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羅斯福 “爐邊談話” “爐邊談話”是羅斯福當選總統後一種聯繫群眾的廣播方 式。1933年3月12日，即羅斯福就職總統後的 第8天，他在總統府樓下外賓接待室的壁爐前接受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的錄音採訪，工作人員在壁爐旁裝置擴音器。總統說：希望這次 講話親切些，免去官場那一套排場，就像坐在自己的家裡，雙方隨意交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華盛頓辦事處經理哈里·布徹就將採訪稱為“爐邊談話”。 羅斯福在其 12年總統任期內，共做了30次爐邊談話。
我們不妨再一次引用《財富》雜誌編輯們的話（說的是大學生中的多數，而不是知識分子少數派）："眼 下這代大學生是宿命論的一代……調查者吃驚於這 代人主流而普遍的色彩：他們不會伸長自己的脖子當出頭鳥。他們 保持讓自己的褲子扣緊，下巴揚起，嘴巴緊閉。如果我們相信這種 一般狀況 是事實的話，那麼可以 說，他們是謹慎的、馴服的、沒有危險的一代。他們不願意面對暴 風驟雨的天空，害怕上當受騙，沒有能力把他們的困境戲劇化。安 全是眼下 這代大學生的至善。"
這一警告並不局限於大學校園。你可以在商人當中看到 它："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以前我們總覺得自己成竹在胸。如 今，我 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可以在人們 對"信心"這個詞的不斷重複中感覺到它——只有當信心缺乏時，"信 心"這個詞才會進入到人們的常用詞彙表中。在爭取養老金的運動 中， 在對社會保障的推動 中，你覺察到了它。拓荒者的子孫後代可能會把他們叮噹作響的幾 個小錢押在賓戈遊戲或獨臂大盜上賭一把，但他們並不想讓生活成 為一場賭 博。
除了新政蜜月那段充滿希望的時間之外（當時，希望突然而短暫地 高漲起來），美國人民不斷變化的心境始終奔涌着一股恐懼的潛 流。他們希望自己能感覺 到確定性和安全感就像他們腳下的岩石一樣牢靠——但他們感覺不 到，他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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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改革，還是復興？
新政蜜月結束於1933年最後的幾個月——結束得並不突然（像很多痴迷於結婚的人那樣），而是在一連串的煩惱、失望和爭執中 結束的。
經濟的增長（1933年春天的這一輪增長把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工 業生產調整指數從3月份的59一路帶到了7月份的100）緊 接着一次糟糕的下挫—— 它是過度投機和過度購買存貨的結果。8月，指數從100回落到 了91；9月，它下降到了84；10月是76；到11月降至 72。自令 人驚奇的春天開始步步 收復的失地如今又丟掉了三分之二——並且，正是在NRA成為不 斷累積的動力的那幾個月。
一點也不奇怪，人們開始問自 己：這次新 政復興是否只是曇花一現；開 始注意到：倉促設計的新政機器是如何嘎吱作響；開始帶着更大的 懷疑去傾聽總統的樂觀保證和約翰遜將軍洪鐘大呂般的慷慨陳詞。
NRA已經在產生摩擦和逃避。亨利·福特拒絕簽署汽車行業法 規。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在整版的報紙廣告中攻擊《復興法》 是"絕 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措 施"，是"對政治權利和憲法自由的威脅"，並宣稱，NRA這三 個大寫字母的意思是"不許復興"（No Recovery Allowed）。當五花八門的行業 法規在經過沒完沒了的爭論和混亂之後被設計出來並獲得批準的時候， 有些雇主計劃公正而體面地遵守它們的規定；另一些雇主則歡迎政 府讓 他們有機會坐在談判桌 旁，心平氣和地討價還價，但下定決心要規避工資和工時的條款，並 且，要讓確保勞資集體談判的7A條款成為一隻空文。
這些 公司一 本正經地引入了公司工會（它 們看上去像真的一樣，但卻不是真的），或者決定根本不與工會打 交道，相信法庭會支持他們捍衛他們的"自由"。與此同時，美國 勞工同盟 那幫膀大腰圓的官員們 被攪動得不同尋常地積極，成百成百地特許成立新的工會，而那些 按表面價值來解讀7A條款的工人，則因為政府擔保給他們的權利 而感到強 烈的震驚。從一些工業 中心傳來了這樣的報道：示威隊伍爆發了血腥的戰鬥，催淚瓦斯讓 憤怒的人群淚如雨下，國民警衛隊正在奔赴行動的現場。
1933年秋末，喬治·R．萊頓在4個東部州為《哈珀斯》雜誌 調查"藍鷹"鼓譟背後的事實，他帶回的報告稱："《國家工業復 興法》及各行業法規的 精神和意圖被公開或秘密的挫敗了。"他發現，政府提高工資的目 標被雇主給挫敗了，他們要麼是乾脆拒絕遵守一攬子法規中最低工 資的規 定，要麼是把一些人的工 資提高到最低水平，而把另一些人的工資降低到最低水平。一個工 人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萬別告訴任何人您在這兒……離這 兒不遠的 水泥廠里有人在抱怨， 他們如今被冷落了。"
萊頓先生發現，"遵守委員會"—— 原本指望它們來執行這些法規——里充斥着一些跟冷酷無情的雇主 一個鼻孔 出氣的人，根本沒有保護勞工 或消費者的想法。他發現，地方上的NRA官員不敢處理那些財大 氣粗的實業家；一位官員在談到本市一家大工廠的老闆時，說了 一句頗能透露內情的話："想見他 一面都很難。"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政府在"企業自治"上的偉大實驗，跟企業 管理者根深蒂固的決心相衝突，這些決心是：一定要壓低交易成 本，一定要儘可能推高價 格，以及，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願管理公司，管它是刀山火海，是 洪水滔天，還是約翰遜將軍。凡是能夠把NRA的機器轉向他們自 己的目標 的地方，他們都這樣做 了——是他們，而不是勞工，掌握了制訂法規的主動權。某些好處 確實源自於NRA實驗：童工的實際終結；工資的某些增長，超常 工時的縮 減，一些讓人泄氣的習 慣做法的消除（尤其是在那些更開明的行業）；一定程度的商業穩 定。
但是，除了工時縮短直接帶來的崗位增加之外，就業 似乎並沒有增長，最終消費者所得到的價 格往往還隨着工資的增加而有所增長——在某些情況下比工資增長 得還要快。與此同時，當企業發展減緩、罷工威脅增加的時候，整 個商界變 得越來越敵視新體制。
羅斯福本人十分關注經濟勢頭低落，關注農產品價格下跌。羅斯福曾自稱是抵抗大蕭條的後衛，如今眼看着比賽對自己不利，於是決定試着向前傳球。他一 直在聽取康奈爾大學喬治·F．沃倫教授的建議，沃倫設法說服了 農業信貸局局長亨利·摩根索，使他相信：倘若政府故意抬高它購 買黃金的 價格，就可以降低美元 的價格，不僅相對於黃金是這樣，而且相對於其他商品來說也是如 此：簡言之，物價將會上升。財政部長威廉·H．伍丁病重，作為 副部長掌 管財政部的迪安·G． 艾奇遜不喜歡沃倫的黃金購買計劃；但滿腦子新觀念的總統卻不顧 後果地沖在了前面，1933年10月22日，羅斯福宣布：復 興金融公司將為政府購買黃金。
就這樣，在1933年晚秋，每天早晨9點鐘的時候，便有兩三個 人聚集在白宮的總統臥室里，他們通常是：沃倫教授、亨利·摩根 索和復興金融公司的傑 西·瓊斯。總統一邊坐在床上吃着早餐，他們幾個一邊決定：今天 應該以什麼價格購買黃金。總統會草草地寫下兩張"便條"——其 中一張給 瓊斯，批准今天的黃金 價格；另一張給艾奇遜，把消息透露給財政部。不久之後，艾奇遜 離開了他在財政部的那個守不住的位置，摩根索取而代之（在伍丁 辭職之後 便繼承了部長之職）； 政府的金融顧問O．M．W．斯普拉格因為看不慣這樣的貨幣惡作 劇，憤然離開了財政部；阿爾弗雷德·史密斯大肆嘲笑總統的"胡 扯美 元"；華爾街以憤怒的呼喊 作出回應：美國正在走向1923年曾在德國瘋狂蔓延的那種失控 的通貨膨脹；超額支出和"橡皮美元"很快將會導致政府信用的崩 潰。
直到1934年1月底，購買黃金的插曲才告結束。到這時候，美 元已經貶值到了（按每盎司黃金換算）59.06美分。物價有所提升，但跟美元的貶值完全不 成比例。這場偉大的實驗以失敗而告終。此外，金融界——它早已 從去年春天的絕對恐慌中完全恢復了過來，如今覺得（帶着越來越 強烈的憤 慨）自己正在被人拉去 充當大蕭條的替罪羊——組成了一個幾乎是密不透風的反羅斯福方 陣。
（對華爾街智者們的預言，我們不妨補充一個腳註：在接下來的5 年半時間裡，並沒有發生失控的通貨膨脹，並沒有出現政府信用的 崩潰。所發生的事情 是：在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地下金庫里積聚了大量的黃金，多得令 人有些尷尬：按照每盎司35美元計算，這批黃金的價值高達 1,400億 美元——上述價格是美 國願意出的價錢，而其他國家根本沒興趣買，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 家都已經脫離了金本位。）
隨着1933～1934年間冬天的來臨，新政那曾經堅實的支撐 正分崩離析。大多數激進分子都開始對羅斯福不耐煩，他們指控，羅 斯福的行動太遲緩 了，他打算使用的，只不過是緩和療法，而不是革命療法。成千上 萬的農民為AAA沒能給他們帶來農產品的高價格而感到憤怒，混 亂依然在 沿着玉米地帶和小麥地 帶的公路向四面八方展開。
那些在工廠里揮汗勞作的人，儘管他們相信政府有意讓他們組織起來並在失業救濟上很大方，但 他們怨恨政府沒有能力強制執行7A條 款，憎恨雇主們占領了NRA這台機器。商人們在羅斯福於 1933年春天通過了他的火速改革計劃和復興措施之後，曾經想 象着他會暫時停 下來休息，如今他們沮 喪地發現，他根本沒打算停下來；他們互相打聽：這傢伙接下來還 會琢磨出什麼瘋狂的計劃？
他已經設立了民用工程署（CWA）——聯邦政府用來幫助失業者 的一個龐大而笨拙（並且花費昂貴）的工作救濟體系。在1934 年初給國會的預算咨文 中，羅斯福平靜地聲稱：在1934～1935財政年度，政府支 出超出政府收入的額度將會在70億美元以上；在1934～1935 財 年，這個數字將很有可能 是20億美元。總統宣布："在這場我們去年春天所遭遇的空前危 機之後，要想讓國家回到完好的狀態，支出對收入的超出是必不可 少的，在 這兩個財政年度里，其 總額將達到90億美元以上。
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可是， 其所帶來的不可估量的利益必將證明：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這 些話無疑 是自信的，但是，那個正在跟 自己的年終報表較勁、頗有經濟頭腦的商人怎麼能不自問：對他來 說，這些"不可估量"的利益是如何產生的呢？或者自問：這個如 此沉着冷 靜地盤算着讓聯邦財政 赤字增長90億美元的人，跟那個曾在1932年嚴厲指責共和黨 人鋪張浪費、並在1933年3月提出"節約法案"的富蘭克林·羅 斯福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事實上，一次嚴重的通貨緊縮（如果發生的話），給富蘭克林·羅 斯福所造成的損害，比它對赫伯特·胡佛的損害更大。羅斯福眼下 把政府本身的信用置於 現有的債務結構之下——落在很多新的點上。他致力於通過提升物 價和大規模經濟擴張、而不是通過降低物價和註銷債務來實現復 興。他 必須始終讓自己的腳踩住加 速器，而不是踩住剎車。前方的道路看上去儘管黑暗，但他必須一 直向前開。走這條路代價是不是太大了？或許是吧。但事到如今， 要想掉 頭，為時已晚。
整個1933年，參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在它那位鐵面無情的的 法律顧問費迪南德·皮科拉的幫助下，斷斷續續地在華盛頓一間委 員會的會議室里上演了 一場有史以來最非凡的大戲：有點像驗屍官對金融界進行了一次驗 屍。
一個接一個，一長溜金融界的霸王——商業銀行家、投資銀行 家、鐵 路和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發 起人、股票經紀人和大投機商——魚貫而入，走上證人席；從這些 萬分不樂意的紳士們的口中，從他們辦公室里的文件中，榨出了一 個關於缺 乏公共責任、充滿個人 貪婪的悲慘故事。日復一日，這個故事通過報紙的頭版頭條，傳播 到了四面八方。
調查顯示了華爾街的共同基金經理人是如何在公司內部人的協助下，操縱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價格。它還顯示了，他們 是如何以犧牲廣大小投機者和投資 人的利益為代價，掙得了巨額的利潤（這些利潤並不代表他們對社 會發揮了有益的作用），如何助長了投機瘋狂，而這種瘋狂，最 終摧毀了國家的整個經濟體系—— 這種投機狂潮並不僅僅是在1928和1929年，而且遲至 1933年春天依然存在，當時，羅斯福已經入主白宮，華爾街按 說也應該痛悔 不已。
調查還顯示了強有力的銀行家是如何通過高壓推銷把 股票和債券兜售給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並通過買賣他們自己的銀 行所發行的有價證券掙到了數以百萬美元，而受到損害的，卻 是那些他們口口聲聲要保護其利益的股東。調查顯示，新的有價證 券的發行是如何被組織得能夠讓多汁的水果落到內部人的手裡，品 嘗這些水 果的機會是如何被提供 給那些有政治影響力的紳士們。
調查顯示了現 代金融力量的發動機——控股公司——是如何被發起人所濫用：有些發起人是如何把控股公司一個摞一個地堆起來，直到 其企業影響力的架構達到了七八層高；這些架構是如何變得如此復 雜，以至於很容易被肆無忌憚之輩所劫掠，並變得如此不穩定，以 至於其中很多控股公司在大蕭條 期間轟然倒塌。它顯示了當控股公司的技術被應用於銀行業的時候，後 果會有多麼嚴重。它顯示了富人們是如何利用像個人控股公司這樣 的設 計，以及像賤賣（虧本 賣出）股票給家庭成員這樣的花招，來逃避收稅官——而與此同時，那 些地位更卑微的人卻在繳稅養活政府。它一次又一次地顯示了那些 在金 融界占據着受託人位置 的人是如何失信於他們的委託人。
自然，這些揭露所勾畫出來的這幅複合圖景，對作為整體的金融家 來說是不公平的。最惡劣的醜聞總是得到最醒目的大字標題。然 而，這幅圖景中黑色部分 的總量，就連最公正的觀察者也會感到震驚，貪婪而短視的金融實 踐是以怎樣的方式讓大蕭條雪上加霜，這一點似乎清楚得讓人觸目 驚心。公 眾的怒火是如此高漲， 以至於新政由於推動了新的改革措施從而確保了能夠贏得強有力的支持。
最早的舉措對準了華爾街。
1933年的《證券法》之後，緊接着是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這部法律把全國有價證券的交易 至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 下，以免下一輪繁榮（如果還有繁榮的話）葬送於另一場投機狂潮。這 部法律授權聯邦儲備委員會限制保證金投機，要求大公司的所有董 事、 高管和大股東報告他們 對本公司有價證券的所有交易，並創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被人 們親切地稱為SEC——其目的就是要充當證券交易所和整個投資 市場的監 護人和警察，逐漸把它 們馴服為有益的、健全的市場。
第二年，新政着手整治對控股公司在公用事業領域的濫用，在這個 領域，控股公司的運作一直最為惡劣。《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規 定，控股公司的構架不 得超過兩層高，它們必須被簡化，它們必須局限於管理一組在經濟 上實現了整合的運營公司。
接下來，新政轉向了全國的銀行體系，但並沒有嘗試統一銀行體系 （即把全國性銀行與48個州銀行集團整合為一個系統），而 是在1935年增強了聯邦 儲備委員會對各聯邦儲備銀行的監管權力，把更有效的權力集中在 華盛頓，並順便由聯邦政府對小銀行的存款作出永久性擔保，正 像在1933年臨時安排的那樣。
聯邦政府還被賦予了另外一些新的監管和強制的權力。例如，州際 貿易委員會的權力被擴大了，不僅涵蓋了鐵路公司，而且還涵蓋了 州際巴士和卡車運輸； 老的無線電委員會被通信委員會所取代，後者不僅監管無線電波，而 且還監管電報和電話系統。直到1935年9月2日，總統才宣布 ——在 給斯克里普斯－霍華德 報業集團的羅伊·W．霍華德的一封信中——新政立法程序已經"扎 紮實實地完成"，經濟可望有機會"喘口氣"了。
在1934和193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對這些新政改革措施的大聲責難迴蕩在全國各地。
當然，來自華盛頓的消息，不再像它在新政府上台之初那些瘋狂的 日子裡那樣自動地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其他事件（重要的和不重 要的）如今吸引了人們 更新鮮的注意力。在1933～1934年間的冬天——在北方，這 是一個寒冷刺骨的冬天，當時，大西洋上從南塔克特島到大陸的所 有通道 都被冰雪所封鎖，空軍飛行員在羅斯福錯誤地突然中止空郵合同後 匆忙奉命運送航空郵件，飛向冰雪和大霧中的死神 ——有一些來自國外的消息，與約翰遜將軍最後的警告和咒罵，與 羅斯 福的貨幣實驗和改革議案，競爭着頭版的版面。
巴黎出現了 騷亂，一度似乎預示着法國的內戰。在1934年夏天，外國的興 奮騷動在 繼續：出現了希特勒的血腥清 洗和對奧地利總理多爾夫斯的暗殺，預示着歐洲將面臨一場全面戰 爭的威脅（意大利對德國）。那年春天，在一個默默無聞的加拿大 人的家裡 發生了一件事，就絕對 的人情味而言，這件事情正是特稿編輯們求之不得的：5月28日，奧 利瓦·迪奧納夫人生下了5個女孩。
在1934年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整個國家大驚失色：沃德公司 的班輪"莫羅城堡"號在新澤西海岸外起火燃燒，有137人喪 生。那些幾乎不知道 SEC是什麼意思的男男女女，都能詳細地對你講述"莫羅城堡"號 大火如何最早被發現是從左舷寫字間外的一個小艙里燒起來的；大 副威 廉·F．沃姆斯如何發現 自己在不穩定地指揮着這艘船（由於船長几個小時前死於消化不良）； 大火如何沒法控制，乘客如何登上救生艇——或者索性跳入浩瀚的 大西 洋；滾燙的船的殘骸後 來如何被拖上岸，停放在阿斯伯里公園會議廳的右側，在那裡搞過 一段短時間的殘忍展覽，生意很是紅火。
在參觀阿斯伯里公園的遊客們依然目瞪口呆地緊盯着"莫羅城堡" 號的同時，這十年當中最扣人心弦的刑偵故事已經展開，此時，布 魯諾·理查德·豪普特 曼已經在布朗克斯區被抓獲，並因為綁架林德伯格的兒子而受審訊。這 場被大肆宣傳的審訊在弗萊明頓進行，它再一次讓每個人把康頓博 士、 惠特利夫婦和貝蒂·高 這樣一些名字成天掛在嘴邊，並讓一些新名字短暫地吸引了公眾的 關注，比如新澤西州首席檢察官威倫茨，法官特倫查德，辯護律師 賴利，以 及豪普特曼難以置信的 證詞中提到的神秘的德國人伊西多·菲什。
正是在次年（1935年）夏天，公眾的注意力從關於"控股公司 法案"及其他新政措施的爭論上被轉移開了，眼下，吸引他們關注 的事件有：吉姆·布拉 多克從馬克斯·貝爾手裡奪得了最重量級拳擊賽冠軍，威爾·羅傑 斯和威利·波斯特死於阿拉斯加的飛機失事，戰爭的陰雲在不幸的 埃塞俄比 亞上空逐漸積累。此 外，整個1934和1935年，大平原地區發生了一樁對美國來 說至關重要的事件——"塵土盆地"的農場被大風給刮跑了，關於 此事，我 們將在本書後面的章節 里聽到更多。
然而，在所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圍繞新政金融改革所打響的戰 斗，其轟隆隆的炮聲也決非完全聽不見。來自華爾街的大聲抗議 ——在保守派的媒體上得 到了普遍的回應——聽上去十分嚇人。《證券交易法》如果通過的 話，將會終結投資市場的流動性，並把整個經濟帶向崩潰！羅斯福 正在走向 通往共產主義的大路！
印地安納州加里市的威廉·A．沃特不是說過麼，在"智囊 團"的一次晚餐會上，那些政府雇員都把羅斯福稱作一場新的美 國革命的克倫斯基。助理農業部長雷克斯 福德·特格韋爾看上去不就是一個實際上的共產主義者麼——尤其 是在那些害怕他的關於管制食品和藥品廣告的議案會削減其廣告收 入的報紙 經營者看來，則更是如 此。
政府企圖讓所有投資公用事業項目的人都血本無歸：它擴大了TVA與南方私營公用事業公司之間競爭的領域，它資助 了那些渴望擁有本市的電力和照明系統、 並從TVA拿到電力的市政當局，它在西部的大庫利和博納維爾修 建了新的水壩，這些水壩擴大了公共電力的覆蓋範圍，如今，它還 建議—— 通過《控股公司法》 ——申請對很多毫無希望的公用事業公司執行"死刑"。問題很清 楚，保守派大呼小叫：這是經濟專制對抗民主政治。
新政的主事者們給出了答覆：華爾街的管理不善已經被參議院委員 會記錄在案。"美國人民不想恢復舊秩序。"新政決意要保護普通 人免遭"華爾街自私的 利益集團"的損害。
就這樣，戰鬥傳出了雷鳴般的轟隆聲，而與此同時，羅斯福——依 然壓倒性的控制着國會——徑直把他的改革措施推向了正式的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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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不僅試圖通過NRA、AAA、貨幣改革及其他措施來恢復繁 榮，並想通過它的改革措施來防止經濟災難的再次出現；它 還試圖保護個體公民免遭經濟 災難所帶來的艱難困苦，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它設立了 如此多的機構以貸款給組織和個人，以至於僅僅列出它們的名單都 會讓人不 勝其煩。通過1935 年一項至關重要的立法（《社會保障法》），新政設立了龐大的針 對全國絕大部分就業人口的失業保險體系和老年救助體系——按照 薪水冊征 稅，以設立一項龐大的 基金，在遙遠的將來可以從中拿出錢來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年復 一年，新政還努力解決失業救濟問題。
着手攻克這個令人絕望的問題，充分顯露了新政本質上的力量，本 質上的虛弱，以及作為整體的國民經濟的困境。
當聯邦政府在1933年擔負起了照看美國的男女老少不要陷入吃不飽肚子和無處藏身的困境這一責任的時候，它從公共 工程基金中拿出了5億美元，用於 幫助各州肩負起失業救濟的重擔。羅斯福總統任命的聯邦緊急救濟 署署長，是一個體格單薄、臉龐瘦削、樣子警覺的愛和華州年輕 人，名叫哈 里·霍普金斯，他是一 個滿腔熱情的、理想主義的社會工作者，在羅斯福擔任紐約州州長 期間，霍普金斯曾擔任該州救濟部門的主管。這筆基金的分配，似 乎僅僅是個臨時性的權宜之計， 因為在那些滿懷希望的日子裡，復興看起來似乎正在路上跑步前進。
接下來，出現了1933年秋天的經濟衰退，又一個可怕的冬天近在眼前。
全國大多數市和州都處在破產的邊緣，完全沒有 能力獨立擔負起救濟的重擔——幾乎可以肯 定，1933～1934年間的冬天的失業，差不多就像 1932～1933年間的冬天一樣 嚴重。需要另一項"臨時"計劃，而且，規模一定不能小里小氣。
於是，民用工程署（CWA）得以設立，哈里·霍普金斯發現自己 掌控着一個龐大而倉促的慈善組織；而羅斯福，正如我們已經看到 的那樣，請求國會撥出 數十億美元，以滿足這一新的需要。毫無疑問，事情會在下一年好 轉。1934年春天，民用工程署——事實證明，它的開支高得可 怕——被 撤銷了，救濟組織再一 次改變。
但事實證明，接下來的一年裡，情況並沒有多少好轉。於是，總統 再一次請求國會撥款數十億美元，救濟組織再一次鬆開了韁 繩：1935年初，公共事業 振興署（WPA）誕生。
儘管WPA註定要在這十年剩下的時間裡自始至終地存在下去，但它也註定要遭受持續不斷的改組和修訂。本質上，新政 這頭幾年的歷史被一次又一次地重 復。年復一年，行政部門總是發現，失業人員的數量大得出乎預料 之外，總是發現，經費很快就用完了，不得不請求國會再撥出幾十 個億，以 應對新的危機，並手忙 腳亂地準備新的計劃。主流模式是行政上將就湊合的模式。
聯邦救濟賴以運轉的原則是崇高的。聯邦政府事實上在說："不能 把這數以百萬失去工作的人當作叫花子。我們要儘可能避免讓他們 受到任何羞辱。他們應 該被看作是公民和朋友，是不幸的經濟形勢的臨時犧牲品，而作為 整體的國家，對這一經濟形勢負有責任。如今，不僅遵循胡佛總統 的原則 （接受聯邦政府的救濟會 損害人的自尊）為時已晚，而且，僅僅滿足於分發施捨物也為時已 晚。這些人想要為他們得到的錢付出勞動。很好，我們應該讓他 們去工作——儘可能多地讓他們去 工作。我們應該讓他們去從事那些不會跟私營企業競爭的有益工作。他 們應該成為政府的雇員，能夠重新昂起頭、挺起胸。如果說，讓他 們工 作所付出的代價比現金 施捨更大，那麼，在恢復士氣上所獲得的收益將會超過支出。"
但是，就政府不得不施行的規模來說，這些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難。我們不妨暫停片刻，感受一下下面這些數字的衝擊：CWA在 其高峰時期雇用了 400多萬工人——足以給大約20個通用汽車公司配備人員。WPA 開始運轉的時候，它的目標是僱傭350萬人。（依靠聯邦、州或 地方 救濟的人——包括他們 的家人——在不同的時期人們得出的估計各不相同，從2,000 萬到2,500萬不等。）如何讓這樣龐大的人群去工作呢？
首先，尋找有價值的項目並不容易，這些項目既不能跟私營企業競 爭，又要適合數百萬個體各種各樣的能力和經驗。政府決定，接 受救濟者不能在私有制的 基礎上工作，不能從事製造業或設立競爭的商品體系。起初，大多 數錢被投入了下面這些工作：諸如維護和修築公路（尤其是"從農 場到市 場"的公路）、維修公共 建築和學校、建造公園和運動場之類的工程項目；政府和大學的研 究項目（為了安排專業人士、辦公室文員、白領階層）；鼓勵那些 有專門技 能或知識的接受救濟者 把他們的技能或知識教給其他人。其中有些工作沒什麼價值，或者 分配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太多，或者這些人明顯是生手；因此，你經 常能聽到 人們對"耙樹葉"和" 在工作中遊手好閒"的批評。
在市議會對紐約市1935年初的救濟工作進行調查期間——調查 顯示，很多錢花在教人跳踢踏舞和操作牽線木偶上，花在了一些瑣 碎無聊的學術研究上 ——一個名叫羅伯特·馬歇爾的人作證說，他是一個"培訓專家"，教那些接受救濟的人學boondoggies，並解釋道，這是一 個古 老的拓荒者術語，指的 是那些有益的日常手工竅門，諸如編繩織帶之類。這個古怪的術語 進入了報紙讀者的視野，很快，各地的保守派媒體都把那些價值可 疑的救濟 項目稱作 boondoggling（做瑣碎而無價值的事情）。
另一個大困難，是招收、審查和分派工人的困難。一項工作交到誰 手裡能做得最好，或者誰最急需這份工作？如果以需要為標準，那 麼工作標準又如何能維 持呢？決定工資等級又是一大堆令人頭痛的事。按說，工資應該低 於私營企業——但是，倘若本地工資原本就不夠溫飽水平又該如何 呢？那 些看上去似乎沒有辦法解 決的實際問題，其中絕大多數問題要麼會帶來不公正，要麼會導致 無效率。
還有個困難就是成立一個合適的機構，守好救濟款不讓腐敗分子染 指，解決聯邦機構和地方機構之間沒完沒了的衝突。儘管聯邦政 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 間的權力分割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期千變萬化，令人眼花繚亂，但 支配權大抵是由華盛頓霍普金斯的機構所掌握，該機構對貪污腐敗 高度 警覺，並且在相當程度 上獨立於政治——至少在最初幾年是這樣。隨着時間的推移，政治 腐敗變得有些更顯而易見了：對共和黨來說，救濟體系實在是太有 價值了， 隨着選舉日的臨近，救 濟的開支一路增長到了最高點，到處都有令人難堪的證據，表明存 在經費的嚴重濫用，比如在賓夕法尼亞州。但總的看來，記錄乾淨 得令人吃 驚，尤其是考慮到支出 的龐大，以及美國地方政府的政治道德水平普遍很低。
超出所有這些困難之上的是一個致命的、不可避免的困難。儘管霍 普金斯和他的助手們一直努力讓工作顯得至關重要而且值得驕傲， 但事實上，他們的努力 也使得工作（報酬低，不穩定）不需要真正高品質的技藝；而且，接 受救濟者不可避免地逐漸成了某種程度的賤民階層，不受私營企業 的歡 迎，在經濟上始終處於貧 困狀態。
這是一般情況。在它的對面，應該擺上一些大獲成功的項目，包括 聯邦戲劇計劃、音樂計劃和藝術計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胡佛時 期，有誰會相信，短短 幾年的時間內，在WPA的主持下，交響樂團會因為向熱情的聽眾 演奏古典名曲而獲得救濟，政府資助的戲劇團體會以精彩的演出讓 劇院裡擠 滿了觀眾，幾個月、甚 至幾年賣不掉一幅畫的天才畫家會得到政府的委託、給郵局繪製壁 畫？
聯邦救濟所採取的所有形式，在這裡大可不必逐一細說。然而，至 少應該說一說"臨時營地"，它們為數以十萬為找工作而浪跡八 方、同時在背井離鄉之後 又沒有資格得到正規救濟（誰願意養活非常住居民呢？）的美國人 提供了庇護之所；應該說一說"全國青年事務局"，它幫助那些別 無其他地 方可去的年輕人支付了 繼續接受教育和培訓的費用；應該說一說WPA購買剩餘商品——尤 其是農產品——並把它們分配給貧困人口。（也不應該忘了公共工 程署修 建的大型項目——橋 梁、水壩、公共建築等等，以及民間資源保護隊所從事的森林保護 工作，儘管從行政上講它不是聯邦救濟的組成部分，但卻補充了 聯邦政府的救濟體系。）
在我們離開這個貧困地帶之前，還必須做出兩個一般性的概括。首 先是：儘管這一救濟體系存在種種低效無能，其組織機構經常變 動，它的混亂，以及它偶 爾的政治顛覆，但它卻受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歡迎，因為它本質上 是友善的，因為它對那些被大蕭條推入貧困的人的主流姿態是體面 莊重的。有 些特權人士抨擊這一 救濟體系縱容和溺愛無能者，殊不知，他們在1930年代之所以 有幸避免了一場國民革命，很可能要歸因於下面這個事實：本屆 政府一直把那些領取救濟的人當作 值得尊敬的公民來對待。
第二個概括是，這樣一套救濟體系，其令人恐怖的成本都落到了那 些有工作、有收入的人的頭上，即便這些支出有助於保持經濟繼續 運轉；而且，部分不用 當前稅收來支出的成本（以聯邦債務的形式），在未來漫長的歲月 里依然要落在那些有工作、有收入的美國人的頭上。體面誠可貴， 價格卻不 菲。
新政的根本困境就在於此。它很想——這合情合理——汲取 1929～1933年崩潰的教訓、改革金融體制，但很明顯，要 想做到 這一點，就必須設立一 個聯邦監管機構，必須用沒完沒了的規章制度、沒完沒了的回答問 卷、撰寫報告、編制計劃書的任務折磨銀行界，必須讓華爾街充滿 令人膽寒 的恐懼（合理的和不合 理的），而這樣一來就會延緩復興；同樣很明顯，要想人性化地對 待全國失業的男男女女，就必然要徵收沉重的稅賦，必然會導致巨 額的赤 字，必定讓人們產生這樣 一個自然而然地疑慮：新政是否有能力無限期地在不斷高漲的債務 重負下運行，並因此再一次延緩復興。新政不得不背負着一個名 副其實的基督徒的包袱向着它的目 標行進——這是一個它力所不及、正在想方設法要放下的負擔。
37
1934年7月22日一大早，司法部的一群密探，口袋裡揣着手 槍，不露聲色地聚集在芝加哥林肯大道一家電影院的周圍。這 群人的領頭人是梅爾 文·H．珀維斯，他把車停在了電影院的大門口邊，仔細地掃視着 進入電影院的男男女女的面孔。終於，珀維斯認出了他要找的那個 人——雖 說他染了頭髮，做了面 部整容，蓄起了鬍鬚，戴上了一副金邊眼鏡。
珀維斯在他的車裡等了兩個小時，直到此人走出電影院。珀維斯向 他的助手們發出了信號：猛地從車裡伸出一條手臂，垂下手，關上 車門。助手們朝這個看 電影的人圍了上去，當對方動手拔出一支半自動手槍的時候，他們 開槍了，此人應聲倒地。第二天早晨，報紙的頭條標題大聲嚷嚷： 頭號公敵John Herbert Dillinger 約翰·狄林傑被消滅 了。
 
John Herbert Dillinger's Death
另一場改革精神對抱殘守缺的進攻已經開始。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1930年代初，人們對美國犯罪的 盛行以及警察對付犯罪的無能一直感到義憤填膺。1932年初林 德伯格綁架案使這種憤 怒變本加厲。從那個時候起，每一幢綁架案都會在報紙特稿中占據 一個突出的位置，以至於大多數美國人都想當然地認為，一波綁架 的浪潮正 席捲全國。
1933年 底，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市，公眾的憤怒表現出了一種十分醜陋 的形式，當時，兩個人綁架了年輕的布魯克·哈特，開槍打死了 他，並 把他年幼的孩子綁上了重 物，扔進了舊金山灣，一夥憤怒的暴民把這兩個人從聖何塞的監獄 里給弄了出來，把他們吊死在附近的樹上。對此，加利福尼亞總督 ——關 於法律和秩序，他有一種 古怪的觀念——評論道：那些執行私刑的人辦了"一件好事"。
John Edgar Hoover 約翰·胡佛（左側）銬住路易·布切爾特（中間），與另一名男子共同戒護下走出法院門口，攝於1939年或 1940年
J·埃德加·胡 佛出生 於1895年1月1日，是一個創造了美國歷史和FBI神話的傳奇人物，他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的局長寶座上一坐就是近半個世紀。作為這個機構的秘密守護者和最高掌權人，胡佛曾是FBI的化身，是一個令人恐懼的神秘人物。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人 物，也是最富爭議的人物。即便是在他死後的30多年裡，關於他的爭議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基於這樣的理論：如果沒有聯邦的幫助，各州將無法確保抓住罪犯 （這比無法確保制止不受歡迎的商業行為更糟糕），國 會於是通過法律，授予聯邦當局對 迄今為止一直由各州管轄的犯罪有限的管轄權。司法部調查局那位 足智多謀局長 J．埃德加·胡佛從中看到了他的機會。當約翰· 狄林傑（中 西部的一位劫匪和攔路 打劫的強盜）證明了他有非凡的本領，可以用武力殺開血路、擺脫 困境的時候，胡佛便派出了他手下的聯邦特工去跟蹤他——儘管直 到那時為 止狄林傑唯一觸犯聯邦 法律的罪行是：據說他開着一輛偷來的車在州際之間穿梭。狄林傑 被貼上了"頭號公敵"的標籤（眼下艾爾·卡彭已經鋃鐺入獄）， 於是公眾 便開始關注他。
聯邦密探曾在聖保羅逮住了狄林傑，但他逃掉了，受了傷。幾天 後，他出現在一位外科醫生的診所里，用槍口逼着醫生給自己治 傷， 然後太平無事地逃之乎 也。再一次發現他是在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個避暑勝地；儘管密探 們包圍了他藏身的那幢建築，但在一場激戰之後他又逃掉了，在這 場戰鬥 中，兩人被殺，兩人受 傷。最後，珀維斯在芝加哥逮住了他，正如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那 樣，約翰·狄林傑的故事就這樣收場了。
可是，J．埃德加·胡佛和聯邦密探的故事卻沒有收場。因為這些 聯邦密探接下來還要去抓捕（死活皆可）"漂亮男孩"弗洛伊 德、"娃娃臉"尼爾森以及 多不勝數的其他公敵，罪犯一個接一個落網，以至於當阿爾文·卡 皮斯在1936年被活捉之後，公眾完全失去了"公敵"階層發展 壯大的線 索。
胡佛和他手下的人成了當時的英雄。電影開始讓他們走上銀幕，教 會人們把他們稱作"G人"，詹姆斯·卡格尼扮演了一個年輕G人 的角色，在法律、科學 偵查、射擊練習、摔跤等方面接受過專門訓練。不久之後，那些總 是膽戰心驚地看着她們的兒子在街角上扮演土匪歹徒的媽媽們總算 鬆了一口 氣，她們注意到，如 今，這些少年戲劇中最受青睞的角色是英勇無畏的G人，他們端着 機槍，大片大片地消滅綁匪和銀行劫匪。現實中的G人——有那些 並未得到 大肆宣傳的州警察和地 方警察提供幫助——繼續從勝利走向勝利，直到1936年底，他 們聲稱，美國各地自1932年的"林德伯格法"通過之後的所有 綁架案都 結案了。
可是，綁架和搶銀行儘管聳人聽聞，但很難說是最危險的犯罪。職 業犯罪團伙的破壞，其影響更加深遠，也更難對付。在1920年 代，五花八門的匪幫團 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芝加哥的艾爾·卡彭——發展成了強買 強賣的生意體系，規模比從前更大，組織化程度更高，利潤更為可 觀。
這 些生意的基礎通常是經營 啤酒，但一個成功的啤酒經營者總是很容易把走私威士忌和杜松子 酒的生意當作一項副業來運作，進而擴大經營範圍，接管了賭博 和賣淫的生意，還在其他合法的商 業領域發展出了使用恐怖手段的生意體系，利用某個所謂的雇主協 會或工會，但實際上卻是一個進行敲詐勒索的組織，其手段就是 威脅該組織的成員：如果他們不交 錢的話，就毀掉他們的生意——或殺死他們。模式在每一個城市都 有所不同，通常有很多競爭的團伙，時不時地在激烈槍戰的伴奏 下，互相搶 奪對方的地盤。
在1920年代初期，這些敲詐勒索者——像合法的商人一樣—— 發現生意很不好做。禁酒令的廢除，摧毀了非法酒類生意的靠山， 使這幫貴族們失去了一 個至關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在政治上保護敲詐勒索的技藝被人們學 得很透，以至於在很多大城市裡敲詐勒索繼續大行其是。紐約從 未像芝加哥那樣匪幫橫行過，並在 1933年選出了一位誠實而高效的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但 即便是在紐約，很多行業也被敲詐勒索者所控制，他們的受害人嚇 得不敢 出庭作證。
不過，紐約將提供一個經典的示範，證明新的改革精神能夠做什 麼（在恰當監管之下）。
Little Women
這個故事真正開始於1933年11月21日——當時，羅斯福正 忙於他的床頭早餐黃金購買計劃，約翰遜將軍正忙着批准NRA法 規，梅·韋斯特正在銀 幕上出演《我不是天使》（I'm No Angel），凱瑟琳·赫 本正出現在《小婦人》（Little Women）的銀幕上，《安 東尼· 亞德維斯》無處不在， 第一場猛烈的沙塵暴剛剛掃蕩"塵土盆地"，芝加哥"進步的世紀"博 覽會剛剛結束它的第一個展出年，CWA剛剛組織起來，美國剛剛 承認蘇聯。
就在這一天，紐 約的報紙在內頁刊登了一條本地消息：一個名叫托馬斯·E．杜威 的人被任命為本地的聯邦檢察官，他當時只有31歲。在接下來一 年半的時 間裡，年輕的杜威在這 個職位上干的非常棒。1935年春天，紐約的一個大陪審團（負 責調查敲詐勒索）對坦慕尼區檢察官向自己提交證據的方式十分不 滿，以 至於他們憤怒地拍案而 起，要求雷曼州長任命一位特別檢察官。於是，1935年7月 29日，雷曼州長任命了勇敢的杜威，他着手幹了起來。
緊接着是犯罪偵查與起訴的歷史上最非凡的壯舉之一。杜威調來了 一個能幹的工作團隊，由年輕的律師和會計師組成，在伍爾沃思大 廈一間受到嚴密保護的 辦公室里工作，把他們派出去搜集敲詐勒索的證據，他們搜集到的 證據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儘管他想方設法要保護的那些受害者都 膽顫心驚 地聲稱：他們一無所 知。
杜威十分精明地整理運用了這些證據，以至於沒 過多久，他就開始提起一連串的訴訟，無一例外都大獲成功。他把餐館的敲詐勒索者從這個行業清理了出去，之前至少有240家餐館向他們進貢。他把"寶貝兒"赫伯特投進了大牢，此人打着勞工領袖的幌子，從家禽行業搜刮了大筆的錢財。他使"幸 運兒"盧奇亞諾被判定 有罪，此人向紐約的妓女和鴇母徵收保護費（他的政治保護運轉得 如此平穩，以至於在整個1935年，為這個聯合體工作的姑娘們 當中，盡 管有174人遭到逮 捕，但其中沒有一個人被判入獄)。
 
Thomas E. Dewey the 34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3)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杜威起訴了73個敲詐勒索者，其中71個人被定罪，而且，儘管在所有這些案子 的審理過程中，證人都 不願意講話，不斷需要保護那些同意講話的證人免遭暴力報復，而 且不斷有人試圖行賄和威脅。1937年，杜威當選為地方檢察 官，他繼續 發動他的強大攻勢，在 1939年，他確保了對坦慕尼派一位重要首領詹姆斯·J．海因 斯被定罪。（海因斯上訴了，在這十年結束的時候，他的案子依然 懸而未 決。）
當然，敲詐勒索這一行業並沒有被徹底消滅，不像綁架和搶銀行被 終止了。但是杜威，像埃德 加·胡佛和聯邦密探的"G人" 一樣，也讓人們看到：犯罪是能夠被打敗的，這一經驗引起了 人們的廣泛注意。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1930和 1931年，全國經濟聯盟那幫有錢的會員們曾投票把"司法管 理"、"犯罪"、" 違法"（連同禁酒 令）選為美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1937年，他們再次投票，這 一回他們認為："勞工"、"政府的效率和節約"、"稅收"和"聯 邦 憲法"比"犯罪"的問 題更重要。
38
整個1934年和1935年，羅斯福總統一直被痛苦所困擾。
經濟復興非常緩慢。為了衡量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妨再次回到 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工業生產調整指數，它多半給出了最準確的關於 經濟健康狀況的一般指 標。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指數從它在1929年繁榮高峰時的 125一路下降到了1932年夏天的58，並在1933年3月的 銀行恐慌中再一次下降到了59； 在"新政蜜月"期間，他躍升到了100，並在1933年11月，隨 着"蜜月"的結束，它再一次下降到了72。隨後，它再一次緩慢 攀 升，但也只是在1934 年春天增長到了86。然後在1934年秋天回落到令人沮喪的 72。然後它再一次艱難攀升，直到1935年初達到了90。接 下來，在 1935年春，它又下降 到了85。直到1935年的最後一個月，它一路沖向它在新政最 初瘋狂的幾個月裡曾達到過的百點大關——這一次雖說有數十億美 元的救濟 款注入了經濟的血管 中。
總統那些充滿自信的新的立法建議，完全不能把公眾的注意力從政 府的困難上轉移開來，而正是這些困難，使他已經設立的那些機構 陷入混亂。NRA似乎 刺激了分歧，而不是刺激了生產。一方面，它實際上鼓勵勞工組織 起來；另一方面，它又把它數以百計的行業法規的擬訂和施行的工 作主要交 給了雇主，沒有能力要 求這些雇主承認迅速發展的工會，使之在很多情況下被那些毫無經 驗而又過分好鬥的工會領袖所控制；因此，它不可能兌現自己的承 諾。那些 幻想破滅的汽車工人都 說，NRA的意思就是"全國上下瞎忙活"（National Run Around）。
太平洋海岸一場激烈的碼頭工人罷工逐漸演變成了一 次這樣的努力：要通過 1934年7月的一場總罷工把整個舊金山市捆綁起來。同年夏天，當 紡織行業法規要求減產的時候——削減產量意味着那些辛苦幹活的 紡織 工人工資銳減——又一 場大罷工開始了，罷工者的機動分隊驅車在南方各工業城鎮之間穿 梭，7個州出動了國民警衛隊，日復一日，死傷者的名單不祥地增 長着。那 年秋天，約翰遜將軍在 狂風暴雨般的批評聲中——或者像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在"像冰雹 一樣砸向他的臭雞蛋"中——黯然離開了NRA。
AAA也是風暴的中心，它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是一件爭論不休的 事，因為，農產品價格在1934年的提高，可能部分要 歸功於那場摧毀大草原和大平原地 區的致命乾旱。失業和由此導致的對國家預算的消耗還在繼續，幾 乎沒有絲毫的緩和。
政治上，總統出色的經受了1934年國會選舉的考驗；民主黨人 在參議院增加了9個席位，在眾議院甚至稍稍擴大了他們的絕對多 數。但這一優勢能維持 多長時間呢？大炮不僅對準了羅斯福的右邊，而且也對準了他的左 邊。資本和管理階層的力量——銀行家，投資人，大商人，以及他 們的同情 者——將團結起來反對 他，這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由於他的改革立法，他在貨幣政策 上的異端，他龐大的救濟開支，他時不時地表現出來的對大企業的 敵意，以 及他對政府權力範圍的 擴張。但是，如果他不能繼續獲得窮人的支持，並發現自己成了一 個中間少數派的領袖，遭到來自雙方的交叉火力的攻擊，那麼，事 情又會如 何呢？
在左邊，羅斯福必須對付路易斯安那的"王魚"休伊·朗，此人在 國家政治生活中一直是個特立獨行的傢伙，自1933年6月起， 便明確地跟新政分道揚 鑣了，當時，他造訪了白宮，在跟總統會見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始 終都戴着他那頂時髦的草帽，總統告訴他，本屆政府不能任命他提 名的某個 人擔任公職，在他離開之後，總統對吉姆·法利評論道："見這家 伙有個鬼用。我的任何決定都休想贏得他的支持。"
休 伊·朗是整個美國政治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屬於那種打造獨裁者 的材料，他以鐵腕統治路易斯安那州，像個狡詐勒索者一樣冷酷無 情地把反對派砸得粉碎。他吵鬧喧囂，褻瀆神靈，詼諧機智，肆無 忌憚，凶 狠狂暴；有着政治煽動 家的習慣：總是許諾不可能之事，加上政治家的才能：提供優質公 路、更好的學校、免費的教科書，以及普遍提高窮人（無論是白人 還是黑 人）的生活水平，與此同 時還要維持州政府的償付能力——休伊·朗一路怒吼咆哮、揮舞着 大棒，衝上了一個處於風暴中心的、萬眾矚目的突出位置。
在華盛頓，每當他在參議院開始發言的時候，參議員們便紛紛離席 而去，試圖以這種辦法讓他閉嘴，但無濟於事；他的辱罵，正是聚 集在走廊里的人群最想 聽到的東西。
1935年春天，當休伊·朗在南方旅行的時候，10,000人 聚集在亞特蘭大，聽他大聲抨擊本屆政府。"用唾沫淹死他們，王 魚！"人們興高采烈地 喊道。那年春天，他因為要求調查郵政局長詹姆斯·法利，從而登 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他後來解釋道："吉姆是院子裡最大的一隻 公雞，我 想，我要是能打斷他的 腿，其餘的就好辦了。" 收音機聽眾被他那農家小院式的機智幽默給逗得樂不可支，談到赫伯特·胡佛曾呼籲一種好戰的共和主義，他說："胡 佛是一隻唬唬亂叫的 貓頭鷹。羅斯福是一隻縮頭縮腦的貓頭鷹。一隻唬唬亂叫的貓頭鷹 闖進雞窩裡把母雞一頓猛揍，把她趕出雞窩，並在她掉下來的時候 把她逮 住。可是，一隻縮頭縮腦 的貓頭鷹只會悄悄地溜進雞窩，躡手躡腳地走到母雞面前，輕聲細 語地對她說話。母雞恰恰愛上了他，接下來的事情你們都知道，母 雞不見 了。"
在美國的政治生活 中，此前是否有過這樣一個人，他能夠用機關槍統治一個州，迫使 立法機關聽命於自己的意志，可是卻產生了一種歡鬧的氣氛，這種 氣氛表現 在他評論狂歡節時所說 的一句話中："有一次，我受到邀請去參加他們的一場舞會。我走 進一家當鋪，花6美元買了一件絲綢襯衫，它的領子是如此之高， 以至於我 不得不爬到一個樹樁上 去吐痰。"
休伊·朗有一個稀奇古怪的、烏托邦式的全國"分享財富"計劃， 目標很清楚，但方法很模糊。計劃的開頭是"每個家庭由政府提供 一筆安居津貼（不是債 務），數額不低於全國家庭平均財富的三分之一，這意味着，每個 家庭都能靠着5,000至6,000美元，過上比較舒適的生 活。"結尾 是一句聲明："募集用 來支持這一計劃的收入，將源自於從頂端減少已經膨脹的財富。"一 點也不奇怪，新政——"被遺忘的人"的捍衛者——害怕休伊·朗 日益增 長的力量。1935 年，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搞了一次全國範圍的秘密民調，結果發現，作 為第三黨總統候選人的休伊·朗應該能獲得300至400萬張選 票。沒 人知道他還能走多遠。
羅斯福還必須對付另一個從前的盟友，此人像休伊·朗一樣，也離 開了新政陣營，他就是"小花聖殿" 的庫格林神父，他雄辯的口才，通過收音機為他的" 全國社會正義聯盟"招募了龐大的追隨者，這有點像休伊·朗。庫 格林神父不僅呼籲 "最低生活工資"，而且還呼籲"銀行、貨幣和國家資源的國有化。" 到 1936年，倘若復興依然遲緩的話，這位無線電波里的先知還會 有多大的力量呢？他又會如何使用這一力量呢？
一度，更加不祥的似乎是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的弗蘭西斯·E．湯 森醫生領頭的那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組織。直到1934年1月1 日，這位上了年紀的醫生 才公布他的計劃：政府每個月發給60歲以上的公民200美元的 津貼，這筆養老金將通過銷售稅來籌集——每個接受津貼的人都 必須在30天之內把這筆錢花掉，
你或許會笑這些身陷困境的老人過於天真，在他們的年度大會上， 當他們聽到湯森和克萊門茨的聲音的時候，就像是聽到喬治·華盛 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聲音一樣，他們站起身，高聲唱道：
向前，湯森的士兵們
向着戰爭行進，
湯森的旗幟
飄揚在隊伍的前頭。
我們虔誠的士兵
喝令蕭條走開；
跟他們一起戰鬥吧，
幫他們把敵人打敗。
對民主黨總參謀部來說，一點也不好笑的事情是：據保守估計，湯 森俱樂部的會員數多達300萬，到1935年，這場運動至少獲 得了1,000萬支持 者。看來，老人必須得到照顧。
共產主義者表現如何呢？
跟上述這些團體比起來，他們在數量上少得可憐，但是，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代理人，在挑起勞資糾紛、 提供好鬥的勞工領袖 上，其影響力卻大得不成比例，他們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所發動的智 力攻勢是強有力的，他們組成了先頭部隊，從左翼對新政發動了一 場範圍廣 泛的進攻——這場進攻 集中體現在像本傑明·斯托伯格和沃倫·傑伊·文頓撰寫的《新政 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Deal） 這樣一些書中，此書抨擊羅斯福試圖"組織匱乏"而不是"組織繁 榮"，指責他只不過是在試圖支撐邪惡墮落的、在劫難逃的資本主 義制度， 而不是在即將到來的" 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中全心全意地站在工人階級一邊。
在1934年和1935年初，對共產主義者 和他們的盟友來說，一個在這場 衝突中不支持無情戰爭的自由 主義者，就是一個披着羊皮的法西斯主義者。跟美國人的脾氣和美 國人的思維習慣背道而馳的是，共產主義者的信條（它有一種大 膽，一種最終訴諸暴力的傾向）可能會贏得數百萬絕望者的青睞。
未來爆發一場像厄普頓·辛克萊的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終結加利福尼亞的貧困——的縮寫）那 樣的運動的可能 性有多大呢？辛克萊曾建議，應該讓失業者去工作，互相為他人生 產產品，通過擴大曾在大蕭條最低潮時期如此充滿希望地嘗試過的 實物交換 計劃，從而建立起一 種"現有經濟體系之內的經濟體系"。在1934年的選舉中，加 利福尼亞州的有錢人被辛克萊的計劃給嚇個半死，最後在好萊塢攝 影棚所編 造的那些電影的幫助 下，才好不容易把他打敗了，這些電影表現了那些樣子可怕的流浪 者，整車整車地從四面八方來到加利福尼亞，想享受辛克萊所允 諾的新伊甸園。
西北地區的農業勞工運動以及作為一位潛在領袖的明尼蘇達州那位好斗的州長佛洛伊德·奧爾森又如何呢？
在對付這些來自左翼的五花八門的政治威脅的過程中，羅斯福這個 後衛顯示出了自己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中場帶球者。羅斯福朝辛克萊 頷首微笑——沒有擁抱 他。他抓緊推進《社會保障法》，他向湯森分子們做出了含蓄的擔 保：打算至少要為他們獲得半塊麵包——對遺產和巨額收入徵收重 稅，對 企業收入徵收累進所得 稅。這些稅所產生的收入並不算多，它們對富人的影響卻像中風一 樣；但休伊·朗卻興高采烈，以至於他立馬回到了新政的陣營—— 至於能呆 多長時間，誰也說不 准。
然而，世界上所有的中場閃躲技術都很難讓羅斯福把所有這些異議 領袖全都給過了，他沒有那樣的幸運讓這些人也加入到他這一邊 來。幸運之神採取了古怪 的姿態。誰會想到，斯大林（他一直擔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 的崛起）會號召各地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在"人民陣線"的旗號下 與自由民主分子的力量聯合起來 （正如他在1935年夏天所做的那樣），並且，來自莫斯科的建 議很快就塞住了共產主義者對準羅斯福的槍口；誰會想到，明尼蘇 達州那位 強有力的奧爾森會一病不起，沒法充當第三黨的首腦；誰會想到，1935年9月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魯日市，休伊·朗正邁步走下本州議會大廈的走廊， 一個年輕的醫生小卡 爾·奧斯丁·韋斯朝他開了致命的一槍——說是遲那時快，休伊·朗 的保鏢們搶步上前，用61發子彈把刺客打成了篩子，但對於保護 休伊· 朗的性命來說卻為時已 晚。
在這些雜七雜八的威脅從左翼對新政虎視眈眈的同時，它從右翼遭 受的擊打是如此沉重，以至於它的整個計劃眼看有全軍覆滅的危 險。在1935年5月 27日一致通過的一項裁決當中，聯邦最高法院撤銷了NRA。
此外，最高法院還含蓄地做了更多的事。倘若它僅僅是把NRA給 打趴下了的話，那這一擊也就不會讓新政搖搖晃晃了；因為，正如 我們已經看到的那 樣，NRA很早就被認為是新政的一個不肖之子。要是最高法院所 反對的僅僅是法規的起草，那麼這一擊也不會讓新政搖搖晃晃；因 為國會和政府都已經習慣於這樣 的提醒：倉促地制定法律的人應該會預料到它會被從容地廢止。
倘若最高法院僅僅是反對《國家工業復興法》把立 法權委託給同業公會 這種方式的話，那麼這一擊也 不會讓新政搖搖晃晃。關於這一裁決，最要命的是——正如查爾斯·比 爾德和瑪麗·比爾德所寫的那樣——"就他支持這一裁決的觀點來 看， 首席大法官似乎是要用 聯邦的法律，把管制各行各業的工序、工時和工資的每一個槍眼都 給堵上。"
這一裁決暗示：聯邦政府通過命令工廠、商店或農場該幹什麼的方 式來處理任何一個全國性的工業、社會或農業問題，都是違憲的。 因為，根據最高法院的 論證，一家工廠的運作，是州內的運作——即使它用來生產的原材 料來自其他州，即使這家工廠與其他州的工廠存在競爭。一家商 店的運作也是州內的，即使這家商 店是由其他州所組建的一家全國連鎖企業在經營，銷售的商品在其 他州生產，在很多方面受到其他州經濟環境的影響。農作物種植是 一個州內 過程，即使作物成熟之 後會進入州際貿易，即使農民所得到的價格取決於全國性的市場。不， 最高法院說：根據憲法，聯邦政府職能管制州際貿易，而正像我們 所解 釋的那樣，這些事情都 不屬於州際貿易。即便是在國家緊急時期，聯邦政府也不能處理它 們。"非常情形並不創設或擴大憲法權力。"
如果說1935年5月27日的裁決是不同尋常的，那麼，總統答 復這一裁決的方式也是如此。4天之後，200多位新聞記者聚集 在白宮的總統辦公室， 聽聽他要說什麼。記者們摩肩接踵地擁擠在一間悶熱的房間裡——因 為那天室外很熱——縮手縮腳地準備記筆記，他們傾聽了對這一裁 決的闡 述，時間持續了1小時 25分鐘。與此同時，羅斯福夫人坐在總統的旁邊，不緊不慢地編 織着一隻黑色短襪。羅斯福首先宣讀了他自裁決通過以來收到的幾 封電報 ——電報詢問，他能否做 點什麼來"拯救人民"——接下來，羅斯福把一支香煙放進了他的 煙斗里，開始從容不迫地、深思熟慮地（即使有點不正式）分析這 一裁決的 意義，他說，這份裁決 大概"比德雷德·斯科特案之後的任何一份裁決都更加重要。"只 有兩三次，他憤怒地抬高了聲音，但自始至終聲音都在強烈地發 抖，記者們 毫不懷疑：他被深深地 觸動了。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總統說，"這份裁決是不是意味着，聯邦 政府無權控制任何經濟問題？"接下來，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分析 國民經濟的特性自"州 際貿易條款"成文以來所發生的變化，以及自早期的最高法院嚴格 解釋該條款的那些日子以來，經濟的互相依存度越來越高，之後， 他再一次 說："交給我們的是馬 車時代對州際貿易的定義。"一個大問題被提了出來，讓全國人民 做決定——"它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在和平時期所提出的最大的問 題，必 須對它作出決定。而且， 照我說，這要花5到10年的時間。"
在記者們魚貫而出之前，其中一個記者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您剛 才提到人民在接下來5到10年的時間裡作出決定的必要性。是否 有什麼辦法可以決定這 個問題，而又無需搞一次憲法修正案的投票或通過這樣一個修正案？"
"噢，是的，我想是這樣，"總統說，"但歸根到底，那 是未來要做的事情。"
"關於如何做到，您是否有什麼建議，除了通過修改憲法 之外？"
"沒有；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建議。"
他要花將近兩年的時間才能得到這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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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廈門前，冷颼颼的雨水不懷好意地抽打着濕漉漉的人群，富 蘭克林·Ｄ．羅斯福光着腦袋站在淒風冷雨中，宣誓就任美國總 統，這是他的第二個任 期，事畢，羅斯福開始發表他的就職演說。
這是一篇雄辯有力的演說。以熱情洋溢的措辭描述了國家形勢自 1933年以來所取得的改善之後，他問道："如今我們是否該停 下 來、面對前面的道路掉 頭而去呢？"他的回答當然是"不"。接下來，他用幾句尖銳的話 概括了依然留待人們去戰勝的貧困和不幸。"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國 民住得很 糟、穿得很糟、吃得很 糟。"他說，"我在為你們描繪這幅圖景的時候並不絕望。我是滿 懷着希望在描繪它，因為國家看到了、並懂得這幅圖景中存在的不 公，打算 要抹去它。我們決心要 讓每一個公民成為他的國家操心和關注的對象，我們決不會把我們 邊境之內的任何一個忠實守法的群體看作是多餘的。要檢驗我們的 進步，不 是看我們是否給那些富 裕太多的人增加更多的富裕，而是看我們是否為那些富裕太少的人 提供足夠的富裕。"
在台下的人群中，新政的支持者們試圖在抓住水流如注的雨傘的同 時拍手鼓掌——無論如何至少要歡呼喝彩。這正是他們 所喜歡的那種好戰的人道主義。然 而，人群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新政的支持者、懷疑者，還是反對 者，都在專心致志地傾聽着某種更明確的東西。羅斯福打算如何沿 着"前面 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呢？特別是，他打算如何對付最高法院？正如羅斯福所看到的那樣，最 高法院正擋在那條路的中間。自最高法院粉碎NRA以來，已經過 去了 將近20個月，在這段 時間裡，羅斯福一直在等待時機。1936年的競選期間，他自始 至終完全沒有理睬最高法院的問題。如今，有多數人贊成他，他會 說什麼 呢？
今天，他已經兩次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 來。當他宣誓就職的時候，他並沒有滿足於以一句簡單的"我宣 誓"來 回答首席大法官休 斯，而是將左手放在《聖經》上，右手舉過頭頂，把整篇歷史性的 誓詞重複了一遍，特別強調了"憲法"這個詞。在就職演說的開頭 部分，他 評論道："1787年 的《憲法》並沒有使我們的民主變得無力。"還會有什麼呢？人群 在等待着，大雨劈頭蓋臉地抽打着他們。沒有進一步提到最高法 院，無論是 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1937年1月20日的瓢潑大雨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幸的預兆。就直接的自然意義而言，它確實是一場不幸的大雨；因為，這 場暴雨——它緊接着前面幾 場大雨，後面又跟着幾場大雨——不久就導致了俄亥俄河的大洪水。雨 水順着從賓夕法尼亞到堪薩斯的上千座山坡滾滾而下，流淌着無數 條泥 沙俱下的小溪，匯合稱 滔滔洪流，淹沒了辛辛那提、路易斯維爾以及另外很多城鎮。而在 另外的、更寬泛的意義上，那些把這場暴雨視為不詳之兆的人被證 明是有道 理的。因為，1937 年的新年，正是以紛爭和失望為標誌。
此時此刻，就在密歇 根州的弗林特市，數以千計的靜坐罷工者占據着通用汽車公司的工 廠，這 次衝突將被證明是一場廣泛而丑 陋的工業戰爭的第一場主要衝突。到這場戰爭漸次消彌的時候，國 民經濟不知不覺地滑入了一場新的危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這 場危機 將會讓就職演說中所提 出的那些希望化為泡影。至於總統本人，甚至就在此刻——儘管只 有他的司法部長、以及大概還有三四個人對正在醞釀的事情略知一 二——他 就已經構想並詳細起草 了一份計劃：要發動一場針對最高法院的戰鬥，這份計劃儘管最後 會帶給他一場直接的勝利，但在這期間，也會帶給他一場痛苦的、 破壞性的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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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車公司是美國最強大的經濟諸侯之一。它僱傭了將近25萬 人，每年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工廠和裝配廠里生產大約200萬輛 汽車和卡車——占美國 生產的所有汽車的五分之二以上，大大超過全世界汽車產量的三分 之一。它的管理層理論上對30多萬股東負責，但實際上，除了 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大股東之外，其 他沒有任何人對他們給予任何監管和約束。（這支股東大軍想要的 是分紅；當分紅遙不可及的時候，這樣一個巨型公司的無以數計的 小股東並 不會造反——他們只是 賣掉股票。）公司的淨收益儘管在1932年減少到了極點，但到 1936年卻增長到了將近2.5億美元——平均每個雇員大約 1,000 美元。公司在很大程度 上免於了那種傳統類型的競爭，因為它如今跟福特公司和克萊斯勒 公司共同分享了美國汽車90%的生意，能跟它抗衡的，只有上述 兩家巨型 公司。
通用汽車實際上 已經不依賴於華爾街的銀行財團，因為它可以從收入和折舊提留中 籌集資金，不僅用於替換、改進和增加它的工廠，而且還在其他的 經濟領域 從事各種冒險，從事冰 箱、飛機引擎、柴油機車的製造，從事比私人投資者更有效率的技 術研發。最重要的是，通用汽車的內部管理層——紐約和底特律的 少數幾個 人——在美國人的生活 中所行使的權力，大概被任何州政府的權力都要大。
然而，自1935年12月末以來，這位經濟諸侯被一些占領其關 鍵工廠的雇員群體給弄癱瘓了，他們所使用的辦法，只不過是在工 作崗位上坐下來，拒絕 所有試圖趕走他們的人。汽車生產的流水線在這些致命的地方被堵 住了，慢慢停了下來；與此同時，密歇根州的小城弗林特成了某種 接近於內 戰的現場。
這些工人挑釁的背後，是一個商業管制、勞工叛亂、政府低效的 漫長故事。
當新政在1933年允許企業管理者組織起來——而且正如我們已 經看到的那樣，他們也確實組織起來了——的時候，同時也承認了 勞工有權組織起來。這 一承認並沒有什麼革命性的東西：以前的法律（比如《克萊頓法案》和 《諾里斯－拉瓜地亞法案》）已經包括了類似的規定——儘管法院 往往 對這些條款大打折扣。 但明確的許可（寫入了《全國工業復興法》的7A條款和作為結果 的NRA法規中）開始了加入工會的熱潮。
面對這股熱潮，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一些行動 遲緩、頑固倔強、思想保守的人，致力於老式的同業公會，嫉妒它 們的司法權利——完全 束手無策。然而，他們中的少數人突然行動了起來，特別是礦工聯 合會那位濃眉大眼的老闆約翰·L．劉易斯，他似乎變成了一個煥 然一新的 人。前些年，劉易斯就 以獨斷專橫、到處礙事的方式而著稱，在礦工當中變得很不受歡迎，但 如今，他孤注一擲，押上了礦工聯合會金庫里的最後一個硬幣，要 打一 場速戰速決的組織戰。 他派出了一隊隊的組織者，去告訴礦工們："法律在我們這邊"，招 募了成千上萬的礦工。
不久之後，轉變了的劉易斯成了勞工聯合會內部一個好戰團體的強 有力的領導者，這個團體支持產業工會主義——把某個 行業中的所有工人集中在一個組織 中，不管他們從事何種專門手藝。除了劉易斯之外，這個團體還包 括另外一些人，比如國際服裝工人聯合會那位機敏狡猾的首腦西德 尼·希爾 曼，國際印刷工人聯合 會的查爾斯·P．霍華德，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的戴維·杜賓 斯基。這些人相信，勞工聯合會的同業公會主義者們總是錯過了動 員至今尚 未組織工會的大規模產 業工人的機會——鋼鐵、汽車、橡膠以及諸如此類的產業——1935 年10月9日，他們湊到一起，在勞工聯合會的內部組建了他們自 己的 一個特殊組織，他們稱 之為"產業工會聯合會"（CIO）。
裂痕進一步加深了， 第二年，即1936年，CIO被宣布開除出了勞工聯合會，成 了一個在劉易斯領導之下與之競爭的聯合 會——更警惕，更魯莽，能夠更好地承擔迅速的大規模組織活動，完 全準備進入政黨政治：它的幾個發展迅速的工會捐獻了將近50萬 美元，以 幫助羅斯福打敗蘭 登。
在此期間，NRA被最高法院扔進了廢紙簍。國會很快通過了一部 新的法律：《瓦格納勞資關係法》，以取代7A條款，並明確批准 了勞資集體談判，設立 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以執行這部法律。從一開始，這個委員 會就面對着一項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很多雇主依然故我，就 好像根本 沒有《勞資關係法》這 麼回事，他們趕走工會組織者，解僱工會成員，滿懷自信地希望最 高法院推翻這部新法律，讓事情回歸原狀。另一些雇主則紛紛成 立"公司工 會"，儘管其中有一些 是為了安撫和調整而設立的真正的代表機構，但其餘的工會的都是 些假工會，受管理層的操縱。
工業城鎮裡有一種令人不快的 情緒，那 些在大蕭條期間承受了劇烈痛 苦的人，對僱傭和解僱他們的工業諸侯們失去了所有的尊重，準備 等自己一旦填飽了肚子並有一線希望的時候，就馬上製造麻煩。對 付處在反 叛情緒中的勞工，很多 工會毫無經驗，也缺乏訓練，那些敲詐勒索者和冒險家便爭相充當 工會組織者，掙點小錢。
司法爭訟時常發生，勞工統帥部四 分五裂，法 律的地位和意義很不確定， 政府的態度不斷變化，曖昧不明，很多雇主公然無視法律，彼此沖 突的宣傳把問題搞得面目全非，混亂無處不在。怒火更強烈，罷工 在增加。
在汽車工人當中，交戰狀態變得尤其火爆。他們抱怨自己的工資太 低，堅持認為，儘管他們的每小時工資比其他大多數行業都要高，但 就業卻是間歇性的， 年工資很不穩定，而且不能令人滿意。他們抱怨工廠裝配線上殘酷 無情的速度。尤其讓他們憤怒的是，公司總是在暗中偵查工會成 員，找藉口 辭退他們，為的是破壞工會運動。據參議院拉福萊特委員會報告的 官方摘要說，在1934年1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這兩 年半多的 時間裡，僅通用汽車公司一家"就支付了 994,855.68美元給各偵探事務所，購買它們提供的偵探 服務。"
工會領袖被跟蹤，工會內部有臥底，裝配線上的人誰也不知道，如 果在跟同事談話中偶然 提到工會的話，廠方是否會以幹活低效為由把自己解僱。
這些人組建了一個產業工會：汽車工人聯合會。1936年，它被 置於CIO的卵翼之下，打這以後便迅速發展。1936年12 月，它的新任領導人、干 勁十足的前部長霍默·馬丁試圖安排一次與通用汽車副總裁威廉·S． 努森之間的會晤，不料被告知，勞工問題應該跟各個工廠的領導人 協 商。這個龐大的通用汽車 王國，在很多方面都整合得如此完美，卻不願意把勞工政策當作一 個需要整合的問題來處理。各個工廠的經理們都不願意談判。於是 紛爭沸 騰。
約翰·L．劉易斯當時不想在通用汽車搞罷工。他正忙於把其他行 業——尤其是鋼鐵產業——組織起來，一時騰不出手。現在舉行汽 車工人罷工可能會毀掉 處在嬰兒期的CIO。此外，通用汽車公司遠非不受一般公眾的歡 迎，人們喜歡它的汽車，並認為它支付的工資已經夠高的了。但這 場反叛已 經箭在弦上，抑制不住 了。
在一家接一家的工廠里，工人們突然一屁股坐了下來——在克里夫 蘭的費希博德廠，在弗林特的費希博德一廠和費希博德二廠，在 底特律的弗利特伍德廠和 卡迪拉克廠，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們在每家工廠里留下足夠多 的人，把它當作要塞盤踞在那裡，與此同時，這些人無所事事，玩 撲克牌， 在門口和窗前站崗放 哨，食物從廠外的工會廚房裡給他們送進來。就這樣開始了一場美 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工業衝突。
靜坐罷工並不是什麼新奇現象。它可以追溯到1933年，當時明 尼蘇達州奧斯汀市荷美爾包裝公司的雇員們短暫卻成功地嘗試過這 種辦法。1934年， 歐洲有過幾次靜坐罷工，這種辦法在法國頻繁地被大規模利用，在 美國，尤其是在阿克倫城，在有限程度上被使用過。但通用汽車罷 工第一次 強有力地吸引了廣大美 國公眾的關注，全國各地的人們一邊閱讀着來自弗林特的消息，一 邊帶着憤慨、狂熱和困惑（依據他們各自的偏好）嘁嘁喳喳地談論 着。
很明顯，靜坐示威是非法的。自由主義觀察家們可能會指出，傳統的所有權觀念似乎不完全適用於一家這樣的巨型公司，它 的所有權不屬於管理層，而屬於 30多萬股東，他們跟公司的關係，很少像日常生活與之緊密相聯 的工人們那麼密切；但人們尚未構想出新的法律觀念適用於這樣一 個產業王 國。無論如何，弗林特 的那些憤怒的人們並不操心法律問題。他們發現，靜坐罷工讓他們 擁有了新的戰略優勢。
這不僅使他們能夠占據並控制公司的 生產機 器，也讓他們遠離了通常的訴諸 暴力的誘惑，而這樣的暴力會使一般公眾疏遠他們。從他們坐下來 的那一刻起，他們就處於防守態勢，進攻的誘惑取決於資方。在大 工廠的高 牆背後，他們只能坐下 來等待，與此同時，密歇根州州長墨菲和勞工部長弗朗西斯·帕金 斯不知疲倦地試圖奉勸通用汽車的管理層坐到談判桌旁，與汽車工 人聯合會 展開談判。
1月11日，資方採取了攻勢。它關掉了一家被包圍的工廠（費希 博德二廠）的暖氣，警察聚集了起來，以組織從外面送入食品。工 會領導人派了一輛廣播 車去現場，一位組織者用擴音器給他們打氣，衝破警察的防線把食 物送給裡面的戰友。幾個小時之後，警察沖向了工廠，在一場難分 難解的酣 戰中被擊退了，戰鬥中 使用的武器包括大號鉛彈和催淚瓦斯（警察一方），以及門合頁、鐵 管和汽水瓶（罷工者一方）。靜坐示威者們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國 民警 衛隊被調來了，但墨菲 州長——只要能夠阻止進一步的暴力，他願意不強制使用法律手段—— 禁止軍隊進攻。靜坐示威者們依然呆在自己的位置上。
資方轉向法院尋求幫助，獲得了一紙命令：罷工者必須撤離工廠 ——當發布這一命令的法官被揭露出是通用公司的大股東的時候，這 份命令便喪失了它的道 德效力。資方再一次從另一位法官哪裡得到了一份撤離令，這份命 令威脅罷工者：如果到2月3日下午3點鐘的時候他們還不撤出的 話，就 把他們關進大牢，並處以 高達1,500萬美元罰金。
人們眼下情緒高漲，絲毫也沒 有打算撤走的意思。隨着那個寒冷冬日下午3點的逐漸臨近，成千 上萬來自 底特律、托萊多和阿克倫的 CIO成員和他們的同情者聚集到了大街上，手裡拿着大棒、燒火 棍和撬槓，與此同時，國民警衛隊的士兵們都陰沉着臉在等待前進 的命令， 你能看到，一場悲劇性 的戰鬥正在迫近，它所留下的傷痕，歷經數代人恐怕也難以彌合。
但沒有發生戰鬥。相反，在費希博德一廠外面結冰的草坪上，人們 跳起了歡快喧鬧的方塊舞。因為在最後的時刻，墨菲州長拍來電 報，他已經說服了努森進 行協商，並告訴縣治安官不要採取行動。在經過一周令人憂心忡忡 的談判之後，州長宣布，已經達成了一項解決辦法。通用汽車公 司承認汽車工人聯合會是它的17 家工廠里唯一的勞資談判代表機構，將就僱傭合同問題與公司展開 談判。
罷工結束了——這場罷工前後持續了44天，直接捲入了 44,000名工人，間接捲入110,000人，讓14個州的 60家工 廠陷入癱瘓。墨菲總督以最小的流血，成功地解決了這場糾紛——以 犧牲法律的威信為代價。CIO贏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參與通用 汽車王國管理的機會。
 
John Llewellyn Lewis
在這場令人興奮的勝利之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都感染上了靜坐發 燒，在工廠、廉價商店、飯館及各種工作場所停下手裡的工作，直 到 美國的靜坐罷工者在 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這段時間裡達到了將近50萬。支 持和反對CIO的黨派之爭達到了沸點。約翰·L．劉易斯成了當 紅的要 人，像一個隱約出現的 1940年的總統候選人那樣一本正經地高談闊論——在保守派眼 里是一個正在發展的不祥的獨裁者，在自由主義者眼裡是一個完美 的英雄。
所有這一切，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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