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還原老子《道德經》的智慧原義(4)
4、以智慧性為衡量標準
我們應該怎樣看待譯註智慧性文獻的責任?這個問題不好講,舉個例子來幫助理解。比如,《金剛經》的梵漢翻譯,從現有史料中可知,《金剛經》的漢文譯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較好的版本也不多見,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晉時期的鳩摩羅什與唐代的玄奘法師的譯本,我們可以對這兩個版本進行一下比較.
鳩摩羅什主譯的《金剛經》在前,玄奘法師的譯文成型於後,這兩位譯經大師的手下都有千人以上的譯僧團體,但所主持翻譯出來的佛學經典,都各有自身的特點.
從具體的譯文——《金剛經》來看,在他們之間誰的經文譯得更好一些?從譯文的智慧性來看,鳩摩羅什主譯的內容能夠符合佛祖所講金剛般若的本質內涵和根本要義,而且譯文生動活潑,說理精準透徹,語言精練暢達。玄奘法師的譯文在諸多《金剛經》譯本中亦屬上乘之作,但較鳩摩羅什的譯本更多運用直譯的方式,從譯出的內容來看,也能夠符合佛祖講解的《金剛經》中的文化內容,但是因缺乏智慧涵義的活潑之性,所以就沒有鳩摩羅什主譯的《金剛經》優秀.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用智慧性來衡量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在譯師與參譯團隊對中國傳統的智慧文化都非常了解的情況下,比的就是主持翻譯經文的大師的智慧境界.
鳩摩羅什是一位證得了覺悟智慧的人;玄奘法師又被尊稱為唐三藏,名如其人,是一位對佛學文化造詣很高的人。玄奘法師要求在翻譯的過程中,儘量保持原文文字含義;而鳩摩羅什則要求在符合原文含義的同時,一定要譯出智慧性來,更傾向於意譯。這才是他們兩位大師各具特點的關鍵之處。
那麼為什麼鳩摩羅什能夠做到既符合佛祖金剛般若的本質內涵,又符合中國傳統智慧文化之精髓要義?因為在鳩摩羅什的手下,很多弟子從小學習四書五經,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其中最著名的四位高徒——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後人對他們稱為“什門四聖”。在此簡單地介紹一下四聖之一的僧肇。
僧肇自幼熟習老莊之道和孔孟之學,可謂倒背如流,及長尤好老莊;又兼家貧,以抄書為業,常繕寫典籍,得以博覽群書。大乘佛學的教義傳入中國以後,由於受其影響,僧肇轉身投入到踐行佛法的活動中。因為在佛學當中有非常形象生動的理法,有比較具體的下手法,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較中國傳統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文化容易接受一些。這樣他在翻譯佛學經典、創作個人論著的時候,就自然地將中國智慧經典中的許多文化元素與佛學文化融合到一起。比如他所著的《肇論》,就結合了老莊思想。
我們知道魏晉玄風,當時整體的學術風氣就是崇尚老莊,好論玄理。佛學與道學形雖相殊,體本無二,因此從印度流傳過來的佛學文化亦於此間大放異彩,並非偶然。魏晉僧人結合老莊思想參悟、論證佛學者絕非少數,甚至成為一種風尚。
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被視為道學之同類,禪學也被看做道家修仙方術之一種,因此,佛學從一開始即在道學思想的影響下生存和發展;魏晉時期,大量佛經被譯成漢文,諸多佛學論著不斷湧現,並出現不同派別,也更為廣泛地傳播入民間;發展至隋唐時期,植根於中國智慧文化之土壤的佛學,已成長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大思想體系,在唐代開放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道、儒、釋三教並行,也促進了三教融合,這是中國佛學的鼎盛時期;及至宋、明,佛教發展腳步放緩,呈三教合流之勢。可以這樣說,印度佛學文化甫一入中國,即被中國傳統智慧文化所包容和滋養,並完全融入其中,且形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學文化。
(待續)
【注】本文摘自劉戰魁先生著《道德經全解》第一卷《第一講》(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 年9月版。有著者授權,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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