，以至于在她们白天的服装当中，简单和实用的销路很好。年轻女性发型的主流样式（齐肩或几乎齐肩的卷曲短发）同样简单——另外也非常可爱：在未来的岁月里，或许，1930年代最迷人的回忆之一将会是：那些不戴帽子的女孩像金发碧眼的年轻女神一样阔步行进，她们的头发在脑后摆动。（你会记起一个年轻男人的抱怨：几乎每一个姑娘从背后看上去都很漂亮：可当他跑到她们前面去的时候，暮然回首，幻想破灭。）1938年秋天，有人努力让女人把她们的短发卷上去，但这一努力并不怎么成功：头发太硬，不易处理。

然而，对老式装饰、轻浮和不切实际的古怪的推动力自始至终在发挥着作用。有人试图在晚礼服中重新引入诸如裙撑和环衬裙之类的古老累赘。有褶边和褶皱的衬衫——带有胸部装饰花边——重新出现了。凉鞋的观念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对晚礼服来说是合理的，然而却被不合理地延续到了白天的着装上，以至于在1930年代晚期，全国有一半的女性穿着前端有一个小洞的鞋子，它露出了穿着袜子的脚趾，容易进入尘土、砂砾和雨雪。至于同一时期的帽子，标准化功能效用的现代原则完全让位于超现实主义怪异的现代原则。

有硕大的帽子，极小的帽子，带有阔大边缘和微型王冠的帽子，还有的帽子，根本就不是帽子，而是圈住头发的花环；高高的土耳其帽高居于头顶之上；扁平的帽子，有餐盘那么大，看上去就像是从前面的某个地方被扔到戴帽者的头上，被捆绑在那里，就像脑袋后面套着一个笼头一样；麦秆编织的鸟巢上插满了春天的鲜花，帽子上插一根长翎毛指向任何方向——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没完没了地开列这份冗长的品种目录呢？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一幕是：一个女人在1938年纽约的一家茶室里用罢午餐，取下桌子上的那个面包篮子，翻过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无论如何也吸引不了人们的任何关注。

成熟也开始让人感到腻烦。逐渐地，裙子变得越来越短（除了在晚上）；到1939年，它们差不多撤退到了膝盖那儿。"小姑娘" 装束、"少女条纹布"、"从溜冰裙改造过来"的"摇摆舞"套装，全都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妇女俱乐部的那位大块头会长在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该不该试着坚持穿波莱罗舞套装，并在头发上戴一个蝴蝶结。很明显，老式的小姑娘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典型——直到 1939年底，时尚制造者才成功地让她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式女人（至少是在夜幕降临之后），裙撑，蜂腰，束胸，跟她祖母曾经忍受过的那套行头惊人地相像。要预言新的时尚是否会持续下去，以及它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眼下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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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5日下午3点32分30秒，犹他州的批准大会结束，犹他州成为第36 个批准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禁酒令）的州。一封电报发给了华盛顿，副国务卿和总统宣布：禁酒令在生效将近14年之后，总算寿终正寝。

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酒店和饭馆里，等待开瓶盖的口令传出，当瓶盖终于打开的时候，人们开怀畅饮，庆祝合法饮酒的新时代。他们还聚集在已经成功获得执照的市内地下酒吧里，谈论着如何一按门铃，前门便欣然洞开。但庆祝废除禁酒令的活动并没有出现骚乱，因为在大多数地方，酒的供应很快就告罄：启动分销过程要花时间。至于合法的生产过程，因为毫无准备，以至于出现了偏离常规的情形。可以得到的酒大多在私酒贩子手里，即使是合法的酒也大多是发酵不完全的。在废除禁酒令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那些庆幸自己终于能够体面地喝上一杯"好酒"、而不是依赖于"私料"的人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喝的是那种用酒精勾兑的威士忌。对于多年来口味已经习惯于私酒的公众来说，好酒不怕巷子深。

当然，喝酒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成为合法的。8个州依然禁酒——除了北达科他、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南方州。（这些州在保护它们的禁酒上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小——至少在废除禁酒令之后的那些年里是这样）。15个州使酒类销售成为州里的专营权——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在不同的管制下私人销售，但大多数州，为坚决防止"酒吧回潮"，禁止站着喝酒，坚持——至少是暂时——饮酒者必须在餐馆的饭桌旁坐下来。

尽管有这些限制，但自1933年开始，美国习俗中的变化依然是巨大的。

酒店和餐馆随着鸡尾酒会厅和酒吧一起兴旺起来，塞满了各种镀铬的器具，镜子，色彩明亮的现代家具，软百叶窗，从地下酒吧里接管过来的男招待，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服务于生蚝吧或在餐桌旁当招待的调酒师，如今他们重新回到了他们青春年少时的职业，说服经理层，把他们快被遗忘的古老技艺（比如布朗克斯鸡尾酒和杰克·罗斯鸡尾酒）列入酒水清单。在大萧条期间开工建造的建筑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许多年来，建筑师和油漆工们几乎没有机会试验新的功能设计的原则，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简化的家具；如今，他们至少有机会了，可以设计鸡尾酒会厅——这带来一个古怪的结果，就是：在整个193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本能地把现代主义装饰跟吃喝联系在一起。

城市里那些昔日对夜总会的观念大皱眉头的酒店，如今也稍显犹豫地开起了夜总会，在一楼的大厅里搞演出——并发现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洁的新酒店开张了——在有些州由政府当局经营，在另一些州则由私人拥有。消费者花了一定的时间才认识到，男人在带一包朗姆酒回家的时候大可不必把它伪装成一只鞋盒；在有些城镇，支持禁酒的情绪依然很强烈，有些人宁愿光顾私酒贩子，而不愿忍受走进州里开办的酒店时所面临的窘迫。

在禁酒令废除之前做梦也没想过卖酒的餐馆，如今也安装了吧台，酒水的销量十分可观；茶室的经营者在经过一番良心的挣扎之后，也申请了卖酒许可；就连儿童餐馆，也忘掉了它们对乳制品、薄烤饼和卡路里的传统奉献，开设了光洁鲜亮的圆形酒吧，卖曼哈顿鸡尾酒和古典鸡尾酒。而且，就算城里大多数地下酒吧已经衰败、消亡，就算浪荡公子们钱包里的地下酒吧入场券已经卷角，最后被扔掉了，就算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已经成了稀罕物，就算制造私烧锦酒成了都市公寓楼里一门失传的技艺，就算公司主管们不再在他们的高尔夫球袋里揣上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去参加商业会议，但是，城市街道两旁出现了如此之多光鲜漂亮的新酒吧，以至于开怀畅饮如今似乎已经变得不仅体面，而且无处不在。

一度，在那些品味优雅的人士当中出现了一种满怀希望的想法：当上好的葡萄酒变得更容易买到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将会培养出十分挑剔的口味。G．塞尔曼·福格纳、朱利安·斯特里特、弗兰克·舒马克以及其他检测和品尝陈年佳酿的专家，都在宣扬他们敬重陈年佳酿的福音；一度，绅士淑女们甚至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打心眼里对某人如何找到一家可以买到拉图尔庄园正宗佳酿的法国小酒馆的故事兴致勃勃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比粗野的农夫好多少。但是，美国人粗糙的天性终归占了上风；不久之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即便是在品味最优雅的圈子里，威士忌也正在成为销路最好的酒。

废除禁酒令之后，喝酒是否比之前更多呢，这个问题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定，其原因是下面这个明显的事实：酒的非法销售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多数意见似乎认为：饮酒在头一两年的时间里确实有相当大的增长，打那以后多半大有增长，但总体上增幅有所下降。

《财富》杂志在1936年对大学年轻人所做的一项调查说："不那么夸张地喝酒是眼下的惯例，没有禁酒的法律要违抗，因此你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喝酒。"到处都有迹象表明：在大学年龄的男孩女孩当中对饮酒有一种反作用力；有观察者报告：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酒的兴趣不像他们的长辈那么大，并对他们消费可口可乐和牛奶的数量感到吃惊（长期以来，可口可乐一直是南方的标准软性饮料，紧接着它入侵中西部的大学校园之后，它的流行也扩大到了东北部的年轻人当中）。

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936年搞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自禁酒令废除以来，情况是"更好"还是"更糟"，抑或是没有大的变化，这次调查得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不得要领的结果：36%的投票者认为事情变得更好了，33%的人认为更糟，31%的人认为没什么重大变化。不仅分歧的意见几乎平分秋色，而且没有办法知道，在每个投票者的心底里，"情况"变得"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变化是明显的：如今不同性别混合饮酒的情形比从前更多了，正如男女两性都有更多的人吸烟一样。（在1930至1936 这6年的时间里，香烟的生产从1,230亿支增长到了1,580亿支，与此同时，雪茄的产量略有减少，烟斗用烟叶的产量略有增长。）事实上，一个在1920年代便十分明显的现象（当时，女性吸烟者充斥于列车的餐车里，女性饮酒者充斥于地下酒吧里）似乎依然在继续，这就是：仅仅只保留给男人的酒吧、餐馆、吸烟车厢及其他男人们神鬼出没的地方越来越少。

总的来说，男人和女人彼此相伴的时间更多，彼此分离的时间更少。大概，它跟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不相干：在整个1930年代，男性俱乐部依然在稍嫌急切地设法发展会员，很多寄宿公寓处于极其糟糕的困境中。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男性（比方说吧）十分享受男女相伴的乐趣，因此不是很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女权主义的事业正在赢得某种程度上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一代人之前那些最狂热的妇女参政论者从来都不曾奢望过的——而且还有可能被这样的胜利搞得惊慌失措。

私酒贩子们如今流落何方呢？他们当中有的人做起了合法的酒生意，或者是从事其他的合法职业，有的人从事了商业和赌博业，还有一些人则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但其中很多人在继续做私酒生意。说到后禁酒时期的情形，一个最为古怪的事实是：制造、走私和批发违法酒类的生意依然大量存在。联邦政府和各州都热衷于从酒类销售中获得收入，对它征收了如此高额的税赋，以至于逃税的诱惑力非常大。

年复一年，国税局官员们以每年大约15,000家的速度查封和捣毁着地下酿酒厂，而新的酿酒厂马上又冒了出来。国税局局长在他的本财政年度（结束于1938年6月30日）报告中指出，本年只查封了11,407家地下酿酒厂，并被记录在案。"这是自第二十一修正案颁布以来，第一年出现了非法酿酒厂查封数的下降。"酒类走私也是一样，继续让海关官员和海岸警卫队头痛不已。 1935年2月，在禁酒令废除一年多之后，海岸警卫队发现，有22艘外国轮船同时停泊在我们的关税水域之外，等待机会偷运私酒进入港口。

他们很容易开办非法的酿酒厂，在不同的地方储藏酒、仿冒标签、仿冒印花税票和酒罐，灌装违法的私酒，用伪装过的货车或小汽车运输私酒，按合同把私酒交付给酒店或酒馆老板，这一切都非常容易，以至于在废除禁酒令一两年之后，最内行的观点是：无论什么地方，美国消费掉的酒有15%到60%是私酒。

美国人是不是很高兴他们终结了禁酒令呢？很显然，他们的确如此。《财富》杂志在1937 年底搞的一次"季度调查"显示，全国只有15.1%的男人和29.7%的女人希望彻底恢复禁酒令。即使把个支持彻底禁酒的群体与那些支持禁止烈性酒、但允许销售葡萄酒和啤酒的人加起来，依然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废除禁酒令。美国人可能认为"情况更好"，也可能认为"情况更糟"，但他们——或者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想就这个问题重启争端。

到处都有新一波的支持禁酒的情绪浪潮似乎正在形成。例如，在弗吉尼亚州，一本讨论酒的影响的学术书（原本打算把它作为一份公共文献分发给各中小学），在1937年底引起了基督教女子禁酒联合会（WCTU）的强烈关注。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诸如此类的段落："事实证明，我们既不能通过立法来禁止饮酒，也不能通过恐吓让一个人清醒"，还有："少量的酒可能对消化功能有利"，WCTU 给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这批书全部被严肃地投入了州议会大厦的火炉，灰飞烟灭。然而，在大多数社群，到1933年的时候，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就好像已经彻底解决了似的。

1939年的美国人这样自问：据说，在1929年，禁酒令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眼下，我们开始触及1930年代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乍一看，这些变化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组合成了一种模式——一种放松的模式。

第一．每周五天工作日。在1931年和1932年，当工厂和写字楼里都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干的时候，就出现了工时的普遍缩减 ——部分是为了"扩大工作机会"，部分是为了安抚那些薪水必须减少的工人。当NRA的法规在1933和1934年开始出台的时候，工时的缩减便得以继续和延伸。在NRA被撤销之后，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持续了下去。结果是，数以百万人（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发现，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即便不是所有时间里），他们的星期六可以自由支配。

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在1937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实施每周五天工作日的范围：提交了报告的 2,452家公司当中（主要是制造业公司），有57.3%的公司把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应用于它们的雇佣劳动者，45.3%的公司把这一制度应用于它们的办公室职员，7.5%的公司实施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特别指定所包含的雇员类型。这份报告总结道："尽管在5年之前，每周五天工作日的制度还是例外，但如今，它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的写字楼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尽管在星期六关门的商店寥寥无几，但它们当中也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错开雇员的上班时间，减少工时。

这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最显著的大概莫过于千百万男男女女每周的例行事务。它也改变了汽车和铁路交通的格局，星期五出城的洪流不断增长，而星期六的洪流则不断减少。我记得，有一趟列车，在大萧条之前，每个星期六中午通常都挂着两节挤得满满的车厢，离开纽约驶往西切斯特县；到 1933年，它只挂接一节车厢，而且不那么拥挤，星期六的交通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不久之后，第二节车厢被加挂到星期五的夜班列车上去了。

两天的周末正在取代一天半的周末。星期六上午（尤其是在夏天），大城市的商业区开始显示出星期天的样子。很多人获得了新的闲暇——完全不同于强加给数百万失业者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无所事事。工作周期越来越短、休闲周期越来越长这一长期而缓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美国早就开始了，像任何一个健在者的记忆一样漫长——明显加快了。

第二．运动的民主化。为帮助那些闲暇较多、钞票较少的男男女女，救济和公共工程机构出现了，它们让数以百万失业的男人去从事修建公园大道、公共海滨浴场、运动场以及为那些渴望运动的人而准备的其他便利设施。据1935年的《国民娱乐休闲年鉴》（YearBookofNationalRecreation）说，在2,204个社区中，公共海滨浴场、公共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及游泳池的数量自 192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倍。这些便利设施中，有些是中等规模，有些则大规模的：例如，长岛的琼斯海滩能够舒舒服服地容纳10万多人在仲夏时节享受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

再想想高尔夫球场所发生的事情吧。大萧条重创了私营高尔夫俱乐部。1930年，属于美国高尔夫协会的俱乐部多达1,155 家，到1936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763家——尽管为吸引新成员而采取了一些疯狂的举措（特别是夏日成员计划），及其他援救措施。据说，全国的高尔夫俱乐部自1929年以来损失了大约100万会员。但是，市立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却从1925年的184家增长到了1935年的576家，有超过1,000家公共高尔夫球场——其中大多数大概是破了产的私营俱乐部的球场——如今在日费制的基础上运转着。简言之，花费昂贵的高尔夫节节败退，廉价高尔夫则攻城略地。

大体上，那些更简单、更低调的运动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尽管中学和大学的篮球、职业棒球和大学的橄榄球依然是观者甚众的运动项目，然而，在那些更古老的大学和中学里，对这些运动的虔诚兴趣往往比不上更年轻的学校。1936年，《财富》杂志的编辑们概括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因素：" 橄榄球明星，球队队长，来自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强健基督徒'，来自大预科学校并成为田径队负责人的举止优雅之辈，社交舞会上风度翩翩的领舞者——这些人依然能赢得荣誉和尊敬。但是，那些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怪人，除非他们有智力超群的特征让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正在超越传统上的大人物。

英国人曾评论过美国大学校园领袖的这种变化，并倾向于把1932年定为这一变化开始变得明显的日期。"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和中学，越来越有兴趣玩诸如英式足球、长曲棍球、英式橄榄球、壁球和网球之类的运动，这些项目无需大型的体育场。

就整个国家而言，在流行程度上进展最大的运动项目是垒球——它是一种小规模的棒球，曾经被主要称作"室内棒球"。大约在1930年代开始的时候，垒球开始盛行起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9年，据说有50万支垒球队，各个年龄层的玩家超过500万；有数不清的半职业球队，有世界职业垒球比赛，在半职业球队当中有女子队。大萧条还给诸如骑自行车和溜旱冰这样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骑自行车是在 1932～1933年间作为好莱坞地区的一种时尚而开始繁荣起来的（当时，这项运动让加利福尼亚的姑娘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穿上"像玛琳·黛德丽那样的裤子"），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广为传播，这多半是因为这项运动相对比较便宜。

同时出现的滑雪狂热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对那些生活在地形和冬天气温都非常适合滑雪的乡村居民来说，这项运动确实廉价；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携带器材长途跋涉的城市居民来说，它一点也不不便宜。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大概是冬日度假越来越时尚，而这一时尚的缘起本身也很复杂（对冬日在温暖的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度假之乐的发现，冬天出游及驱车乡村地区以逃离禁酒令的日益流行，每周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礼拜日的世俗化及度周末习惯的出现，等等）。

无论怎么说，滑雪热在大萧条期间迅速兴起，并且，1932年在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也刺激了这项运动的流行。波士顿和缅因铁路公司进行了一项实验：在礼拜日运行一趟"雪地专列"，开往波士顿以北相对开阔的地方，这项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1937年，有数不清的雪地专列和雪地巴士在纽约、匹兹堡、芝加哥、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城外来回穿梭；百货商店请来挪威的专家，修建了滑雪道；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在它的中央大厅醒目地张贴了新英格兰和纽约十多家滑雪中心的每日气温和下雪日期，冰雪地区的乡村旅馆经营者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滑雪器材大做广告，祈求老天爷在整个冬天夜夜下雪，能否发财就靠这个了。

滑雪狂热超出了城市贫民的消费能力，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然而，它在一个方面证实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走出家门，走进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里；学着自己玩，而不仅仅是看着别人玩。

女人们在购买稀奇古怪的新式休闲服装，范围从短裤到海滩睡衣、罩衫、休闲裤和"运动套装"。越来越多的男人在夏天不戴帽子出门，让帽子制造商们叫苦不迭。同样，越来越多的男人不穿马甲、硬领衬衫、吊带裤和汗衫；据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5）中的一个脱衣场景里暴露出了他没有穿汗衫，针织品制造商们被他们的销量震惊得头晕目眩。

游泳衣的上部普遍被抛弃了。运动中的男人甚至开始穿上色彩艳丽的运动衫、休闲裤和短裤。到1939年，你会看到，那些品味保守的人也泰然自若地穿着新奇的服装，漫步穿梭于避暑胜地的村庄，要是搁在 1929年，这些服装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肯定会吸引人们异样的目光。

简言之，在当时的压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美国人明显学会了放松。

第三．桥牌游戏的兴盛。如果你在一张反映这十年商业形势的曲线图上添加一条显示扑克牌税收曲线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古怪的变化。尽管商业指数在 1929至1932年间深度下跌，扑克牌生产的指数——在1929至1930年间下降之后——居然在1930至1931年间上升了，只不过从此之后便一路下跌，再也没有回到1931年的最高点。

你大概还记得，正是在1931年，在纽约查塔姆酒店一间布满绿树红花的客厅里，伊利·卡伯特森先生和夫人对阵西德尼·S．伦兹和奥斯瓦尔德·雅各比，玩定约桥牌，幸运的观众透过一道屏风偷看着他们，新闻记者在隔壁的房间里研究比赛实况公报，并通过电话线把最新的消息传给热心的公众。在接下来的整个一年，卡伯特森关于桥牌的书跻身于畅销书的榜首。

长期以来，桥牌一直是成年富人当中晚餐后的标准运动项目；但如今，玩桥牌的时尚在蔓延。据林德夫妇报告，在"中镇"，1935 年玩桥牌的人比 1925年多得多；有更多的人用桥牌赌钱；这项游戏一路向下蔓延，通过中学，一直传给了6年级的孩子；它正在进入工人阶级当中，"先是传到了妇女群体，然后，更缓慢地传给了更有抵抗力的男性群体，他们原本更喜欢玩皮纳克尔牌和扑克牌。"

第四．赌博的兴盛。与玩桥牌的增长相关联的，大概是美国人容易接近的赌博装置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其中大多数都是赌小钱、赢大钱的装置，它们的兴起，或许主要应归因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那是一种疯狂的希望，想在赌博中赢得平常的经济过程不愿意给他们的东西。但它们也见证了清教徒传统的衰微，这一传统曾帮助带来了禁酒令的废除，飙车或运动的周末，以及桥牌的时尚。

据塞缪尔·卢贝尔讲，制造和经营老虎机、抽彩盘、弹球戏、罐子戏及其他类似发明的生意（为的是把公众口袋里在大萧条期间积攒起来的镍币掏空）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在1939年，"赌博生意每年要吞掉大约5亿至7.5亿美元——在100亿至150亿个镍币之间"——跟每年花在鞋店里的钱一样多。

老虎机的原理毫无新意，其改进机型看上去就像一台收银机，被称作"独臂大盗"：那家主要从事制造这种老虎机的公司，其创始人在1889年开始这桩生意，他 1929年就去世了，是个百万富翁。老虎机的名声很糟糕，普遍被流氓团伙所控制，依靠政治"贿赂"来经营，有时候跟警察捉迷藏，有时候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2年，新引入了一种新的游戏——弹球戏，它可以仅仅是为了好玩而玩，一个镍币一局，也可以用来赌博，它横扫了整个美国：你可以发现，弹球桌被摆在药店、烟店、宾馆走廊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地方，不受干涉地经营。它基于古老的弹子球游戏，玩家把一颗弹球射到一条滑道上，注视着它滚下一段斜坡，进入部分被大头针保护起来了的小洞。抽彩盘和罐子戏——后者是在1933年发明出来的——也兴盛了起来；在1933至1939年之间卖掉了大约 200万套罐子戏赌具。

有大量美国人参与的爱尔兰抽彩，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赌博形式，它最初是在1930年为了给一批爱尔兰医院筹款而举行的，它的运作是如此诚实而高效，以至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它便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抽彩。尽管一项联邦法令使得抽彩信息不能在美国邮寄，并禁止报纸在它们的邮寄版上刊登关于抽彩的报道，但不许发布消息的禁令后来被放松了，每一次抽彩都会成为头版故事，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读到这样的故事：15万美元落入惊讶不已的看门人和失业厨师之手。在美国所卖掉的很多门票从未到达过爱尔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为1933的德比赛马会举行的抽奖中，抽奖筒里共有超过650 万张门票（据估计），而2,404位赢家当中，有214人（或者说超过十五分之一）是美国人，那么，你大概会合理地推测：应该有超过40万美国人的门票实际上参与了那次特殊的抽奖。

在进行任何流行趋势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很多州都放松了禁止赛马赌博的法律。在电影院里抽奖的 "堤岸之夜"，是查尔斯·厄本·耶格尔在 1932～1933年间的冬天分别引入了科罗拉多州德尔塔市的埃及剧院和蒙特罗斯市的东方剧院，后来，他获得了这一发明的版权，而这个办法也传播到了成千上万的电影院，到1937年，这些电影院每周要付给耶格尔的公司总额在30,000至65,000美元之间的版权费。

宾戈（或称宾诺、基诺）游戏作为教堂用来筹款的一项娱乐活动变得广为流行，并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被广泛地传播到电影院及其他地方，直到1938年，有人把它称为美国最流行的赌钱游戏；连锁信的流行或许是令人同情的，它在1934～1935年间从丹佛传播到了美国各地（"请划去顶端的姓名，并寄去1角钱"）。这份简短的综述，并没有包括各种坚持下来了的更古老的赌博招术，它们有时候采取了新的伪装，有时候在新的主办者的操纵之下——比如数字赌盘，当时，贩卖私酒的不法之徒达基·舒尔兹接管了纽约哈莱姆区的这宗生意，并在禁酒时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把它系统化了。

1938年，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上一年，据估计有29%的美国人——你也许会想，这里指的是成年人——参与过教堂的抽彩活动（推测起来，应该包括宾戈会），26%的人玩过抽彩盘，23%的人玩过老虎机，21%的人玩过赌钱的扑克牌，19%的人赌过选举，13%的人参与过门票抽奖，10%的人赌过赛马，9%的人曾沉湎于数字赌博。上一个十年没有盖洛普民意调查，但你大概很想知道：1920年代的情况是否与此接近呢——当然不是，除非你把玩股票和购买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也算在赌博之内。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快乐、放松和运动的表现形式，但依然有新的紧张和焦虑。因为，大萧条摧毁了美国人所依赖的那么多假设，以至于数百万美国人从内心深处被震动了。

让我们稍稍停留片刻，打量一下灾难过后的那一堆断壁残垣吧。在这堆残骸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假设：那些刚走出校门的俊男靓女，不久之后自然能得到一份工作；雄心壮志，努力工作，对公司忠诚，推销的技巧，这些能带来个人的成功。贫穷（在农业地区和少数悲惨社群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能、无知或特定灾难的结果，应该主要由地方慈善机构予以关照。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积蓄投资于"优质债券"，因此确保有稳定的收入，或者投资于"我们美国主要公司"的"蓝筹"股票上，有很大的增值机会。华尔街的大佬们都是经济先知，是能预测未来的商业预报员，而且，商业周期遵循毫厘不爽的节奏；美国的经济体制能够确保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增长。

当然，并非人人都相信所有这些东西。然而，有那么多人把他们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个人设想建立在其中一个或多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假设一个个被彻底粉碎的时候，其内心的震撼是令人恐怖的。

不妨想想人们的自尊心发生了什么：那位企业管理人员，他总是本能地根据自己的薪水和职位来评价自己——不曾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薪水和职位都付之东流；那个银行家，他发现，自己许多年来一直给出的建议由于形势的变化而成了笑柄，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如今被攻击为欺诈；那个职员或劳工，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忠诚献给了"公司"——不曾想自己却被扔在了大街上；那年复一年省下几个铜板以备"雨天"的家庭——没想到却眼睁睁地看着瓢泼大雨把他们的每一个铜板都席卷而去；那个家庭主妇，她在心里给自己描绘的理想画像，是一个"拥有好东西"并给孩子以"优势"的人，并相信：只要你拥有美德并且勤奋，你自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她如今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如今能依靠什么呢？他们如今能相信什么呢？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启示。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至少，在牧师们所预言（在数不清的布道中）的那种意义上是这样。长期以来，教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甚至在其大多数成员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这种长期而缓慢的撤退依然在继续，几乎没有减缓。

诚然，大多数大教派的成员名单显示了增长。例如，1929至1938年之间，罗马天主教徒从20,203,702人增加到了 21,322,608 人——这是一次适度的增长。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信义会在成员数量上也有所增长。然而，对于衡量宗教活力来说，成员数是一个出了名地靠不住的指标。说到美国的新教徒——或者是名义上的新教徒——人数，林德夫妇在1935年重回"中镇"，并把当时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跟1925年做了一个比较，他们的观察材料或许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度量。

林德夫妇在"中镇"发现了一些宏伟壮观的新教堂——它们是大牛市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的产物——但在教堂的内部，他们看到，明显的变化并不多。他们报告："这儿——散落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一群同样严肃、但在人数上却稀稀落落的吉迪恩小组——其中有两三个女人，30岁以下的寥寥无几——前面有一圈同样荒凉的空长椅。"在林德夫妇看来，教堂里的会众似乎比1925年更老了，布道的主题是可以互换的。在跟牧师们商讨一番之后，他们搜集到了下面这样一些评论：

"大萧条在弱小的工人阶级教派当中带来了一次最真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但远离商业区的教堂很少看到类似的兴趣复兴。"

"在大萧条期间一直存在某种转向宗教的趋势，但它非常微弱，而且不持久。"

从本地的一位编辑那里，他们搜集到了这样一条可能有启发作用的评论："镇上的所有教会，除了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样的教派之外，今天比1925年更自由。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接纳你，不管你相信什么样的教义。"他们引用了一位大学生对基督教的评论，作为"中镇"年轻人对正规宗教的典型态度，这位大学生说："我相信这些东西，但在我的生活中，它们并不占多大的地方。"他们的分析以这样的判断作结：在"中镇"，宗教似乎是"一种情绪稳定剂，而把其他的作用让给了价值定义领域的领袖。"

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证据优势，似乎支持这一判断。我们不妨把某些现象——比如全国各地对弗兰克·布克曼博士所领导的"牛津团契"的净化福音主义以及他们在1938～1939年间搞的"道德重整运动"的强烈兴趣——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某些激进分子——他们把教会看作是为了慰藉富人、平息穷人而运转的公共机构——不断增强的敌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回忆一下，礼拜日享乐的汽车洪流如何短暂地被中午徘徊在主街教堂外的男男女女所中断；然后再比较一下，有多少人在礼拜日傍晚祈祷，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收听查理·麦卡锡的广播剧——那么，你恐怕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大萧条的冲击并没有让人们发现：教会有能力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带给他们。

然而，就"宗教"这个词的更宽泛的意义而言——意指：人们赖以为生的价值，深深打动他们的那种忠诚，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己生命中心的那种渴望—— 任何这样的冲击都可以有一种宗教的效果。你不妨想想一个年轻人在1932年那些黑暗日子里的评论："倘若有人走上了一条我真正相信的本质之路，我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碰巧，这句话是在一家地下酒吧里说的，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时并不是依据清教徒的道德，甚或也不是依据基督徒的虔诚，而是依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政策。时代已经为他这样的人产生了新的信条，新的虔诚。

但是，这些都是世俗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社会；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朝着经济拯救或社会拯救的方向走——无论这种拯救是从繁荣、正义还是从慈善的角度来构想——它更多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群体或整个民族，而且，他们也是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寻求这种拯救。

就政治趋向而言，这些世俗的宗教狂热分子几乎涵盖了各色人等，光谱的一端是共产主义者，另一端是"自由联盟"的那些狂热成员。他们包括：专家治国论的狂热追随者，厄普顿·辛克莱的EPIC，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库格林神父的经济计划，汤森计划，CIO（产业工会联合会），当然还有新政。

关于他们之间爆发战斗的方式——而且可以说，整个战场逐渐向左转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听到更多。眼下，我们只需说：这些寻求社会拯救的新宗教当中，大多数都没有聚集起它们最强大的势头，直到"新政蜜月"结束之后；或者说——大概更准确一些——在蜜月期间，新政几乎把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了，或者让它们全都黯然失色。正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热情之火烧得最旺：正是在这几年，纽约文人骚客们的聚会上，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们充满热情地随时准备以无产阶级的同志之谊与产业工人或谷租佃农携手合作，而在几年之前，他们还把这些人嘲弄为门肯所谓的"愚民大众"。

正是在这几年，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以挑战的姿态迈步向前，去帮助罢工的制衣工人，或者，为了给旷日持久的"斯科茨伯勒案"中的海伍德·帕特森辩护而到处筹钱；正是在这几年，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做出乐意接受马克思的姿态，抗议赫斯特的新闻影片，并——带着些许幽默——组建了"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

公众注意力的焦点是如何完全集中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造反者的造反是如何彻底转入了这些渠道，下面这个事实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暗示：H．L．门肯——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是192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宠儿——已经风光不再，因为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门肯先生尽管在文学和道德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却是个保守主义者——直到1933年，当他辞去主编之职的时候，新一代的饱学之士便轻率地把他看作是一个过时的老古董。当天主教良风团在1934～1935年间把审查制度强加给电影业的时候，知识分子并没有拍案而起，愤然捍卫表达的自由。他们厌倦了这一切，他们的抗议虚弱无力。他们已经转向了新鲜的树林，以及新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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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喧哗骚动和大呼小叫地争论的下面，在为这样那样的事业而狂热兴奋的下面，依然有令人痛苦的怀疑。难题是如此令人困惑，如此巨大无边。观念的混乱是如此令人震惊。事物的变化是如此骇人听闻地迅速。这项计划，这一社会信条，今天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但明天会怎样呢？对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问题是如此复杂，找到稳妥的解决办法是如此没有希望，以至于任何社会热情都不能真正打动他们。尽管社会救世军的成员们正排成认真热诚的队列，向着五花八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标大踏步行进，但其他人却默不作声地站在路边，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国家有事情出了差错，但他们却一无所知，更不能解决它，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解决它。

到这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希出版了他的《自由的国度》（Land of the Free），通过这首诗，他引入了一句反复出现的话：

"我们不知道，

我们说不出，

我们想知道"。

more: Archibald MacLeish

一些与很多旱灾难民交谈过的观察者说，就是这几句话，经常挂在难民们都嘴边。还有无以计数的人也是如此，要么，他们的生活被大萧条给彻底颠覆；要么，他们自己并没有承受太严酷的损害，但他们认识到了，有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事情正发生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身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退回到冷漠或宿命论当中，退回到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安全庇护所的渴望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