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認識老子及《道德經》的智慧(4)
劉 戰 魁
從《道德經》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老子不僅是一位大智慧者,而且其智慧境界能夠與道、自然、社會、人這四者達成同一性,能夠把握陰陽,順應四時,安和五行。再加上他能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博覽群書,學貫古今,必具極高的文化修養,所以老子在駕馭語言文字方面,應該是獨具匠心而又精闢凝鍊的。
從我現在所能夠了解到的各種版本來看,不同的版本內容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別。
究其原因:首先,現存的各種《道德經》版本,已經是被後人加工整理過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地區語言文字並未統一,各諸侯國存在具有當地文化特點的文字體系,而且當時又沒有刻版印刷的條件,所以是以個人抄錄為主,那麼在抄傳的過程中,就會依各地區語言表達和文字運用習慣調整言辭章句,而且當時各種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等使用混亂,因此產生了不同的版本。再加上口頭傳播的途徑,必然會造成許多次序混亂、缺漏訛誤之處;書面傳播的途徑,又因當時書寫載體以竹簡為主,既易斷損,簡片間次序又易顛倒,甚至部分簡片遺失,這些都可以造成諸多版本的差異。
秦以後,語言文字趨於統一,對不同語言文字風格的大量典籍進行了重新整理,整理成時人所習慣的表達方式。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語言文字的表達也會不斷變遷,流傳下來的文字對當時的人們而言已經變得古奧難識,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的用法也有了變化,因此不同時期的人們也會對其進行相應調整。這樣流傳的版本也就越來越多了。
這些從上文戰國竹簡本與帛書本的區別就能看出來。而且,先秦時期的《莊子》(又稱《南華經》)、《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淮南子》等書皆有引用《老子》的文句,但所引同段文字之間有差異,顯然其時雖去老子不遠,但所據底本卻不相同。而到漢初時,所流傳的版本已經很多了。
除了文字方面的差異,《老子》各段文字的次序也有改動,是被重新整理過了的。《老子》分篇、分章的形式,起初也是沒有的,篇、章皆是後人依個人主張進行的劃分。
其次,古往今來的很多文人學者,喜歡依自己的文字表達習慣與喜好,對其進行文字方面的潤色;甚至依自己的理解對其內容進行增改。因個人修養的差別,使得錯修、錯改的現象也非常多。
這種潤色首先表現在“兮”、“乎”、“矣”、“也”等虛詞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之間虛詞的使用是有差異的,而且這種情況在同一時期的不同版本之間都存在。河上本與王弼本時差不遠,文本上相差最大的就是虛詞,後者較前者虛詞多出不少。
這其中應該就涉及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的人的語言文字表達的習慣問題了。
除了虛詞,其他字句的修飾,很可能直接影響《道德經》原義的表達。《道德經》在流傳過程中,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權威的祖本,各抄傳本中文句有差異,也必然會有訛誤處。不同時期的學者在校訂時,就會依據各人主觀認知進行所謂的“完善”和“修正”。然而,這樣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雖然有的地方將錯處改對,但有的地方卻將對處又改錯了。比如上文提到的傅奕本,就明顯存在這樣的問題,以致掩蓋了漢初古本的原貌。而有些道家和儒家等派別中人,會為了有利於己派理論而強行篡改。
如果說看錯、抄錯屬於無意為之,那麼這種錯修、錯改就屬於有意為之了。
再次,傳抄過程中的訛誤與衍文,也會造成諸版本間內容的不同。比如現存古籍中批註羼入正文的情況十分常見,《道德經》亦然。而且,春秋戰國時期,當時人們運用的是類似金文、篆文的古文字,文字結構還比較複雜,偏旁也不固定,寫法不統一,古今字、通假字等又十分混亂,因此也會導致字句抄錄過程中出現諸多訛誤之處。
即使到秦統一文字以後,在手抄過程中,看錯、抄錯也是很難避免的,哪怕是諸人依同一底本抄錄,相互之間也會出現諸多差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河上本和王弼本,是代代相承、流傳最廣的版本,且都已與初時大有不同,何況更早以前的祖本呢?
越到後來版本越多,在諸多版本互參互校過程中,訛錯相承;同時,因多本互參造成不同版本之間文本內容漸趨相近、相同。
總之,現今所見《道德經》諸本,無論是文辭,還是段落、章節的劃分及其順序,都是經過後人不斷調整和改動了的。
其實,被抄傳得越多、越廣泛,反而訛誤處越多,離原貌越遠,不如不常見的、流傳少的古本容易保留原貌。碑本就這點而言也是有優勢的,其載體易保存,立於道觀中為人易見,避免傳抄訛誤。
對以上幾點展開來講,我們知道,老子生活於春秋末期。在春秋戰國時期,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各諸侯國之間經常發生戰爭。由於各諸侯國的民風民俗、社會文化和生活地域環境存在差異,各地區語言文字也並不統一,所以老子闡述的自然道德觀在傳播的過程當中,就會被學習的人們按照當地語言文字的表達習慣和自我理解的方式進行“個性化”處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出土的不同的楚簡版本中看出,各版本相重複的內容的語言字句存有一定的差異,不過大部分內容還是相似的,語言表達形式也比較相近。從戰國楚簡中可以明顯發現,其中所記載的內容並不完整,但是言辭章句中論述的義理卻清晰明了。
由於當時各諸侯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不一樣,所形成的民風民俗不同,文化氣息和表達特徵不同,因此地域文化的形成內容和發展方向也就不一樣了。那麼當《道德經》流傳到各諸侯國以後,人們對它的理解認識也就自然產生了高下深淺的不同,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不同版本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這一文化發展到戰國後期,通過幾百年的社會應用,即使是包括諸子百家在內的名士,都會把自我理解的老子道德五千言的思想內涵用於治學與修身。
其實,人們對儒學文化的認識,也存在着這樣類似的現象。從儒學文化體系的核心思想來看,實質上也能夠部分地反映出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社會價值觀與身心修養觀。只不過由於這些儒者們治學修身的境界與老子相比還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儒學文化里表達出來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有老子文中寓意的智慧性內涵那麼博大精深了。
總之,無論是什麼樣的思想體系,只要流傳個幾百年,都會存在類似變味、變質的現象。當秦始皇統一了各諸侯國以後,中國的文字文化也被統一了起來,我們可以從“統一”這個社會背景中發現《道德經》戰國楚簡本與漢代帛書本的差別。帛書類版本的全文,亦是被後人整理過的,其與楚簡本比較,相當於兩種語言表達系統。
那麼在古時候,誰有這麼大的能力,主動對這麼重要的文化進行規範、整理和推廣呢?我想,無非存在兩種可能:要麼是政府規範傳統文化的行為,要麼就是某位既酷愛《道德經》又位高權重之人的行為。
關於是誰規範和整理過《道德經》,這個問題應該交給那些研究歷史典籍的學者們去做。不過我個人認為,規範整理《道德經》的文化應該在秦漢時期。由於秦統一中國的時間較短,所以秦滅之後就是漢朝的天下,而從這個時期流傳下來的版本來看,即從漢墓里發掘出來的版本中的文字體系來看,雖有差異,但變化不大。從現在發現的歷朝歷代的名家的注釋來看,其整體的文化表達方式,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而這個唐代景龍二年的易州龍興觀碑本的文字體系,與河上本相近,但是從表達方式上來看貼近更早前的古本,也有可能參考的是道家內部師徒傳承下來的密本,因此與河上本、帛書本又有不少差異,不像後世的其他版本幾乎是在帛書本、河上本、王弼本的“模型”里產生的。
如今我們所要講到的這個《道德經》原文,應該不是老子本人最初原創的作品,但所用的這個景龍碑本的底本,一定符合老子本人智慧觀的精髓要義。雖然從文字的表達上來看,規範整理之後的文字內容流暢精美,但仍然精練質樸,而且並沒有脫離開老子闡釋自然道德觀的本質內涵。
其他版本中存在的那些多出的文字,應該是戰國、秦漢時期的大學者們對《道德經》的自我理解,或美化語言文字所做的努力的結果;也可能是自己覺得文中好像有些地方沒說明白,就自行補充了,補充以後的語言好像更優美一些、流暢一些。這樣添添補補、補補添添,使其版本中多增加了幾千字。可能他們會這樣認為,像這樣做可以使《道德經》的文化內涵變得更加流暢和深刻,而且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使文字的內容豐富、韻律優美了起來。但是,這樣增改了以後,卻不符合老子因工作性質和生活環境所形成的文風,以及不符合其所在地域的語言文化的表達特點。
(待續)
【注】本文摘自劉戰魁先生著《道德經全解》第一卷《第一講》(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權,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