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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砍殺中國軍俘虜。
（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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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長島勤在法庭上（資料照片）。
新華社記者 鄒健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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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鵜野晉太郎的部分筆供原文和中文譯文。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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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 日軍在吉林省農安縣進行鼠疫“防疫”（細菌戰代稱）活動。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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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瀋陽）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的入口處。
新華社記者 姚劍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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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後的特別軍事法院審判庭。
新華社記者 姚劍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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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兩千 手段殘忍
長島勤筆供提要
據長島勤1955年5月筆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縣人。1938年12月到中國，任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部員。1942年4月，任日本陸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長。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濟南防衛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鮮咸興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東，指揮部隊參加“泰（安）萊（蕪）蒙（陰）作戰”，“結果殺人：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燒毀破壞民房是100餘間。”
1943年5月中旬，指揮部隊參加“魯中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軍人380名，燒毀破壞民房20餘間。”
1943年6月，指揮部隊參加“東臨道作戰”（聊城縣北方地域），“結果殺害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虜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揮部隊參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虜30名。”
1943年9月，指揮部隊參加“三教堂作戰”（禹城、濟陽、臨邑），“結果殺人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10餘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揮部隊參加“十八秋魯中魯北作戰”，“結果：殺人，抗日軍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燒毀兵營2棟，燒毀民房300餘間”，“掠奪糧食300噸”。
1944年3月－4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戰”（萊蕪、長清、歷城、齊河、章丘），“結果殺害抗日軍210名、和平人民70名，燒毀民房300間。”
1944年6月－7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奪小麥5700噸。”
1944年8月－9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奪花生油1000簍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秋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燒毀破壞民房200餘間。”
1945年1月－3月，指揮部隊參加“二十春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壞燒毀民房300餘間。”
1945年5月，指揮部隊參加“秀嶺一號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80名、和平人民210名，燒毀破壞民房1000餘間。”
從1942年4月－1945年7月，“進行了大小15次作戰討伐，殺害抗日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燒毀破壞民房2220間以上，逮捕了抗日軍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奪糧食6000噸，酷使強制勞役是12萬工日”。“每次在作戰中殺害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採取很多刺殺、斬殺、斬首、爆殺、燒殺、絞殺、瓦斯殺等的極其殘忍的虐殺手段，又常常殺害俘虜”。
播撒細菌 毀壞證據
榊原秀夫筆供提要
據榊原秀夫1956年4月－5月筆供，他1908年生，日本岡山縣人。1936年9月任駐偽滿第1師團步兵第57聯隊附軍醫，1944年11月－1945年8月任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林口支部長。
重要罪行有：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務，我在職期間，為準備細菌戰，便命令第一課長細矢少佐實施細菌的保存培養工作”，以當時的生產量，“如撒布在中蘇國境的東部地面，不但可以毀滅大量的蘇聯軍隊，同時亦達到足夠毀滅中蘇兩國和平人民的用量。”
“為準備細菌戰的捕鼠”，“我動員了部隊全員進行從事捕鼠工作”，“組織以間所少尉為長的約25名之常設捕鼠班”，“由於捕鼠工作的開始，先後送往第731部隊去的老鼠總數是1945年4月1千隻，5月1萬隻，6月8千隻，7月7千隻，合計為2萬6千隻”。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據第731部隊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養着的傷寒菌、A型副傷寒菌的試驗管2隻，帶到第731部隊第一部毒力檢定班”，“這兩種菌種，都是合乎第731部隊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標準毒力”，“為準備細菌戰，它是適合於保存培養的”，“為了使它在井水中確有效力時，大約在井裡放入一兩個試驗管，便可以達到屠殺的目的，我就是作了這樣計劃的”。“我因實驗這種效能，殺害了4名中國的愛國人民”。
1945年4月，在黑龍江省安達縣，“我是參加了在安達的殺人實驗”，“4名中國愛國者”“被綁在安達演習場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輕（型）轟炸機飛到演習場上空，從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彈，在50米的空中該彈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預防衣從五六百米的距離觀看了這種慘絕人寰的暴行。這個炸彈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彈。讓他們從鼻咽腔吸進絕對沒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讓他們發生皮膚炭疽，是一個特別殘暴的罪行。我也是參加了這種罪行”。
1945年8月，“由廣播得知與蘇軍開戰，馬上命令準備汽車出動，並將支部飼養動物除馬外，即捕來的老鼠、白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養的細菌一併送交第731部隊”。“命令支隊將所有房屋裝上稻草，並準備足夠汽油，以備待命燒毀”。“將卡車及所有器材一併燒毀”。“毀滅和破壞為準備細菌戰的一切證據物件”。
搜集情報 監視僑民
富永順太郎筆供提要
據富永順太郎1955年2月—12月筆供，他1895年生，日本福島縣人。1926年—1931年1月在哈爾濱日本內務事務官石川銀三的事務所任職。1939年6月後，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課長、資業局次長，總裁室交通地誌室主事。
重要罪行有：
“我於1938年6月調任資業局第2交通課長”，“在路警的名義下對旅客、當然也對一般沿線居民進行了不可計量的不法行為，後來路警完全成了對人民的鎮壓工具”。
1941年12月後，“因我兼任北京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本社警務局所屬中央特務班班長職務”，“嚴格的監視取締第三國人特別是交戰國英美法國的僑民”，“對於間諜嫌疑濃厚的人予以逮捕訊問，其中三四名送了上述日高機關。1名是白俄，其他均為中國人”。
1943年10月，“派遣日本技術人員潛入西北地區作密探，搜集交通情報”。
1943年，“發現美式重（型）轟炸機B29型所用新基地，報告日本軍”。
1944年，“製作京漢線南段鐵路恢復工事計劃，協助日本軍河南侵略作戰”。
燒毀村莊 奴役居民
船木健次郎筆供提要
據船木健次郎1954年5月－6月筆供，他1897年生於日本富山縣，1937年12月到中國東北，任第4國境守備隊步兵少佐大隊長。1943年8月回日本，又到朝鮮。1945年6月任第137師團第375聯隊大佐聯隊長。1945年8月15日被蘇聯紅軍俘虜。
重要罪行有：
“我大隊由於團長命令對村莊進行覆滅的事也有過數次，其年、月、日、地點等沒有明確的記憶。即於東齋堂南方15公里的地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南方20公里地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北方20－約30公里地點，一處約有15戶。”
“1941年8月份，對宛平縣西南方地區之旅團作戰”，“旅團預備隊把一個村莊（東齋堂西南方約45公里）燒毀了，其戶數我記得約15戶。”
“1943年4月份，對宛平縣南方地區之旅團作戰”，“旅團預備隊把該地區（東齋堂西南方約60公里）的村莊燒毀了數個。”
“關於奴役居民的事項”，“記得構築了可容衛兵7名至20名用的小陣地約6處，為此共需要1500人次。又因為要加強修補既已構築的陣地，從東齋堂開始我想約有3個地方，共需人員約1000人次。”“為了經濟封鎖而構築‘遮斷壕，“實際上建築了壕的部分約有15公里左右。因此每日需要勞動力約1000至2000人，需要時間約一個月。”
“關於使用毒瓦斯。沒有發給我大隊毒瓦斯，但是發過赤筒。我想時期是在1942年。旅團兵器部發給時，大隊兵器系軍官對我說明赤筒是屬於毒瓦斯的範圍內的。發給赤筒數量不記得了，我想是大隊平均分配給各中隊了。至於各中隊如何使用了詳細的事情記不清了。”
投射瓦斯 灌水刑訊 鵜野晉太郎筆供提要
據鵜野晉太郎1954年8月筆供，他1920年生於日本廣島縣。1941年4月－9月作為日本第39師團第232聯隊士兵到湖北漢口，其後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第232聯隊任職。1945年5月任第232聯隊設營軍官。同年8月被蘇軍俘虜。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荊門縣南橋鋪西北方約30公里處，“侵入民宅，對1名中國人民強制要鍋的時候，正有2小隊長田中中尉走過來問‘幹什麼’，我告訴他說‘中國人民說鍋早就被日本軍掠奪去了’，田中說，‘他不聽話把他殺了，“致使田中將該人擊斃”。
1942年5月下旬，於湖北鍾祥縣郭劉灣，“將該村中國人民房屋10棟（30間）放火全部予以焚毀。”又“將該村居住的中國農民1名，加以逮捕（40歲左右，男），以新四軍戰士的嫌疑者為藉口，我命令部下分隊長中田伍長，進行灌水刑訊後，我將他砍殺”。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仙人砦尹家西側，“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噴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詳），使抗日軍陷入混亂後，用步槍、炮射擊而挫折了正義的反擊，整個期間屠殺了200名戰士”。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縣天寶山，“有侵占該地的8中隊所逮捕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3名（都是25歲左右），我用手槍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時撤退來的7中隊岩左見習士官用手槍打死”，“嗣後又有7中隊逮捕來的2名抗日軍戰士及居住於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8名，我命令同來的7中隊4名士兵，‘太累贅了，將他們殺掉吧’，交給了2大隊配屬工兵中隊，將他們手腳綁起來扔入掩體壕內一起將他們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窯嶺包，“對在該地大腿部受傷臥倒在地上而痛苦着的抗日軍戰士1名（25歲左右）進行了刑訊後，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槍向頭部射擊予以擊斃”。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以熊家坡村及該地東側高崗做為目標，我投射了50顆中赤筒（噴嚏性瓦斯）”，“使該村約20棟的住戶百名以上的中國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逮捕了1名抗日軍輜重連戰士（25歲左右，所屬13師和18師），將被害者手足綁上，身上背着迫擊炮彈匣一箱沒有動，就那樣的踢入小河內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縣米積台南方約5公里的某村”，“刑訊了住於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因灌水刑訊將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仁和坪，“捕來在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腳和腿的中間，以使其跪着的方法進行了刑訊，後更用扁擔向腿及腳毆打的方法進行刑訊，因膝蓋關節脫節、大腿骨打斷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間，在湖北省松滋縣，“放火燒毀中國人民房屋共計20棟（60間）”。
1944年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對“逮捕送來的抗日軍情報員嫌疑者1名（40歲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長用上大掛的方法進行刑訊，他兩臂第一關節的皮膚破裂後下垂”，“從禁閉室把他拖出來，經軍醫近藤大尉檢查的結果，他說‘治晚啦’，我說‘太麻煩啦，你把他殺了吧’，而委託給他。於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關節內側靜脈打了兩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氣將他殺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當陽縣熊家坡，“在聯隊長命令之下，將在第一線盤踞的各大隊逮捕押來後監禁中的抗日軍戰士5名（20歲乃至25歲左右，所屬37師及132師）和抗日軍情報員2名（30歲左右）作為4中隊訓練新兵刺殺的活靶，將活人刺殺了。我在這一屠殺中，親自砍死1名抗日軍情報員”。
1944年9月，在湖北省當陽飛機場西北角，砍殺監禁中的抗日軍情報員，“我用刀將該被害者1名（25歲左右）砍殺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後，在蘇軍管理下，由四平出發向蘇聯去的時候”，“指揮用卡車裝運行李中，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奮起的當地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正義的反抗，予以還擊，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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