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追求

吕耿松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不仅没管理国家的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中，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奉封建王朝为正统，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对封建制度起着卫道士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昏庸腐败，对朝廷的苛政暴政，会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抨击，有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在专制极权统治下追求言论自由的可贵品德，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这种可贵的品德愈益彰显。正是这种高贵品德的传承，使得中国今天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言论自由。

东汉的党锢之士与明朝东林党人

东汉末年，发生了一场士大夫自发的匡时救世的社会政治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士大夫被称为“党锢之士”，他们或被杀头，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但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不怕牺牲的勇气。这些党锢之士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诸称号闻名于世，在与皇权的抗争和与宦官集团的对垒中，针贬流俗、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贬抑豪强。“三君”是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它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在党锢之士中，最有名的是“三君”中的陈蕃、“八俊”中的李膺和“八顾”中的范滂。

党锢之士主要是反对宦官擅权和皇帝昏庸。东汉光武帝以来，专用阉人传达诏令和掌握文书。和帝、桓帝时，宦官参于诛除窦宪、梁冀，得以参与议事，其势日隆。秉政弄权的宦官培植亲信，网络党羽，上下错杂，内外而列，逐渐形成了左右朝政的宦官集团。至汉末，宦官几乎全面控制了政权中枢，其政治、经济势力迅速膨胀。宦官集团倒行逆施，使东汉后期的政治愈加黑暗腐败。以陈蕃、李膺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对宦官集团进行群体性地口诛笔伐，从而导致了三次党锢之狱，史称党锢之祸。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并坐下狱。其罪状为结合党徒，指责朝政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党锢之狱又兴，大举钩党，死者百余人。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2年），大狱再兴，太学生遭捕达千余人。党锢之祸延续近20年，直至中平元年，黄巾起，天下党人才得大赦。在党锢之祸中，陈蕃、李膺、范滂先后惨死。

时隔一千四百多年后，相同的历史又在中国重演，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向昏庸的专制皇权和腐朽黑暗的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这就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案。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革职回乡的吏部文选侍郎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在无锡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聚徒讲学。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书院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一时间，东林书院名满天下，并逐渐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舆论中心，政治上反对者将这些意气相投者称为“东林党人”。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要求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东林党人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明末跟汉末相似，宦官势力异常强大，所以东林党人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宦官集团。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弹劾宦官魏忠贤24大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但此奏疏落入魏忠贤手中，遭到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从天启四年十月开始，魏忠贤下令东厂逮捕杨涟、左光斗等大批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和党锢名士一样，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曾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得知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坦然而笑，饮食起居一如平时。当他平静地处理好有关事宜后，投水自尽。留有“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向此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他以自杀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对滥施刑辱提出了抗议。左光斗在狱中受尽酷刑，史载其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然而拒不伏罪，其道德自信与名节珍惜构铸了东林名士的精神支柱。东林党人大多是人臣中的佼佼者。特别是被阉党诬陷坐赃而先后殉节的“东林前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和“东林后七君子”（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典范。在之后清代三百年中，却再也看不到如此忠贞的文官集团了。

清末的启蒙运动和近代报刊的出现

我国最早的报纸叫《邸报》，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比罗马帝国的《每日纪闻》大约要早一个世纪。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方式。到了宋代，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到了清代末期，邸抄之外又有了“京报”，“京报”已有了专门的报房来管理经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发行部门，开始有了初步的报纸的雏形。但这种报纸跟近代意义上的报纸是不同的。

清朝实行残酷的“文字狱”，知识分子被迫埋头于考据，在故纸堆里做学问。一直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才又开启了中断了几百年的“文人论政”时代。由于近代媒体的兴起，此时的文人论政与古时的文人论政有很大的区别。古代文人论政的主体主要是文官，即“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论政的形式主要是上书，而近代文人论政的主体主要是“体制外”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失意士人，论政的形式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着书立说，抨击时政。

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中国出现了第一张近代意义的报纸。英国人深知中国的国情，不敢得罪清政府，因此《申报》只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没有走进政治生活。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报纸。与《循环日报》差不多同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因为怕以言罹祸，创刊之初即以英国人为主笔。《循环日报》的问世后，王韬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开创了中国近代“文人论政”的先河。在近十年时间里，王滔撰写了上千篇时政评论。1883年，王滔把这些文章编成一本书，取名为《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傅国涌先生在《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里把王滔称为“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先驱（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5页）。

中国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学者傅国涌把王滔以后至1949年中共建政这段时间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和《新民时报》时代。谈到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就不能不提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王滔创办《循环日报》时，康有为17岁，梁启超才2岁。《弢园文录外编》出版的时候，康有为26岁，梁启超11岁。康、梁都是广东人，香港的报刊、书籍对广东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1874年《循环日报》问世的同一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在上海出版发行。但后来《万国公报》停刊，一停就停了五年。1889年，《万国公报》由广学会主办，在上海复刊。1893年，由英国人丹福士创办、中国人汪汉溪为总理的《新闻报》在上海问世。香港、上海两地近代媒体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的言论自由无疑是个重大促进，但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对于一个偌大的古老帝国，香港和上海也仅仅是微波，而不是狂澜。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上书虽然未成，但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却被《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一个月后，上海石印书局出版了《公车上书记》，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影响却遍及了全国，康有为由此声名鹊起。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因与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四个月后改为《中外纪闻》。该刊物成为新成立的维新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问世。梁启超这年24岁，风华正荗，他的如橼之笔使这份新生的报纸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读物。《时务报》发行到全国18个省及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17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梁启超在其《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也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他的名气已与康有为并列。在《时务报》和梁启超的影响下，全国一时出现了许多报刊，如上海的《苏报》、《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四川、浙江的《蜀学报》、《算学报》，奥门的《知新报》、湖南的《湘学报》，天津的《国闻报》，等等。《时务报》为戊戍变法大造舆论，但戊戍变法失败后，《时务报》也随着梁启超的逃亡而被清政府关闭。

1998年12月23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才两个多月，就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梁启超时代”进入一个新阶段。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自称“中国之新民”，因此把他办的杂志称为“新民丛报”，其意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性，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新民丛报》内容丰富、说理透彻，深受读者欢迎。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到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0000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

《新民丛报》问世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办报高潮。1902年6月17日，满族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办了《大公报》。《大公报》创办第五天，就提出了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光绪的主张。它抨击专制、伸张民权、呼吁君主立宪。1903年1月到4月，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创办了《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直说》等刊物。5月，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12月19日，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1904年，上海和北京一南一北出现了颇有影响的《时报》和《京华日报》。1905年11月26日，革命党人创办的《民报》在日本东京问世。《民报》诞生后，与《新民丛报》就革命和改良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新民丛报时代”也接近尾声。

第二个时期是《新青年》时代。《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　1915年 9月15日，陈独秀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德先生”和“赛先生”自此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上最响亮的口号。

《新青年》更名后，连续发表了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易沙白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是新青年时代的标志。

第三个时期是《大公报》时代。《大公报》一向有“敢言”的名声，它的宗旨是“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50页）。1926年9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接办了有20多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的言论机关”。没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全国舆论重镇。1931年，胡适撰文赞扬《大公报》是“中国是好的报纸”。从1934年元旦起，《大公报》开辟了一个《星期论文》专栏，由报馆以外的知识分子执笔，前后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家及少数实业家和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傅斯年、胡适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言论影响最大。《大公报》代表了当时中国报纸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以它为代表，包括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及文汇报在内的民间报纸，共同构筑了一个“大公报时代”。1941年，《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荣誉。《大公报》主要因大胆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策而出名，在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人之后，特别是国民党离开大陆后，《大公报》逐渐成为“小骂大帮忙”的共产党的御用工具。

第四个时期是储安平的《观察》时代。《观察》是一份曾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周刊，主编是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物在1940年代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论坛，曾被誉为“高级言论刊物”。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共出5卷18期。《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储安平在办刊时，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为宗旨，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观察》有72位特约撰稿人，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也使它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由于《观察》锋芒毕露，不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容，所以它只存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

民国时代知识分子争取言论由由的斗争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并没有从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孙中山很快交了权，中华民国政权沦于北洋军阀之手。北洋军阀覆亡后，国民党政府又实行独裁统治。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又不得不起来和新的独裁统治者作斗争。从1921年到1945年，中国新闻界、知识界发动了三次争取言论自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浪潮。

第一次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22年10月，北京各界发起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公推蔡元培等十一人为代表。他们以《晨报》为舆论阵地，发表请愿书，严正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与《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不久，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公开宣布“本会以向国会情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从1922年到1925年，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新闻界争取自由大同盟、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及北京72个民间团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等限制国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法律 。1925年，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北京新闻界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销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因为该条例“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上海新闻界则联合上书，要求北京政府废止《出版法》等法令，指斥袁世凯“擅自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中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继京沪之后，各地新闻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与社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1926年1月27日，北京政府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臭名昭著的《出版法》终于在新闻界长期的抗争下寿终正寝。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3年。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刘煜生被害的第二天，上海《申报》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舆论为之大哗，并迅速招来了声讨的浪潮。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案，新闻界人人自危，各地同仁纷纷发电抗议，形成了 1933年2月的抗议电报风潮。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安徽省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蚌埠新闻记者协会纷纷发电抗议顾祝同“弁髦法令，蹂躏人权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徽省新闻记者联合会２月５日抗议电称“顾祝同毁法乱纪，蹂躏人权，草菅人命，殊为党国之玷，亦我全民公敌”。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五项决议，239名记者联合发表宣言。全国其它地方的新闻界也都先后公开致电声讨顾祝同的暴行。北平新闻界于２月17日举行追悼刘煜生大会，电请政府查办顾祝同。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杭州、郑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落实“训政约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全国律师公会也通过决议，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诉讼，以维法纪。舆情汹涌，朝野上下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作出一点表示，来平息这一事件。1933年8月和９月，行政院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保护新闻事业人员》通令，“特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军队军事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这时，原来有心保顾的蒋介石，面对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深恐民怨升级，也被迫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免去了顾祝同的主席职务，令其退出政界，重回军界，算是一个交代。

第三次浪潮即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去延安访问。黄炎培回来后，将他在延安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为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官的删改，决定不将此书送国民党当局检查而自行出版发行。这样，此书稿没有递交国民党检查就于8月7日正式出版了，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本拒检出版的书籍。继上一年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人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之后，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宪政》月刊、《国讯》周刊、《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民宪》半月刊（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都在声明上签了字。8月17日，《延安归来》一书被当局搜禁，拒检声明公开发表，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参与签名的杂志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由此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10天后，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社增加到33家。当时整个战时首都重庆的杂志也不过是三四十家而已，这么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堪称是一次空前的壮举。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并得到了各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不少进步人士发表文章予以响应。9月8日，《华西晚报》的叶圣陶执笔起草了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宣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及全国其它城市，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9月10日，在这一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七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争取《发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实行备案办法、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项主张，把这场联署运动正式命名为“拒检运动”。直到9月22日，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民党中常会被迫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除收复区和戒严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都将于10月1日废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这场拒检运动中，中共报纸《新华日报》于9月1日发表了《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使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而在早些时候的3月31日，《新华日报》还发表过一篇题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的文章。文章说：“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文章还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不幸的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后，把它对国民党的批评完全抛到脑后，而且做得比国民党更绝，以致到了互联网时代，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是“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