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鄂爾多斯大秦直道 “開天 闢地大地法”
―――在紐約大學中國中心對學術同行的演講
現場口譯：廖世奇，翻譯家，紐約大 學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紐約百老匯 大街315號，紐約大學中國中心
2，“百代都行秦法政”
今天，像毛一樣，深埋在咸陽地下的那個叫嬴政的古人，實際上再也聽不見他身後綿延千年的咒罵或者讚美了，“生前風雲草中露，身後聲名陌上 花”，毛澤東曾經 不止一次引用莊子和魯迅，將死亡讚美為辯證法的勝利。在他看來，作為歷史人物的秦始皇，也只不過是殘暴的春秋戰國史自身所呼喚出的消滅這種殘暴的暴力本身 罷了。而這就是作為“歷史意志”體現者和立法者的秦始皇，是歷史的辯證法的體現，是毛澤東所倡導的對待歷史的批判和繼承的辯證態度。
1970年代，在寫於日曆邊上的一首含意深遠的詩中，毛感慨道：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法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首詩中所涉及的中國歷史典故分別是：唐人章碣“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句，柳宗元（子厚）的《封建論》，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
儘管這首詩翻譯為英文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我想，任何一位對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割據，給中國社會所造成的苦難 痛心疾首，從而就會認識到：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尾大不掉和定期崛起，其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真正的“封建主義”傳統，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擾 中國走向現代的瓶頸。而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我認為其實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澤東這首詩的用意所在，理解毛澤東對於秦始皇形象背後的歷史意志的理解和洞察。
而這裡（曼哈頓）談論這個問題的最好的例子，也許是曾經長期任教於紐約的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英文著作《16世紀中國的財政與稅收》，在這部傑作中， 黃教授描述了阻礙中國走向現代的根本瓶頸是國家信用的難產，例如：明帝國將田賦徵收委之以地方豪強，將鹽業專賣委之以商人集團，在長達300多年中竟然都 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稅率。在這個意義上，黃認為明帝國乃是個有着龐大的文官官僚集團，但卻完全沒有統治效率的“失敗國家”，有明一代，中國外強中乾――正 可謂“萬里長城今尤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在“My Life”這本在中美兩國都廣有讀者的著作中，貴國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記敘了他一家訪問秦始皇的咸陽的經歷，他把這次造訪描述為從歷史進入現實中國的“精神之旅”的開端。――NYU的同學們告訴我說，許多美國民眾正是 通過克林頓的那次訪問知道那個在中國被罵了幾千年的秦始皇的。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郡縣制反對封建制的偉大政治家，就是這個秦始皇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戰國的時代，統一了中國的行政、貨幣、稅收和財經，結束了封建制， 建立了郡縣制。無論“儒法鬥爭”這樣的說法是否太過簡單化，作為一種對漫長的中國歷史所內涵 的問題性的提示、或者“提法”(Problematic)，它表現了一種透視漫長的中國歷史的洞見，表現了將當前問題“歷史化”的理論能力。
如果不是將其完全庸俗化地運用，就應該承認：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統一和分裂、自由放任還是宏觀調控、放任特權利益階層還是積極打擊地方豪強，這一貫串中 國歷史的矛盾與鬥爭，完全是可以採用郡縣還是封建、儒家還是法家之間的矛盾框架來表述和解釋的。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真正的“封建傳統”勢力，當然是指各種分裂勢力、是指各種形式的地方割據、是指特權利益階層的定期壯大和崛起，而這也至少表 明：當代中國許多打着“反封建”、“反專制”旗幟的鬥士們，實際上對於究竟什麼真實的封建專制主義缺乏了解。
因此，如果今天還有人竟然說嚴格統一國家財政稅收就是“專制主義”的話，那麼，我想漢彌爾頓和亞伯拉罕 林肯都將成為專制分子，而貴國 ――美利堅合眾國，恐怕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專制主義國家了。
這就是為什麼，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在美國學術界，許多嚴肅的學者都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成立才是中國進入“現代”的真正標誌。因為它意味着：一種現代國民經濟的形成、現代國家邊界的確定、採用政黨政治為特徵 的現代政治運作模式，群眾的組織和聯合以及在爭取就業、養老、醫療等權利中誕生的“市民社會”的不斷壯大。――特別是形成統一的貨幣、統一的財政和統一的 稅收制度。[v]
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倡導以“民眾的大聯合”的方式把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形成民眾的廣泛意志，以結束中國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狀況，從此後他奔走呼號， 畢生為此奮鬥不已。從大革命到井岡山，從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到人民廣泛組織起來建設一窮二白的國家，以人民之聯合打擊特權利益階層，以人民的廣泛團 結反對各種分裂勢力，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精髓，而關於“十大關係”和協調平衡的思想，關於“矛盾論”的思想，也只有放到“民眾的大聯合”的視野中才能得 到真正的理解。
郡縣與封建、統一與分裂、自由放任與宏觀調控、鼓勵利益集團與打擊地方豪強，這種歷史辯證法不僅屬於歷史，不僅屬於秦始皇或者毛澤東，而且也屬於當 代的中國與世界。眾所周知，貴國當選總統Obama，今天也被他的對立面攻擊為“國家主義者”乃至“社會主義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國的語境裡，這其實也就 是指斥他是“當代美國的秦始皇”。
實際上，在美國這樣一個長期由金融資本主宰、放任華爾街長期騎在美國國家和社會頭上的體制中，一個政治家如果被指斥為 “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那他就等於站在了華爾街的對立面，從而聽任別人將自己視為專制主義政策的同情者而置於“自由”的對立面，這正如中國歷史上一直將 “秦政”置於“仁政”的對立面是一樣的。但是，這些攻擊者們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經濟危機之下國家干預政策成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長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 義政策。
這正如1950年代以降風靡世界的凱恩斯主義並非橫空出世，它恰恰是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危機本身所呼喚出來，並醫治其痼疾的藥方，當年，以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為標誌，隨着長達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隨着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對壟斷資本進行節制的大政府和強勢國家，一度成為全世界最時髦、最正確的 體制，起碼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根本沒有人懷疑和指斥這是什麼“國家專制主義”。
同樣，美國的媒體長期以來把中國打上了“專制主義國家”的標籤，從而造成了當代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一種曖昧的形象：――中國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敵人？中國究竟是美國的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在當今美國學術界，中國一方面被作為持續高速發展的經濟體而讚美，一方面又被當作國家干預市場的專制主義政 權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無論在當今的美國還是中國，卻幾乎沒有人指出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繫。
而我下面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恰恰正是由於中國政府對於市場的干預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場所必然導致的經濟危機，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華爾街騎在國家和社會頭上的不幸局面，從而才保證了中國 經濟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蹟。――如果說這就是國家專制主義，那麼我不得不指出：我們的專制主義不僅是秦始皇的遺產，而是與你們的羅斯福節制壟斷資本 的“新政”沒有什麼不同。即這種國家干預政策既是你們曾經實行過的，也是貴國今天準備重新撿起來治理經濟危機的武器。
或許，在這裡，我可以舉出中國最近的一次實例，來為陷入金融危機中的美國朋友們提供參考。
眾所周知，1992 年對於中國是個特殊年份，在這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間，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開始，突然間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熱潮，由於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健 全國家銀行的垂直領導系統，沒有嚴格的銀行監控系統，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門和開發銀行迅速捲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國人民銀行在地 方的分支機構與地方當局具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當年的銀行投資比上一年度一舉增加了45％。
如此巨額的投資規模必然引發通貨膨脹，――實際上，從1992年 下半年到1993年，中國經歷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年7月，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一以上，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迫使儲戶爭先恐後從 銀行取出存款，銀行貸款利率隨之攀升。但是，針對這種情況，為利益所驅使的地方當局和利益集團，甚至進而以直接扣除職工工資的方式強行集資、發債和強制儲 蓄，這就是所謂的地方集資、企業集資，――通貨膨脹和收入減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它從而進一步激發了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
在經歷了15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原有的中央計劃經濟，實際上早已經被各地方、各大中小企業的利益分割為無政府主義的拼盤，而持續的“放權讓利”、“三來 一補”等花樣繁多的臨時性稅收措施，則瓦解了統一的國家稅收體制，而代之以各地方、各大企業與國家間的“合同式”的臨時稅收體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 地方、銀行和企業再次被賦予超常的“自主權”，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因為這不僅僅意味着地方當局可以隨意借貸、隨意開發，不僅僅意味着地方政府 和利益集團利用被賦予的“自主權”，大規模地捲入集資、擅自擴大稅收，也不僅僅意味着各地方、各利益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地區、行業性的市場壁壘，彼此 爭執不休，所謂的“三角債”不過是冰山一角――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改革初期所採用的“承包製”被錯誤地應用到各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稅收、經濟和政治關係中 ――自1978年以來，中央財政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30％一路直線下滑到1993年的10.7％，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甚至認為：由於中央財政收 入與地方財政如此的顛倒和不成比例，長此以往，就將導致中國經濟的分裂和解體――這一判斷絕不是危言聳聽。
毫無疑問的是：1993年的中國處於一場嚴峻的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和國家財政危機的邊緣。而也就是在1993年，江澤民主席訪問了毛主席的誕生地韶 山，敏感的美國學術界注意到這個重要的事件，Will Hutton在“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這本著作中這樣描述說：“事實證明：在改革開放進行了15年之後，江澤民訪問韶山並鮮有地講到了毛的遺產和‘治國理政’經驗，與鄧小平的南巡 講話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vi]
從1993年開始，正是頂着國內外嚴峻的壓力，江澤民和他的率領的領導集體通過以下三個有力措施與中國的金融、財政和社會危機作戰：1，加大國家稅 收抑止經濟和投資過熱和過快增長，2，加強銀行監管，收回地方政府對於銀行分支的管理權。3，嚴厲打擊地方集資並禁止軍隊經商，通過誓言反對腐敗，調整地 方領導班子。
到1994年底，新實行的統一的國家增值稅代替了名目繁多、雜亂的地方附加稅，而到1995 年，中央財政連續15年下滑的局面被制止了，以自由放任 和市場競爭為名興起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被“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所壓制，混亂的稅收、中央財政的枯竭、多頭管理的銀行系統，――這一切終於在1995年 得到了逆轉。
事實證明：1993年到1994年期間的中共領導集體，以抑止地方大規模投資和集資、加強銀行監管、統一國家稅收的宏觀調控政策，極大地增加 了中國國家的能力和中央財政能力，它一方面是將處於危機中的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則形成了新的國家財政的增長方式、新的稅收體制、新的市場 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規則，從而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並為中國社會下一個階段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
正如Will Hutto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1994年大刀闊斧的宏觀調控政策，確實就是毛澤東的“治國理政”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成功運用，它也使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上面那首含意深奧的詩中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法政”的意義。顯而易見的是，1995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比199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更加法制化、更 加規範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為健康了。
實際上，如果沒有那個時期開始的國家財力的穩步增長、金融監管體制的確立，不但中國無法應對1997年嚴峻的亞 洲金融危機，不但會被那場危機所擊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不但將喪失殆盡，而且――今天中國所採取的扶貧、環保、解決三農問題等一系列發展戰略也均無 法良好實施。對此，Will Hutton認為，1993－1994年的宏觀調控非但不能被理解為“國家專制主義的回歸”，而恰恰相反，它是“在危機中拯救國家”（Saving The State），――在這一點上，Hutton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卻又是不夠的――因為1994年宏觀調控的成功，恰恰表明了政治和政府在社會的階段性危機 中所扮演的不僅僅是“救火隊”的作用，而是成功地變危機為契機，從而起到了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向新的、更高、更健康的階段邁進的“革命”的作用 [vii]。
而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點：因為毛認為社會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段性的，從而每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都有其固有的矛盾，也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着該歷史階段由產生、興盛走向危機和衰亡，這正如經濟的發展有其周期一樣。因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在事物發展的衰亡和危機階段去拯救危 機，而是在社會發生階段性“質變”的時刻，抓住主要矛盾，促使社會向新的、更高的階段去發展和邁進。――用毛的語言就是：所謂政府和政治的關鍵性作用，必 須表現為善於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事無巨細，一切都管，―――恰恰相反，根據著名的“量變質變規律”，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必須、實際 上也僅僅是出現在社會發生“質變”的那個關鍵時刻。
這也就是Richard Levy所透闢地指出的，在毛看來，一方面，當社會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邁進的“質變的時刻”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除了積蓄大量的“量變”，以等待社會 “質變”的條件之外，政府政策不應該盲目行動和干預，例如，毛在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強調：只有當農村財富的一半以上是由集體經濟創造的時候，才能實行由 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過渡，而在“質變”還沒有形成的時刻，貿然採用政治和政府的手段去強制社會向“下一個階段”進行轉變，這就是他所謂的“左傾”或“極 左”。
再例如，1972年他曾告誡尼克松總統說：中美兩國還應該互相罵一陣，“一下子就倒過來，雙方的老百姓反而不好接受”，這也是由於中美關係不可能一下子由長期的冰凍階段，一躍而進入熱月階段――因為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兩國關係發生“質變”的時機尚未成熟。
但是，另一方面――當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之後，當社會已經發生了新的質變之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就絕不能停留在僅僅是處理社會危機，保證社會重新恢復穩定和平衡那種水平，而是應該善於去分析、研究和把握新的歷史階段的矛盾，善於抓住新的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推動社會向新的歷史階段邁進， 而否則就是“右傾”。――1953年以來他對於中共黨內某些保守傾向的批評，他之所以主張革命勝利之後的中國不能再回到“新民主主義”，而應該向下一個不 同的階段邁進――其理由概出於此[viii]。
而這或許就是毛澤東思想所能為今天危機中的世界提供的啟示，關於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危機理論”，“量變質變規律”視野下的政府的作用：這種作用遠不 僅僅是保持社會穩定、在危機中提供社會保障和救助，從而簡單地使得社會從危機中重新走向平衡。而是在危機中推動經濟社會向新的階段邁進。例如，對今天的中 國來說就是面向內需和加強產業升級，使得經濟結構更為合理，而對今天的美國來說，就是結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長期顛倒，推動美國的經濟社會進入到一 個更為健康的歷史階段。
在毛看來，由於政治和政府作用只是在社會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它起到的應該是促使經濟社會向另一個歷史階段邁進的的“觸媒”的作用，這種作用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專制的，因為它是革命的。一個政府是否成功，端賴於它是否能將危機轉化為契機的能力，而這就是劃分世界上一切政 府的“左中右”的尺度，――包括未來的Obama政府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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