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智慧性为衡量标准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译注智慧性文献的责任？这个问题不好讲，举个例子来帮助理解。比如，《金刚经》的梵汉翻译，从现有史料中可知，《金刚经》的汉文译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较好的版本也不多见，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晋时期的鸠摩罗什与唐代的玄奘法师的译本，我们可以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一下比较.

    鸠摩罗什主译的《金刚经》在前，玄奘法师的译文成型于后，这两位译经大师的手下都有千人以上的译僧团体，但所主持翻译出来的佛学经典，都各有自身的特点.

    从具体的译文——《金刚经》来看，在他们之间谁的经文译得更好一些？从译文的智慧性来看，鸠摩罗什主译的内容能够符合佛祖所讲金刚般若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义，而且译文生动活泼，说理精准透彻，语言精练畅达。玄奘法师的译文在诸多《金刚经》译本中亦属上乘之作，但较鸠摩罗什的译本更多运用直译的方式，从译出的内容来看，也能够符合佛祖讲解的《金刚经》中的文化内容，但是因缺乏智慧涵义的活泼之性，所以就没有鸠摩罗什主译的《金刚经》优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用智慧性来衡量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译师与参译团队对中国传统的智慧文化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比的就是主持翻译经文的大师的智慧境界.

    鸠摩罗什是一位证得了觉悟智慧的人；玄奘法师又被尊称为唐三藏，名如其人，是一位对佛学文化造诣很高的人。玄奘法师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文文字含义；而鸠摩罗什则要求在符合原文含义的同时，一定要译出智慧性来，更倾向于意译。这才是他们两位大师各具特点的关键之处。

    那么为什么鸠摩罗什能够做到既符合佛祖金刚般若的本质内涵，又符合中国传统智慧文化之精髓要义？因为在鸠摩罗什的手下，很多弟子从小学习四书五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中最著名的四位高徒——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后人对他们称为“什门四圣”。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四圣之一的僧肇。

    僧肇自幼熟习老庄之道和孔孟之学，可谓倒背如流，及长尤好老庄；又兼家贫，以抄书为业，常缮写典籍，得以博览群书。大乘佛学的教义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受其影响，僧肇转身投入到践行佛法的活动中。因为在佛学当中有非常形象生动的理法，有比较具体的下手法，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较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文化容易接受一些。这样他在翻译佛学经典、创作个人论著的时候，就自然地将中国智慧经典中的许多文化元素与佛学文化融合到一起。比如他所著的《肇论》，就结合了老庄思想。

    我们知道魏晋玄风，当时整体的学术风气就是崇尚老庄，好论玄理。佛学与道学形虽相殊，体本无二，因此从印度流传过来的佛学文化亦于此间大放异彩，并非偶然。魏晋僧人结合老庄思想参悟、论证佛学者绝非少数，甚至成为一种风尚。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被视为道学之同类，禅学也被看做道家修仙方术之一种，因此，佛学从一开始即在道学思想的影响下生存和发展；魏晋时期，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诸多佛学论著不断涌现，并出现不同派别，也更为广泛地传播入民间；发展至隋唐时期，植根于中国智慧文化之土壤的佛学，已成长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大思想体系，在唐代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道、儒、释三教并行，也促进了三教融合，这是中国佛学的鼎盛时期；及至宋、明，佛教发展脚步放缓，呈三教合流之势。可以这样说，印度佛学文化甫一入中国，即被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所包容和滋养，并完全融入其中，且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文化。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 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