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多 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苏共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 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 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 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 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近二千万）、独掌政权74年 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 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 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 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 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国家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 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 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具体数字材料见下表）

表－1：从苏联官员转化来的俄国精英一览表

　　资料来源：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 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 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 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 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 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 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 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 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后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 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 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 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 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 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 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万事大吉？70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结果。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 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 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第五，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难道是像考茨基等人早就鼓吹的那样 — 俄 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 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 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 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列宁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文 中十分精彩而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 的事，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 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尽管戈尔巴乔夫确实过高估计了西方 政治家的真诚。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像，“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 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二、权贵阶层的掘墓和权力的异化

　　历史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 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 向一个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领导干部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从文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在10月 革命成功后到苏联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干部还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在领导层基本上不存在特权现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 的”。尽管有“一些党员住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儿”，但那是革命队伍中的极为个别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党 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列宁就已认识到，反对特权和惩治腐败的必要性，指出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 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我们的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 也非常可悲”。1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共 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第二个是文盲，第三个是贪污受贿。列宁还指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为此，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党进行了清党，强调党的纪律性，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但官僚主义仍然不少，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 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这从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但由于病情 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 这样就更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罗·亚·麦德维杰夫在书中 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他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 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 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 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 成为一种拜物教。”又由于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反 对滥用权力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加强，而且逐渐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逐渐把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在物质享受和生活 方式上也违反了列宁时期的一些规定，扩大差距，脱离人民群众。

　　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身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 的大衣。他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革命后不久一直穿着它，直穿到死的一天，再加上他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 钉”。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在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拒绝坐汽车上学，“甚至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娜加·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 自杀去世。据斯维特娜拉·阿利卢耶娃回忆，当她的母亲娜加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拉开一个装满卢布的抽屉对妻 子的哥哥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送来一袋钱，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而当斯大林妻子去 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 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 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1947年 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 机会，“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 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 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已，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 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 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这种现象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 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 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 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 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 “除这些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 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 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 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 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 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 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 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 “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 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 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 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 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 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 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 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 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 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 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 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 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 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 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 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 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 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 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变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特权情况，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 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谈到了苏联的特权现象。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 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大量的群众来信证明，苏联“居民中”存在着 “过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的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 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现象受到劳动人民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问题就 要得到解决”。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力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 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 — 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 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 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 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 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 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 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 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 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 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 在也还是这样”。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 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 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 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 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 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 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 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 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 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 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 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 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 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 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 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曾讲道：“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三、最根本的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 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 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也曾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 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　　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越 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 的被欺骗感和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 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 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 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 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 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 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 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 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 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积 聚。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 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 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 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 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 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

　　那么，苏联和苏共高度集中的体制产生哪些具体危害呢？

　　（1）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早在列宁晚期，列宁在重病中十分关心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22年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过：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斯大林时期，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使列宁一贯倡导的集体领导的体制遭到破坏，尤其是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来决定一切的状 况，使苏联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形同虚设。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 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而在1939年第18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这个权力金字塔倒了过来，斯大林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代表大会只具有咨询会议的意义了。同时这种本来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个人专断之下却只能起咨询作用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明显不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了。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开过之后，过了四年才召开联共（布）十七大。十七大修改了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即使如此，从十七大到十八大间隔了五年，仍然超过了规定期限。特别是，从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到1952年十九大，间隔了几乎14年之久。在此期间，党中央全会也极少召开。例如，1936年和1938年，都只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而1941~1952年，只开了三次中央全会，其中1946~1952年间实际上只开了一次中央代理人全会。在斯大林后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所有这些情况，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在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背景之下，发生了30年 代肃反扩大化和残酷镇压一大批党的干部的严重事件。抛开发动这次运动的动机到底是为了维护政权或者掺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权力斗争不谈，单从后果看， 肃反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第一，是肃反扩大化冤枉了大量好人，造成了成千上万令人心酸的冤假错案，几乎波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整整一代人，造成的 心理创伤几十年后还能察觉到。1934年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共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中央委员68人；到1939年召开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之前，被枪决的中央委员为51人，候补中央委员为47人，分别占全体人数的72％和69％。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将官衔的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六名元帅中，有四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名。另外，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最近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来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当是权威的。1937、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有681692人。第二，肃反扩大化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担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可夫列夫说，大约75％~80％ 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严重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同时，肃反扩大化也成为反对派和敌人攻击苏共和丑化苏共的口实和燃烧 弹。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频繁地大规模地更换干部和大反个人崇拜，但是赫鲁晓夫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70年 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树立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 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 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四人作出决定。1977年， 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国防会议主席，又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的 时候，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 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却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戈氏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在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安排工作时，故 意使他们发生冲突。后来，政治局和书记处很少开会。即使开会戈尔巴乔夫也很少参加，这样苏共领导机关到1991年 初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对戈尔巴乔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许多描述。比如“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房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小房间 一幅孤独的、凄凉的样子，拟定着中央委员会这个几十年来在我国最高最有力的机关的成员名单。我看了纸上字迹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这些纸上已经确定了一场 大悲剧的最后几幕。”“戈尔巴乔夫这个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党内也失去影响的人，竟然可以独自确定苏共的领导人，从而确定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确定自 己意志的执行者。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允许一个人决定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决定一个大国命运。”“如果苏共党内生活正常，还能像1964年 运用民主集中制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样，苏共、苏联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 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也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 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由于不受任何监督而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 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 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 维》一书中对于前苏联80年代中期前后的有关情况则是这样描述的：“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 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委松驰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党员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 就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在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有些工作人员 “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有些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有的还是主谋”。

　　（2）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 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也 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 林）周围只剩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当参观斯大林故居和博物馆 时，引导参观的人“敬畏得直颤抖”。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附。斯大林周围的人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 对领袖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 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 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 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3）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已。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 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从总体看，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 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 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到勃列日涅夫后期， 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比较普遍，许多干部养成了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 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 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 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 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 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 上”。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 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 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

　　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至于在地方上，甚至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同时，干部终身制，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机构臃肿，影响了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 果。最高领导层由于年龄老化，一般难以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官僚作风必然滋长，思想也容易保守和僵化。这也正是勃列日涅夫后期经济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速度 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苏联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及人员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四、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与 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因为，没有科学、正确的理论，就会产生错误的实践。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只 能助长社会的腐败。换句话讲，学术腐败和理论研究腐败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1）阐释功能，对于一个现象、一件事件、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予以正确而客观的分析和说明；（2）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功能，对存在的事物、现象持辩证、唯物和历史的眼光，不仅发现其优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其缺陷和不足；（3）前瞻功能，对事物的历史和现在不仅清楚，而且要有前瞻性，从而有方向感。学风的败坏，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凡事走极端，误人害国。

　　（一）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过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 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 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 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 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 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从1931年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保留商品货币开始，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历程中，大约每10~20年就进一小步，及至戈尔巴乔夫承认市场经济，已过去了60年。 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鼓吹直接间接的大民族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认识上，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对时代的估计，对资 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出现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二）在思想宣传工作中，苏共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 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 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 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 基本课（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人达数千万人之 众。在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历来是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当然的接班人。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苏共的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的基本知 识，而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效果不好。同时苏联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思想文化斗争，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包括批判德波林学派、“拉普”等），到3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 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 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把‘世界主义’，反对教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 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 情。许多人在内以为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 学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对生活的整个一套安排，似乎从自由自在的大学生年代 开始，都是在培育未来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去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 期社论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包括大批“60年代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80年 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 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全 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失，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 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 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随之而来。

　　其次，是领导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过基层视察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 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 未发现勃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也不爱看文件的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在世时，苏联出版 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 《垦荒地》等几本书，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 念稿，也常念错。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爱。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宁勋章、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下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 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 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大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 材料，当时苏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中央领导层在契尔年科病危和逝世后的争权情况，叙述了各级领导集团忙于夺权斗争而不顾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1990年本来是一个罕见的丰收年，但是党内继续进行激烈的夺权斗争，城市没有帮助农村。“在1990年 秋天，国家的命运却掌握在纸上谈兵的政治家、纸上谈兵的理论家手中，他们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和不喜欢这种经常打破他们的抽象理论的生活。他们在莫斯科、 在国外呆了几十年。然而在改革的一定阶段，正是他们占了上风”。“在个人政治野心的后面失去了主要目的——人民的福利”。

　　从1987年，苏联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沉浸在国 外对他的一片赞美声中。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戈尔巴乔夫爱看那些称赞他的报道，大概不是西方情报部门就是苏联驻外大使们。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都是吹捧戈尔巴 乔夫的，每一位驻外代表都把从西方的报纸或杂志上谈到戈尔巴乔夫伟大事业的文章剪下来带回来视为自己的义务，还要亲口对戈尔巴乔夫说，外国的领导人和老百 姓都喜欢他。从国外寄来的邮件也增加了好几倍，许多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 念章和纪念币。戈尔巴乔夫收下了很多东西，他真的相信得到这些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甚至当人们认识到戈尔巴乔夫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自己的名 声，纷纷离他而去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在相信这一点。在国内外一些人的“捧杀”中，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再次，苏共的很多干部思想中明显的“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 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的倾向。在苏共党内，改 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

　　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规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 编辑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 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 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 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三）具体的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不少理论工作者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 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有的学者曾十分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在苏联哲学演变的历程中 的具体表现。

　　列宁晚期（1923年后）对俄国的国情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说过一些意味深长 的话。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该文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哲学遗嘱）中曾召告说：应通过“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 来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列宁显然认识到，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大众的“愚昧状态”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接受、理解与掌握先进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的。遗憾的是，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没能理解列宁这一论点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没能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 给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这一任务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后来的事实表明：俄国人和后来的苏联人为严峻的历史局势（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经济落后和物质生活匮 乏，旷日持久的党内路线斗争等等）所迫，受文化素养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困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往往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 度，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选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论点，从而始终未能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精髓和实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理论方 面的种种缺点（片面、教条、死板、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等）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泛滥而日益加深。3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苏联哲学塑造了体系哲学的雏形，而1938年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体系定了型。由此而在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作品最典型不过体现了那一时期 苏联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苏联式的思维方式，有不少简单化、政治化、教条化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牢和功底不 深，势必更容易为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蒙骗。对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轻视和忽视，使得苏联的理论工作在多数时期都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 论一致，用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各种应时理论作品的数量来证明在普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绩。对马列主义并未真正在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和没有为人们 所把握的实情则熟视无睹。苏联建国初期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使得从前处在广阔而开放的自然历史空间生存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转入苏联一国的 有限而封闭的空间，它丧失了与外界的天然联系，割断了与世界和与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联系、对话和交锋；它在人为的封闭的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 战自胜的情况下，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和挑战的特殊地位，逐渐地丧失了从前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竞争和斗争求生存的本能。

　　1985年以后，当苏联开始尝试彻底抛弃从前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重 返国际社会，重新融入人类历史总潮流时，它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长期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以“改变世界”自居的苏联哲学，发现它在面对本 国的复杂局面和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时，竞然“一筹莫展”，它既解释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世界。就连刚刚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等等）， 它也无法给出说明。对俄国现在究竟处在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俄国现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样的基本问题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 从根本上说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哲学家既不应哭，也不应笑，他惟一应做的就是思考。”但苏联哲学表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最富创造性思考的苏联哲学家往往要强作欢颜，以免去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各个时期，在哲学界都有各种“哲学笑话”流传的原因。

五、被扭曲的监察机构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 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品德不高尚、情操不纯正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教育和下面的批评帮助而高枕无忧。的确，苏共在缺乏有效的权力和金钱 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 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一些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外的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 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下面考察一下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进程，便不难得出其中的答案。

　　1898~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20年里，由于党在非法的地下状态中进行活动，总是处于被镇压、受迫害的地位，客观的环境使苏共没有把党的权力监督问题放在重要地位。1920年 后随着苏原因共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共面临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和平的环境，使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骄傲自满，争权夺 利，追求享受，一些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其次，苏共面对着一个贫穷而布满创伤的大国，庞大的政权机构对从没有执政经验的苏共来说是陌生的，需要群策群 力，发扬民主作风，而这些都要有一个有效的民主与监督体制作保证。这从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人活动家卢森堡的忧虑中也可以看出：党内过度的集中 制和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使得“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 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 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神话喝彩鼓掌，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也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托洛茨基的分析尽管言过其实，但他的一些忧虑不无道理。

　　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列宁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20年9月4日， 即在召开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前夕，列宁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给所有党的组织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了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 员会”的建议。几天后，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建议，决定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并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主要任务是：“同违反党的 纪律、反党言论以及官僚主义作斗争。”它是苏共第一个党的监察机关。1921年3月，党的十大召开，会议决定把临时监察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区域、省以上的地方也设立监察委员会。

　　与党的监察委员会相适应，1920年1月， 据列宁的提议，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以便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尽管工农检查院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本身又很快成为一个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官僚机构，使列宁一时困惑不解。于是又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探索，他在病中、行动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口授了一系列 文章，严厉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建议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把工农检查院并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但由于列宁过早的去世，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被大 打折扣。

　　1925年12月，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内斗争更加激烈。按理中央监委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以及党内斗争的越来越激烈的不正常现象，应认真地分析并积极地解决。可 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却过分赞誉和偏向斯大林，这为斯大林削弱苏共监督体制，进一步搞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这次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 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样只有代表五人和副代表五人才能出席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并且只有发言权。还规定监委的全体委 员，只能出席“有关”的党委员会的会议、党的代表会议，而不是以前规定的可以参加“一切”党委员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规定监委的任务为：“采取一切措施保 证坚持不懈地执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29年，苏共为纯洁党，开展了清党活动，中央监委具体领导了这次清党， 这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无疑是一次很好的监督和打击。但由于苏共长期缺少民主与监督作风，往往把监委的任务误认为是打击不同意见者，加之 在清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使监委在清党中把一些敢于批评、敢于揭短的党员，包括中央监委中一些敢于开展监督的党员清出了党。由于清党的不断扩大 化，本来中央监委的清党是为了帮助苏共清除和监督党内不民主的官僚作风，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却变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一批敢 于说真话的党员被清出党，在苏共机关形成了群众不敢向党员、党员不敢向领导提意见，说真心话的反常现象。而政治上的反常，必然会体现在经济上。可以看出， 这时苏共的最高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关已带有了变味的气息。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泽最终也因无法理解残酷的现实，被迫自杀了。不久，在没有代表大会选举 的情况下，就让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安得列也夫担任了中央监委主席，再一次说明苏共对中央监委地位的态度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1934年1月，苏 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 监察委员会，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撤去了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 的一章，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员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可见这时的苏共监察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已难以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 按新《党章》规定，它对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任何决定没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力，它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列宁倡导和设计的中央 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的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改。

　　党的十七大后，由于中央监委的地位不能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已不能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召开联席会议，中央监委不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产生任何影响。1939年1月27日，在苏共的历史上，破天荒地以斯大林个人名义，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3月10日，苏共召开了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修改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的决议，在取消监委独立的同时，它的地位和职权也被削弱。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19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参加的代表大会。10月13日， 大会又将监委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职权划归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职权和地位已经被完全削弱，更无法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监督，致使党 内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少，而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及其官本位现象却日益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害人“事迹”层出不穷，就连斯大林在临死前，也感觉到党内 官僚主义的极度泛滥，后果极为严重。

　　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为克服斯大林专制造成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对恢复党的监督制度作过一定的努力。

1962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 上，决定改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将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让其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和州委员会关于开除党员和党 内处分的决定的上诉等。同时撤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再一次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并任命中 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为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于赫鲁晓夫以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来 说似乎是个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苏共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形式上的变革。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对旧的体制和方式情有独钟，安于现状，使党的各级官员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于是腐败现象开始大规模、多层次地泛滥起来。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苏共整个政治制度没有多大的革新，党的监察机关没能得到有效的加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承认：“监察委员会对机关工作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苏联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就有4600个，人民监督员达到了1000万，但是这些监察机构已逐渐演变为一些人就业的一个好“单位”或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饭碗”。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党和人民曾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党的监察体制。197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了党的第27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19次 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党组织应使监督体系依靠人民群众、创造者、老战 士、妇女和其他独立的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居民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会议决定把专门负责监督党的经费使用和文件处理的中央检查委 员会并入党监察委员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3月， 苏共召开了中央全会，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快监察体制的改革，指出：“现行的党的监察和检查工作体制自我结束了使命，因为监察机构不具备必要的独立性。建立由 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并向其报告工作的苏共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有助于党的民主化，党的政治的道德更新。”全会还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将中央监察 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保持平等，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监督体制，决定制定《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条例》。1990年7月，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了苏共第28次 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监察机构由党的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投票名单上可以有任何数目的候选人，党员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同时 大会还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条例》，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1）监督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工作中对人道主义、集体领导制，公开性等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党内政治的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滥用职权；（2）加强党的队伍的党的集体的团结中，促进基层党组织威信的自主性的提高，捍卫共产党员的权利，监督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使少数人坚持自己立场的权利不受侵犯，使全体共产党员执行所通过的决议；（3）监督苏共预算的执行情况，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机关、报刊、出版社和企业的财政经济活动；（4）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执行机关和工作人员，下属各机构和企业是否遵循所规定的处理党组织申诉，信函和声明的程序；（5）研究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向它提出的申诉，提出建议来克服业已查明的缺点，要求进行解释，根据苏共章程追究任何以自己的行动破坏党的威信的共产党员的责任；（6）审议对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相应的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出党和处分的决定提出的上诉；（7）指导帮助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监察委员会、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区、市和区党组织，分析党的监督的实际情况。

　　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到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 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特别是社会的发展现状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 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脱离了苏联的国情，缺乏严谨的改革 方法和步骤，导致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长期被虚置或被扭曲的使命也随之结束。至此，它就像一把茶壶一样，如果它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它的式样、大小、颜色也就无所谓了，即使打破了，人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纵观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这违背了列宁初衷。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 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人们所期 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 具。三是监察机构本身演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场所和部门，所以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显然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彻底的。

　　总之，随着时光的消磨、历史的沉淀，五颜六色的历史表象的吸引力和泡沫会逐渐衰减，从而使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理智而全面，接近于问题的“实态”。对苏共历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P.S.

望星空，Stargazy(=仰望星空, 望天空想, 白日梦) pie

 材料:
面粉，鲱鱼/鲅鱼/带鱼的鱼头和若干尾尖，如是小鱼用全身，煮鸡蛋，洋葱，剪成星星的面皮

吃的时候说三声感谢普世让富人吃喝之时还让我们得到了咸鱼头，

天主，求你降福我们和我们所享用的食物，如果稍微多给一点鱼身子肉就好了，
我们也为你赏赐的一切，感谢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Merci mon seigneur, d'offrir ces nourritures à moi
Amen. So be it.

阿门!

Ingredients
shortcrust pastry made with 285g plain flour
8 pilchards, sardines or small herrings
salt, pepper
1 large chopped onion
approx. 3 tbsps chopped parsley
3 hard-boiled eggs
3 rashers streaky bacon
beaten egg to glaze

Say Thank God for those heads

Amen.

So be it.

 

Classic Cornish stargazy pie

(serves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