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在經歷世界或觀察世界時，由於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非常容易從正確的事實推導出錯誤的結論。

比如說某記者和某律師，受到張三的迫害和打擊，於是不斷地發表文章論述張三是如何壞，又由於李四和王五和張三是對頭，於是得出堅定不移結論：張三壞，李四王五好。

由於每人的活動空間是非常有限的，該記者和該律師不一定知道李四和王五對待反對自己的人，也是同樣的手段，甚至更惡劣，更陰險。因此： “張三壞，李四王五好” 不見得是正確的結論。

又比如說，某山城的大眾百姓，在張三主政時，感受到很多利民的實惠，如今看到張三被李四王五打到，於是從切身的體會和鐵的事實中得到結論，“張三好，李四王五壞”

但大眾百姓不一定能理解，張三之所以嘔心瀝血做一些利民的實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和李四王五競爭，需要民意的支持。因此，對山城的政績，有張三的貢獻，也有李四的間接貢獻，“軍功章”上有張三的一半，也有李四王五的一半。

政府是一種非常強大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同時擁有筆桿子，槍桿子和錢袋子。所以它隨時可以打擊人，收買人，誣陷人。歷史早已證明，同時擁有這三樣東西的人，必定是要幹壞事的。如何使政府少幹壞事，唯一的辦法是有兩派或多派政治實力相平衡。因此，對政治力量，不存在誰好誰壞的問題。

“薄”的可貴之處是開創了公開的政治競爭。如果山城地區能和其他地區有政治競爭，比一下誰的環境污染少，誰的國計民生好，這是對絕大多數人有利的方法。

十幾億人民大眾，處於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之下，如同很多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其風險是非常大的，這已被歷史一再證明。如果在大籃子裡有幾隻小籃子，這對雞蛋來講，風險將大大降低。

“薄”是國之瑰寶，因為目前只有“薄”，有這樣的家庭背景，政治野心和能力，及歷史機會，可和北京官僚競爭，可產生政治平衡。從某種角度講，“薄”的作用相當於昔日的彭元帥，當年的彭，是唯一可公開和毛老太爺頂撞的人，設想一下，如果當時的高級幹部能支持彭，不使其被打倒，很難想象毛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來這些幹部們個個家破人亡，其實這棺材都是自己造，墳墓都是自己挖。

政治力量，不存在“好”和“壞”的問題。“好人”太強大，就要將其打倒。如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中威望和功績如日中天，但人民齊心協力將其選下去，就是懼怕其勢力太大，一旦幹壞事就無法制約。

偉大人民就是這樣一群東西，哪條腿粗就抱哪條，以致於強的一方越來越強，最後導致政治生態平衡被破壞。將來受苦了，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俺受迫害了”，不知道是麼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