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s Attacks the World (1938, USA) 49
一種不安全和憂懼的感覺，一種世界正在分崩離析的感覺，一種那些按說應該堅實可靠的原則（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國際道德的）正在腳 下崩塌的感覺，自1929年和1930年柯立芝-胡佛繁榮崩潰以來，就一直縈繞在那些喜歡思考的美國人的心頭。在大蕭條最糟糕的時期，這種感覺格外強烈， 當經濟形勢有所改善的時候，它略有緩和，而當國際侵略者們橫衝直撞的時候（而且與此同時，美國滑入了大衰退），它再一次變得更加強烈。1938年9月的慕 尼黑危機，又一次讓人們神經緊張起來。
奧森.威爾斯的廣播所引發的那次稀奇古怪的事件，是否應該被看作是這次神經緊張的表現，這一點尚不 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予以證明――但至少，有一點很重要：當時有很多人認為事情就是這樣。1938年10月30日禮拜天的早晨――慕尼黑事件過去一個月之 後――水星劇院的奧森.威爾斯通過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按預定時間播出了一部根據H.G.韋爾斯的科幻小說《世界大戰》（The War on the Worlds） 改編的廣播劇。
為了讓故事更生動，威爾斯把它編排成了一個實時新聞廣播。在一位播音員明確解釋了這個節目的性質之後，一個聲音開始播送平淡無奇的天氣預 報；接下來，另一個聲音說：節目將從一家酒店裡繼續播出，伴隨着輕歌曼舞；不一會兒，舞曲被一則“短訊”所打斷，大意是：芝加哥“詹寧斯山天文台”的一位 教授報告，他看到了火星上每隔一段時間發生一次爆炸；接下來，聽眾被以正統的廣播方式“帶回”到了“雷蒙?拉克羅的音樂……一首百聽不厭的曲子，非常流行 的《星塵》”；再接下來，是對一位子虛烏有的普林斯頓教授的採訪，帶來了更多關於火星騷亂的消息――由此開始播出一連串的“新聞簡報”，描述了火星人乘坐着巨大的金屬飛船來到地球，在新澤西着陸。 廣播稿迅速積聚，一篇接一篇簡報。更多的火星人着陸了――他們的一支大軍迅速擊潰了新澤西州的民兵。火星人的進 攻被描述得活靈活現，整個美國到處都是，紐約人紛紛撤離這座城市，火星人的熱射線武器和火焰投射器及其他惡魔般的裝置，導致了令人恐怖的毀滅，所過之處， 皆成廢墟。
儘管有播音員的解釋，儘管這是一個定期播出的節目，儘管你只需轉動旋鈕就能聽到查理.麥卡錫那令人安心的聲音，儘管所有給出的 名字純屬子虛烏有，儘管節目曾經被說明電台標識的例行習慣所打斷，儘管在很多方面其所播出的“消息”表面上都荒誕不經，但接下來，這個節目所帶來的不同尋 常的反應還是發生了。
全國各地，人們在瘋狂的恐慌中打電話給報社或警察，想知道到底該做什麼。（僅《紐約時報》就接到了875個電話；美 聯社不得不向它的成員報紙發出了一份解釋性的新聞簡報。）在很多社群，驚恐萬分的人們紛紛奔出自己的房子，在大街上四處亂竄，完全沒有把握：進攻他們的到 底是火星人還是德國人，但有一點卻很有把握：毀滅正在逼近，他們必須逃到某個地方去。 在新澤西的紐華克市，幾個家庭確信一場“毒氣攻擊”已經開始，於是用 濕布蒙住自己的臉，試圖把他們所有的財產塞進汽車裡；四面八方的交通都堵塞了。匹茲堡的一個女人準備服毒自殺，哭喊道：“我寧願這樣死掉！”印第安納波利 斯的一個女人闖進了一座教堂，尖聲高叫：“紐約毀了，眼下就是世界末日。你們最好是回家去，死在家裡。我剛剛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個消息。” 教堂的禮拜儀式 手忙腳亂地結束了。 當新澤西的一座教堂里的禮拜儀式類似地被打斷的時候，會眾便祈禱上帝把他們從這場大災難中解救出來。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個男人在聽到這 個消息、並認為自己看到了“墳墓中冒出的濃煙”飄在城市上空的時候，便手忙腳亂地爬上了房頂。在華盛頓州的一個小鎮，電燈服務在廣播期間被中斷了，這使得 聽眾們確信恐怖就在眼前，女人們昏倒在地。
恐慌就這樣――以五花八門的不同形式――蔓延到了全國各地。即使20個聽過節目的人當中只有1 個人信以為真，這個容易上當受騙的少數群體――加上那些被他們斷章取義的故事給弄得驚慌失措的人――也足以導致一場這樣的大恐慌，它可以為全國性歇斯底里 的研究充當一個引人注目的個案。
但我們大可不必在此爭論，這次廣播事件是否表明了人們被10月戰爭的驚嚇給弄得神經兮兮。（在這一事件所 提供的某些觀察材料中，多半有更好的證據來解釋人們的神經緊張。比方說，多蘿西?湯普森在她的辛迪加專欄文章中把這一插曲稱作“世紀的新聞故事”――對於 人們理解希特勒主義、墨索里尼主義、斯大林主義、反猶主義以及我們時代的所有其他恐怖主義，這一事件所做出的貢獻，比那些理性之士寫下的所有文章的貢獻都 要大。她還說，這一事件“清晰而殘忍地向人們展示了國民教育的失敗”。這是漂亮的大話。） 關於人們日漸增長的憂懼，還有一個更加可靠的證據。在 1938～1939年間的冬天，整個美國出現了一股顯著的反猶主義高潮，即使是在猶太人很少的西部城鎮，即使是在那些並不喜歡希特勒的男男女女的行為中， 反猶主義情緒也是顯而易見的。庫格林神父的反猶廣播，對於加速這種焦慮不安地搜尋替罪羊的行為出了一把大力。在很多自由主義者當中，對納粹在美國國內的影 響有一種明顯而強烈的擔心；那些一輩子都對紅色恐怖付之一笑、對蘇聯與美國共產黨的聯繫不屑一顧的人，如今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對納粹在美國的宣傳一笑置之， 他們甚至大聲疾呼，必須對那些跟德國有聯繫的組織展開調查，並予以解散。 餐桌上的談話轉向了德國與拉丁美洲貿易令人擔憂的增長（相比之下，這個貿易額實際 上並不比1913年更大，而且不到美國與拉丁美洲貿易的一半），轉向了這樣一個不祥的問題：從南美基地起飛的納粹飛機是否能夠摧毀巴拿馬運河和美國的城 市。很多熱愛和平的人士開始迷惑於這樣一種感覺：美國――連同世界的其餘地區一起――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厄運，在劫難逃。“當戰爭在歐洲爆發的時候，我們 將在6個月之內捲入其中――地球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制止它。” 心智健全者能夠提供的最好答覆似乎只能是： “如果說，我們最優秀的思想家在1929年認為資本 主義已經獲勝，在1933年認為共產主義正在獲勝，在1938年認為法西斯主義正在獲勝的話，那麼他們在1943年會怎麼認為呢？”
自始 至終，政府一直在加緊努力，好讓美國的影響力被人們感覺到，它支持英國和法國，強烈譴責希特勒，並試圖給希特勒留下這樣的印象：如果他繼續一意孤行的話， 美國就有可能起來反對他。1938年11月，當德國出現了對猶太人的新一輪殘忍攻擊的時候，美國召回了駐柏林大使，以“報告和磋商”；他再也沒有回去。羅斯福說，來自德國的消息“深深震驚了美國的民意”。 在12月的利馬會議上，美國代表團積極地試圖把拉美各國組織起來，聯合對抗歐洲獨裁者的干涉――並取得 了有限的成功。在他1939年1月給國會的年度咨文中，羅斯福呼籲美國團結起來，面對外國對自由制度的威脅，呼籲大力增加美國的軍備――在這方面，他獲得 了授權。他尖銳地指出，有“多種形式的戰爭，但是，比純粹的口舌之爭更強大、更有效的是，讓侵略者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自己的人民所凝聚起來的情緒。” 那個月的晚些時候，一家道格拉斯殲擊機墜落在洛杉磯，很快有人發現，這架按照美國軍用規範建造的飛機上的乘客是一個法國人；很明顯，法國被允許（由政府批准）訂購性能優良的新式美國戰鬥機。
接下來，總統與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漫長的秘密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後，參議院裡有謠言說――但被堅決否認――總 統說，一旦戰爭爆發，美國的邊境將會在法國。
復活節那天，在離開溫泉療養院的時候，羅斯福在車站對人群大聲打着招呼：“我會在秋天回來 的，如果我們沒有一場戰爭的話。”他後來清楚地向媒體表明：這裡說的“我們”――不管多麼含糊――意思包括美國。內政部長伊克斯及政府的其他成員，紛紛把 他們辭藻華麗的炮火對準了德國政府。當羅斯福在1939年4月中旬最終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發表一篇和平呼籲的時候――這是一份雄辯有力的文獻，希特勒沒有 通過書信、而是通過一篇姍姍來遲的長篇演說對此給出了答覆：拒絕做出任何保證――很多觀察者都感覺到了，這篇呼籲由於美國官員太過寬鬆的反納粹言論而被預 先削弱了。
與此同時，歐洲的侵略步伐也在加速。1939年1月，巴塞羅納陷落，不久之後，西班牙內戰結束：這是一次法西斯主義的勝利。3 月，德國違背了它在慕尼黑的承諾，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地區，吞併了梅梅爾。4月，不甘落後的墨索里尼占領了阿爾戈林元帥視察捷克斯洛伐克前線巴尼 亞。接下來是一段暫停；來自歐洲的消息一度退出了美國報紙的大字標題。但對於這些持續不斷的、令人恐懼的騷亂，美國已經出現了新一輪的強烈恐慌。
1939 年3月，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萬一戰爭爆發，我們是否應該向英國和法國出售食品供應？”76％的投票者回答：是。4月，這個問題被再 次提出，回答“是”的人從76％躍升至82％。3月，對進一步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出售飛機或其他戰爭物資？”52％的人回答“是”；4月，這個數字攀升 至66％―這是一次驚人的增長。誠然，只有16％的人認為我們應該派出陸軍和海軍去國外幫助英國和法國。但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希望以某種方式提供幫助――半 數以上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投票者表達了這樣一個不祥的預期（儘管決不是願望）：如果戰爭爆發，美國將會“被拖入其中”。
美國是不是正在走上 它在此前幾年裡如此大費周章地試圖用紅燈加以阻擋的那條通往戰爭之路呢？ 50
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大門被打開了。
這次世博會的主題是“明天的世界”。開幕式在一個被稱作“和平之宮”的巨大圍 場上舉行。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濃雲密布的藍天之下，他們當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這兩個短語所提出的那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問題呢？
這裡，你周圍的一切，都是美國夢的化身。大膽的現代建築，有時樸素，有時浮華，但始終缺乏傳統的古典裝飾或哥特式裝飾，五光十色，熠熠生輝――讓大多數遊客第一次 有機會目睹現代建築師們能夠做什麼，如果國家的經濟形勢允許他們參與大規模建築的話。花園，噴泉，從建築物上飛流直下的瀑布；到處迴響着音樂；夜裡，華燈 初上，照同白晝。發明和工業效率的奇蹟讓人目瞪口呆。一種節日歡慶的感覺。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能暫時感覺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國王的話，至少也是一個歡樂而友 好的國家的公民，是潔白無暇的工業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着瀉湖一路閒逛，可以注視着五顏六色的焰火綻放，可以觀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樹銀花背後的天空。  
1939年4月30日 紐約世界博覽會 在這裡，通用汽車和雷明頓蘭德與WPA並肩而坐，蘇聯向人們展示了她的歡樂，不久之後，人們會把它們跟伊斯曼-柯達的歡樂相比較；在這個虛幻的天堂里，看不 到社會階層，看不到民事爭端，看不到國際仇恨，看不到淒涼貧民窟里骯髒日子的絲毫線索，看不到經濟衰退的悲苦煩惱。這裡是一場財富、奢華和美之夢，每個角 落里都有可口可樂，公共汽車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紐約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York）。
大門的外邊，是一個這樣的 國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經永遠離去。對美國來說，真正的“明天的世界” 將會擁有什麼呢？
美國基本的經濟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搖搖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淵，使得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調整指數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 120。但這僅僅只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間所達到的點數略高一點；據全國工業委員會的估計，依然有950萬人失業。工作救濟的龐大計劃，日益明顯地變成了一個 悲劇性的權宜之計，隨着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數）不幸依賴工作救濟為生的人變得意志消沉。 儘管它被設計得非常慷慨，在藝術以及某些深 受歡迎的民用設施改進上產生了一些非常不錯的業績，並至少讓數百萬男男女女不至於陷入匱乏和絕望的困境，但是，作為一項長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 個無法忍受的前景――它開始看上去實在太持久了。農業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儘管農業部長華萊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國的“常平倉”似乎成了“長期補貼 倉”。一個仁慈的政府可以減輕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卻趕不上拖拉機，後者把全國各地更多的家庭趕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無家可歸的流動大軍中。 華盛頓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於1929年的繁榮，看上去依然像天邊的彩虹一樣遙不可及。
美國難道終於符合了這樣一句格言： 當人口增長放緩的時候經濟增長也必定放緩？它難道必須要麼接受這種繁榮黃昏的持續（加上養活失業者的負擔日益沉重），要麼接受物價、工資和債務的嚴酷緊? 縮、直至剩餘勞動力能夠被吸收――這樣一次緊縮可能比1929～1933年間的緊縮更難以忍受？沒有一個人喜歡這樣的前景。好吧，那麼就來一次戰爭繁榮如 何？這樣獲得的增長不可能持續。一次投機繁榮呢？那也會帶來它自我毀滅的種子。如果沒有資金穩定地流入新的投資（加上對民眾購買力的維持），而且這種流動 依然受到阻塞，那麼，美國的經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擴張。
是什麼在阻塞新投資呢？如果不考慮1930年代最重要的經濟發展之一，這個問題就 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這個發展就是：我們稱之為經濟霸主的大公司越來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聯邦政府的權力在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長，直至它的手指伸進了 國家的每一個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種在個人或小團體的基礎上管理運作的活動和事業如今都變得社會化了――直至就連那種粗獷的個人主義者的公司――醫療 行業――也發現，自己正在跟步步進逼的集體醫療、甚或是國家公費醫療戰鬥。並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趨勢，社會和經濟行動的單位越來越大的趨勢， 也達到了令人為之動容的程度。
誠然，那些瘋狂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那些日子裡，企業發起人們把公司合併為超級公司，再合併為超超級公司， 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疊到4層、6層、甚至8層高，華爾街一小撮人玩弄紙做的股票，認為他們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國企業的康莊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經在大蕭條中 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屆反對這種做法的政府給夷為平地；至於其餘的控股公司，它們沖天高漲日子也已結束――至少眼下是這樣。公眾不再渴望英薩爾 們或范?斯維林根們繁榮興旺。然而，大多數在1929年之前的那一代人當中、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結構，風暴過後依然完 好無損地聳立着。
不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這些大公司，在1930年代好歹通過做生意掙到了一些錢。我們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 《要支付的紅利》（Dividendst Pay）中所給出的那些頗能透露內情的數字吧。在1935年，美國有將近50萬家公司，他們掙得了超過16億美元 的利潤――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計算在內的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躍，標準統計公司會列出它們的收益），那麼，這 個集合利潤就變成了赤字。簡言之，在1935年，從整體來說，
這960家大公司掙了錢；其餘大約475,000家小公司賠了錢。肯尼迪先 生沒能顯示1937年絕大多數公司發生了什麼，因為政府的數據尚未發表，但他能夠進一步追蹤位於頂端的960家公司的財富，他的發現被證明是更富有啟發性 的。這960家商業貴族在1937年所掙到的錢當中，超過60％的錢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掙到的，將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掙到 的。（你想知道這6家公司的名字麼？它們是：通用汽車、美國電話、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國鋼鐵、杜邦和通用電氣。）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創 立一家新公司，去跟這些巨人之一、甚或是一群規模稍小的巨人競爭，而他們擁有巨大的資源，有能力通過互惠互利和商業諒解（即使不再通過迂迴手段）來維持價 格，那麼你就會開始理解新投資為什麼不興旺的一個原因。太多你願意走的路都已經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據為己有的先行者給占據了。
應該順帶補 充一句：這些大公司如今越來越不依賴於華爾街的投資公司提供資本了；它們能夠自掏腰包來維持、革新、甚至擴張它們的工廠。華爾街銀行家們風光無限的日子多 半已經成為過去―不僅因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為大公司變得比銀行更加強大。下面這個事實難道與此完全無關麼：在這10年的最後兩三年裡，幾家大公司（尤 其是美國鋼鐵和通用汽車）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縮小了那些本質上代表華爾街的企業高管和董事的權力以及傳統的資本權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現任管理層的人的權 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華爾街之外的地方商業利益集團的董事？誠然，這樣的舉動的背後無疑有一個政治動機。 大公司的經理們已經認識到了下面這個事實：不管他 們想還是不想，他們都是政治中人。“公共關係”不再是新聞廣告員的工作，而是要求至少由副總裁給予關注。大公司動輒花數百萬美元以贏得聲望。華爾街不受歡 迎；為什麼不擺脫它呢？然而，對華爾街來說事情或許不止於此。用一種比喻的說法，有朝一日，斯隆先生或許不會去拜訪摩根先生，而摩根先生卻不得不去拜訪斯 隆先生，這一天大概為期不遠了。
這些大企業的利潤流入了數百萬美國家庭，因為它們的股東軍團從未有過如此龐大。但只有極少數富有的股東才 有足夠多的錢可以成為新投資中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這極少數人被稅收所困擾，沒有興趣在那些大公司不去競爭的領域裡冒險。“為什麼要冒險呢？”他們會說， “如果我們輸了，我們就血本無歸；如果我們贏了，政府會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他們寧願繼續投資於大公司，投資於免稅債券，甚或是把現金留在手裡不去投資。 他們一直在叫喊：給我們一個讓我們免於負擔和限制的政府，你就看到新投資的萌芽。 但1938～1939年間（當時，新政確實變得不那麼喜歡冒險，而且更願 意安撫資本）的商業指數的表現，卻並沒有給出多少證據，表明事實確實如此。新投資的萌芽為什麼必定會延遲，總是有很好的理由：有些人在1937年曾信誓旦 旦地說，“信心”的恢復僅僅是在等待未分配利潤稅的廢除，而在1938～1939年間，他們卻在唉嘆：對戰爭的恐懼遏制了新投資。銀行里繼續充斥着閒錢。
錢 為什麼閒置，當然還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說，當成本居高不下的時候――沉重的不動產稅，高原材料價格，高計時工資，陳舊過時、效率低下的建築方法，等等―― 誰會冒險把錢投在利潤無法預期的新建築上呢？在這裡，困難不在於極少數大公司壟斷了戰場，而在於多數諸侯（有大有小），以及多數凍結債務和未解決的蕭條問 題，根本就阻止了大公司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進入戰場。然而總的來說這種概括似乎是站得住腳的。工業和貿易的大路上塞滿了現有的公司，只有大型的、有錢的公 司才能與之競爭，而那些出得起錢來創立這種大公司的人對這樣的戰鬥卻並不熱心。他們認為他們的麻煩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實際上，有證據表明，這些麻煩主要是 經濟上的。
在1938～1939年間，政府通過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着手調查新投資的阻塞，尤其是被大公司的卡脖子競爭所阻塞（由於政治原 因而稱之為“壟斷”）。有些“新政人”在研究通過政府自己投資來促進投資的前景。但問題是棘手的；1939年春天，當總統對政府投資的方向表明態度的時 候，國會把整個計劃從窗戶里扔了出去。（國會並不僅僅滿足於拒絕羅斯福，它還把令人讚賞的聯邦戲劇計劃從WPA中給切除了，並決定削減WPA的技術工人的 工資，因此激起了一場罷工。）1940年的選舉近在眼前，狂熱的“新政人”紛紛預言羅斯福將贏得第三屆連任，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對推翻他的國內議案 感到喜不自勝，經濟問題正迷失於政治的洗牌當中。
如今，看上去新政好像終於真正結束了。它已經打出了它的牌，手裡再也沒有新牌可打了―― 或者說，就算它手裡有牌，它也再也不能誘使國會讓它打出手裡的牌。國家明顯厭倦了經濟實驗；共和黨利用了這種厭倦，在1938年的選舉中大有斬獲。社會救 世軍們正在失去他們對立法繁榮的狂熱。如今，像羅斯福本人一樣，他們也興奮地為外國的事務而緊張兮兮，幾乎忘掉了國內前線那些尚未解決的麻煩問題；他們要 麼組成了反對專制獨裁、捍衛自由和寬容的委員會，要麼圍繞美國到底是應該置身於戰爭之外還是應該對英法施以援手的問題而重新站隊。然而，繁榮的秘訣依然沒 有被發現。
自從1929年金融恐慌爆發以來，胡佛政府用了3年半的時間，奮力卻徒勞地抗擊災難。羅斯福政府用了6年半的時間進行試驗和減 災，也僅僅是不讓災難靠得太近 ――卻讓美國的公共債務增長了將近200億美元。
但這就是我們所能說的一切麼？
在全國總賬 的收入欄中，確實有一些條目要記。
條目1、大蕭條沒有催生革命和獨裁，而這些將會從根本上扼殺美國人的公民自由。 條目2、本屆政府從未故意否認羅斯福在第二屆任期就職典禮上所聲明的原則：“我們決心要讓每一個公民成為他的國家操心和關注的對象，我們決不會把我們邊境之內的任何一個忠實守法的群體看作是多餘 的。”不管指控新政犯下了什麼樣的過失，至少它已經以人道的精神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你在1929年把目光投向國外，如果你想到有大量難民在尋找這樣 的立足之地：在那裡，他們不會“被認為是多餘的”，那麼，這一條目就顯得格外突出了。） 條目3、儘管大蕭條帶來了種種不幸和痛苦，儘管人們對新一輪經濟衰 退和戰爭的恐懼反覆出現，但大多數美國人尚沒有完全失去他們最基本的資產：對未來的希望。
把郊區的一片沼澤地改造成一座魔法之城並稱之為 “明天的世界”，這依然是他們的本能。在那個“明天的世界”里，他們最喜歡的、為了觀賞而排隊一小時的展覽，是通用汽車公司的“未來展”，那是一幅可能要 到1960年實現的圖景。他們依然喜歡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和以快樂農莊的觀念設計的能夠供水的玩具，能夠驅動的巨型機車，以及能夠帶來刺激的新的、更好的商業。他們依然喜歡抄着雙手面對農場邊緣的圍欄，並說：“遲早我要在那裡買它40英畝地，以更大的規模投入這件事情。” 他們依然節衣縮食，好讓他們的兒女接受“比我們更好的教育”，朦朦朧朧地覺得：在未來的歲月里，更好的教育將會很有價值。
這是一個經受了長期的嚴酷考驗卻依然不改初衷的民族。 
The Wizard of Oz (Victor Fleming, 1939)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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