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政黨史，一個政黨的興衰成敗，應該說是很常見的現象。但對於蘇聯共產黨的垮台來講，確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思考。這是因為：第一，蘇共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締造者列寧親手建立的政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立下了不朽功勳；第二，蘇共獨掌政權70多 年，不像東歐一些國家，蘇共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社會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脅的反對派；第三，蘇共不是在戰爭中被拿槍的敵人所征服，而是不戰而敗，是“和 平”解決的問題，是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親自宣布解散了蘇共。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蘇共如此悲慘的境地呢？總的說是幾十年來不斷積累、潛伏着的社會矛盾和問 題惡性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在這些因素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共沒有跨越腐敗的陷阱，自己割斷了與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 系，淡漠和疏遠了與人民群眾的魚水之情，在人民群眾的不滿、失望、冷漠和抗議的邏輯鏈條中，最終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本文試從這個視角管窺一下蘇 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訓。

一、蘇共自己打敗了自己

　　蘇共在腐敗面前打了敗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驗證：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後，蘇共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90餘年）、眾多黨員（近二千萬）、獨掌政權74年 的大黨，猶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廈轟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政權交替之“順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眾支持蘇共， 相反地卻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邊去了。軍隊領導層的分裂，特別是空軍的“不服從行動”，派去攻打俄羅斯議會大廈的軍隊拒絕執行命令，甚至倒戈，軍隊一 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救國委員會”癱瘓了。解散蘇共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眾沒有起來保衛共產黨，黨的各級組織也沒有抵制，中央委員會僅僅要求召開 最後一次會議“宣布解散”，也未獲批准。後來，重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也聲稱：“並不想使前共產黨復活”，因為它已經“名譽掃地”。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的領 導人，見機而動，打起民族主義旗幟，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被趕下台後，西方國家給予他勳章和不少頌揚，在蘇聯， 卻有很多群眾說他是“西方的寵兒，蘇聯的災難”，“他該下台，蘇聯都沒有了，還要他幹什麼？”這與蘇共奪取政權前後以及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衛國戰爭時期， 人民群眾前仆後繼、不怕流血犧牲，來捍衛國家尊嚴、黨的事業的壯舉，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實際上，1989年前後，蘇聯國內曾經作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報告。結果令人十分吃驚，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

　　第二，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證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據俄國《消息報》報道：到1996年，前蘇聯官員出身的人員，在總統周圍占75％，政黨領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經濟領域精英中占61％。這些人中來自蘇聯經濟部門的官員在政府中占42.3％，在經濟領域占37.7％。（具體數字材料見下表）

表－1：從蘇聯官員轉化來的俄國精英一覽表

　　資料來源：俄羅斯《消息報》1996年1月10日。

　　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說：“蘇聯共產黨是惟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因此，今天我們回 過頭看，導致蘇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個在當時被我們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蘇共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經發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說，搞垮蘇共的主要力 量並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用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的話就是“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由10萬 人組成的‘精英集團’開始做出選擇性的思考：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 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因此精英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管理，而 且擁有財富、傳給子孫”。因此，蘇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不合法、不正當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 和各種權益合法化。於是，劇變中群眾的冷漠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這甚至從後來俄共的競選綱領中也可以看出來：俄共明確地把自己同原蘇共官僚階層區別開來， 提出了重建屬於勞動人民的新的蘇聯和蘇共的口號，就是為了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國新社會主義運動在其《新社會主義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會主義 者並不懷念過去的歲月，與共產黨人不同，我們反對復辟國家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最後劇變表明化公為私的量變，已積累到發生質變的程度。也可以說，是腐敗 分子的不斷蛻變，已經到了應該扯去最後一塊遮羞布的時候。正如俄羅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 刊載的《俄羅斯的新階級》一文所說：“私有化沒有使國有財產落到最有權力獲得財產的人手中，也沒有落到有能力利用這些財產造福於社會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 早就準備竊取這些財產的人手中。”私有化實際上是“早就準備竊取這些財產”的前蘇聯官僚階層玩弄的順水推舟的把戲而已。

　　第三，有學者指出：“蘇共的垮台，是經濟失敗必然導致政治失敗的一個例證”。的確，雖然蘇聯在短短一段時間中走過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用了100年 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一躍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尤其在軍事上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但是蘇共在經濟上的確有很多失誤，算不上成功。但經濟是怎樣 失敗的呢？讓一群搞特權的蛻化變質分子帶領人民群眾去發展生產力，豈非痴人說夢？顯然，並不是經濟失敗在先，而是權力異化在先，是蘇共黨內的很多幹部官僚 背叛人民在先。這才是蘇共搞不好生產力、政治上不堪一擊的癥結所在。記得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用一個簡明的公式來表達社會主義：蘇維埃＋電氣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幾十年過去了，在蘇聯，蘇維埃（政權）有了，電氣化也有了，而社會主義卻消失了。當年這樣的問題就曾引起過東歐共產黨人的認真思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萬事大吉？70年代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曾在黨的機關報《人民自由報》上，以“電冰箱社會主義”為題開闢專欄，就此展開討論，但當時的討論並沒有什麼結果。

　　第四，對於蘇共的瓦解，戈爾巴喬夫無論如何難辭其咎。但能把主要責任推到戈氏一人頭上嗎？似乎不能。其一，歸根結蒂，人民群眾是歷 史的真正創造者，而不是某個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壞蛋”，否則，豈不是抬高了戈氏的歷史地位？其二，蘇共作為一個大黨，有一整套的選拔幹部的機 制，怎麼會搞來搞去選一個自掘墳墓的人？況且，1985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選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 時，認為戈氏是“惟一正確的選擇”。葛羅米柯還盛讚戈氏“精力充沛，黨性強和經驗豐富”。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假若沒有戈爾巴喬夫，蘇共和蘇聯歷史又會怎 樣呢？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某個人僅憑個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變社會形態。記得恩格斯曾經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到這麼一件事：1848年法國革命失敗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失敗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對此，恩格斯強調說：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盪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

　　第五，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難道是像考茨基等人早就鼓吹的那樣 — 俄 國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活不成的早產兒嗎？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規律”和人們的所謂科學設計所規定，那豈不是“命定論”？ 一切都沒有偶然性和主觀能動性，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花大力氣強調不僅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顯然，歷史之樹畢竟不依自然而春華秋實，它還要靠人們的熱 情和奮鬥，否則對正義社會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由、平等的嚮往豈不是可以不請自來。?歷史既 是決定的，也是選擇的。退一步講，即使是早產兒，只要肌體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後天補先天不足。列寧曾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論我國革命》等文 中十分精彩而系統地論述過這個問題。被列寧稱為“革命之鷹”的羅莎·盧森堡也曾說過：“一個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在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方面能做到 的事，列寧、托洛茨基等同志們完全做到了。西方社會民主黨缺乏的全部革命榮譽和革命行動能力都在布爾什維克身上體現出來了。他們的十月起義不僅確實挽救了 俄國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

　　毫無疑問，西方的“和平演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內因決定外因，否則會陷入“外因決定論”，儘管戈爾巴喬夫確實過高估計了西方 政治家的真誠。正如美國學者大衛·科茲所言：無法想像，“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 垮”，“外部壓力始終是事態進程中的一個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因”，“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裡指的是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着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這個精英集團“絕大部分成員傾向於資本主義”。正所謂：物先自腐，而後蟲生；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二、權貴階層的掘墓和權力的異化

　　歷史證明，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並沒有使相當一批原蘇共官員和蘇聯官僚淪為階下囚和貧困階層，他們是社會轉軌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 人翁”，只不過頭腦變了，面目變了，作為蘇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使他們實現了從權貴階層向資產階級的迅速置換，完成了從社會的特權階層 向一個階級的轉變。那麼蘇聯的權貴階層是如何形成的？作為一個腐敗的群體，他們又如何使權力發生異化的？

　　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和蘇聯建國之初，列寧十分重視黨群關係，經常告誡領導幹部要保持艱苦奮鬥的精神，警惕和防止領導幹部自身的腐化墮落。列寧本人就是一個大公無私、勤政愛民的典範，從來不搞特殊化。1967年，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發表了名噪一時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從文中反映的情況可以看出，在10月 革命成功後到蘇聯建國初期，一些領導幹部還能保持共產黨人應有的品德，在領導層基本上不存在特權現象，“尤其是黨的領導人，過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當然 的”。儘管有“一些黨員住在從資產階級那裡奪來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兒”，但那是革命隊伍中的極為個別現象。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黨 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初，列寧就已認識到，反對特權和懲治腐敗的必要性，指出黨和政府的機關“在很大程度上是舊事物的殘餘”，“僅僅在表面上稍稍粉飾了一下， 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因此“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我們的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 也非常可悲”。1921年列寧在論述新經濟政策時指出：在每一個共產黨員面前都有三大敵人：一是共 產黨員的狂妄自大，第二個是文盲，第三個是貪污受賄。列寧還指出，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徒有其名的共產黨員就是白給也不要。為此， 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党進行了清黨，強調黨的紀律性，成立中央監察機構和工農檢查院。但官僚主義仍然不少，更讓列寧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為國家監察機關的 工農檢查院竟也變成了一個具有濃厚官僚主義習氣的機構。列寧在晚年，為反對官僚主義，進行過不少探究和努力，這從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來，但由於病情 和某些人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從心，執行起來也打了不少折扣。

　　繼列寧之後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體制：個人崇拜盛行、黨政不分、幹部任命制、強調鐵的紀律和黨的統一，打擊反對派。 這樣就更使本已高度集權的運行機制進一步強化，黨內民主生活窒息，黨群關繫緊張，官僚主義逐漸擴散。《讓歷史來審判》一書的作者羅·亞·麥德維傑夫在書中 敘述了斯大林時期，蘇共官僚主義化的情況。他說：“一些不太堅定的共產黨員有了權之後，開始濫用自己的地位，在他們的行為中開始出現和共產黨人格格不入的 一些徵候：高傲起來，輕視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現官僚主義——這些人開始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首先追求自己個人利益的官吏。甚至黨的監督也不能使部分國家機 器的官僚主義蛻變過程完全停止，況且，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後，也沾染上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這些毛病。”“黨的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開始遠 不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響，黨內機構的個別環節也出現了腐化因素，完全沒有什麼理由使一些黨的幹部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後來又變成了目的本身， 成為一種拜物教。”又由於代表機構（如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作用和影響大大削弱，體制系統中“缺乏任何比較有效地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列寧時代所建立的反 對濫用權力和官僚主義蛻變的各個環節和各種保障，不僅沒有加強，而且逐漸把它們的作用削弱了，逐漸把黨和國家的一切權力集中在個人手中，在物質享受和生活 方式上也違反了列寧時期的一些規定，擴大差距，脫離人民群眾。

　　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簡樸甚至嚴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只穿一件尋常的夏布軍衣過夏，而過冬就是一身尋常的毛料軍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 的大衣。他還有一件怪模怪樣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革命後不久一直穿着它，直穿到死的一天，再加上他那頂帽子”，“一件大元帥服也打了補 釘”。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盧耶娃在一個工業學院學習時，不僅拒絕坐汽車上學，“甚至也不讓其他學生知道她是誰”。娜加·阿利盧耶娃於1932年 自殺去世。據斯維特娜拉·阿利盧耶娃回憶，當她的母親娜加在世時，“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樸素的”。妻子阿利盧耶娃自殺後，斯大林拉開一個裝滿盧布的抽屜對妻 子的哥哥說：“她還缺什麼呢？她要什麼就買什麼！”斯大林有許多社會兼職，每個兼職部門每月都會送來一袋錢，斯大林“連封條都懶得拆”。而當斯大林妻子去 世之後，也就是說從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大規模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並且毫無限制地用公 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僅為他在南方就“建過好幾座別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國家雇員開支這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簡直是把 政府的錢往陰溝里倒！”斯大林晚年時餐桌上必須放着應有盡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只是一個20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名24歲的中將。1947年 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儘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 機會，“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因此，錢的問題是不在話下的”。 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着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 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華上要差得多”，“沒有像一位部長那樣生活”，但是如果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他的套間房子和鄉村別墅，是會眼紅的”。除了斯大 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僕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已，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着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 執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 能地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制度”。在20世紀初這種現象還只出現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裡， 只是到了後來，隨着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 力，和“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於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里姆林宮食堂和克里姆林宮醫院 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他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只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院、療養院 和休養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並且越來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這位部長月薪是27000盧布，據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 “除這些之外，還得一個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制地提高幹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裡 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麼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製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採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製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大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的有40~50人 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 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 的狀況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着她的拳頭”。羅蘭斷言：“這個黨今後還會繼續其特殊化，且 日益突出”，“讓構成民族脊梁的精英們與民族脫離開來，此乃不智之舉。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並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沒有理由要讓民族精 英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勢都搜為己有”。關於蘇聯領導層的特權化，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 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 — 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四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檯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應該說明，斯大林時期確有一部分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比較高，還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並不等於 “特權”；而且這些人為數較少，也不是在全國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當時處於革命與戰爭時期，國內物質條件還不富裕，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理想在廣大群眾和干 部的思想上還是非常神聖美好和金光燦爛的。斯大林對各級幹部的不斷清洗和衛國戰爭的艱苦鬥爭也使得幹部隊伍無法穩定。所以，在斯大林時期還不具備產生“特 權階層”的成熟條件。這一群體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出現的。這時幹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因自己的地位和命運隨時可能出現不測而提心弔膽，多少有了一些 安全感。但這一時期頻繁的黨內鬥爭和赫魯曉夫主觀隨意性的體制改革以及關於幹部輪換的硬性規定，使得這一隊伍經常處於變動狀況。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把公有財物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道，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三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盧布。另據1962年5月18日的 《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 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和代理人，甚至還 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據1963年10月20日蘇聯《消息報》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300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其執政後期，一方面由於體制的僵化和幹部隊伍的穩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製得以確立；另一方面由於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督機制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幹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於開始形成。據俄國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

　　這個“特權階層”成員的主要特徵是：第一，他們掌握着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絕對領導權。第二，多數人文化程度較高，受 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家訪問。第三，這些人已不是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說只是口頭上說說的東西，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已經淡薄。第四，他們不以享有比一般規定的高級幹部待遇還要大得多的特權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 自己領導的企業、農莊當作資本，從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大量利潤。據估計，在80年代初期各種不同類型的“影子經濟”的收入已達到數十億盧布之巨。用美國學者大衛·科茲的話就是，這個特權階層非常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最會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詞句而不去想念它，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只有極少數人相信社會主義。

　　這個“特權階層”對蘇聯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它因循守舊，不想或反對進行有損自己利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 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這一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主觀上並不想直接搞垮蘇聯和復辟資本主義，而是想方設法維持現狀，但正因為這樣才為以後改革的夭 折和蘇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筆。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1987年開始，蘇聯許多部委改為大型康采恩，1988年 又通過企業法等文件。這個時期部長、副部長變成了康采恩董事長，財政局長變為銀行行長，物資局長變為交易市場老闆，石油部變為石油公司。這是一個變革過 程，但是實施這個變革的主體錯位，在許多情況下權力已經人格化。當時蘇聯官僚權貴階層羽毛已經豐滿，他們成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並且已經窺視到了以國家 名義支配國有財產的機遇。由於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權貴階層以集權方式支配國有資產的途徑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權貴階層作為實施這個過程的 主體，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財產的國家所有實際上變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是權貴階層得以發展並取得財產支配權的基礎，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權體制，權貴 階層可以利用部門和行業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國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現，直接支配所管轄範圍的財產。同時，國家法規不健全，國有財產管理混亂，使國家和國 家所有權變得十分抽象和空泛，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權逐漸演變為隱性的占有權。當時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 易所等。“人們委託我成為百萬富翁”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幹部的口頭禪。官僚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但這個時期他們還不具有階級屬性， 而是蘇聯制度下的權貴階層，是對人民財產獲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隱性占有的方式來積累資本的。可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誤為官僚加劇變異提供了特殊的客觀 環境和條件。這一階段，前蘇聯權貴階層變加速階段，以通過權力支配國民財富，對國有資產的隱性占有、權力人格化為基本特徵。

　　對於戈爾巴喬夫時期幹部特權情況，戈爾巴喬夫也承認比較嚴重。1987年11月， 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也談到了蘇聯的特權現象。第一，在蘇共黨內，絕大多數黨員還是“真誠而無私地履行了自己對人民承 擔的義務”的；但在過去的年代裡，卻“沒能對那些不誠實、喜歡鑽營、自私自利的人設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大量的群眾來信證明，蘇聯“居民中”存在着 “過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權階層”。第三，許多單位、機關以至企業里設置的療養院、膳宿旅館、別墅村。“黨政機關也都有一套服務部門”，“並也確實出現了 問題。特別是當該地區對全體居民的服務大大遜色於上述單位和機關的服務質量時，問題就更嚴重了。”這種現象受到勞動人民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這些問題就 要得到解決”。第四，對於1987年前後蘇聯的經濟改革所遇到的困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向企業放權這個做法“受到了不願與許多特權和權力決裂的管理機構的頑強抵制”；各部的部長們和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在行動上往往把狹隘的本位主義利益，或者乾脆把小集體利益置於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象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 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他以別墅為例。“關於我的別墅情況，我想另外再說幾句。 這個別墅在我之前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後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

　　“我頭一次到別墅時，在入口處，別墅的衛士長迎接我，先向我介紹此處的服務人員 — 廚師、女清潔工、衛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後，領我轉了一圈。單從外面看這個別墅，你就會被它巨大的面積所驚呆。走進屋內，只見一個50多 平方米的前廳，廳里有壁爐、大理石雕塑、鑲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燈、豪華的家具。再向里走，一個房間、二個房間、三個房間、四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彩色 電視機。這是一層樓的情況，這兒有一個相當大的帶頂棚的玻璃涼台，還有一間放有檯球桌的電影廳。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洗臉間和浴室。餐廳里放着一張長 達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頭便是廚房，像是一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 裡面有一個帶壁爐的大廳，穿過大廳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兒有躺椅和搖椅。再往裡走便是辦公室，臥室。還有兩個房間不知是幹什麼用的。這兒同樣又有幾個洗臉 間和浴室。而且到處都放有精製的玻璃器皿，古典風格和現代風格的吊燈、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東西。”“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三個 廚師、三個服務員、一個清潔工，還有一個花匠”。

葉利欽在書中還談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權現象。由於葉利欽本人先後擔任過一個州委的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因此他提供的材 料看來是比較可信的。關於州里的情況，州委第一書記是個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當你想讓全州的人們都過得更好，“都能真正過上人的生活，讓所有的人都 能住上房子”，一個州委第一書記會感到權力不夠用。但是如果你想為誰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給人一點別的什麼好處，那麼一個州委第一書 記的權力就會顯得“巨大無邊”。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這種情況以前是這樣，現 在也還是這樣”。

博爾金在《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描述過，戈爾巴喬夫在國外得到許多獎金、獎品和稿費。當時個人帳戶上已有100萬美元。有一次戈氏從韓國歸來，從皮包里拿出一個裝有10萬美元的信封，是韓國總統盧泰愚送的。

　　關於戈爾巴喬夫時代的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寫道：“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 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蘇共視為 異己分子的葉利欽，可以說恰恰在這一點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戈爾巴喬夫下台前曾會見葉利欽，希望自己下台後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權，但被葉利欽拒絕了。

　　蘇聯解體後，由部長、局長等轉變而來的總裁和經理們便利用權力公開掠取國有財富。蘇聯解體使原來的國家制度消失了，原來國家對財產 的所有成了空話，這造成前蘇聯國有財產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度出現無人管理狀態。但在高度集中體制條件下由官僚變成的總裁經理階層還在，他們利用前蘇聯集權體 制為他們占有財產所創造的便利，借制度轉換之機，搭乘從權貴階層走向官僚資本階級的直通車，開始公開地以實實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國有資產。另一方 面，制度的轉換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轉換的不可逆轉和完成。俄羅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將蘇聯時期的國有資產轉移給權貴階層。因為這些權貴在制度劇變時很 容易由蘇聯時期權貴階層直接塗上資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帶着資本直接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蘇聯解體後於1992年開始的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鬧劇只是從法律上、政治上承認官僚對財產的事實私有。可以說，俄羅斯私有化本是資本領域的變革，它宣布前蘇聯權貴階層對國民財富的濫用合法化，宣布前蘇聯所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隱性占有為公開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資產階級的順利生成。

　　伴隨着權貴階層的形成過程，蘇共逐漸走上了腐敗變質的道路，切斷了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係。從蘇共蛻化變質的過程來看，蘇共的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權力的變質，一切腐敗現象都同沒有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着密切的關係，使權力異化。概括講：

　　一是理想權力化。即背棄革命理想，單純地追求權力。列寧時代的革命者面臨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 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而後來持大學文憑和口講良心的入黨的人面前，則是飛黃騰達、特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幹的物質的滿足。如果把權力看得高於 一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權力欲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是權力特權化。就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的權力，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署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三是公僕官僚化。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 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 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藉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 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麼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

　　四是權力商品化。就是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特別是在70年 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後，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幹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他們依靠 手中權力，採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里，成為官商合一。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 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 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其回憶錄中曾講道：“一切都腐敗了，一切都在改變。”1992年，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一書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劇”時說：“一股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並泛濫的營私舞弊分子。這股勢力扼殺了1985年4月以後在黨內出現的健康發展的開端。這股寄生勢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馬鈴薯甲蟲一瞬間吃光馬鈴薯的嫩芽那樣，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結果，一個奮起實行改革的國家就這樣失去了平衡，受到動搖，現在已墜入深淵。”

三、最根本的要從體制上找原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共陷入腐敗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要從體制上找原因。借用鄧小平同志所講的：“過去發生的 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 國家是否改變顏色”。毛澤東也曾講過，像斯大林那樣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在英美等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

　　列寧逝世後，由於激烈的權力鬥爭和當時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原因，蘇聯的政治體制沒有像列寧晚年所叮囑的那樣向 民主化方向轉變。相反，總的趨勢是將原來就日趨集中的政治體制推向極端，在蘇聯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　　蘇聯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越 來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黨的組織行政化”和“黨政幹部官僚化”，使黨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由此出發，黨和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脫離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因而使普通勞動群眾無法感受到這些人是在代表他們掌權，而是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們 的被欺騙感和失望。“國家權力個人化”和“監督機制無效化”使權力失去了監督，而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改革開始後，以往人為掩蓋着腐敗現象被大量 揭露，使人們對蘇共的一些幹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懷疑。“幹部制度委任化”，幹部由上而下層層任命，幹部可以只對上負責而可以不對下負責，造成黨 群、干群之間的隔閡，因而也損害了黨的領導的代表性。“個人崇拜普遍化”與“國家權力個人化”相聯繫，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無生機可言，使社會喪失了制約性 批評機制，領導人出了問題，也難以及時得到糾正。不僅如此，個人崇拜還培養了一批品德不良、權迷心竅、阿諛奉承的害群之馬。一些心術不正和懷有政治野心的 人還會通過對斯大林等人的不懷好意的歌功頌德，實行“精神賄賂”，以達到向上爬的目的。“法律制度虛無化”使蘇聯民主和法制遭到嚴重破壞。大清洗和國家安 全部門的罪孽，禍及幾乎每一個蘇聯家庭，人們心頭埋藏的世代怨恨難以消除，人們心靈上的創傷久久難以撫平。總之，蘇共在蘇聯建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官僚特權階層，使本應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產黨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損害。

　　應當承認，蘇共高度集中體制的產生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慣性，而且這種體制也曾發揮過重大作用。但問題是蘇共高度集中的包括個人集 權制、職務終身制、幹部任命制在內的體制，未能適應時代的轉換和改革的要求，在內部運行機制上出現了結構性危機，形成一種體制性障礙。列寧在世時，已敏銳 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進行過一些改革嘗試和努力，但由於過早去世而成為憾事。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體制強化到極致，問題也接踵而至。如果說 赫魯曉夫是一個有探索病原的主觀願望卻摸不准脈搏的大夫的話，那麼勃列日涅夫則是一個庸醫，給蘇共那套鏽跡斑斑的結構和運行機制蒙上了一層緩和的外衣，而 且又趕上大發石油財的時機，更無變革的動力。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只是過渡性人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時間在悄悄地流逝，問題像地下的溶岩，急劇地積 聚。不觸動蘇聯體制是歷屆蘇聯領導人在位的前提。蘇聯領導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為的歷史空間和時間極為有限。他們即使看到了體制的缺點和毛病，也只能對之進 行修修補補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它。在70多年漫長的時間裡，蘇聯體制（包括黨的體制）沒有造就出 能夠解決自己體制問題的人。這可以說是蘇聯體制的最大悲劇之一。健全的體制標誌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夠解決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其中也 包括不把那種不能解決體制自身問題的人推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崗位。即使由於歷史的誤會，這樣的人擔任了國家和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個體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 為和濫用權力直到將他趕下台。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或多或少地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宣稱進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導思想、方法、步驟、方針都有致命的弱 點，捅的漏子越來越大，局面越來越失控，戈氏最後採取不負責任的辦法，在西方的一片讚美聲中，蘇共陷入絕境。

　　那麼，蘇聯和蘇共高度集中的體制產生哪些具體危害呢？

　　（1）是高度集中的體制容易導致個人專斷，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早在列寧晚期，列寧在重病中十分關心黨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1922年他曾憂心忡忡地說過：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是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斯大林時期，嚴重的個人專斷、濫用權力的現象使列寧一貫倡導的集體領導的體制遭到破壞，尤其是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來決定一切的狀 況，使蘇聯最高蘇維埃、部長會議和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形同虛設。按照黨章規定，黨的最高機關依次是：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政治局、中央組織局、 中央書記處、中央總書記；而在1939年第18次黨的代表大會之後，這個權力金字塔倒了過來，斯大林具有立法者的意義，代表大會只具有諮詢會議的意義了。同時這種本來應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在個人專斷之下卻只能起諮詢作用的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也明顯不按黨章規定定期召開了。1930年聯共（布）十六大開過之後，過了四年才召開聯共（布）十七大。十七大修改了黨章，規定黨代表大會“每三年召開一次”。即使如此，從十七大到十八大間隔了五年，仍然超過了規定期限。特別是，從1939年聯共（布）十八大到1952年十九大，間隔了幾乎14年之久。在此期間，黨中央全會也極少召開。例如，1936年和1938年，都只開了一次中央全會。而1941~1952年，只開了三次中央全會，其中1946~1952年間實際上只開了一次中央代理人全會。在斯大林後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開會。所有這些情況，顯然是極不正常的。在高度集權，個人專斷的背景之下，發生了30年 代肅反擴大化和殘酷鎮壓一大批黨的幹部的嚴重事件。拋開發動這次運動的動機到底是為了維護政權或者摻雜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私利的權力鬥爭不談，單從後果看， 肅反擴大化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劣影響。第一，是肅反擴大化冤枉了大量好人，造成了成千上萬令人心酸的冤假錯案，幾乎波及到每一個家庭和整整一代人，造成的 心理創傷幾十年後還能察覺到。1934年黨的第17次代表大會共選出中央委員71人，候補中央委員68人；到1939年召開黨的第18次代表大會之前，被槍決的中央委員為51人，候補中央委員為47人，分別占全體人數的72％和69％。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帥銜在內的陸海軍將官銜的高級軍官中，被鎮壓的有512人，占全體人數的66％，其中肅反運動開始前的六名元帥中，有四名被處決，195名師長中有110名被殺掉，220名旅長中有186名被殺掉，海軍艦隊司令員只留下一名。另外，航空國防委員會和化學委員會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殺掉。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肅反運動到底鎮壓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從戈爾巴喬夫時代（1987年開始）到葉利欽時代一直擔任為政治迫害犧牲者恢復名譽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最近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在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人數可以說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我認為多於此數。天才的學者維爾納茨基院士說是1600萬，而我傾向於2000萬。全部問題在於，在這些數字中目前還沒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復名譽的人計算在內。例如那些被從其居留地流放到遙遠地區的農民。”雅科夫列夫十幾年來一直在從事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說法應當是權威的。1937、1938年是鎮壓的一個高潮。據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在宣布社會主義建成後的這兩年有1344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有681692人。第二，肅反擴大化嚴重毒化了社會氣氛，也毒化了人的心靈。社會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連擔任政治局委員高位的赫魯曉夫，每天早上出門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為了自保而捕風捉影地向當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訊逼供下，提供偽證。據雅可夫列夫說，大約75％~80％ 的人是因為告密被捕的。肅反運動只舉行過三次公開審訊，其餘全都是秘密逮捕、審訊、槍決，這種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的做法，在全世界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 嚴重損傷了蘇共的形象，同時也在共產國際時期各國共產黨之間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同時，肅反擴大化也成為反對派和敵人攻擊蘇共和醜化蘇共的口實和燃燒 彈。

　　赫魯曉夫時期雖然頻繁地大規模地更換幹部和大反個人崇拜，但是赫魯曉夫本人卻仍搞集權制、終身制和新的個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尚比較注意維護集體領導原則，防止個人集權過多。然而，70年 代中期以後，由於經濟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領袖地位已經穩固，勃列日涅夫也開始大搞個人集權和樹立個人威望。在報刊、書籍和廣播中，大量傳播他的語錄和 指示，任意拔高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功勳，大肆宣揚當前的政績，給自己頒發各種勳章獎狀，掩蓋和粉飾種種失誤和缺點。對涉及國內外局勢的重大問題也只有極少數 人專斷獨行。像1979年底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這樣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外交部長）和烏斯季諾夫（國防部長）等四人作出決定。1977年， 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爾內兼任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國防會議主席，又造成黨的總書記獨攬軍政大權的局面。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選和任命各級領導幹部的 時候，也存在嚴重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的現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丘爾巴諾夫，此人長期以來受賄和濫用職權，欺壓幹部 群眾，卻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後，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爾巴喬夫儘管喊“公開性”和“民主化”比誰都響，但他本人在黨內卻很專斷，出了問題則找一個“替罪羊”。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上，戈氏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常常隨意限制他人的發言時間，甚至不客氣地打斷別人的講話，自恃一貫正確。在給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安排工作時，故 意使他們發生衝突。後來，政治局和書記處很少開會。即使開會戈爾巴喬夫也很少參加，這樣蘇共領導機關到1991年 初實際上陷入癱瘓狀態。《戈爾巴喬夫沉浮錄》對戈爾巴喬夫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有許多描述。比如“有一次我走進戈爾巴喬夫的房間，看到他一個人坐在小房間 一幅孤獨的、淒涼的樣子，擬定着中央委員會這個幾十年來在我國最高最有力的機關的成員名單。我看了紙上字跡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這些紙上已經確定了一場 大悲劇的最後幾幕。”“戈爾巴喬夫這個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黨內也失去影響的人，竟然可以獨自確定蘇共的領導人，從而確定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確定自 己意志的執行者。這又一次證明了現行體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允許一個人決定千百萬同胞的命運，決定一個大國命運。”“如果蘇共黨內生活正常，還能像1964年 運用民主集中制把赫魯曉夫趕下台那樣，蘇共、蘇聯不一定是現在這樣的結果。”在各級幹部身上，個人專斷、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的政治特權現象也比比皆是。前 蘇聯著名學者阿法納西也夫在《別無選擇》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在前蘇聯，“在提高黨的領導作用的口號下，領導者們事實上自我宣布為各共和國、邊疆區、州、地 區的‘家長’，他們取得了由於不受任何監督而高居於法律之上和處於法律之外的權力”。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裡，稱勃列日涅夫時期為“停滯的年代”。在 那個年代裡，“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巨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 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幹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因而任人唯親和賄賂“泛濫成災”。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 維》一書中對於前蘇聯80年代中期前後的有關情況則是這樣描述的：“地方上的許多黨組織不能堅持原 則立場，不能同消極現象、為所欲為、官官相護和紀委松馳的現象作堅決鬥爭。黨員平等的原則越來越遭到破壞。許多身居領導職位的共產黨員不受監督和批評，這 就導致工作中的失敗和嚴重的違法亂紀”。“在某些領導環節中，出現了無視法律、容忍種種弄虛作假和貪污受賄、阿諛奉承和歌功頌德的現象”。有些工作人員 “濫用權力，壓制批評，中飽私囊”。有些人“甚至成為犯罪行為的同謀，有的還是主謀”。

　　（2）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個人崇拜條件下，斯大林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幾乎可說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絕對正確的，他的獨斷專行、濫用權力被看 作是合理合法的。作為幾乎被神化的人，黨和國家的領袖不僅與人民群眾之間在人身上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在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也 是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阿利盧耶娃在她的記述中有兩段話極其形象地描述了在個人崇拜形成之後人們的心理狀態。她寫道：“臨到末了他（斯大 林）周圍只剩一些噤若寒蟬的、忠實的、害怕得兩眼發滯的契卡們和那隨時準備‘不假思索就跳進火里去’的‘謙虛的’同謀者們”。當參觀斯大林故居和博物館 時，引導參觀的人“敬畏得直顫抖”。在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的條件下，很自然地會出現人身依附關係。這種人身依附關係在前蘇聯主要反映在以下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幹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領導人的好惡為依附。斯大林周圍的人官運亨通“並不取決於工作成績，而是取決於‘領袖’的賞識”。二是最高領導人周圍的人物大多 對領袖俯首貼耳，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膽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謀求信任與提拔。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一書中說，當她的父親斯大林在世時，從貝 利亞到馬林科夫、米高揚，“無一不是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三是領袖周圍的幹部與領袖之間有時甚至是一種人身屈辱的關係。例如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就曾經 記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眾人面前跳舞出醜的情景。據前蘇聯歷史學博士鮑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圍的人中間，對斯大林產生了“主人”這 個詞。“既然這樣，斯大林和貝利亞之間的關係，就是主子和聽差的關係。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臉上潑茶水”。

　　（3）任人唯親，蔭庇親友，排除異已。雖然蘇共有時強調選拔幹部要貫徹民主 原則，並在一些基層單位和科研單位實行領導幹部的直接選舉制和聘任制。但從總體看，還是缺乏民主，在選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時，往往以領 導者個人的好惡、印象代替考核，以對領導者個人是否忠誠代替德才標準。任命前不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任命後也缺乏群眾監督，在選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 等組織的領導幹部時，候選人名單實際上由上級決定，並實行等額選舉。這種選舉很難充分表達選舉人的意志，選舉只是形式，實質還是委派。到勃列日涅夫後期， 幹部問題上的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不良傾向比較普遍，許多幹部養成了阿諛奉承的壞習慣。許多地方和部門未能堅持選拔幹部的標準，出現了任人唯親，拉幫結派 的現象。斯大林對此曾指出：“挑選工作人員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誌，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誌。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 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在1952年蘇共十 九大上，馬林科夫的總結報告也指出，幹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有些領導者在挑選幹部時不以他們的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為根據，而以親戚關係、朋友關係和同 鄉關係為根據。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曉業務的工作人員，因他們對缺點不肯容忍而使領導感到不舒服，結果便在各種藉口下被排擠出去，而代之以品 質可疑或者完全不稱職但被一些領導者認為隨和可親的人”。從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他們互相庇護，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 上”。就任人唯親而言，據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斯大林的廚師和專為他的廚房採辦食品的人員中，有的當上了陸軍少將，有的當上了陸軍中將，並且還不斷被 授予各種勳章。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則指出，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儘管粗魯不文明，卻成了在“幕後操縱大權的人”。有的甚至還擔負起向一些 藝術活動家們講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並向藝術家們轉達斯大林有關電影、歌劇以至建築物造型方面的意向。

　　斯大林的後繼者赫魯曉夫當權期間，也曾讓女婿當上蘇共中央報紙《消息報》的總編，並“掌管了赫魯曉夫的新聞局”，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至於在地方上，甚至前蘇聯各共和國的科學院，都“變成了塞滿親屬和以地方領導為靠山的人謀求高薪和清閒職位的地方”。

　　同時，幹部終身制，造成了幹部隊伍的嚴重老化，機構臃腫，影響了優秀年輕幹部脫穎而出。到勃列日涅夫的後期，已產生一系列嚴重惡 果。最高領導層由於年齡老化，一般難以深入群眾，接觸實際，官僚作風必然滋長，思想也容易保守和僵化。這也正是勃列日涅夫後期經濟改革中止，經濟發展速度 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80年代初，蘇聯部長會議所屬已有64個部，20多個國家委員會和其他一些直屬機關。這些部委正副部長級幹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業部有部長一人，第一副部長三人，副部長15人，正副部長共19人。蘇聯政府經濟管理機構及人員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四、學風的敗壞和理論研究的畸形

　　蘇共的瓦解，蘇聯的解體，總的來說是幾十年來不斷積累下來、潛伏着的各種矛盾惡性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之所以如此，從理論上講，與 理論研究的混亂、畸形、教條，學風的敗壞有很大關係。因為，沒有科學、正確的理論，就會產生錯誤的實踐。僵化的理論、實用主義和犬儒主義的理論研究方式只 能助長社會的腐敗。換句話講，學術腐敗和理論研究腐敗給蘇共和蘇聯社會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從一般意義上講，理論至少有以下幾種功能：（1）闡釋功能，對於一個現象、一件事件、一段歷史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予以正確而客觀的分析和說明；（2）批判（哲學意義上）的功能，對存在的事物、現象持辯證、唯物和歷史的眼光，不僅發現其優點和長處，更重要的是診斷出其缺陷和不足；（3）前瞻功能，對事物的歷史和現在不僅清楚，而且要有前瞻性，從而有方向感。學風的敗壞，只能產生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實用主義，凡事走極端，誤人害國。

　　（一）列寧去世後，蘇聯政界、理論界一方面不斷出現過違背馬列主義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面，又對馬列主義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把科學 的、生氣勃勃的、富有戰鬥性的馬列主義變成封閉的、僵硬的、脫離實際的教條。例如，在社會矛盾問題上，一味強調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完 全適合”，不承認矛盾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對抗性矛 盾的著名學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壓制，《哲學問題》雜誌也因此而受到處理。這樣，在社會矛盾問題上理論的僵化，掩蓋着蘇聯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大量尖銳的矛盾， 使矛盾和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和解決。在市場作用問題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過程，一直未能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就是 維護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產品經濟模式，其結果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停頓。從1931年斯大林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要保留商品貨幣開始，在承認商品經濟的歷程中，大約每10~20年就進一小步，及至戈爾巴喬夫承認市場經濟，已過去了60年。 在民族理論問題上一直存在着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鼓吹直接間接的大民族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的認識上，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對時代的估計，對資 本主義自我調整的能力出現嚴重偏差。從一定意義上，蘇聯後期出現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泛濫成災，正是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懲罰。

　　（二）在思想宣傳工作中，蘇共通過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教條主義壟斷真理和意識形態。一方面理論成為剪裁現實和實踐的僵化的標尺； 另一方面領導人對待理論持形而上學的態度，理論不經意就淪落為對自己實踐活動的辯護和對敵方行為的攻擊，表面上看來戰鬥力特強，實際上離開了一言堂的護身 符就不堪一擊。這樣實用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對“孿生兄弟”，相輔相成，逐漸埋葬了蘇聯模式的理想感召力。這首先表現在黨的思想工作中嚴重的形式主義。從形式 上看，蘇共相當重視對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教育。從斯大林執政以來，蘇共逐漸建立了一套相當系統的馬列主義書本知識教育體系。在高等學校學生必修三門馬列主義 基本課（蘇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上對黨員、團員、工人設有一套業餘的馬列主義和黨的政治教育體系，每年在這種教育體系學習的人達數千萬人之 眾。在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歷來是各級黨委的第二把手，當然的接班人。然而由於缺乏正確的思想路線，長期以來蘇共的思想工作偏重灌輸馬列主義的基本知 識，而嚴重脫離實際，因而效果不好。同時蘇聯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思想文化鬥爭，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的“全面出擊”（包括批判德波林學派、“拉普”等），到30年代中後期思想文化領域的大“清洗”，到戰後初期（1946~1952年） 在文化藝術、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的大批判、大鬥爭，使人們不敢講真話，說實話，否則，各種批判和打擊會接踵而來。正如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 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所說：“戰後進行的意識形態運動，如反對西方的‘卑躬屈膝’，把‘世界主義’，反對教學、電影、音樂、遺傳學、語言學和其他領域 中的各種‘偏向’，一個接着一個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看到，一些全然無辜的人如何受到殘酷的批判和‘撻伐’，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經驗已足以理解這些事 情。許多人在內以為這些事情深感難受，雖然很少有人敢於出來公開表示反對——這幾乎就等於是自殺。就像這樣，許多人也已懂得，當時一些荒謬的事卻被當作科 學來宣揚。誰要是對把無辜的人說成有罪，或對把荒謬之事說成真理表示懷疑，誰就會遭到無情的迫害”。“對生活的整個一套安排，似乎從自由自在的大學生年代 開始，都是在培育未來的政治家、理論家和新聞記者去用別人的思想，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斯大林、當時被確認的其他‘領袖’以及《真理報》的近 期社論的思想去寫作、講話、甚至思考。”迫於強大的壓力，絕大部分人包括大批“60年代人”都選擇了扮演“夜間人”的角色。他們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間則過自己的生活，與家人和朋友議論時政，揭露時弊，抨擊權貴，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私下表達對現實政治生活的不滿。80年 代初，蘇聯已經出現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徵兆，但蘇共沒有對面臨的嚴峻的形勢作出客觀的分析，指出擺脫危機的道路，尋求社會主義的復興，相反他們卻迴避現 實，繼續在全黨宣傳蘇聯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論原則宣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一場猛烈的風暴即將襲來，而蘇共全 黨卻缺乏認識和思想準備，聽不到“盛世危言”的聲音。隨着歲月的流失，問題和“失誤”愈積愈多。本來像蘇共這樣一個大黨在其執政過程中，不出現失誤顯然是 不可能的，可它到頭來不僅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求實的態度去改正和彌補失誤和矛盾，而且不以為然，總是堅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無非是偉大勝利中的一個小挫 折，無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個小黑點。待到問題積重難返時，悲劇隨之而來。

　　其次，是領導層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斯大林執政以來，蘇共不重視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工作。聯共（布）第17次代表大會以後，斯大林僅去過基層視察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沒有去過基層考察。長期以來黨內不深入調查研究之風盛行。赫魯曉夫經常輕率地作出重大決策。

　　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勃列日涅夫。據翻閱過勃列日涅夫檔案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夫說，勃留下的個人檔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記事本或日曆紙上寫 下的大量記事的便條之類的材料，每張便條上寫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無標點符號，而且有些黨內的人名往往拼寫錯誤。在這批數量相當大的材料中並 未發現勃對什麼問題提過什麼創見，或出現過什麼思想火花。勃也不愛看文件的報告，而喜歡聽匯報，習慣於讓秘書或寫稿人把文件念給他聽。勃在世時，蘇聯出版 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講話和報告，這些文件都是他的寫作班子為他寫的。他晚年出版的獲得了“列寧文學獎”的《小地》、《復興》和 《墾荒地》等幾本書，也都是專門組織作家和記者為他寫的。他的一切講話、報告，甚至簡單的致詞，都要別人起草。他極少脫離稿子講話。在他晚年的時候，即使 念稿，也常念錯。

　　勃列日涅夫愛好虛榮和愛聽別人阿諛奉承，他對表面的榮譽和獎賞有奇特的癖愛。他擁有的勳章和獎章總共達200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寧勳章、四枚蘇聯英雄勳章。他的有些勳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帥軍銜就是這樣獲得的。他死後，送葬行列中為他捧勳章和獎章的軍官達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帶動下和影響下，形成了蘇聯歷史上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這個階段中所特有的那種保持穩定、安於現狀、脫離現實、空 談盛行、自安自慰、盲目樂觀的“勃列日涅夫風氣”。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大大發展，黨政機構和人員編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時期是 蘇聯歷史上機關膨脹最大的時期。機構一多，製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諉、互相扯皮之風日盛。遇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常事。據俄羅斯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 材料，當時蘇黨政領導機構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前蘇共中央書記利加喬夫在《在克里姆林宮和老廣場》的回憶錄中生動地描繪了中央領導層在契爾年科病危和逝世後的爭權情況，敘述了各級領導集團忙於奪權鬥爭而不顧黨和國家的實際工作。1990年本來是一個罕見的豐收年，但是黨內繼續進行激烈的奪權鬥爭，城市沒有幫助農村。“在1990年 秋天，國家的命運卻掌握在紙上談兵的政治家、紙上談兵的理論家手中，他們脫離實際生活，不了解和不喜歡這種經常打破他們的抽象理論的生活。他們在莫斯科、 在國外呆了幾十年。然而在改革的一定階段，正是他們占了上風”。“在個人政治野心的後面失去了主要目的——人民的福利”。

　　從1987年，蘇聯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但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還沉浸在國 外對他的一片讚美聲中。不知道是誰首先發現戈爾巴喬夫愛看那些稱讚他的報道，大概不是西方情報部門就是蘇聯駐外大使們。來自方方面面的消息都是吹捧戈爾巴 喬夫的，每一位駐外代表都把從西方的報紙或雜誌上談到戈爾巴喬夫偉大事業的文章剪下來帶回來視為自己的義務，還要親口對戈爾巴喬夫說，外國的領導人和老百 姓都喜歡他。從國外寄來的郵件也增加了好幾倍，許多人給戈爾巴喬夫寄來紀念品、家傳寶物、錢或貴重物品。各國為了表示對他的敬意，紛紛製作金、銀、白金紀 念章和紀念幣。戈爾巴喬夫收下了很多東西，他真的相信得到這些是因為他所做的一切。甚至當人們認識到戈爾巴喬夫真正關心的不是國家和人民，而是自己的名 聲，紛紛離他而去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還在相信這一點。在國內外一些人的“捧殺”中，戈爾巴喬夫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再次，蘇共的很多幹部思想中明顯的“守舊”性和“惰性”。黨的幹部長期習慣於背誦馬列主義的書本知識，機械地貫徹上級的指示，逐漸 失去主動地研究現實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精神。當黨面臨改革的歷史任務的時候，廣大幹部的思想就表現出明顯的“守舊”和“惰性”的傾向。在蘇共黨內，改 革的阻力特別大。這樣，蘇共不僅給右翼激進派以攻擊的口實，而且也嚴重地脫離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眾，尤其是脫離了青年一代。

　　前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規曾是蘇共報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員。他在《<真理報>總 編輯覺浮錄》一書中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麼“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麼“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 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卓越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製、發展馬克 思列寧主義。”他還指出，“為他人起草某種東西，在‘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上勉為其難地從自己的頭腦里擠出一些詞、句子和段落，這項工作雖 然十分光榮，但卻也令人極為頭痛和疲憊。”因為“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

　　（三）具體的理論研究缺乏原創性、現實感、思辨性，不少理論工作者浮在表面，滿足於虛假的繁榮，喜歡做表面文章。蘇聯哲學曾在蘇聯 的國家意識形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蘇聯社會和政治變化的縮影和晴雨表。有的學者曾十分系統而深刻地論述了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在蘇聯哲學演變的歷程中 的具體表現。

　　列寧晚期（1923年後）對俄國的國情有極為清醒的認識，說過一些意味深長 的話。他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該文被後人稱之為列寧的哲學遺囑）中曾召告說：應通過“無神論的宣傳”而不是“通過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這條直路” 來使“千百萬人民群眾”“擺脫愚昧狀態”。列寧顯然認識到，俄國社會發展水平的低下和大眾的“愚昧狀態”對俄國實現社會主義和接受、理解與掌握先進思想 （馬克思主義）是起着“限制”和“制約”作用的。遺憾的是，列寧以後的蘇聯領導人沒能理解列寧這一論點的極端重要性，因而沒能在強調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也 給為社會主義創造文明前提這一任務以同等程度的重視。後來的事實表明：俄國人和後來的蘇聯人為嚴峻的歷史局勢（外國封鎖和國內戰爭，經濟落後和物質生活匱 乏，曠日持久的黨內路線鬥爭等等）所迫，受文化素養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定勢的困擾，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往往採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態 度，從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選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論點，從而始終未能全面深入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精髓和實質。斯大林時期，蘇聯在理論方 面的種種缺點（片面、教條、死板、僵化、理論脫離實際等）不僅沒有得到糾正，反而因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泛濫而日益加深。3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為蘇聯哲學塑造了體系哲學的雛形，而1938年 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則為蘇聯哲學體系定了型。由此而在世界上首次出現了教科書式的馬列主義哲學。這些作品最典型不過體現了那一時期 蘇聯領導人和理論權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蘇聯式的思維方式，有不少簡單化、政治化、教條化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根基不牢和功底不 深，勢必更容易為似是而非的理論所矇騙。對為社會主義創造文明前提的輕視和忽視，使得蘇聯的理論工作在多數時期都浮在表面，滿足於虛假的繁榮和表面上的輿 論一致，用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和各種應時理論作品的數量來證明在普及和宣傳馬列主義理論方面取得的成績。對馬列主義並未真正在人們的思想里紮根和沒有為人們 所把握的實情則熟視無睹。蘇聯建國初期所處的獨特歷史環境和條件，使得從前處在廣闊而開放的自然歷史空間生存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得不轉入蘇聯一國的 有限而封閉的空間，它喪失了與外界的天然聯繫，割斷了與世界和與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聯繫、對話和交鋒；它在人為的封閉的環境中，在無真正對手、從而總是不 戰自勝的情況下，沾沾自喜於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和挑戰的特殊地位，逐漸地喪失了從前通過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競爭和鬥爭求生存的本能。

　　1985年以後，當蘇聯開始嘗試徹底拋棄從前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重 返國際社會，重新融入人類歷史總潮流時，它發現自己已經很難適應這種新形勢。長期自詡“放之四海而皆準”和以“改變世界”自居的蘇聯哲學，發現它在面對本 國的複雜局面和日新月異的世界潮流時，競然“一籌莫展”，它既解釋不了世界，也改變不了世界。就連剛剛發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等等）， 它也無法給出說明。對俄國現在究竟處在社會發展的哪一階段、俄國現在是什麼性質的社會這樣的基本問題竟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哲學的終結， 從根本上說是它們自己造成的。

　　儘管偉大的哲人斯賓諾莎曾說過：“哲學家既不應哭，也不應笑，他惟一應做的就是思考。”但蘇聯哲學表明，事情並非完全如此。“最富創造性思考的蘇聯哲學家往往要強作歡顏，以免去哭”。這就是為什麼在蘇聯各個時期，在哲學界都有各種“哲學笑話”流傳的原因。

五、被扭曲的監察機構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說過：權力有腐敗的趨勢，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因此，權力如同一把雙刃劍，決不能高估了權力行使者 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對於一些品德不高尚、情操不純正的人來說，不可能通過教育和下面的批評幫助而高枕無憂。的確，蘇共在缺乏有效的權力和金錢 的迷宮面前，逐漸喪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沒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變機制，在官僚主義的侵蝕和集權制的庇護下，越來越腐敗，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越來 越大，在群眾的不滿、失望、冷漠、抗議的邏輯發展中腐敗變質，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

　　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蘇聯黨政機關內的嚴重官僚主義和一些腐敗現象的泛濫，與黨內外的監督監察不力有很大關係。長期以來，蘇共的監 察部門無法有效地對黨的各級幹部尤其最高領導層實行監督監察，使權力失去了制約，下面考察一下蘇共監察機構的歷史進程，便不難得出其中的答案。

　　1898~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20年裡，由於黨在非法的地下狀態中進行活動，總是處於被鎮壓、受迫害的地位，客觀的環境使蘇共沒有把黨的權力監督問題放在重要地位。1920年 後隨着蘇原因共形勢的不斷好轉，蘇共面臨的矛盾也發生了變化。首先，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相對和平的環境，使一些經不起考驗的黨員驕傲自滿，爭權奪 利，追求享受，一些投機分子混進了革命隊伍。其次，蘇共面對着一個貧窮而布滿創傷的大國，龐大的政權機構對從沒有執政經驗的蘇共來說是陌生的，需要群策群 力，發揚民主作風，而這些都要有一個有效的民主與監督體製作保證。這從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的國際工人活動家盧森堡的憂慮中也可以看出：黨內過度的集中 制和日益增長的專制因素，使得“蘇維埃的生活也必然會隨着全國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癱瘓。沒有普選，沒有廣泛的新聞和集會的自由，沒有自由的思想爭論，每 個公共機構的生活就會停息，就會變成醉生夢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會成為獨斷專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漸銷聲匿跡，幾十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隊伍的精華隨時 被請去開會，為的是給領袖的神話喝彩鼓掌，給提出來的決議舉手通過”。從1923年10月開始，托洛茨基在給中央一系列公開信中也批評黨的機關“官僚化”、“特權化”和“脫離群眾”，認為“黨的官僚主義幾乎到處橫行，有使黨陷入絕境的危險”，“老近衛軍”有僵化的危險。托洛茨基的分析儘管言過其實，但他的一些憂慮不無道理。

　　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列寧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1920年9月4日， 即在召開蘇共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前夕，列寧以黨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一封給所有黨的組織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出了設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 員會”的建議。幾天后，蘇共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列寧的這個建議，決定在黨內設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並直接向代表大會負責，主要任務是：“同違反黨的 紀律、反黨言論以及官僚主義作鬥爭。”它是蘇共第一個黨的監察機關。1921年3月，黨的十大召開，會議決定把臨時監察委員會正式定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區域、省以上的地方也設立監察委員會。

　　與黨的監察委員會相適應，1920年1月， 據列寧的提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改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又稱工農檢查院，以便對國家機關的各部門工作進行監督和檢查。儘管工農檢查院取得了一定成績， 但本身又很快成為一個有濃厚官僚主義習氣的官僚機構，使列寧一時困惑不解。於是又進行了一系列努力和探索，他在病中、行動十分不便的情況下，口授了一系列 文章，嚴厲批評了斯大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建議加強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權，把工農檢查院併入中央監察委員會。但由於列寧過早的去世，他的主張在實踐中被大 打折扣。

　　1925年12月， 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黨內鬥爭更加激烈。按理中央監委對黨內出現的不滿情緒，以及黨內鬥爭的越來越激烈的不正常現象，應認真地分析並積極地解決。可 中央監察委員會沒有這樣做，卻過分讚譽和偏向斯大林，這為斯大林削弱蘇共監督體制，進一步搞集權統治打下了基礎。這次大會規定只有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 員和候補委員，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樣只有代表五人和副代表五人才能出席中央組織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並且只有發言權。還規定監委的全體委 員，只能出席“有關”的黨委員會的會議、黨的代表會議，而不是以前規定的可以參加“一切”黨委員會的會議和代表大會。規定監委的任務為：“採取一切措施保 證堅持不懈地執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1929年，蘇共為純潔黨，開展了清黨活動，中央監委具體領導了這次清黨， 這對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無疑是一次很好的監督和打擊。但由於蘇共長期缺少民主與監督作風，往往把監委的任務誤認為是打擊不同意見者，加之 在清黨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具體問題，使監委在清黨中把一些敢於批評、敢於揭短的黨員，包括中央監委中一些敢於開展監督的黨員清出了黨。由於清黨的不斷擴大 化，本來中央監委的清黨是為了幫助蘇共清除和監督黨內不民主的官僚作風，後來在某種程度上，卻變成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見，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由於一批敢 於說真話的黨員被清出黨，在蘇共機關形成了群眾不敢向黨員、黨員不敢向領導提意見，說真心話的反常現象。而政治上的反常，必然會體現在經濟上。可以看出， 這時蘇共的最高權力制約和監督機關已帶有了變味的氣息。監察委員會領導人奧爾忠尼啟澤最終也因無法理解殘酷的現實，被迫自殺了。不久，在沒有代表大會選舉 的情況下，就讓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安得列也夫擔任了中央監委主席，再一次說明蘇共對中央監委地位的態度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

　　1934年1月，蘇 共召開了第十七次黨的代表大會，這次被斯大林稱為“勝利者的大會”，對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漲。在這次會上作出了“將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組為聯共（布）中央黨 監察委員會，並委派一名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為黨監察委員會的領導者”的決定。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撤去了歷屆《黨章》中關於監察委員會 的一章，取消了監察機關監督黨委員會制定有關決議的規定。可見這時的蘇共監察機關變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已難以對中央委員會行使監督的職權。而且， 按新《黨章》規定，它對中央委員會制定的任何決定沒有參與和監督的權力，它只能對這些決定的貫徹和執行進行監督。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列寧倡導和設計的中央 監察委員會和黨內的監督體制已被完全修改。

　　黨的十七大後，由於中央監委的地位不能與中央委員會平行，已不能與中央委員會一起召開聯席會議，中央監委不可能對中央委員會的決策產生任何影響。1939年1月27日，在蘇共的歷史上，破天荒地以斯大林個人名義，給蘇共各級黨組織發出了召開黨的十八大的通知。3月10日，蘇共召開了黨的第18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修改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的決議，在取消監委獨立的同時，它的地位和職權也被削弱。1952年10月，蘇共召開了第19次代表大會，這是斯大林最後一次參加的代表大會。10月13日， 大會又將監委檢查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的職權劃歸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由於黨的監察委員會職權和地位已經被完全削弱，更無法對黨的最高領導人實行監督，致使黨 內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少，而封建家長式的領導作風及其官本位現象卻日益盛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害人“事跡”層出不窮，就連斯大林在臨死前，也感覺到黨內 官僚主義的極度泛濫，後果極為嚴重。

　　1953年，赫魯曉夫當選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後，為克服斯大林專製造成的後果，恢復正常的政治制度，對恢復黨的監督制度作過一定的努力。

1962年11月，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在這次會議 上，決定改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黨監察委員會，將黨監察委員會改組為蘇共中央黨務委員會，讓其審理對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黨的邊區和州委員會關於開除黨員和黨 內處分的決定的上訴等。同時撤消蘇聯部長會議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再一次將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合併，並任命中 央政治局委員謝列平為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由於赫魯曉夫以自己的個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往往不顧別人的意見，專斷地發號施令，黨的監督對他來 說似乎是個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在他的領導下，蘇共對黨和國家監察機關進行了一系列的形式上的變革。由於勃列日涅夫一直對舊的體制和方式情有獨鍾，安於現狀，使黨的各級官員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穩定感，於是腐敗現象開始大規模、多層次地泛濫起來。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蘇共實行的是“老人政治”，蘇共整個政治制度沒有多大的革新，黨的監察機關沒能得到有效的加強。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比茨基承認：“監察委員會對機關工作的監督顯得軟弱無力。”儘管從表面和形式上看，蘇共的監察機構一直存在。1981年蘇聯各級人民監督委員會就有4600個，人民監督員達到了1000萬，但是這些監察機構已逐漸演變為一些人就業的一個好“單位”或者是一個很不錯的“飯碗”。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執政初期，蘇聯黨和人民曾對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領導蘇聯走出困境，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加強黨的監察體制。1976年2月25日，蘇共召開了黨的第27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強調：“黨內不應當存在不受監督和拒絕批評的組織。”1987年1月，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提出了監督不應該有禁區的原則。1988年，蘇共召開了19次 代表會議。大會指出：“建立一個隸屬於選舉產生的權力機關的、統一的國家——社會監督體系，是非常重要的。黨組織應使監督體系依靠人民群眾、創造者、老戰 士、婦女和其他獨立的社會組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為它們代表着不同居民階層和集團的利益。”會議決定把專門負責監督黨的經費使用和文件處理的中央檢查委 員會併入黨監察委員會，成立蘇共中央監察和檢查委員會。1990年3月， 蘇共召開了中央全會，進一步討論如何加快監察體制的改革，指出：“現行的黨的監察和檢查工作體制自我結束了使命，因為監察機構不具備必要的獨立性。建立由 黨的代表大會選舉，並向其報告工作的蘇共中央監察檢查委員會有助於黨的民主化，黨的政治的道德更新。”全會還討論了恢復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即將中央監察 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地位保持平等，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的監督體制，決定製定《中央監察—檢查委員會條例》。1990年7月，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召開了蘇共第28次 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確定了監察機構由黨的代表大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投票名單上可以有任何數目的候選人，黨員有權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同時 大會還規定，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不能同時兼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或擔任蘇共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蘇聯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 條例》，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是：（1）監督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工作中對人道主義、集體領導制，公開性等民主原則的遵循情況，採取措施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黨內政治的獨斷專行，壓制批評，濫用職權；（2）加強黨的隊伍的黨的集體的團結中，促進基層黨組織威信的自主性的提高，捍衛共產黨員的權利，監督黨組織的經選舉產生的黨的機構，使少數人堅持自己立場的權利不受侵犯，使全體共產黨員執行所通過的決議；（3）監督蘇共預算的執行情況，檢查蘇共中央及其機關、報刊、出版社和企業的財政經濟活動；（4）檢查蘇共中央及其執行機關和工作人員，下屬各機構和企業是否遵循所規定的處理黨組織申訴，信函和聲明的程序；（5）研究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向它提出的申訴，提出建議來克服業已查明的缺點，要求進行解釋，根據蘇共章程追究任何以自己的行動破壞黨的威信的共產黨員的責任；（6）審議對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相應的監察委員會關於開除出黨和處分的決定提出的上訴；（7）指導幫助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監察委員會、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州、自治區、市和區黨組織，分析黨的監督的實際情況。

　　從表面上來看，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監察制度，特別在蘇聯解體前夕召開的二十八大制定的監察制度，似乎又恢復到了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 但監察工作從來都不是脫離整個黨的工作，以及黨的一貫主張和政治路線，特別是社會的發展現狀而孤立存在的。由於蘇共長期削弱黨的監督體制，黨內民主和監督 很不夠，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太深的傷害，大多數黨員和群眾對蘇共遲到的監督體制改革失去了信心。加之戈爾巴喬夫的整個改革脫離了蘇聯的國情，缺乏嚴謹的改革 方法和步驟，導致黨的隊伍渙散，無政府主義泛濫，政治局勢失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最好的監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蘇聯黨和國家垮台的命運。1991年8月23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解散，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長期被虛置或被扭曲的使命也隨之結束。至此，它就像一把茶壺一樣，如果它沒有存在的價值了，那麼它的式樣、大小、顏色也就無所謂了，即使打破了，人們也不會大驚小怪。

　　縱觀蘇共監察機構的歷史，就會發現不少問題。一是黨的監察機構的權力弱化，缺乏獨立性。這違背了列寧初衷。斯大林時期，蘇共監察機 構成為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權力不斷弱化。顯然，如果被監督者領導着監督者來監督自己，監督者籠罩在被監督者的權勢之下，效果可想而知。於是，人們所期 望的清明廉潔的政治就只有寄託於當政者的民主素養和道德良心，但這往往靠不住。二是黨的監察機構被扭曲，一度成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見、進行政治鬥爭的工 具。三是監察機構本身演變成一個具有濃厚官僚主義習氣的場所和部門，所以官僚主義者反對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顯然是不現實的，至少是不徹底的。

　　總之，隨着時光的消磨、歷史的沉澱，五顏六色的歷史表象的吸引力和泡沫會逐漸衰減，從而使人們對歷史問題的研究越來越理智而全面，接近於問題的“實態”。對蘇共歷史的研究也是這樣。

P.S.

望星空，Stargazy(=仰望星空, 望天空想, 白日夢) pie

 材料:
麵粉，鯡魚/鮁魚/帶魚的魚頭和若干尾尖，如是小魚用全身，煮雞蛋，洋蔥，剪成星星的麵皮

吃的時候說三聲感謝普世讓富人吃喝之時還讓我們得到了鹹魚頭，

天主，求你降福我們和我們所享用的食物，如果稍微多給一點魚身子肉就好了，
我們也為你賞賜的一切，感謝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Merci mon seigneur, d'offrir ces nourritures à moi
Amen. So be it.

阿門!

Ingredients
shortcrust pastry made with 285g plain flour
8 pilchards, sardines or small herrings
salt, pepper
1 large chopped onion
approx. 3 tbsps chopped parsley
3 hard-boiled eggs
3 rashers streaky bacon
beaten egg to glaze

Say Thank God for those heads

Amen.

So be it.

 

Classic Cornish stargazy pie

(serves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