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審查制度如何允許批評政府卻禁止群體煽動

作者：Gary King (哈佛大学教授）

譯者：朱新偉、王楊

我們對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廣泛的對人類言論的選擇性審查效果進行了首個大規模、多來源的分析。為此我們設計了一套系統，趕在中國政府發現、評估並審查
（從互聯網刪除）他們視為不妥的內容之前，從1400個不同的社交媒體網站上定位、下載並分析數百萬的帖子。利用現代電腦文本分析方法，我們分別將85個主題範圍中，在一段時間內被審查的帖子與沒有被審查的帖子的實質內容進行了對比。跟之前的理解不同，那些對國家、領導人和政策進行消極甚至刻薄批評的帖子
遭審查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我們發現審查工程旨在限制群體性事件，對代表、加強或刺激社會動員的言論，不論是什麼內容一概禁言。審查的目標是預先阻止當前或未來可能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而且，它也明確暴露了政府的這一意圖。

介紹

中國政府有選擇地審查中國人民言論的項目，其規模和複雜程度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美國的社交媒體集中在少數的網站上，而中國則分佈於數以百計的地方站點上。審查的很大一部分責任下放給了這些網站內容提供者，如果他們違反政府審查守則，就有可能遭罰款或關停。為了遵守政府規則，每個網站都雇傭了
最高達1000名審查員。此外，來自中央、省級和地方等不同級別的約2萬-5萬網警和網管辦（員工）以及約25萬-30萬“五毛黨”都參與了這項艱巨工程。中國的新聞自由規模在197個國家中與緬甸並列第187位（據2012年自由之家報告），但是中國的審查工作是迄今最大的。

在本文中我們發現，這一旨在限制中國人言論自由的機制，卻自相矛盾地包含了異常豐富的信息資源，暴露了中國政府利益、意圖和目標——這是學術和政策研究團體一直關注的話題。這樣的信息可以不間斷地獲得，跟通常媒體零星報道的領導人的公開活動不同。我們用該新信息發展新的理論以解釋審查機制的總體目標，進而揭示中國領導層的一些最基本目標，這些目標至今備受猜疑，卻缺乏實證分析。該信息對於其他很多學術（和實用）用途也很有價值。

我們核心的理論發現是，與很多研究和評論相反，審查機制的目的不是壓迫對國家或共產黨批評的言論。確實，儘管審查廣泛存在於社交媒體，我們發現當中國人對政府或領導人提出尖刻批評時，他們的帖子被封殺的幾率並沒有上升。但是，我們發現審查的目的是降低群體行為的可能性。只要群體性邉哟_定或可能發生，他們就會及時刪除社交聯絡。我們闡明上述觀點並討論它們對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學的很多研究領域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先對中國審查制度提出兩種理論。接著我們介紹獨特的數據源以及收集數據過程中的挑戰。接下來，我們闡明分析的策略，給出結果，並總結。附錄包括編碼細節，我們的中文文本自動分析方法，並暗示了審查行為如何預示政府在互聯網之外的行動。

政府意圖以及審查目標

以前衡量政府意圖的指標：破譯中國領導人隱秘的意圖和目標曾是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研究的焦點。西方學者採用克里姆林學或北京學（中國政策研究）作為其研究方略。隨著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到來，研究者可獲得越來越多的數據，而學者也將研究方向轉到信息更開放的領域。
今天的中國研究總體上依賴於官方數據、民意調查、地方官員訪談以及官員和政府的公開活動。這些資源很適合回答其他重要的政治科學問題，但是對於衡量政府意圖，它們顯然是間接的、採樣過於稀疏且往往價值存疑。比如，官方數據公佈的“群體性事件（mass incident）”的數量，可能顯示了政府利益的考量，但我們只有將真實數字和政府操作分開才能看到這一點。同樣，抽樣調查或許有用，但政府顯然對普通
公民有所隱瞞，而且即使受訪者擁有研究者想要的信息，他們可能也不願透露。在直接訪談官員時，研究者不得不占一卦來確認他們的知情人真正相信什麼。

衡量意圖就更加困難了，目前的方法提供的信息太少，因為中國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不同的政府部門、不同的領導或不同級別的政府工作目的千差萬別，甚至很難確定一個統一的意圖或動機，更別說衡量了。我們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政府的審查行為中的偏好會透露更多信息，據此我們可能會更好地採用有用的衡量手段。

審查理論：我們試圖充實審查的工作方式以及網絡如何拓展公共話語的空間的研究。我們首先建立一個基於實證研究的理論，解釋政府為什麼要審查以及他們想通過這樣龐大的機制達到什麼目的。當下學者的結論合理但泛，即中國政府審查是為了維持政權。而我們著重研究政府到底認為什麼事是要緊的，以及它採取了什麼行動實現目標。為此，我們提出了兩個理論。這兩個理論各自反映了威脅中國政權的某個方面。首先是國家批評論，即假定中國領導層是為了鎮壓異見並約束指摘中國政府、政策或領導的言論。結果是讓看得到的公眾言論對掌權者更有利。很多對國家的批評都包括在該理論中，比如差勁的政府業績。

第二個理論是我們所說的潛在群體行為論，即審查目標是聯合起來集體表達意願的人，他們受政府之外的人的激勵，並有引發群體行為的可能。該觀點認為，群體表達——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就同一問題交流——涉及真實的群體行為，比如抗議或容易引發群體行為的事件，很可能會被審查。有潛在群體行為的帖子是批評還是歌頌國家，還是不涉及國家，都與本理論無關。

“潛在群體行為”也可以用中國政府鮮明的立場來描述，即不受政府控制的群體表達無異於派系鬥爭，並最終會導致混亂和無序。比如，在共產黨建黨90周年前夕，新華社發表社論稱，西方式議會制民主將導致中國重蹈文革的動盪史。同樣地，在2011年3月召開的第11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稱，鑒於中國的國情，中國將不會借鑒多黨輪流執政的體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中國“陷入內亂深淵”。中國觀察家們常會注意到，中國政府對維穩的重視和通過約束社會關係限制群體行為的願望。中國體制遭遇了大量的爭端和群體行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稱，2010年，中國共發生了18000起群體性事件。而這些事件將不可避免地對政府處理問題的方式和觀念產生影響。因為頻繁遭遇群體行為，政府的行動和觀念也受到影響。中國政府認為，對橫向溝通加以約束是合法且有效的保護人民的手段。

現在的學者無法通過實證研究分析我們提供的兩種理論的不同。Marolt（2011）寫道，當“或者批評政黨及其政策，或鼓動群體性政治邉印睍r，網上的帖子會被查封。MacKinnon （2012）稱在溫州高鐵相撞事件中，互聯網內容提供者受命“跟蹤並審查批判性的帖子。”Esarey和Xiao （2008）發現中國博主採用諷刺手法批評政府，以避免遭到鎮壓。Esarey 和 Xiao （2011）寫道，共產黨領導人最害怕“有影響力的網民聯合對政府施壓，要求其改變政策，”但他們認為這種施加的壓力就是對政府的批評。Shirk （2011）稱審查的目的是約束政治反對派的動員，但她的例子表明批評的觀點來自於那些被壓迫的人。

抗議這樣的群體行為經常被視為是專制政權的喪鐘。東德、東歐以及最近的中東抗議都導致了政權革命。 很多中國學者都關注導致人們反抗的因素以及人們採取的策略。中國政府似乎要不計代價阻止抗議——而且確實，群體行為的多少是地方官員的考核標準之一。然而，最近的數個研究指出專制政權可能會期待並歡迎潛在的小規模抗議活動。因為瞭解並處理群眾的不滿會促進政權穩定。Chen （2012）指出小規模、孤立的抗議是中國長期的傳統，也是政府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