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个多月的香港民运终于结束,网上讨论的声音也慢慢消停。现在来聊香港,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小时是在文革中,那年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解救,香港当然是其中一个要解放的。有一天跟一同学玩耍中他掏出一袋子的橡皮筋,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同学自豪地说是南洋的,比中国的好。我听了不服气,南洋什么破地方,能跟我们毛主席领导下的神州大地比, 我随手拿起一根用力一扯就断,哪有我们一分钱两根的质量好?同学急了,大声争辩,番片(指港澳东南亚等地)比中国好太多了,我们不欢而散。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证明了我那思想觉悟低的同学是对的,任何地方都比神州大地离天堂更近些。
好像还只是75,76年,我们住在乡下,一邻居家男主人做事向来我行我素,比较蛮横, 连生产队长都得让他三分。夜深人静时公然听短波台湾自由中国之声。我们胆子小,不敢举报这思想落后分子。其实心里还很害怕。他给逮起来会不会连带我们兄弟也一起抓了,因为敌台污蔑党和政府的每句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好象我和哥哥还很喜欢敌台里女播音员甜甜的声音,和插在反动广播节目之间的靡靡之音。上山砍柴时能捡到气球飘带过来的传单彩色照片。里面最多的是蒋经国和蔼可亲视察农场,或者反共义士声泪控诉伟光正的残暴,附带一些台湾民情照。那年头,富裕讲究人家一年也就照一张全家福,还是黑白的。这些传单可全是彩照,太毒害我们青少年了!高一的政治经济学是校党委书记教的。这书记是芝麻红二代,父亲是跟共产党打过游击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凭华侨关系八零年就去过香港,并在那里成衣场做粗工三个月带回来八大件。讲生产力关系,左手优雅地一个弧圈,右手一挥,言必及香港澳门。老父亲已经涨到70多的薪水,不吃不喝三十年才可以置全书记的香港之行啊! 八一年有一次学校开会请一历史老师跟我们讲今日台湾,谢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到台湾人人人一辆摩托车,嘲笑叶九条告金门同胞广播里传带的祖国人民有单车骑的幸福生活。那个年头,自行车还是结婚的三大件。就象如今没有房子娶不到媳妇一样,那时候没有单车也是没人跟你的。前几年还想参加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我望着天空中漂移的台湾统战气球,幻想着下次上山砍柴时能捡到气球牛肉干而不只是看到经国先生视察果园的照片,更期待着什么时候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至少把我们福建划归台湾让我们可以买得起自行车? 让我以后不用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巴结阿强就为了能骑他那破单车十分钟?这左一辆摩托车,右一个十大建设的历史老师若干年后当上了党委书记,也不知伟光正的组织部是如何工作的。敌台,反动传单,甚或一般不明真相的落后群众说香港台湾好那也罢了,这公然羡慕香港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可是现任和将来的校党委书记啊!
听到的慢慢地变成了现实。首先是从港澳等地来了很多番客。他们长的比我们肥(以前是褒义词,如今老一辈没有与时俱进的仍然当好话说),脸色比我们红润,钱包比我们的鼓。不时听到番客返乡请客的故事,全村都请了,每人还发十块钱。当时的教师工资平均50几。咱村乍就没有华侨呢, ,不指望养肥,但至少让我菜菜的脸蛋红润一两天?
上初中时,来了个香港来的插班生叫阿煌。当时我们学校也就十辆单车,都是教师。学生1千多人里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好了,这个阿煌哥,骑的是一辆彩色的26单杠永久车。那个年代,大凡有单车的人家买的都是28双杠。凤凰优于永久,因为除了代步,载重也是主要的功能。我们练车是一定要前脚越过前面的杠的,因为后面载着要么是弟弟妹妹,要么是货物。只有那些败家子才会买那没用的26单杠。这阿煌哥骑单车的姿势跟我们也不一样,飘飘然后腿上车。对了还穿着只有流氓才穿的格子衬衫。这位来复读进修的阿煌哥当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据说回香港的时候带了一位很漂亮的妹子走了。
香港经济比我们内地好,扫厕所的都比内地大学教授收入高,如有去香港的机会,大家肯定都不会放弃。八十年代我们中学就流失了两位老师。据说其中之一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街边修理手表眼镜为生,那也比当我们中学老师强一百倍。女孩去香港的路比男人又多了一些。比我高两届小学的校花,在百货商店站柜台不到半年,远嫁香港。我初中的班花,多年后聊天中也得知她已经远嫁香港。落后就要挨打,这真理强烈表现在美女的外嫁,DNA的从新编排和组合。其实这适合于任何发达地区。特别是户口卡的紧的好城市,当地人不咋地的就可以娶个外地来的千方百计想留下来的美女。
读大学时,跟一当教授的长辈老乡长聊了几小时。祖上跟这教授家颇有渊源,都属于民国时候当地小地方的殷实名门。我们那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交通不便,物质也不丰富。自从先祖从中原南迁客居当地,除了开山造田,建设家园以外,向来就向外进取。当兵、读书,下南洋就是我们的三大选择。当兵,很简单,第一可以吃饱肚子,第二是自然淘汰的加速版,死了就死了给别人让路,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当上了官。我们没有江西某将军县那么有名,但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吧,都能数出好几个大牌人物。读书到大城市更好理解,教授指着我说,你看我是上一辈出来进城当了教授,你爸爸也读了大学但没能留在大城市,可你哥哥留在大城市了,你也就应该不会回乡下去了。
当兵要死人,读书是独木桥,家乡其实最大的机会是去南洋。以前下南洋很容易,亲帮亲,老乡照老乡。我们县,特别是金丰片是侨乡。一个村有华侨亲戚的很多人。很多在印尼,很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更多的去的是香港。当然,因为是靠亲戚,这华侨的分布也非常不均匀,有些村几乎每家都能跟海外沾亲带故的,有些村三四千人,竟然一个都没有。比如我们村,我从来就没有吃过番客大餐。抗日胜利到四九间还不少跟随蒋公去了台湾,这又是另外一波人。解放后这些路,包括流浪到城里变无产阶级的路,至少对一般人就堵死了。对文革后,抖须进城的路也死了,直到邓公77年恢复高考。
读书是慢活,成效在将来。华侨是眼前利益,一过罗湖关,扫厕所都比你导弹专家强。眼睁睁看着漂亮女孩,包括自己追求或者暗恋的姑娘嫁给了并不怎样的香港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些年,我们县多少人用脚投票成了香港人。同学聚会一数,上十个跑到香港澳门去了。
有一表哥在八零年高考补习时哼的红河谷唱出了我们那代山区人的憧憬与困惑: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要离开热爱你的姑娘。
为什么不和她同去,
为什么把她留在村庄。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 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
表哥没有港澳台和南洋亲戚而移民,也没有考上大学(中专),最后走了当兵这条路。靠自己的努力,在福州占住了脚,娶了个福州妹子。当时在家乡有没有红河谷姑娘我就不知道了。
有海外关系的人用不着读书,直接就移民了;我们削尖脑袋读大学往城里跑,因为上大学的男孩比女孩多太多,也因为户口制度下农转非的艰难,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也就变成了城里人的女婿。而漂亮的女孩给去香港澳门新移民领走了。这就是我们"山里孩子往外跑"的DNA重新组合的历史画面。九十年代改革深化,去大城市的门坎变低,更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华侨多他们对家乡的支援也多。我读的中学,在文革时叫五七中学,七六年改成用地名,七八年又改成了侨育中学。前几年回到母校,八十年代的旧校舍没有一个还在。据说我考上大学以后的若干年,有华侨设立了奖学金嘉奖高考中榜学生。医院也是华侨捐钱建的,还有诸多桥梁凉亭等等。虽然本人没有直接收益,得承认华侨对家乡的建设贡献多多。
纵观爷爷传下来的后人解放前去了台湾等地的人捷足先登,富裕起来。然八十年代以来,大陆这边的后人急起直追。一台湾表哥在东莞开厂,招了一乡下的表外甥女。如今这女孩已经开厂到越南杜拜等等,生意做得远远超过当初提携帮她的表叔。香港与我们小县城没有可比性,然而这差别已经从刚刚开放时的100倍以上降到了10倍以下。外甥女大学毕业,选择了澳门的工作,比国内辛苦,工资是国内五倍。这种比例,香港住笼子屋的大叔可以回乡娶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跟我们当时不一样的是留在港澳已经不是长久打算,有机会回到内地如厦门福州附带升迁变成了最好打算。香港收入与生活水平一直还比国内城市如厦门福州高,什么时候才能四十年河西,大概还得若干年。但看了台湾YST的文章,明白了香港的繁华其实是运,不是命。长久下去,广州终究会超过香港恢复正常到岭南第一大都市。
一三年回国,看了县城和乡下的情况,看到高速公路从郁郁葱葱山野乡间穿过,同学说现在他们时髦的消遣方式是深山打猎,竟然有退休回家养老的想法。这在前几年是根本不可能的。如今八大件已经过时,摩托车也只是普通人的代步机器,高大上有钱有闲的骑的是自行车。回到乡下,见到那位明目张胆听敌台的老兄,他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两在福州两在厦门,一个都没有把户口割到自由民主的人间天堂港澳台的,但还是满脸自豪:都买了房子了。我小时拌嘴的伙伴,兄弟五人三个在厦门,两个在深圳,事业都有成。若干年前跟他们兄弟在厦门喝酒聊天之中,得知小学校花嫁的香港人竟然是他们的舅舅。一时惊叹世界之小,又有肥水没流外人田的庆幸,还有今昔是何年的恍然隔世之感。还聊到他们在印尼的爷爷,那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中国富裕的年代好象已经变得很遥远了。回到母校,八十年代初建成的星马科学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出资)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漂亮的教学楼是在深圳发达的比我还低几级学弟捐赠的。
家里没有亲戚在香港,早期眼睁睁看着同学离乡入港无限羡慕。叶九条以后跟台湾的亲戚联系上,但台湾从来就不象香港那样接受大陆移民。后来去大城市读书,再后来洋插队,再也没有冲动要去香港。我们早就用脚投票来到民主自由富裕的美国,香港也好,台湾也罢,已不是我们的选项。什么九七大限,什么公民抗争,我都是旁观看热闹。到去年,借去台北拜访伯父的机会才顺道去了香港。三十年后才看了已过世的书记心中的天堂。香港是很漂亮干净秩序好,香港之行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从深圳到香港做火车时碰到聊天的一家人五口。三十岁出头老家从江西来的一对夫妻,三岁的孩子,加上外公外婆,在深圳奋斗了六年刚买房子,满脸朝气自信自豪与第一次去香港那种兴奋激动,远比维多利亚港的魅力给我更多的感动。以至于后来出现尿童事件,看了视屏和讨论,眼中浮现的尽是那积极向上开心的深圳江西一家人。
校花班花和其他在香港的儿时同学,当时去香港应该是奔港币去的,如今是不是也一样担心假普选真独裁?在理论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代这两无限羡慕香港与台湾资产阶级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当党委书记,如今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先进生产力三个代表,香港也许不应该对选举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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