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黎平

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凡功名富貴，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學做聖賢，全由自己做主，不與天命相干涉。

——《曾國藩諭子書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公元1859年九月，曾國藩在江西撫州，此時的老曾49歲，已經對人生看得很通透，看得冷淡，因此這一年在給兒子曾紀鴻的家書中，就寫到：“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你們以為朝廷給的“大官”很有意思嗎，我就不稀罕，我也希望我的子孫不稀罕。

老曾此時對於子孫人生的預期，全不在於“功名富貴”，而在於“讀書明理”。功名富貴只是人生的物質表象，讀書明理才是人生的靈魂核心。

中國士人有個傳統，追求的不是人生成敗，而是人生的境界。生意可以敗，事業可以敗，人生境界卻不可以敗。什麼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讀書明理，就是做君子，就是做聖賢。

而實現這個目標要從哪裡出發呢？是從讀書明理出發。所謂讀書，一則是保持學習型的人格，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品行和技能，二則是作為人生最大的娛樂，不斷地薰陶自己淡泊清廉的情操和胸懷。讀書，是中國傳統士人終生不放棄的事業和娛樂。

所謂明理，就是明君子之理，聖賢之理。到了君子和聖賢的層次，就不再以窮與富作為人生的區別。無論窮富，反正我保持君子聖賢的常態，這就是“可以處樂，可以處約”，約者，困窘也。

老曾在他的書信里還透露出一個樂觀的信息：鑄造君子聖賢式的人格是可以確定的，是具備可行性的，一切操之在我。而功名富貴則未必操之在我，有自我努力，即“人力”，有周邊環境和人事因素，即“天事”。

發達與發財，很多時候要看老天爺的臉色，這個老天爺的臉色，其實是各種各樣的周邊因素，唯有鑄造完美的人格，則老天爺幫不幫忙無所謂。

曾國藩對兒子的人生預期主要設定在人格實現方面，而不是物質實現方面。如果過多地停留在物質實現方面，例如考名校，獲取高薪和高位，將物質實現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就容易造成人生的挫敗感，如果沒有君子聖賢的境界作為參照，那麼，物質實現上的挫敗感就永遠都走不出來。對孩子做物質實現上的期待，其實是做不恰當的期待。

老曾不要求兒子有多大功名，而他兒子的功名有多大呢？他的兒子曾紀澤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外交家之一，從沙俄手裡爭回了伊犁。這樣大的功名，這種對中華民族物質利益的巨大實現，靠的是那種君子聖賢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