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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前益 --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2012-12-01 12:36:56


	前益 2012-11-27 17:36:5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所谓的“深层次矛盾”。要缓和这些矛盾，稳定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唯一的办法是资产阶级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向无产阶级出让自己的局部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为此，资产阶级必须要与无产阶级妥协。所谓，妥协，不是开诸如“政治体制改革 ”一类的空头支票，而是资产阶级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真金白银，向无产阶级做出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致命的让步。　　在经过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已经近乎枯竭，危机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一旦经济危机爆发，本已极端尖锐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将一发不可收拾，资产阶级统治将全面瓦解。　　只要是搞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而凡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在比较大的危机发生以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调整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顽固地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改良，从而使阶级矛盾全面激化，并不得不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统治阶级如果什么都不想失去，最终必然失去一切。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 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特别严重。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依靠高投资、高出口，这个矛盾被暂时掩盖起来了。现在，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对外出口掩盖或者难以掩盖很久了。靠房地产泡沫支撑经济也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不提高“内需”、增加“居民收入”，经济危机将势所难免。　　问题是，怎样才能缓解当前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使中国资本主义避免发生比较大的危机呢？既然问题在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也不复杂。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拥有十分巨大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由资产阶级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让出来，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或社会福利开支，既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又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所保留的剩余价值仍然足以保证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　　就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来说，按国内生产总值50万亿元计算，目前劳动者收入约20 万亿元，资本家财产收入和企业利润约15万亿元，政府初级分配收入（即政府间接税收入）约7.5万亿元，另外固定资产折旧约7.5万亿元。　　要解决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劳动者收入至少需要从目前的约20万亿元增加到27.5万亿元（即由约占GDP的40%增加到约占55%；笔者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估算结果负责，在此不详述有关推导、论证过程）。问题是，要给全国劳动者增加总收入7.5万亿元（大约相当于给城乡每个劳动者每年增收一万元），这笔钱由谁来出呢？　　按照资本家和右派学者的如意算盘，这笔钱应当完全由政府来出。如果人们听信右派经济学家、南方报系的鼓噪，这些年来，又是“国进民退”，又是所谓“垄断利润” ，还有“卖地敛财”，政府财政必然极其宽裕、富得流油。资本家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全是政府和国企压榨造成的。实际情况呢？　　中国各级政府的间接税、直接税和各种财政收费相加，不过约10万亿元。即使加上国企利润，也不过约11万亿元。而政府开支中，仅各级官员、公务员工资即约5万亿元，其他各种日常公务开支约2.5万亿元，政府拥有的各种建筑和设备的折旧、日常维修以及军备开支又有约2.5万亿元。这10万亿元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必须要花，绝对不能省的。这还不算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所必须进行的调节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必要的开支，还不算国企为了维持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进行的投资。除非是要资产阶级政府破产，否则现在政府部门哪里有力量将“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到为“启动内需”所必要的水平？　　要解决所谓内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要拿出真金白银。自己先富了，别忘了实现“共同富裕”。如上所述，中国资产阶级经常性收入高达15万亿元。即使让出7.5万亿元，剩下的钱仍然足够资产阶级花天酒地。　　然而，由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总的特点，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上述的理论上的改良可能性在现实中却转化为不可能性，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可能最终只能以全面激化的方式来解决。　　就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特点来说，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上升时代、成熟时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受挫、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各种反动潮流回光返照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已经进入了总危机、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说即将崩溃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受挫、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不处于帝国主义和核心的地位，也不处于最外围的地位，而是属于半外围。　　由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财富大体上一分为三。大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另外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侵吞国有资产积累起来的。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才属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　　跨国公司的财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是绝对不敢触动的。至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掌握的财富，他们虽然财大气粗，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做无偿牺牲。至于所谓中央，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强制大官僚资本家服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这样，资产阶级所拥有的15万亿元的年收入里，只剩下一般私人资本家所掌握的约 5万亿元可以触动。然而，即使是所有私人资本家倾家荡产，也拿不出社会改良所需要的7.5万亿元。不要说7.5万亿元，就是只要私人资本家拿出1万亿元，也足以让大批资本家破产并动摇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中国资本主义在未来所面临的危机将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是多种致命痼疾并发，从而必然致中国资产阶级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化，而无产阶级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如果资产阶级不得不对无产阶级让步，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必然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导致积累危机。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长期高度依赖投资，必然导致“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并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停滞的大环境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　　除了这些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根本限制以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面临着若干由资源、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这种让步必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必须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如多党制民主、独立工会等），而且是经济方面的。资产阶级不交出真金白银，则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可能激化原有的一切矛盾。这种让步，不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必须的，而且更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条件所必须的。　　但是，现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社会改良，更是不愿意交出任何的真金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而且危机一旦爆发，则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很难恢复。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比较弱小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很长时间里发展缓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有了比较迅速的增长。但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仍然不够壮大，在全部劳动者队伍中占少数；同时在政治上仍然比较年轻，缺乏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相当软弱无能的。但是，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若干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而他们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演变而来的。党内走资派在历史上长期参加政治斗争，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一般政治斗争经验；解放后，党内走资派又经常阴谋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政治经验。　　我们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党内走资派策动政变，恶紫夺朱，窃取政权。但是，走资派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颠覆，资产阶级严格来说还没有形成（还只能说是存在着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或者说修正主义集团），资本主义复辟还在萌芽之中。　　当时，城市无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领导权，但是仍然享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仍然十分强大。如果刚刚上台的修正主义集团冒然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的强攻，马上就要全面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未必有胜算的。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集团采取了一条事后证明对资产阶级完全“正确”、完全有利的反革命复辟的路线方针。那就是，暂时避开无产阶级比较强大的工业部门，集中突破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比较强大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比较薄弱的农业部门。对城市工人阶级通过奖金、物质刺激等小恩小惠进行暂时的拉拢和欺骗，以巩固修正主义在城市的统治基础，而首先摧毁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人民公社；一旦农业实现了私有化，农村形成了大批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中外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中国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除了党内走资派和正在形成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以及社会上的新兴资本家阶级以外，还得到绝大多数所谓知识分子的支持。　　所谓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医生等所谓自由职业者。这个社会集团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知识分子，在形式上也是雇佣劳动者，但是实际上一般拥有显著超过一般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原来通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集团就演变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其政治立场常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要想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如何争取和团结小资产阶级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就中国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在历史上大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除了很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以外，其余的多数出身于干部家庭，其中不少是属于走资派子女。解放后，前十七年，知识分子家庭相对于工农家庭，在物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是拥有特权的。国家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实行了列宁所说的对资产阶级专家缴租纳贡的赎买政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的特权受到相当程度冲击，但是实际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毛主席逝世以后，相当一部分所谓知识分子，出于个人恩怨和私利，极端仇视毛主席、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发展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这部分人，就成为修正主义集团可以拉拢和利用的天然社会基础。　　1980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比重大约为30%；现在，已经增加到约60%。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目前大约为四亿五千万（按非农就业人口90%计算），其中城市无产阶级大约为两亿，来自农村的俗称“农民工”的新兴无产阶级大约为两亿五千万。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了大多数。　　按照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组织成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历史上，经过无产阶级的长期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做出过一定的让步，在政治上实行自由和民主，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从近年来与中国情况相类似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韩国、巴西、波兰、埃及等国的情况来看，当这些国家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超过70 %以后，都发生了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在韩国、巴西，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前途，是不是也是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进而争取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逐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近年来，沿海和内地省份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展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有组织的经济斗争。经过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发展，随着绝大多数工人在城市定居下来，再经过反复斗争的锻炼，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能力势必大幅度增长，并进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必然要仿照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提出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政治民主以及保障工人阶级的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所有这些，在未来一、二十年，都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低政治要求。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低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吗？　　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颠覆了社会主义、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既不属于最上层的、核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属于最下层的、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外围国家，而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外围国家。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为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充当制造业生产基地，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数量广大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对广大中国工人阶级实行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然高度依赖帝国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其它半外围、外围国家所提供的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上所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阶级斗争的一定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曾经对无产阶级做出过一定的让步，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福利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有限让步或者说阶级妥协的前提，是这种让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能满足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最低政治要求。如果无产阶级最低的政治要求超出了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所能容许的最大界限，那么，让步和妥协就不会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只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解决。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一度出现社会改良和阶级妥协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列宁曾经论述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攫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又用这些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培养一些工人贵族。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度流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随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发展，这种物质基础已经被严重破坏。目前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导致这些国家阶级矛盾的严重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形成的所谓“社会契约”、“中产阶级社会”等神话已经全面破产。　　与历史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依赖对亿万廉价劳动力剥削的出口制造业。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业链中，中国的制造业资本家只获得相对较少的利润（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要让渡给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中国的资本主义因而没有“条件”大批地收买工人贵族，实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民主、社会福利等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特别残酷，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极度贪婪和政治上的短视。　　另外，与巴西、俄罗斯、中东产油国等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也不具备利用某些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一个时期的高价格来暂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条件。　　同时，与一般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由于充当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因而存在着一个数量广大、未来将十分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最低政治要求必将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狭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范围。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很可能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薄弱环节，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未来的大搏斗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革命决战的战场。　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会简单地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是与修正主义集团复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施行的政策（新自由主义）以及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剥削压榨工人农民紧密相关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历史形成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一部分来源于修正主义政策培养的新兴资本家。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所以它对外极具投降买办性，对内推行大官僚资本集团专制；而新兴资本家阶级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软弱性的传统，而且形成于修正主义卵翼之下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特征的短期暴富，所以精神上自满，政治上幼稚胆怯。它不但惧怕和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专制集团，同时惧怕任何形式的革命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中国大举输入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与跨国资本合流把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公共财富进行了最直接最野蛮的剥夺。如果说这是一次阶级报复，一次反攻倒算也是毫不夸张的。摧毁公有制经济导致老工人丧失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保障，迫使他们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中止了农村集体化进程排挤出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充当了国际国内资本增殖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化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工人的自相竞争加剧，众多的老工人或者接受工资福利的消减，或者被排挤出了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新工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然而经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毁灭掉一部分生产力，这其中就包含一部分资本家不再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了，其他的人为了保持住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这就使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同其他商品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交易成功或者卖个好价钱才能生存。但是，工人毕竟是人，它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就是他能形成阶级联合并与资本相对立，否则，他将会任由资本来宰割。最能体现无产者反抗力量的是工人作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思想精神力量。犹如衡量一个人的机能和健康状况往往从他的肌体协调性和大脑思维逻辑性两方面进行考查一样。那么，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特殊组织成分做出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特性需要从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考察。它的独特性是基于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从而中断了“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传统形式。归根结底，它与中国近六十年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交替具有直接相关性。　　有鉴于此，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按照他们的形成历史和条件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这两类来说明这一问题。　　老工人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个体的概念，他们是指这样一类工人：都具有在公有制经济单位中体验一定阶段工人角色的经历，并能够把个人与单位集体看作为一个共生的统一体；观念上把自己所属单位的生产资料看作为集体创造公共所有而非官僚或经理私有，一旦管理者对单位用工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或所有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被剥夺被雇用处境。　　新工人同样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随着中国城乡资本增殖扩张、境外资本输入所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雇用工人。这类工人的基本共识是：企业是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企业，自己是仅靠工资为生的、别无其他出路的劳动者。关于中国工人，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归纳起来表述如下：中国的大多数老工人已经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失去了组织起来的条件，就职于企业之中的此类工人由于官方工会的控制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完全趋于保守；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附加上去的，随着原来公有制体系的崩溃，他们便成为了散兵游勇，阶级意识随之消散；如果他们有斗争，也只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他们怀念历史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他们没有未来。新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他们居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说明他们正在经历着“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进程中，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汲取国内外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成长，其斗争成长的轨迹完全符合马列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论述。　　我们不但要用辩证统一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避免将资产阶级的成分进行简单地切割和对立，同样必须运用这一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老工人，也可以称作为城市传统工人，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和30 年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包含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交替，但对老工人而言时间上是连续的，无论就某个个体来说他处于时间序列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把其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进行量化并作为纵坐标，时间作为横坐标，那么，有人也许会得出两者在六十年里的变化轨迹均表现为一个正态分布的结论。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工人的组织化程度由于容易受外力干预，比如国家政权的扶持或打击，它的确更接近于一个正态分布；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是由无数个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统一形成的集合体，同时，两个阶级的对立越激烈越显著，就越会加强各自的阶级意识，对资产阶级是这样，对无产阶级也是这样。例如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评价，老工人与修正主义集团得出的结论则是完全对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的新工人，通常被认为形成历史短暂，只有不到30年。有两个方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一是这一群体本身的形成历史时段，二是从它被隔断与老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联系。前者容易理解，它形成于3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做些分析。这里讲的新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后代（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别按出身包含在各自部分），显然农民占其中的最大多数。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他成为工人，即便是接受了大中专教育之后成为工人的视角，他们眼中的老工人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很少能够把自己与老工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即便是在某些存在新老工人工作岗位混合的场合，这些有“特权”的老工人也是新工人表示不公平的对象。就是对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自己有土地保障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这些“计划经济的弃儿”、“吃大锅饭的懒汉”仍然获得政府的经济补贴深表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之，不了解及认同度低是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对老工人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老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来自农村的农民，是这类新工人的先辈，但这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的材料。　　在这里，新老工人的历史是断裂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统治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新老工人之间隔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种结果加罪于农民及新工人。众所周知，疏于同老工人发生联系的新工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宣传，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这种对老工人乃至与老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的认识就不奇怪了。当资产阶级学者以专家教授的名义向他们大量灌输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对立、导致城市传统工人优越于农民的时候，新工人能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抵挡得了这些精英们的说教呢？没有，他们刚刚形成的一点劳工阶级的意识和经验会被这种“权威解释”击得粉碎。这种无非是要分裂新老工人阶级队伍，堵塞新工人产生丝毫社会主义要求的伎俩，要被这类新工人彻底看穿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那么，那些是为老工人的后代的新工人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呢？首先，他们是在耳闻目睹自己的长辈被推入深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简单接受主流宣传加在老工人身上的种种诬陷，但同时，长辈的悲惨命运也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摆脱本阶级队伍的愿望，然而，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从逻辑上讲这种新工人正是联系新老工人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历史的一个纽带。首先，他们清楚地看到，老工人是个由企业的主人自上而下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是个由下而上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最后两者共同汇集到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其次，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模糊认识，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摧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的特征看作为联系新老工人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是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鉴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阶级内部的这种均衡就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近些年来广泛展开，老工人因为仇恨和绝望所产生的清算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那么其后代的政治意识就会向着自己长辈的水平看齐，并将这种力量传导给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使其阶级意识迅速迈过“工联主义”实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力量长期保持优势于工人阶级，那么，兼具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这类新工人被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工人的工联主义倾向所拖累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总是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尤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取得成功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其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从世界体系来看，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把全球联系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结构分明的整体，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不断加剧。包括国际资产阶级在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衰落，那么，列宁关于链条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断裂的观点能否再次成为现实，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帝国主义脆弱地带的“金砖四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而且在帝国市场依赖、无产阶级的数量质量以及能源资源环境问题三个方面较其他三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亚洲来看，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十多年来经济低迷，它在能源和资源上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可以预计，这次持续的全球危机必将重创日本经济，进一步消弱日本资产阶级力量。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一个资产阶级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和军事力量（所谓井架加导弹）维持统治的国家，危机不仅对它的能源出口国地位产生微妙的影响，同时使其安抚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大打折扣。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亚洲一个人口大国，全球危机致使国内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它的持续蔓延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世人所瞩目。　　可以说，全球“金砖四国”中有二个半在亚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二。中国除了具有“金砖四国”的上述一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突出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严重缺乏基本保障的数量达三亿之众的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腐败与堕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为世人所共知。不仅如此，他们的贪得无厌和短视、他们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致使中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与贫富两级分化均超出了临界状态，这无异是掘好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完全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调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和许多种原材料的最大消费者。按照现在的趋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简言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态矛盾的中心。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并且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产业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基本规律正在中国发生作用。2009年7月，吉林省国有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愤怒的工人将代表资本家执行私有化的总经理打死。这次斗争，迫使当地政府放弃了私有化计划，并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它地方的反私有化斗争。2010年夏，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沿海各省，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退却与沉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重新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工人阶级斗争高潮的新时代。　　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之中，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无产阶级——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即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将要成长壮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人在工作中与生活中都更加集中了。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以及工人的进一步集中，工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直接利益开始与资本家展开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因素。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进步便利了工人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国际间组织起来。在工人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将通过政党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阶级。马克思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了来自西方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严重挑战。1914年至194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被迫进行重大的自我调整。大政府、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代替了小政府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亚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　　通过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出有限的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阶级冲突得到缓和，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得以保全。全球资本积累复苏的条件具备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出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末期，新的世界矛盾产生了，出现了新的世界工人阶级斗争高涨的局面。革命浪潮席卷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差不多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都遭到了利润率急剧下降的打击。在整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安。到了1979年，美元几乎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决定对世界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新自由主义就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攻。表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企图恢复早已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为了重新调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利润率并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极大的扩充全球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队伍。通过将工业生产从西方“核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办法，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直接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不仅如此，通过以产业转移相威胁，跨国公司还可以迫使西方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并且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并减少对资本家的征税。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认为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全球可供资本主义剥削的实际有效劳动力队伍增加了一倍。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工人达到两亿人，几乎相当于全部西方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两倍。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未必成功。　　但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暂时得逞，也为它的自我灭亡准备了条件。就近期来说，全球工业的大部分转移到半外围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全球工业生产过剩。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扩张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贫困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全球失衡”，半外围国家的生产过剩不得不通过向西方核心国家大量出口的办法来加以消化。而美国，则成为半外围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自己，则靠借债消费维持需求扩张。这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并终于导致了200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就中期和长期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造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这种新形势，将最终导致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　　首先，随着中国、印度和其它所谓“新兴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全球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破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在未来几十年，世界所面临的前途，不是人类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在社会与生态方面都完全可持续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在全球生态灾难中与资本主义同归于尽。这一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21世纪压倒一切的世界历史性要求。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同时也为它自己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新的掘墓人，那就是在广大的半外围地区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且学会组织起来，假以时日，中国工人阶级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并且要求实现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利。　　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无法逾越的生态极限。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既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各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利润生产的要求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要求，两个方面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切客观的历史条件都表明，只有以革命手段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从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全球力量对比极大地有利于全球无产阶级，并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能够承担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无愧于世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称号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各方面的客观历史条件，但是同样取决于工人阶级能不能、敢不敢发扬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必要的主观历史条件。前益 2012-11-27 17:42:31 　　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在充分发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基础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GCD在经过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后夺取政权。大多数的党员来自于工农并且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这些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　　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基本性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阶级关系相较于一般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群众，要有利地多。　　在五十年代，所有的工农业基本生产资料都完成了国有化和集体化。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形式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更加主要的，是要改变实际的生产关系，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际上领导经济和政治。在城市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拥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铁饭碗”的保护。所谓“铁饭碗”，包括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廉价教育、廉价住房、退休养老保障等广泛内容。“铁放碗”使工人能够在工作场所敢于抵制干部和管理人员滥用权力。“铁饭碗”使工人在事实上对于劳动过程有了相当的控制权，并限制了官僚主义特权的发展。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改造。很多工业企业实行了“鞍钢宪法”，要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在农村，在最初阶段受到一些挫折以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六十年代得到巩固。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农业产量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得到了大发展。到七十年代末，百分之九十的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由47 岁提高到了66岁（增加了19岁）。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 52岁提高到了63岁（增加了9岁）。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2岁提高到了51 岁（增加了9岁）。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8岁增加到了61岁（增加了13 岁）。 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韩国一样（66岁），超过巴西（62岁）和土耳其（60岁），比印度（55岁）整整多了11岁。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经济剩余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使新生的官僚特权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有了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集团一旦得势，必然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特权和政治权力，并且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及其战友决心通过直接号召与发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学生，来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由于政治上缺乏经验、思想上缺乏准备，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没有能够承担起直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再加上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还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尚未完全暴露，使工农群众无法明确斗争对象与团结对象，不能够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在毛主席逝世以后，走资派策动了政变,毛泽东的战友遭到监禁与迫害，GCD内的革命派完全被清洗掉了,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开始了。　　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农业生产完全私有化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成为被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到九十年代初期，私有制企业（包括当时事实上已经私有化了的所谓“乡镇企业” ）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九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所有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被贱卖甚至于直接赠送给资本家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原国有企业经理、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公司。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盗窃掠夺全民和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与此同时，几千万国有和集体职工被迫下岗，沦为城市贫民。　　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仍然比较弱小。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一旦失去了一个成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自觉地组织成一个阶级去战斗。在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也就丧失了抵抗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力地配合了世界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通过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全球工厂”。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扩张，并在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巩固的条件。　　中国的快速资本积累主要是依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数据，2005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40美元，而巴西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10美元，墨西哥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40美元，波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590 美元，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00美元，美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900美元。中国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5%。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劳动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50% 降到37% 。这一数据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工资和薪金收入，包括资本家经理的高额薪金。所以，这一数据实际上低估了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程度。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5 倍。但是人们基于日常观察普遍怀疑官方价格指数的可靠性。有一项研究根据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价格纪录发现，1978年至2005年，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倍，衣服价格平均上涨了10-50倍，医药和教育服务的价格的平均上涨了50-100倍，房租和水电的价格上涨了至少50倍。按照这项研究，1978年至2005年，消费者价格平均上涨了15-50倍而不是5倍。 2005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月工资约为1000元。1978年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50元。考虑到住房、医药和教育成本，2005年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不如1978年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　　尽管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增长了19倍，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陷于停滞甚至下降。“农民工”承担了中国制造业工作的70%和建筑业工作的80%。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约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中国的出口制造业正是依靠剥削农民工发展起来的。2003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有的工人日劳动时间甚至达到16 小时。超过70%的工人节假日从来不休息。另外的研究表明资本家经常对工人侮辱和体罚。管理人员经常找借口克扣工人工资，工人被克扣的工资平均达到“正常工资”的15%。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约两亿中国工人在危险有害的环境中工作。每年约有70万中国工人因工受重伤，因工而死的工人每年达到10 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起初，只是个别工人起来反抗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工人仍然处于分散的、不团结的状态，偶尔的团结也往往被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大量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工人的力量增长了，并且工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做斗争。很多地方的斗争逐步地联合为全国范围的斗争。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发展规律正在中国发生着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化的、阶级觉悟逐步增长的工人队伍正在形成。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根据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一亿工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1980年以后出生。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来到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加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要求比较高，期待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不大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准备着有利的客观条件。在经过多年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终于开始萎缩了。 2007年和2008年，也就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扩张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一开始加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沿海各省又出现了。广东省声称缺少工人两百万人。为了吸引工人，很多城市被迫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5月，本田公司设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约2000名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瘫痪。随后本田和丰田公司其它若干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在整个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主流学者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罢工频繁发生、廉价劳动力体制终结的时代，并会威胁“社会稳定”。　　在今后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很可能继续增长。在经过了持续几十年的稳步增长以后，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预计将在 2012年达到9.7亿人的顶峰，此后将逐步下降，至2020年将下降到9.4亿人。其中，作为制造业廉价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的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在2009年达到1亿人的顶峰以后，预计至2020年将急剧下降到5000万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1亿人急剧增加到2030年的2.3亿人。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依赖比预计将由现在的1:9上升到未来的1:3。　　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快速减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广泛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造成有利于工人斗争的局面，并且为工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和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如果政府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以应付老龄化开支，将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并威胁资本积累。如果政府无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不要走西方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如韩国巴西工人运动的老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放弃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在名义上的政策就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也就是努力标榜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则幻想通过所谓“政治改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以达到迷惑工人阶级、并将工人斗争引向歧途的目的。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当跟在外国工人贵族的屁股后面，走外国工人一再走却走不通的老路，更不能受嗟来之食。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有勇气、有胆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世界历史的新路，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走与剥削人压迫人的现存社会秩序完全决裂的路！抛掉红豆汤，夺回长子继承权！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是要红豆汤，还是要长子继承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主观历史条件。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取决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见识、有本钱能够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必要的但是有限的让步以后，照样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就主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则在于中国工人阶级能否超越自身眼前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认识到只有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并将这一远见付诸实现。前益 2012-11-27 17:44:13 　　毛主席留给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曾经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铁饭碗 ”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工人敢于与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做斗争，不仅在企业里参加管理，而且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大事。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利与尊严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是现在一般的中国工人，所不能想像的。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和领导。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私有化，数以千万计的国有工人下岗，挣扎在贫困之中。从此以后，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反抗私有化和捍卫自身基本生存权利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老工人”），也包括目前仍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工人。通过这种斗争，国有部门的工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不仅是一般的阶级意识，而且是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意识 – 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这一意义来说，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集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特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点和优点，因而是毛主席留给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据一位工人活动家讲，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比较完整的阶级意识”。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体会了当家作主并且认识到了自己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又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又深刻体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把人变成鬼。由于有了这种历史经验，国有部门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很多工人领袖都认识到，工人目前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不是由个别资本家造成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暂时得逞。正是因为失去了列宁所说的“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阶级才更加懂得珍惜“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如果丢掉了“长子继承权”，“红豆汤”也是保不住的。　　一位下岗工人领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阶级兄弟姐妹，所以就不会有大规模下岗。但是，私有化以后，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再是主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会大规模下岗。”这位工人领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斗争不应该限于个别问题、个别要求，只有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现在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很多是下岗的老工人的后代，或者有与老工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或者与老工人生活在同样的工人阶级家属区。所以，国有企业的在岗工人经常受到老工人的现实斗争与历史经验的影响。 2009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就是新老工人团结共同反对私有化的模范事例。通化钢铁公司（“通钢”）原为国有钢铁企业。2004年，王珉被任命为吉林省长。在担任苏州市党委书记期间，王珉就曾经疯狂推行私有化，曾经创下在一年内“改制”一千多家国有企业的纪录。来到吉林以后，王珉决定当年就要“改制”八百多家国有企业。通钢在2005年实行“改制”。价值100亿元的国有资产被评估为仅值20亿元，号称拥有中央高层背景的私人建龙公司实际仅仅支付了8亿元就接管了通钢。在建龙接管以后，36000名工人中的24000名被迫下岗。过去，从事危险工种的工人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私有化以后，这些工人的月工资降为 1000元。建龙还推行所谓台湾式管理方式，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等级制度。一个中层经理的月收入就可以高达30万元，管理人员可以任意惩罚工人。自2007年开始，通钢工人就展开了反私有化斗争。在斗争中，老工人的代表吴师傅成为工人公认的领袖。 2009年2月，建龙公司竟然对下岗工人住宅区停止供暖。吴师傅连续几个星期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并张贴海报。吴师傅告诉工人，问题不仅仅是供暖或任何其它具体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私有化，工人恨的就是改制的政治路线。工人代表开始定期聚会，并讨论斗争策略。2009年7月，通钢工人发动总罢工。建龙公司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工人力量，竟敢威胁将所有罢工工人开除。这个丧心病狂的资本家，被愤怒的工人当场击毙。王珉率大批武装警察赶到现场，但是慑于通钢工人的强大斗争声势，不敢轻举妄动，坐视资本家被工人打死。事后，吉林省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对通钢的私有化改制。通钢工人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在通钢胜利的鼓舞下，其它几个省的钢铁工人也进行了反私有化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它地方的工人将通钢工人的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纷纷表示“打死的（资本家）太少了 ”。　　在九十年代的斗争中，国有部门工人对于政府仍然有着较大的幻想。在当前的斗争中，这种幻想已经比较少了，工人普遍认识到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工人也产生了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的鬼话。他们认识到，正是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失去了一切权利并陷于贫困。在很多斗争场合，工人都明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经过多年的私有化以后，国有企业（含所谓“国有控股企业”）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30 %。但是，在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要地位。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的59%，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的96%，占石油加工和炼焦业产值的72%，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即钢铁工业）产值的42%，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的45%，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值的92%。国有企业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下降到约20%。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工人仍有约2000万人，并且集中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工业和几个重工业部门。如上节所述，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进程的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个高潮一旦来临，国有部门工人，只要能就近控制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就必然发挥出远远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不妨设想，如果在国有部门工人的领导下，整个煤炭行业的工人总罢工，那就足以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瘫痪，并迫使资产阶级投降。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只要有革命知识分子的适当帮助，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就完全可以成为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引导中国工人运动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前进。　　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当时的所谓“知识分子 ”，现在一般所说的“中产”、“白领”，即自由职业者与技术工人，属于拥有一定特殊技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高、对自身劳动过程有较高控制程度的雇佣劳动者上层）是所谓“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如果当时没有小资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要打败无产阶级，是不那么容易的。　　1989年的所谓“民主运动”，虽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城市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满，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次由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其基本纲领就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尽快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GCD ”的领导集团之间，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斗，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掠夺社会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分赃不均而引起的。　　但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不仅使亿万工农沦为赤贫，而且也彻底打碎了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中产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曾经为很多来自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通过投机钻营混迹于上层社会的机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了。从2000年至201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但是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却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只能由学生自己负担。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变成了变相的牟利机构。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暴增，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格急剧贬值。根据官方统计，至2010年底，约四分之一的当年高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仍有15%没有找到工作。而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甚至不比农民工的工资高。据说有大约100万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生活在各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被称为“蚁族”。住房、医疗、教育成本的暴涨使得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迫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完全放弃所谓“中产阶级” 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篇网文中描述了他月薪4000元的“悲惨生活”。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苏州工业园区找了一份职员工作，扣除各种税费后年收入5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税前，不包括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为 29000元。这说明这位复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这位复旦毕业生这样描述他的日常开支。十二个月的伙食大约6000元；租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外加水电费等，年开支2万元；交通费、固定电话费和手机费每年约4000元；另外上网、买书、去外地探亲、与亲友往来等各项开支约9000元。如果一年下来不生病，不上医院，那么每年可以结余5000元。几年下来，这位复旦毕业生积攒了3万元，但是苏州每平方米的住房均价当时是6000元。人到三十，却发现自己既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养不起小孩。这位复旦毕业生现在退了城里的公寓，在郊区农民村与另外七位“白领”合租一间房。在网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复旦毕业生代表当今中国的千百万“小资”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要老婆干嘛？要小孩干嘛？要爹妈干嘛？只要转变观念，像我现在这样，不养父母，不讨老婆，不生小孩，不供楼，不坐车，不生病，不娱乐，不穿商场里卖的衣服，不吃正规快餐店里的盒饭，就可以找到幸福生活的真谛！　　社会要把我们逼疯，这样的简单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不了，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政治上开始追求进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没有左派（即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或出于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派别）。在过去十年中，左派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增长。 2005年，江西省几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对所在高校的在校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图了解“新左派”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有半数的大学生浏览过左派网站。有30%到70%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左派思想。负责调查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认为，日益增长的左派思潮，有可能会削弱大学生对于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建议政府组织专门的网络评论员来抵消左派思想的影响。　　与其它国家的左派相比，中国左派有一个目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形式上已经在中国左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当前，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泛指如下的政治立场：正面肯定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赞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左派在表面上已经统一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左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严肃的政治分歧。在目前阶段，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的。这是因为，随着左派的发展壮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乃至资产阶级的成分必然混入左派队伍，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必然反映他们实际的阶级立场。只有通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实际革命斗争，这种状况才能加以改变。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将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成分逐步地从左派队伍中驱逐出去，并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左派内部的完全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失败和破产；也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真正地教育群众，并逐步地将群众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面对即将来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先进经验”，搞一些经济和社会改良，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有限让步以后，保持资本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从而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长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目的？　　这个问题，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未来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问题。事实上，已经花了好几年宣传那个所谓“和谐社会”，把它描写成是阶级调和的天堂。站在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目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和报刊，也积极地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在“权贵”，而不在“资本主义”，只要推行“政治改革”，搞西方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就可以稳定了。　　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民主资本主义也好，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靠资本家，而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必须是利润。如果资本家有利润，资本积累能够照常进行，那么就有本钱搞改良、搞政治改革。反之，如果资本家没有利润，资本积累陷于危机，那么无论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怎样妙笔生花、创造出怎样新鲜的理论和名词，都不能够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灭亡的命运。　　只要搞清了这个问题，就能够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就不会被一些眼前的、表面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五心不定。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是怎样获得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什么为资产阶级积累本钱的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高速积累，一是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二是靠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秘密。　　首先来看出口。在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未来将陷于长期停滞，并可能在今后几年遭遇到新的严重危机。这样，中国就不再可能依靠欧美市场来维持出口的高速增长并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了。　　目前，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约占40%，政府消费约占10%，投资约占 45%，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占5%。也就是说，在国内需求中，投资是最主要的。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评论中，也已经广泛认识到，中国的投资比例偏高，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经济危机。另外，维持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的“失衡”状态（也就是中国国内所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消费主导的新的增长模式。　　但是，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并且工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体上就决定了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资本家之间经常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占上风，资本家不得不把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也就是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生产抢占市场。所以，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大体上决定了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税收和开支，工人的储蓄以及资本家的消费等因素。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次要因素相互抵消以后，工人的工资总额与全体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则与整个经济的投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中国目前的工资总额（包括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居民消费大体相当。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工资总额和政府消费，可以算出资本家的总利润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0%，这与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大体相当。考虑到折旧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则净利润目前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家才有本钱搞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由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问题就来了。因为就长远来说，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首先提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就是必须降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哪些资本家愿意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拿一些本钱出来给工人阶级消费，以便实现整个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呢？是不是可以依靠“GCD”来代表一下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迫资产阶级的个人成员拿出一些本钱来搞改良呢？　　然而，按照上述的主流社会学家的分析，似乎“GCD”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执政能力”了。况且，本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财富就是通过掠夺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全民财产外加贪污腐败积聚起来的，如果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某些个别成员逼迫过甚，一旦内部矛盾激化，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也不一定。即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远见和决心要搞改良，他们也未必出得起搞改良的血本钱。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从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说，“合理 ”的投资水平是多少。比如，如果将来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折旧率为5%，且资本-产出率为3:1（也就是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总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1的资本-产出率相当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平均资本-产出率，也与中国目前的资本-产出率接近），则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应为36%。如果不是这样，比如，如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36%，那么在扣除折旧以后，净投资（即用于新增固定资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要大于 21%。用净投资除以现有的固定资本，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投资比例，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将大于7%，也就是说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将超过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以及资本家的利润下降。如果这一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有可能突然大幅度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所以，按照上述的假设的各种情况，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运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保持在35%左右，未来的净出口假设为0（即假设贸易平衡），则总利润和净利润应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20%。与现在的利润份额相比，这就要求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利润改为工资。按照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规模大约为7万亿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愿意拿出7万亿元来搞改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吗？但是，7万亿元可能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将来能维持在什么水平呢？有一个方面，当前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和其它全球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存续。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集中反映了全球的生态矛盾。　　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不仅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将永远沦为贫困，而且，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也就为期不远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还在迅速增长。除非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完全停下来，并且被砸得粉碎，要想避免全球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世界历史性的问题。人类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21世纪的世界革命，打倒资本主义，从而拯救自己？　　马克思认为，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通过社会改良暂时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妥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依靠的是通过剥削广大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以及对世界环境和资源的疯狂掠夺。　　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亚洲工人阶级的大批无产阶级化，世界历史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情景。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矛盾的中心。上述各节的分析表明，在2020年以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很可能在中国集中爆发，这就排除了通过改良主义手段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一切可能性。　　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主观历史条件将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经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条件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关键工业部门，并在未来的全国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广大的一般无产阶级（“农民工”）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广泛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将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抵抗。　　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关键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胜利，其世界意义将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分工体系将崩溃。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使其发生对世界无产阶级决定性的有利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21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从而使人类能够在克服21世纪危机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一步繁衍和发展。　　历史将见证，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无愧于他们的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文章评论

作者：h5

留言时间：2016-08-15 14:14:34

分析的较透彻。

现在是唤起工农兵千千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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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何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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