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发现信息价值 立即打开 逻辑与信仰——提高民族素质的药方taizhairen 2017.10.23 15:55 原创发表在 文化散论 关敏/逻辑与信仰——提高民族素质的药方
“天人合一”是中国式的哲学，被国人说成最高智慧。其实，“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中国古人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脉”等等“天人合一”“天人对应”的荒谬说法，流行几千年，得不到批判和纠正。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也就是软件出了问题。中国“人生代代无穷已” ，硬件换了无数代了，然而软件依然如故。
比较一下中外的历史，只要正常人就会承认：中国比起希腊、罗马要黑暗很多。希腊人在公元前就一直在实践政府的多种形式，如何建立陪审团，怎么警惕僭主政治，为何要实施民主；罗马人很早就注意到法律的来源最为重要，认识到暴君就是对国家本身的否定。中国人却从周公起，就把遵守统治者拍拍脑袋制定的律令，视为必须遵循的王法，甚至美化为“法治”。三千年来，越过越不明。中国人如果一味地守旧、崇拜古人，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必须改变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首先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思维方面的素质，抓住两点：第一，中国人必须通过真正的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感性思维和指鹿为马的丛林思维模式。
一，野夫说：“中国逻辑”是逻辑的天敌
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其本能思维中始终摆脱不了弱肉强食的立场思维惯性。古圣们强调“孝亲”的立场，这就意味着立场高于真相、高于是非。当真相与立场不符的时候就通过“父子相隐”似的造假来掩盖真相，真相将不复存在，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丛林思维，只为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易中天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中国逻辑”就是原始的丛林时代的帮派思维：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野夫先生将“中国逻辑”归纳出5个特征：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们的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只“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动机是不可验证，这就给胡思乱想以极大的空间。譬如：你批评一位名人，其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证据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牵强附会。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就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无限扩大）：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某人因私德不谨而曝光，其论敌就说：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调常能蒙蔽许多人。然而，稍加明辨：贪官和酷吏，与其本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联，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就受损伤。野夫强调，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
二，制度决定论不成立
野夫说“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这句话也对，但需要深究一步——制度改了，是不是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改过一次制度。刚开始，一派新气象，欣欣向荣；但是，仅仅几年，腐败混乱就滋生成癌了。中国人在国外的社区，可以说政治制度变了，然而中国人犯罪率也是很高的。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再好的规则也会打折扣。《让中国式的聪明滚出中国》的文章，就揭露中国人在国外想方设法地钻制度的空子，占他人或社会便宜。香港最初的总督评价华人居民说：作为个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差；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败坏是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英国人所谓的道德，显然指的就是公共道德。你在你家，可能很讲道德，但在家之外，每个中国人都在算计他人，恨不得把别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欧洲人的道德观，中国人就是一个只会弱肉强食而没有德性的人。
国人道德败坏的原因是中国人只有唯物主义的利益追求，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刘亚洲说：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质利益，儒教讲国泰民安，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观音；中国人信许多神，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并不是真信仰，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道德败坏。西方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是真信仰，所以社会道德秩序井然。日本人在地震灾难面前，没人顺手牵羊哄抢物质；中国出个汽车事故，总有顺手牵羊哄抢物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国民。
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的原因是：中国自古实行祖先崇拜的宗法制，宗法制属于动物本能意识的强化，怎么会产生信仰文明？祖先崇拜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
三，逻辑与信仰——提高国人素质的药方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1.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是通过真的宗教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中国一切问题都被人们归结为制度，而制度的灵魂就是正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视为民主的第一原则。在我国几乎成了正确的化身：动辄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连微信群都以多数的名义剔除他人。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数暴政：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允许牺牲、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如吃掉1个人可以救活3个人的话，他们会这样干。这是与正义冲突的。任何以社会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他人人权都是不正义的。正义不允许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否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是社会的首要问题。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美国民主制度要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古希腊或雅典民主只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现代民主的两个主要思想来自基督教：一是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平，即上帝的公义和摩西十戒；二是人被造而平等的圣经思想。没有这些思想，现代文明就不可能产生并胜出。故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普世宗教。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专制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即正义原则。人们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才能建立起牢固道德秩序。
儒家关注的是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没有确立道德底线，不可能建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多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包庇犯了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儒学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的社会，它从未认识到个人的权利。孟子说：国君提倡仁义就能“君先臣后”。西方的正义论强调的是“先人后己”、 “民先君后”，这是普世宗教基督教塑造结果。很多人把民主说成是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这话正确；但一简化，民主的实质就是利益，那就错了。因为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巧取豪夺。准确地说，民主实质是要做到利益均衡即分蛋糕者最后取他应得的一份——先人后己，这样才可能建立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这和孟子的“何必曰利”的先君后臣的“仁义”顺序完全相反的。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和丛林思维史。丛林思维就是专制思维。孔子曰“无违”，具体来说，就是掌权者唯我独尊，不受监督，颐指气使，胆大妄为，甚至是顺昌逆亡。专制强权思维的泛滥，让人在权力面前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久而久之，人们渐渐习惯了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吹牛拍马、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为奴性或任性，因此离科学民主的文明生活越来越远。
所以，国人要摆脱认人不认理的丛林思维，学习非丛林的正确的思维形式规则——逻辑学尤为重要。
2.第二，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丛林思维模式。从而提高国人的思维素质。这就需要花力气学习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并在批判各种错误思维中得到逐步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
作者关敏说明：此文是我2016年9月初写成，首先发布在中医网和凯迪网，境外也有转载。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866276
现在对其做了修改，供大家参考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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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限速 第2楼10-23 我用力ding。 0 求索者 第3楼10-23 除了逻辑还有其他的比如想象力等等！ 0 求索者 第4楼10-23 除了逻辑还有其他的比如想象力等等！ 0 求索者 第5楼10-23 缺乏思考 taizhairen 第6楼10-23 该信息已被管理员屏蔽 0 风东渐 第7楼10-24 都是忠言! 0 taizhairen 第8楼10-26 超越立场近正义——立场思维批判
作者：关敏
一，立场思维的特点
立场思维是由于依赖关系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忠诚”）、相互感应的原始思维。球迷的思维就是典型的立场思维，球迷为自己球队无条件地呐喊助威，无怨无悔。这就像母亲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子女，是一种动物本能反应。所以，立场思维是一种最原始的思维方式。
立场思维具有帮派利益至上、感情用事、人云亦云、非理性、反科学的特征。因此可称之为：帮派思维、感性思维、本能思维即屁股决定脑袋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
二，中国文化成为立场文化的原因
中国文化包括儒、道、法、墨、佛都是原始的立场文化或帮派文化。这些文化虽然号称要利国利民，但都把其创始人神化为真理的化身，质疑不得，批判不得，最后成了僵死的立场帮派文化。而古希腊，学生批评老师很正常，所以，西方文化就摆脱了僵死的命运。
第一，中国人无理性。老子要求中国人“复归于婴儿”，理性未发育。武志红说，中国人共生在一起，心智的水平平均为6个月大的婴儿，相互依赖的意识强烈。中国人相互依赖，就是相互折磨——互害。我隔壁一对老年夫妻几乎天天吵架，吼声如雷；少儿在一起也是推搡打闹；商品广告尤其是色情中医广告铺天盖地；喇叭声鞭炮声机车声撕心裂肺。在这样环境下，理性很难发育成熟。看看19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时期，战火纷飞，贝尔格莱德的居民在大街上下国际象棋；而中国人连文盲都喜欢麻将赌博。不难看出，中国人理性水平远低于东欧人。这是因为，麻将的复杂程度低于中国象棋，而中国象棋的复杂程度更低于国际象棋。打麻将的目的是为了夺取他人钱财，会提高国人的诡辩诈骗本领；而下国际象棋不是赌博，而是理性思维的体操，可以提高数理计算和逻辑思维能力。
第二，中国人发现不了客观的正确（正义）标准。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因人而异，同一种病，千个医生千种药方，胡乱开药。没有治疗的客观标准，实在太荒谬！这就好比一个不会下象棋的人，必然不懂得象棋规则。由此，我可以反推，一个不懂象棋规则的人就是不会下棋的人。中医数千年传承，都是祖传秘方，没有产生本行业通用规则和治病的客观标准，由此可以断定，中医就是那些不会下棋的人在侃下棋如何神奇，纯粹是欺世盗名。
第三，中国人无理性，必然喜欢暴力。喜欢暴力的人最讨厌规则的，他们不愿意作茧自缚。M说，“宪法是我制定的，我记不住；我们不靠它，我们靠开会的决议。”这样的话，社会就没有一以贯之的规则，忽左忽右。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必然是立场决定论的乌龟哲学盛行：为了家庭，必须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吹牛拍马、见风使舵，难得糊涂；总之是无视普世的正义规则。
第四，立场决定论盛行，必然导致儒家文化、马列文化主导社会。因为，这两种文化都强调立场感情，都是从感情出发看世界的。儒家宣布“亲亲为大”，把孝敬家长放在首位。马文化是从阶级感情出发：只要有仇恨富人的阶级感情，你就是革命派；革命派破坏已有社会制度，宣称：过去历史全无正义，只有共产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绝对正义，必须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入相对正义的时代，这种相对正义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说。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立场决定”的相对正义。
众所周知，基督教的正义是一种绝对正义，它与阶级立场、民族立场、肤色立场无关；所以，穷人与富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肤色的人都可信基督教。《世界人权宣言》也是绝对正义。绝对正义强调其标准无条件地适用于全人类。这是相对正义的国家难以接受的。所以，含有绝对正义的普世价值（普世宗教基督教）就必然被立场论者所围剿。
因为任何立场都是一种偏见，立场思维是一种含有个人崇拜的、依赖他人的懒人思维。逻辑思维是摆脱偏见、摆脱个人崇拜、依靠自己的创新思维，所以，逻辑思维是一种无立场思维。对于这种崇拜正义不崇拜祖宗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是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还没有从“祖宗就是真理”的雾霾中走出来。
三，今天给立场派启蒙：正义的起源。
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可能有正义。即使老百姓都接受掌权者的标准，依然会被认为是绑架或诈骗的结果，与正义无关。但对于三方社会模式，即人类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少是由三个方面的人组成。三方社会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方时，总有一个第三方对这一行为加以观察、评价，这个观察有可能是超越时空的观察，具有永恒的正义性。
西方之所以能走上中立公平正义的之路，是因为西方社会有个“第三者”，它扮演了中立公平正义的裁判功能。这个“第三者”在中世纪是基督教，当国王与诸侯纷争不停的时候，教会调停至关重要。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
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以正义原则为最高意志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正义原则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均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导。
0 taizhairen 第9楼10-26 落后的思维方式——“立场决定是非”批判作者： 关敏
关敏非常佩服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爱我师”就是立场，“爱真理”就是理性认识。可见，理性认识是超越了感性立场的高级思维。也就是说，只有超越了感性的“立场决定是非”帮派思维，人们才能认识真理，走进科学。
一，立场与人民大众的立场
“立场”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紧跟程度。跟得紧，就是立场稳；跟得勤，就是立场好。譬如，幼儿紧跟父母、狗跟随主人是一种天然性的跟随关系。这种跟随关系，意味着没有自主、自由的意识，一切行动听（主人）指挥，属于依附关系。由于“利出一孔”，君主垄断一切，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臣民仰君主鼻息而生存，从而形成了臣民的依附人格。臣民无法独立，必须依附在君主这棵树上；一些儒虫更是以讨君主欢心为要务，成了紧跟君主的走狗和奴隶。这种紧跟意识被儒家称为“忠孝节义”，“忠”是紧跟君主，“孝”是紧跟父母，“节”是紧跟夫君，“义”是紧跟兄长。可见，中国人的立场就是站在家庭尊长的角度来看世界，最好是舍己“无我”。“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舍己敬尊长，孔融的立场就是朝廷弘扬的榜样。
辛亥革命后，皇帝倒了，君主、家长、丈夫的权威也倒了，“忠孝节义”也倒了；但是“紧跟意识”反而加强了，譬如大家熟知的“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这种紧跟意识名之为“阶级立场”，也就是政治立场。雷锋因为其“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成了全国学习的表率。雷锋和孔融一样，都是舍己无我为他人。雷锋为许多陌生的人民服务，孔融是为亲人服务，雷锋的境界高些。但雷锋也有时代的弱点，他“对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就很左。雷锋的“忠”主要是忠于领袖，属于“人身依附”范畴，比以前忠于皇帝还严。以前，忠要为孝让路，臣民以“孝”的名义拒绝皇帝的召唤；毛时代是不行的，忠是最高德行，其他德行都得为忠让路。
1980年代，邓小平曾批评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1980年2月，11届5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成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可见，忠于领导依然有人身依附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立场弱化了，政党立场、国家立场升到了首位。因此，国家的宣传教育，总是要求老百姓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来看问题，也就是要站在当官的立场上替当官的着想，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官本位的表现。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官要有救天下济苍生之意愿，还要把自己看问题的立场下移，和民站在一起，思他们之所思，想他们之所想。也就是，不忘初心，回归人民大众的立场。
二，“是非”的两个涵义
《说文解字》：是，正也。正，是也。以日为正则曰是。是的本义：正，不偏斜，直，含有正义的意思。引申为：真的、正确的的意思。非，fēi，像鸟的翅膀左右展开，相背的样子。引申为“相背”、与“是”相背，不是也。表示否定的一个词语。因此，“是非”作为一个词组就有两个涵义：（事实判断的）真与假；正确与错误（对与错、该与不该）的意思。而且，“是”的本义含有正义的意思，因此，“是非”更多的是指“该与不该”的价值判断问题。
三.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分开
命题（statement）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判断（fact judgement）和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前者只陈诉客观事实，也就是“what is”的问题；后者讨论行为的标准，也就是“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首先注意到，人们经常在事实判断的后面，跟一句价值判断，而实际上从第一句话并不能推出后一句话。比如，下面这句话：“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加，我们应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前半句是事实判断，后半句是价值判断。如果不附加逻辑条件的话，从前半句是得不到后半句的。又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的”并不能推导出“因此他们是恶的和不幸福的”。因为事实判断是客观的，是惟一的，与人们的立场无关；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是多元的，是见仁见智的，与人们的立场有关。
休谟、康德各自强调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区分开来。譬如：哥白尼鼓吹古代的日心说，与基督教的地心说的看法不同，并不意味着他站在反基督教的立场上。太阳中心说属于事实判断领域，反基督教属于价值判断领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唐太宗李世民明白：魏征反对圣旨，属于“圣旨是否对头的事实领域的问题”，并不意味着魏征想谋逆，谋逆属于价值领域的问题，两者不是一回事。
黑格尔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现实）的；明显地犯了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同起来的错误。这就是辩证法的死穴。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实然），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应然），两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与合理无关。若以正义的价值观来区分，有的存在是合理的；有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强盗逻辑。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挂嘴边一概而论的人，要么是不懂何为正义的脑残，要么就是为一切恶行而辩护的混混。
事实是客观的，可证的。价值是主观的，不可证的。比如：“今天下雨了”是可以证明的，“下雨了，天气真好”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证明的，争论它是不必要的。所以，对于“立场”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划分，即将其区分为“事实立场”与“价值立场”。
对于“事实立场”而言，每个人应尽量保持中立，并且随时提醒自己：我只能掌握事实真相的一部分，除非证据确凿，否则不宜宣称自己掌握了全部“真实”，并以此为前提进行种种推论。可是，许多人以立场为最高准则，在明知事实的前提下，仍要按上级的喜好来造假。因为你若不把马说成鹿，赵高会灭掉你。可见，“立场定是非”就是故意装糊涂，是愚忠意识决定物质，与唯物论相矛盾。
在“价值立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立场；否则，就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在“价值立场”方面立场先行是正常的。德国学者韦伯认为：在学术领域宜持“价值中立”立场，在研究过程中将价值判断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达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四，立场与是非的关系
立场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对错是人对事物的认识问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爱我师”就是立场，“爱真理”就是理性认识。可见，理性认识是超越了感性立场的高级思维。也就是说，只有超越感性的帮派立场，人们才能认识真理，走进科学。历史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各个民族中，唯有古希腊人超越了感性的帮派立场，创造了数学、逻辑和科学，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其他民族都在巫术迷信的海洋里沉醉。
在事实判断领域，立场与是非无关。事实判断有真有假，与个人立场无关。譬如：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了日食，其真假与个人立场无关。又如，某人得了高血压，其真假与个人立场感情无关，只要通过血压计来衡量就可知真假。许多愚民从个人感觉出发，不承认自己有高血压，等到死去后，通过解剖才知道是高血压病死的。所以，一个社会要进步，最好由超越的第三方决定是非为好。譬如：足球场上，是否犯规、是否进球，由中立的足球裁判员说了算，双方都满意。
一些愚顽说：在事实判断领域，立场与是非有关。苏联的宣传机器说：“爱因斯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他的理论错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必须从学校里剔除；李森科的遗传学是无产阶级的，必须大力发展。等等。无数人被整死。最后的结果是，李森科的遗传学是伪科学。文革时期，最流行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思想是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错误的。一言以蔽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按这样的阶级立场逻辑，西方是愚蠢的资产阶级掌权，必然一天天地乱下去；东方是聪明的无产阶级掌权，必然一天天地好起来。结果却是，文革末期，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饥寒交迫。可见，“立场决定对错”是错误的。
在价值判断领域，是非与个人立场有某种关联。穷人说，要多吃饭；富人说，要少吃饭，多吃菜。这种生活的重点不同，显然是立场不同的结果，即与穷、富有关。
并非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与立场相关联。譬如：某村的大多数村民哄抢翻车的司机的货物，被电视批评。可见，正确并不一定在多数人一边。所以，那种“代表多数人就正确”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再如：“抽烟有害健康”，这是科学家长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使经营烟草的企业也得在自己产品上打上警示语：“抽烟有害健康”。
由此可以断定：“立场决定是非”就是否定客观的正义标准，就是宣扬世界无是非，世上无普世价值，世界混沌一片，“文化无高下”（秦晖派的花招）。“是非”因人而异，立场不同，错的也能成对的，实在太荒谬！“中医”也因人而异，同一种病，千个医生千种方，没有治疗的客观标准，实在太荒谬！对狗来说立场决定是非，对人来说事实真相决定是非。狗是谁喂它，它就按主人的意志行事，它没有是非判断能力，而人则不是。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懂得正义，遵行普世价值；另一种人不懂得正义，处处损人利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屁股决定脑袋。这种“立场”意识在心理学家武志红看来就是一个变态的巨婴，“天人合一”是不足3个月的婴儿的看法。“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未分”的整体思维，即我就是天，我就是神，我就是“是非”标准。唯我独尊，唯我独裁啊，拒绝普世的正义标准！
在许多时候，人的立场与感情遮蔽了价值判断。譬如，母亲溺爱孩子，孩子要很多有害的东西，母亲依然满足，这就是感情遮蔽了价值判断。又如，许多人知道抽烟喝酒有害健康，依然会去抽烟喝酒，他们如此做，是因为从众，拒绝了会影响彼此的感情；或者他们上了瘾，失去了节制的美德，瘾迫使他们抽烟喝酒。
现代医学双盲统计得出的结论：“传统草药对健康无益”。其他国家都接受这一价值判断，唯独中国拒绝，还变本加厉的反向宣传，“传统中草药对健康大有裨益”。人的爱好与文化传统有关。如，美国人生产西洋参，出口给中国人吃，美国人不吃。美国人认为，西洋参无医疗保健价值；中国人认为，西洋参有医疗保健价值。而现代科学证明，西洋参无医疗保健价值，中国一直无科学，所以，被自己的文化忽悠了。可见，错误的价值判断源于错误的事实判断。
主体的价值取向必须以客观事物的规律为根据。缺乏科学根据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失误。中医、风水、算命、测字、特异功能，都是地地道道的巫术，坑人不少。巫术意味着思维的原始懒堕，思维越原始懒惰的人，越阿Q般的骄傲自豪，特别自闭自尊自诩自信。这里面的教训是：立场决定是非，感情决定真理，简言之，就是“信则灵”。我信它，它就有效，有用。我为什么信它？因为我祖宗信它。这是出于祖宗崇拜的立场即祖宗就是真理。在这种祖宗崇拜的思维惯性下，什么普世价值、自由民主都是天方夜谭。因为：任何对祖宗文化的批判都会被无理的拒绝，其万能的遁词是：批判者无知，不懂传统文化。
儒粉洋说：当代的反孔者都是无知者，不懂孔子，是红卫兵。其推理如下：“红卫兵反孔，你反孔，所以，你是红卫兵。”这里的逻辑错误是，三段论推理的中项“反孔”都不周延。因此，其推理错误，结论必错。孔天说：“秦始皇反过孔子，秦始皇坏，所以孔子好。”这就是巨婴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典型的立场定是非。事实上，两人打架，可能都是坏蛋；凭什么说孔子好？由于传统粉们无逻辑，任何新思想都会被他们扼杀。他们认为：批判中国的圣人就是无理，违反了孔子的“畏圣人”的教导。他们是思想上的懒虫，连台湾、韩国的去中国化都看不见，还在吹嘘东亚尽是儒。
有出息民族都敢于否定祖宗：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谴责祖宗犯罪，古希腊学生驳老师是风气。西方以他们为榜样，不断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不断进步。唯有汉人是古尸民族，阿Q般的拜祖宗，说中国文化最好。他们以原始为傲，叫“道法自然”，其实是“盗伐自然”，“盗吃自然”。中国人吃山吃海，无所不吃，吃坏了环境吃坏了胃……国人却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其实，老子说的是王侯的感觉，他们是小国的主人；“民老死不往来”才是王侯的统治术，道家把民降到了猪狗不如的位置。狗都可以相互往来，民却不行。以道为指引的中医更把人当狗——狗走千里要吃屎，中医千年屎做药。可见，国人是散发着古尸味道的非理性民族。
0 shixin 第10楼10-27 一切事物都是逻辑推理。离开逻辑推理，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夜啸 第11楼10-28 中国特点有没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对待，怎么与普适性的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改进，这一系列性的问题（命题）必须正视解答清楚。换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不能无视忽视或否定中国的特点而去照搬照套那些浅层次的普世性（经济、政治、社会等）方式，那样的进途必然是不尽人意的。
将中国的问题集中到信仰和逻辑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是很客观中肯的观点，符合各种各样基本事实的周延性的演绎证明。更为深入的思考应该看到信仰和逻辑的本质要求以及具体表现方式，并将之广泛印证于各个族群的观念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及革命文化，这样才能清晰各种优劣存废之所在了。 0 青衫浪子 第12楼11-02 好文章 taizhairen 第13楼11-05 该信息已被管理员屏蔽 0 taizhairen 第14楼11-05 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模式和社会实践，越往东方走，越发残暴和黑暗。比如，整体而言，东欧的共产党明显比西欧的共产党更坏；在东欧共产集团内部，最东方的罗马 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带有极端腐败和残忍的苏丹式特点，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软化了的专制”望尘莫及；而在取得独立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地理位 置最靠西的波罗的海三国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欧盟的怀抱，地理位置最靠东的、若干带有“斯坦”后缀的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国，却仍深陷于独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0 taizhairen 第15楼11-05 社会上罪恶的主因是人性恶，制度仅仅是次要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g餐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源于私产制，以为一旦实行弓餐，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殊不知这些罪恶源于人类的本性，决不是共餐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弓产制只会使这些坏事更多。
越往东方走，越发黑暗。比如，整体而言，东欧的布党明显比西欧的弓餐党更坏；在东欧弓产集团内部，最东方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带有极端腐败和残忍的苏丹式特点，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软化了的专制”望尘莫及；而在取得独立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波罗的海三国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欧盟的怀抱，地理位置最靠东的、若干带有“斯坦”后缀的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国，却仍深陷于独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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