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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应对危机之策都失败了，今天能赢吗？
《明镜月刊》崔武年
2012年8月17日 09:04
晚清的统治集团做出了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出的应对。这些应对集中地反应在一次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一次政治上的“制度进步”上面。
先说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在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政治紊乱、军事平乱之后，1860年代，晚清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开放”，前后延续了三十几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略检点一下，其主要作为，我们今天都“似曾相识”——
也调整了自己的“干部路线”。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对自己的“干部路线”作了基本的调整：由只信任满人改变为满汉并用乃至放手使用汉人。由此，才有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挽狂澜于不倒的晚清大政治家的出现。后来，虽然高层政治斗争不断，这个调整后的干部路线没有改变；
也从沿海沿江地方开始。1861年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设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1872年李鸿章设上海轮船招商局，其余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不一而足，到1890年代时，全国已有百余个路矿局所，并且基本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也组织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1866年4月，军机处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大员发出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清廷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要求各地尽快研究、尽快回复。当然，讨论的结果，我们在今天也可以想象：无论满汉，几乎所有的督抚高官肯定都表示愤慨，痛骂“英夷”，对“洋夷”之“奇技淫巧”不屑一顾；但是，洋务运动却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里推进着，并且，由官办而及民营，由一隅而及全国，由军工而及其他——后来的历史学者评论：“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调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
也开始了“中外交流”。第一次是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回国休假，清廷派了个正三品的“省部级”满族大员随赫德去欧洲，周游了英、法、德、俄各国。第二次是1868年，清廷委托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大清的政府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史称“蒲安臣使团”，这个使团一行十余人，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俄国等，并且会见了各国元首。第三次是1870年，美国卸任不久的国务卿西华德访华，与清廷总理衙门三次会谈。第四次是1879 年，刚刚结束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的格兰特来到中国，先后去了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会见了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清廷政要。此外，派驻使节、派出留学生等，都已逐次展开；
也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着“祖宗之制”不动摇，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意识形态的边缘上、枝蔓上冲击着和修剪着“祖宗之制”；
也是一方面斥列强为“蛮夷”，视其为“敌对势力”，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周旋其间，加入“国际社会”，“以夷制夷”；
等等。
这次“改革开放”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到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输给了日本，才算告一段落。那时的中国，洋务已然蔚然成观，并且，还拥有了一支排名 世界前列的北洋舰队——可是，不管用，中国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是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的！而且败得还那么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坚决地“开国进取”、“脱亚入欧”了，而我们呢，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举国汹汹，朝野大哗，新老“愤青”的爱国唾沫如万箭齐发，直指李鸿章——但重新出山的“总理”恭亲王却公正地指出：“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全由不西化之故”！这句话由满清的资深“总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亲叔叔、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着三落三起经历的恭亲王说出来，确实是极痛极明之言！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过去了的无知和无奈！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裱糊”——李鸿章即自称是大清国的“裱糊匠”——从被动的“裱糊”到主动的“裱糊”！从消极的“裱糊”到积极的“裱糊”！从挖空心思的“裱糊”、手忙脚乱的“裱糊”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裱糊”！但是，既然是坚持“中学为体”，在“中学”这个“体”上，再“裱糊”，又有何用！
再说说政治上的“制度进步”。
中日战争打败之后，列强觊觎之心大起，中国危亡之势空前，于是，发生了一“右”一“左”两个极端事件。先是“右”的，就是那个疾风骤雨、形同儿戏的 “戊戌变法”，后是“左”的，就是那个激于民气、终于无知的“义和团运动”！这两下子，不太能登于大雅之堂，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国家危亡时刻的本能反应。但是，反应归反应，失败还是失败。在这时候，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大清要亡！”——中国又到了“改朝换代”的当口啦！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适时地出了个孙中山！孙中山搞了个革命党！就是说，“改朝换代”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之外，还有革命的方式——除了平均地权之外，还要建立共和！在上个世纪之初，由于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晚清统治集团终于接受了“立宪”这个名词——于是，中国这辆专制的老旧牛车，终于被赶上了政治进步这条崎岖之路！
1906年6月1日——这时候，离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还有五年零四个月——晚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10月19日，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公布；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外的各省咨议局全部成立，咨议员也全部经投票选举产生；1910年9月，咨议院在北京成立；次年5月，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等等！
这样的日程，在后来人看来，也算是“态度积极”了！可是，很遗憾，所有这些，都来不及了——五个月之后，武昌首义爆发，很快，全国十八行省中十三个响应！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也别“责任内阁”了，也别“君主立宪”了！到你真的有了紧迫性的紧迫感的时候，那就同时真的来不及了！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也算殚精竭虑！一次“政治进步”也算紧锣密鼓！但是，迎来的，却是灭亡的丧钟！唉，这真应了辛弃疾的那几句《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未完待续。《明镜月刊》第2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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