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大秦直道 “开天 辟地大地法”
―――在纽约大学中国中心对学术同行的演讲
现场口译：廖世奇，翻译家，纽约大 学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纽约百老汇 大街315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
2，“百代都行秦法政”
今天，像毛一样，深埋在咸阳地下的那个叫嬴政的古人，实际上再也听不见他身后绵延千年的咒骂或者赞美了，“生前风云草中露，身后声名陌上 花”，毛泽东曾经 不止一次引用庄子和鲁迅，将死亡赞美为辩证法的胜利。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也只不过是残暴的春秋战国史自身所呼唤出的消灭这种残暴的暴力本身 罢了。而这就是作为“历史意志”体现者和立法者的秦始皇，是历史的辩证法的体现，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对待历史的批判和继承的辩证态度。
1970年代，在写于日历边上的一首含意深远的诗中，毛感慨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法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中所涉及的中国历史典故分别是：唐人章碣“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句，柳宗元（子厚）的《封建论》，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尽管这首诗翻译为英文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想，任何一位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割据，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苦难 痛心疾首，从而就会认识到：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尾大不掉和定期崛起，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封建主义”传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扰 中国走向现代的瓶颈。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其实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泽东这首诗的用意所在，理解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形象背后的历史意志的理解和洞察。
而这里（曼哈顿）谈论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曾经长期任教于纽约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英文著作《16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在这部杰作中， 黄教授描述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瓶颈是国家信用的难产，例如：明帝国将田赋征收委之以地方豪强，将盐业专卖委之以商人集团，在长达300多年中竟然都 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税率。在这个意义上，黄认为明帝国乃是个有着庞大的文官官僚集团，但却完全没有统治效率的“失败国家”，有明一代，中国外强中干――正 可谓“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在“My Life”这本在中美两国都广有读者的著作中，贵国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记叙了他一家访问秦始皇的咸阳的经历，他把这次造访描述为从历史进入现实中国的“精神之旅”的开端。――NYU的同学们告诉我说，许多美国民众正是 通过克林顿的那次访问知道那个在中国被骂了几千年的秦始皇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郡县制反对封建制的伟大政治家，就是这个秦始皇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战国的时代，统一了中国的行政、货币、税收和财经，结束了封建制， 建立了郡县制。无论“儒法斗争”这样的说法是否太过简单化，作为一种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所内涵 的问题性的提示、或者“提法”(Problematic)，它表现了一种透视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洞见，表现了将当前问题“历史化”的理论能力。
如果不是将其完全庸俗化地运用，就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统一和分裂、自由放任还是宏观调控、放任特权利益阶层还是积极打击地方豪强，这一贯串中 国历史的矛盾与斗争，完全是可以采用郡县还是封建、儒家还是法家之间的矛盾框架来表述和解释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封建传统”势力，当然是指各种分裂势力、是指各种形式的地方割据、是指特权利益阶层的定期壮大和崛起，而这也至少表 明：当代中国许多打着“反封建”、“反专制”旗帜的斗士们，实际上对于究竟什么真实的封建专制主义缺乏了解。
因此，如果今天还有人竟然说严格统一国家财政税收就是“专制主义”的话，那么，我想汉弥尔顿和亚伯拉罕 林肯都将成为专制分子，而贵国 ――美利坚合众国，恐怕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主义国家了。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在美国学术界，许多严肃的学者都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才是中国进入“现代”的真正标志。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现代国民经济的形成、现代国家边界的确定、采用政党政治为特征 的现代政治运作模式，群众的组织和联合以及在争取就业、养老、医疗等权利中诞生的“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形成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财政和统一的 税收制度。[v]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倡导以“民众的大联合”的方式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民众的广泛意志，以结束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况，从此后他奔走呼号， 毕生为此奋斗不已。从大革命到井冈山，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到人民广泛组织起来建设一穷二白的国家，以人民之联合打击特权利益阶层，以人民的广泛团 结反对各种分裂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精髓，而关于“十大关系”和协调平衡的思想，关于“矛盾论”的思想，也只有放到“民众的大联合”的视野中才能得 到真正的理解。
郡县与封建、统一与分裂、自由放任与宏观调控、鼓励利益集团与打击地方豪强，这种历史辩证法不仅属于历史，不仅属于秦始皇或者毛泽东，而且也属于当 代的中国与世界。众所周知，贵国当选总统Obama，今天也被他的对立面攻击为“国家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这其实也就 是指斥他是“当代美国的秦始皇”。
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长期由金融资本主宰、放任华尔街长期骑在美国国家和社会头上的体制中，一个政治家如果被指斥为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他就等于站在了华尔街的对立面，从而听任别人将自己视为专制主义政策的同情者而置于“自由”的对立面，这正如中国历史上一直将 “秦政”置于“仁政”的对立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攻击者们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下国家干预政策成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长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 义政策。
这正如1950年代以降风靡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恰恰是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危机本身所呼唤出来，并医治其痼疾的药方，当年，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随着长达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对垄断资本进行节制的大政府和强势国家，一度成为全世界最时髦、最正确的 体制，起码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根本没有人怀疑和指斥这是什么“国家专制主义”。
同样，美国的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打上了“专制主义国家”的标签，从而造成了当代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一种暧昧的形象：――中国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在当今美国学术界，中国一方面被作为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赞美，一方面又被当作国家干预市场的专制主义政 权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无论在当今的美国还是中国，却几乎没有人指出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而我下面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恰恰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华尔街骑在国家和社会头上的不幸局面，从而才保证了中国 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如果说这就是国家专制主义，那么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的专制主义不仅是秦始皇的遗产，而是与你们的罗斯福节制垄断资本 的“新政”没有什么不同。即这种国家干预政策既是你们曾经实行过的，也是贵国今天准备重新捡起来治理经济危机的武器。
或许，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中国最近的一次实例，来为陷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朋友们提供参考。
众所周知，1992 年对于中国是个特殊年份，在这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开始，突然间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健 全国家银行的垂直领导系统，没有严格的银行监控系统，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门和开发银行迅速卷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国人民银行在地 方的分支机构与地方当局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年的银行投资比上一年度一举增加了45％。
如此巨额的投资规模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从1992年 下半年到1993年，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以上，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迫使储户争先恐后从 银行取出存款，银行贷款利率随之攀升。但是，针对这种情况，为利益所驱使的地方当局和利益集团，甚至进而以直接扣除职工工资的方式强行集资、发债和强制储 蓄，这就是所谓的地方集资、企业集资，――通货膨胀和收入减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它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在经历了15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早已经被各地方、各大中小企业的利益分割为无政府主义的拼盘，而持续的“放权让利”、“三来 一补”等花样繁多的临时性税收措施，则瓦解了统一的国家税收体制，而代之以各地方、各大企业与国家间的“合同式”的临时税收体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 地方、银行和企业再次被赋予超常的“自主权”，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借贷、随意开发，不仅仅意味着地方政府 和利益集团利用被赋予的“自主权”，大规模地卷入集资、擅自扩大税收，也不仅仅意味着各地方、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地区、行业性的市场壁垒，彼此 争执不休，所谓的“三角债”不过是冰山一角――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改革初期所采用的“承包制”被错误地应用到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经济和政治关系中 ――自1978年以来，中央财政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30％一路直线下滑到1993年的10.7％，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甚至认为：由于中央财政收 入与地方财政如此的颠倒和不成比例，长此以往，就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分裂和解体――这一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
毫无疑问的是：1993年的中国处于一场严峻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的边缘。而也就是在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毛主席的诞生地韶 山，敏感的美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重要的事件，Will Hutton在“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这本著作中这样描述说：“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了15年之后，江泽民访问韶山并鲜有地讲到了毛的遗产和‘治国理政’经验，与邓小平的南巡 讲话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vi]
从1993年开始，正是顶着国内外严峻的压力，江泽民和他的率领的领导集体通过以下三个有力措施与中国的金融、财政和社会危机作战：1，加大国家税 收抑止经济和投资过热和过快增长，2，加强银行监管，收回地方政府对于银行分支的管理权。3，严厉打击地方集资并禁止军队经商，通过誓言反对腐败，调整地 方领导班子。
到1994年底，新实行的统一的国家增值税代替了名目繁多、杂乱的地方附加税，而到1995 年，中央财政连续15年下滑的局面被制止了，以自由放任 和市场竞争为名兴起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被“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所压制，混乱的税收、中央财政的枯竭、多头管理的银行系统，――这一切终于在1995年 得到了逆转。
事实证明：1993年到1994年期间的中共领导集体，以抑止地方大规模投资和集资、加强银行监管、统一国家税收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增加 了中国国家的能力和中央财政能力，它一方面是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新的国家财政的增长方式、新的税收体制、新的市场 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规则，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中国社会下一个阶段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正如Will Hutto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1994年大刀阔斧的宏观调控政策，确实就是毛泽东的“治国理政”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它也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上面那首含意深奥的诗中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法政”的意义。显而易见的是，19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比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更加法制化、更 加规范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健康了。
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个时期开始的国家财力的稳步增长、金融监管体制的确立，不但中国无法应对1997年严峻的亚 洲金融危机，不但会被那场危机所击溃，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但将丧失殆尽，而且――今天中国所采取的扶贫、环保、解决三农问题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也均无 法良好实施。对此，Will Hutton认为，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非但不能被理解为“国家专制主义的回归”，而恰恰相反，它是“在危机中拯救国家”（Saving The State），――在这一点上，Hutton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却又是不够的――因为1994年宏观调控的成功，恰恰表明了政治和政府在社会的阶段性危机 中所扮演的不仅仅是“救火队”的作用，而是成功地变危机为契机，从而起到了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新的、更高、更健康的阶段迈进的“革命”的作用 [vii]。
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因为毛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阶段性的，从而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都有其固有的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该历史阶段由产生、兴盛走向危机和衰亡，这正如经济的发展有其周期一样。因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事物发展的衰亡和危机阶段去拯救危 机，而是在社会发生阶段性“质变”的时刻，抓住主要矛盾，促使社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去发展和迈进。――用毛的语言就是：所谓政府和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必 须表现为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事无巨细，一切都管，―――恰恰相反，根据著名的“量变质变规律”，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必须、实际 上也仅仅是出现在社会发生“质变”的那个关键时刻。
这也就是Richard Levy所透辟地指出的，在毛看来，一方面，当社会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迈进的“质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的时候，除了积蓄大量的“量变”，以等待社会 “质变”的条件之外，政府政策不应该盲目行动和干预，例如，毛在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强调：只有当农村财富的一半以上是由集体经济创造的时候，才能实行由 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过渡，而在“质变”还没有形成的时刻，贸然采用政治和政府的手段去强制社会向“下一个阶段”进行转变，这就是他所谓的“左倾”或“极 左”。
再例如，1972年他曾告诫尼克松总统说：中美两国还应该互相骂一阵，“一下子就倒过来，双方的老百姓反而不好接受”，这也是由于中美关系不可能一下子由长期的冰冻阶段，一跃而进入热月阶段――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时机尚未成熟。
但是，另一方面――当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当社会已经发生了新的质变之后，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就绝不能停留在仅仅是处理社会危机，保证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和平衡那种水平，而是应该善于去分析、研究和把握新的历史阶段的矛盾，善于抓住新的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 而否则就是“右倾”。――1953年以来他对于中共党内某些保守倾向的批评，他之所以主张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新民主主义”，而应该向下一个不 同的阶段迈进――其理由概出于此[viii]。
而这或许就是毛泽东思想所能为今天危机中的世界提供的启示，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危机理论”，“量变质变规律”视野下的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远不 仅仅是保持社会稳定、在危机中提供社会保障和救助，从而简单地使得社会从危机中重新走向平衡。而是在危机中推动经济社会向新的阶段迈进。例如，对今天的中 国来说就是面向内需和加强产业升级，使得经济结构更为合理，而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就是结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长期颠倒，推动美国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一 个更为健康的历史阶段。
在毛看来，由于政治和政府作用只是在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它起到的应该是促使经济社会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迈进的的“触媒”的作用，这种作用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专制的，因为它是革命的。一个政府是否成功，端赖于它是否能将危机转化为契机的能力，而这就是划分世界上一切政 府的“左中右”的尺度，――包括未来的Obama政府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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