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制的真伪之争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吕耿松

    说到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不得不提到禅让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远古时代就有了民主制度。尧舜禹三代到底有没有禅让？如果有，禅让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权宜之计？这个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到了汉代以后，史家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尧舜禅让”的故事已家喻户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禅让制一直津津乐道，说明处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对民主的向往，虽然这种民主的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人们对自由、平等、权利等这些基本民主要求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汲郡(即现在河南省汲县西南)有个名叫“不准”(读音为“否彪”)的盗墓贼，盗掘了战国时期的一座王陵──魏襄王的陵墓，结果发现了写在竹简上共有十万多字的古书，其中有“纪年”13篇，记载起自尧舜禹汤一直到战国魏安釐王的史事，后经人整理为《古本竹书纪年》，又称为《汲冢书》，它比司马迁著的《史记》成书时间还要早二百年。此书所载“尧舜禅让”历史，与儒家经典大相径庭。此书曾一度被列为禁书，藏之宫廷府库。｡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当时黄河中游夏族的尧,曾想将华夏集团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其子丹朱世袭,但遭到属于夷族的舜的反对。舜发动政变,囚禁尧父子,自己称帝。而据《尚书•皋陶集》载，舜不仅囚禁丹朱,而且找了个借口杀了丹朱,并灭绝其全家。舜是尧的女婿，原来是一个部落酋长儿子，在家中受到父亲、弟弟和后母的排挤，但因其能力出众受到尧的青睐，招为女婿，并被岳父大人擢升到权力中心。不久，他就逐渐地把军事政治各要害部门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舜是一个野心家，早就觊觎岳父的宝座。但他知道解要坐上龙位，合法取得政权绝不可能，必须使出非常谋略──迫使岳父大人不断宣传要拱手让位，这就是所谓的禅让。

    另一种说法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所持的观点。顾老先生认为，在氏族社会，男人嫁出去。母系社会原为母性统治，后来转变成女子的丈夫统治，他再让位给女儿的丈夫。上一代人的婿为酋长，他再传位给下一代的婿。这样，才有尧让舜，舜让禹的传说。舜是尧的女婿，禹是舜的女婿，用现在的话说尧、舜、禹都是倒插门，从外人看来，当家的是尧、舜、禹不是一个姓，好象是“禅让”，而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世袭，只不过它是按母系血统的世袭。

    舜和禹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辞海》说：“舜为禹所放逐，死在南方的苍梧。”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说疑篇》中说：“舜偪（逼）尧，禹偪（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面天下誉之”。韩非认为舜、禹、汤、武都是以臣弑君，用暴力夺取天下的， 只不过他们君临天下，又能满足众人物质上的需要，所以大家就从了他们，而并非他们是禅让的圣人。

前面提到，《古本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它记载了“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舜困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等史实。当时的诸子百家，都用自己的思想对这件史事进行改铸，因此众说纷纭。最早提出禅让的是墨子（墨翟），接着孟子（孟轲）也对此作出了渲染，但后来荀况、韩非又加以否定。于是有人说尧舜禅让是战国诸子为了宣传政治主张而编造出来的。事实上，从司马迁的《史记》上也可以查到，中国从黄帝时期起就是世袭制。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玄嚣，次子叫昌意。黄帝死前，传位于次子昌意的儿子高阳，也就是帝颛顼。帝颛顼死后，又传位于玄嚣的孙子高辛帝喾。帝喾死后，他的长子帝挚即位，帝挚死后，由其弟放勋继位，放勋即帝尧（一说帝尧的帝位是谋来的）。一个正常的王朝世袭，到尧这里中断了，这说明当时的形势非常特殊，“禅让”是逼迫的，而非当权者自愿。由于当时的皇位继承人（尧继承人丹朱和舜的继承人商均）“不肖”，不受老百姓欢迎。相比之下，权力的篡夺者在威望和能力上都要远远超过皇位继承人，事实上他们也做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如大禹治水，所以他们深受百姓拥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皇室式微，国家分裂，兵祸连结，人们怀念尧舜禹时代那种太平盛世，由此想到了“禅让”的好处，所提出了“禅让”的政治主张。禅让主张实际上就是中国民主思想的萌芽。

主张禅让说的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公元前468年至376年），我国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墨子·尚贤上》写到：“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这里只提到尧和禹，没有提到舜，但舜在尧和禹之间。这里还提到了益，益是指伯益，是禹的接班人，但他接班没有成功，后来还是被禹的儿子启赶下了台，这是由于启并非“不肖”而伯益也并非众望所归。墨子还在其他多处提到禅让之事。

许多研究墨子的学者认为墨子是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民主理论的人，而且他的民主理论比较完备，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据学者南方在野在《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中分析，墨子的民主理论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民约论──人先于国。墨子在《墨子·尚同下》中写道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 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也就是说，古代天下开始有人民的时候，没有政府官员，大家都是平民百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权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权利。但这种状况并不美妙，于是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选择贤能的人作为政府首脑。二、择君论──民主选举。墨子在《墨子·尚同中》中写道：“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从天子到三公，从诸侯到正长，政府各级官员莫不是选出来的，这是墨子民主理论的精华。他不但明确主张选举各级政府官员，而且主张对选举资格应不加限制：“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德有才，不管出身如何，都可选举为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各级政府的官员。三、宪政论──天志法仪。墨子认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也就是说恶法非法。一般来恶法都是由专制者制定的。他在《墨子·法仪》中说：“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也就是说，父母、师长、君王由于其优势地位，他们制定的法律、制度、规矩都是严厉压制他人的，因而是不仁的，这种不仁的法是不能作为“治法”的。什么样的法是“仁法”呢？他认为，“以天之志为法”就是仁法。他说：“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行广而无私”，“天之爱百姓也”（《墨子·天志下》）。这里的所谓天志，就是“无私”和“爱百姓”，也就是现代社会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政原则。在墨子那里，这就是“仁法”和“法仪”。法仪说，剥夺了君王、父母、师长这些权威者的立法权。

    墨子的学说一直受到近现代学者的推崇。前华中师大教授、哲学家詹剑峰在《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中高度评价墨子的平等思想：“不论是贵族阶级的天子、诸侯、公卿、大夫还是庶民阶级的庶子、工匠、农民以及农奴、工奴、商奴，在天之下，一律平等，都是天之人民。这种提法，是有民主的意味的。”（《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则认为墨子学说宜于共和国体、立宪政体和平等制度。他说：“……使墨子而得位行道，则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其兼爱主义、实利主义、万民平等主义、君主民选主义，将一一见诸实行。”（同上）。

推崇禅让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在《孟子·万章上·第六章》中写道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这段记载提到了尧舜禹三人禅让的经过，并且这三人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孟子的所谓天，实际上就是指人民。他说：“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这里，他把天与民等同起来。在下面的论述中，他进一步把天与民等同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即天的眼睛就人民的眼睛，天的耳朵就是人民的耳朵，天和人民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天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既然舜、禹都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推选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推选实际上就是民主选举。有学者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个观点可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相媲美，是“君权民赋”。

孟子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观点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称为“民本主义”。但笔者认它不仅仅包含了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了主权在民的民约论思想。这个设想如果成立，那么中国“主权在民”思想的萌芽要比西方早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