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對社會有益的宗教至少要承擔起大的社會任務：道德的教化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矛盾的緩沖。

為了完成這兩個任務，宗教要具備兩個相互關聯的特徵，即面向大眾和一個萬能的神。

面向大眾不等於說社會的精英中就沒有真正的信徒，關鍵是要能夠影響社會大多數的日常行為。但是要想讓很多人都按照某種規范行事，光靠說教或許在短期內有用，但從長遠來說是不現實的。這也是為什麼那個叫什麼丹的妄圖讓《論語》在現代社會還魂是註定不會成功的。要長期地規范人的行為，只能通過正的或負的反饋來強化某種行為，時間久了就形成思維和行為的定式，於是“洗腦”成功。換句話說，就是把巴甫洛夫那套手段用在芸芸眾生身上。宗教所能夠提供的正反饋就是某種固定形式（比如基督教里的做禮拜）的關於來世報償的洗腦。不要低估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大部分人即傻又不傻。傻是因為人其實很容易被洗腦；不傻是因為他們其實知道很多的不平在有生之年是不太可能解決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來世（或末日審判說或其它什麼說法）是一條不是辦法的辦法，前提是他們能夠被洗腦到相信可能有來世。同樣的途徑也提供了副反饋，即俗話說的“頭上三尺有神明”，你做壞事萬能的神是知道的，你也會得到懲罰。現在中國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民眾沒有對神的敬畏，所以什麼缺德事都敢做。政府執法部門和神的區別在於：執法部門可以被賄賂，神不能；執法部門不可能做到無處不在，而萬能的神的最主要本事就是無處不在。

總之，道德的教化光靠說教不行，要靠神的力量。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怎麼塑造神？至少有兩個因素需要考慮到。

一是這個神的教誨要緊緊把握住芸芸眾生的心理需求和願望。所以要想創立新宗教，必須要真正了解當代百姓的心理。（在中國現代史上，真正表現出這個能力的好像只有毛澤東一人，所以中國革命只有在他的領導下才能成功。毛澤東抓住的是在當時的國情下中國農民對土地的嚮往；你答應給農民分土地，農民就敢為你玩命，但這是另一個話題，就此打住。）

第二個因素是宗教的設計中要能讓某些信徒感受到神的存在。前些年賓州大學有個搞心理學的，發現宗教（這里指有神明的宗教）儀式中都包含諸如冥想(meditation)這樣的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聲稱能和神靈溝通的人，其大腦的某個固定區域在“溝通”的時候都超常地興奮。在這個狀態下，人會產生突然了解了世間萬物的感受。這個感受加上宗教的日常教誨就被當事人理解成和神的交流。一個宗教有了可以感受到伸的存在的信徒，就有了堅實的核心。否則其信仰就是虛的。

總之，中國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宗教，否則如此大的人口沒完沒了的的問題，光靠政府的行政命令不但無法圓滿解決而且久了沒準會引發社會動亂。而新宗教必須至少成功地融合上面的兩個因素。我認為，以中國民眾目前的心理狀態，以毛澤東之名、把其思想加以適當的選取和修改、再融合進當代科學對於宗教和神經學的研究成果，沒準還真能創造一個新的中國人自己的宗教。

最後說一句：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宗教必須跟國家的立國之本沒有衝突，並且因此而緩衝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否則往小里說會被當成邪教，往大里說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不幸的是，中國自己歷史上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大都不符合這一條，所以經常被用作造反的工具。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強烈反應也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