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後世供奉為財神、拔高為商聖的范蠡，如同中國歷史上大多數富豪一樣，遭遇過艱難的子孫劫，並在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格局中，代價慘重。
惜墨如金的司馬遷，在《史記》中用千字的長篇幅，記載了范蠡的這場劫難。
子孫劫范蠡在齊國經商而成巨富後，齊國遂有讓范蠡出任宰相之意，范蠡卻認為：“居家則至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散盡家財，再次隱去，轉而定居於“陶”。在范蠡看來，“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非常適合經商，此即如今“定陶”（隸屬山東省）地名的來源。范蠡再度創業，又致巨富，號稱“陶朱公”或“陶硃公”，並生下了小兒子，即《史記》中的第三子，書中未記載其名，暫且稱呼其范三吧。
《史記》記載，范蠡的子孫劫發生時，“少子及壯”，即范三至少16歲。據學者饒恆久《范蠡生平考論》，范蠡陪同越王勾踐入吳為奴（公元前495年）時，年齡為41歲左右，滅吳時當為63歲。據此推斷，就算滅吳當年即逃離越國到齊國經商，至少3年方能成就第一次財富創業，搬遷到定陶時，范蠡已經66歲，即便當年生下范三，16年之後，也82歲開外了。
82歲的老人遭遇的子孫劫，始於次子范二的殺人案——“中男殺人，囚於楚”。聽聞噩耗，范蠡感慨說：“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他隨即計劃派范三前往探望，“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帶這麼多的黃金，僅僅是為范二爭取一個更為體面些的死刑場所嗎？
范三還未啟程，范蠡的長子范大就不高興了。范大說：“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遺少弟，是吾不肖。”因此，甚至試圖自殺。這時，范大的母親對范蠡說：“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范蠡只好“不得已而遣長子”。
撈人范蠡撈人的關鍵，是在楚國身居高位的一位老相識——莊生。范蠡給莊生寫了封信，並對范大面授機宜：“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不過，范大掛念范二之案，自己又悄悄帶了“數百金”。
莊生很清廉，或者說，顯得很清廉。因此，“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范大趕到楚國，莊生收下書信和千金，並告誡他：“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 但是，范大並未聽從，繼續留在楚國，用自己私帶的那筆錢賄賂楚國其他高官，大約是不想把雞蛋都放在莊生這一個籃子裡。
坑莊生撈人的手法很隱蔽，他告訴楚王：“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問：“今為柰何？”莊生說：“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問：“生休矣，寡人將行之。”於是，楚王派人封了“三錢之府”，這是要大赦天下的信號。
次日，范大私下賄賂的高官告訴他：國王即將大赦天下。范大一聽，既然大赦，范二自然就死不了，又何必在莊生那裡花費千金呢？
於是，他再去拜見莊生。
莊生驚問：你怎麼還沒回去？范大說：本是為了弟弟的事情而來楚國，弟弟如今將因大赦而得免，因此我放心了，前來告辭。莊生知道範大的意思是想取回千金，就說：既然如此，你把那筆錢拿回去吧。范大還真老實不客氣，取回了千金，“獨自歡幸”。
莊生卻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再見到楚王時說：“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硃公（即范蠡）之子（即范二）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硃公子故也。”楚王大怒：“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硃公之子故而施惠乎！”
於是，楚王下令在發布大赦令前，先處決范二。至此，范大的使命失敗，帶着范二的屍骨回鄉。家人和親朋都很哀傷，范蠡卻“獨笑”：“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意思是：范大自小與父親一起吃苦，因此把錢看得重；而范三出生後，家境已十分富裕，錢財看得很輕。范蠡最早想派范三去，就是看中其輕財的特點，結果范大非要搶着去，最終因愛財害死了弟弟。
“知子莫如父”的弦外之音這個悲劇，正是“知子莫如父”典故的出處。世人解讀這個悲劇，往往也是從“知子莫如父”以及用人用長的角度。其實，這個悲劇在家族傳承及政商關係兩個層面上，有着更為豐富的內涵：
第一，范蠡在兒子的培養方面有着嚴重的問題。問題最大的當然是范二，在他殺人被捕後，身為父親的范蠡似乎並不吃驚，還說“殺人而死，職也”，大約范二平素就愛惹禍。而容易被忽略的，則是范大的問題。這位長子因父親不派自己去拯救弟弟，自以為這是“不肖”，以自殺相脅迫。其最大的問題，並非上述重財，而是過於看中自己。他當然是真想救弟，也真想為家省錢，但或許連他自己都未必自覺的是：他最想的其實是證明自己。
作為商聖或者財神，范蠡其實並不夠格。在最為基本的“齊家”方面，他只做到了一半，即在聚財意義上能夠“齊家”，卻未能在子女的傳承上做到“齊家”。所謂“知子莫如父”，其實，更重要的是“教子莫如父”，不“教”而“知”，“知”有何益呢？第二，在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下，權力始終占據完全主動優勢的。
這個悲劇中的另一個核心人物是莊生。在他收下范大送來的千金時，司馬遷為其辯護“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太史公為莊生如此“洗地”，實在沒來由。根據中國特色政商關係的正常運營，我們大致可以推測:
一、莊生其實也貪財，此前清廉，大約是沒有碰上合適的大買賣和主顧。這次不僅數額巨大，而且送禮的還是老相識，天時、地利、人和占全了，所謂“天予弗取、必受其咎”。一個可以拿天象示警這樣的宏大話題忽悠君主的官員，絕對不可能是清廉的、純粹的。一個為了自覺受辱，就不惜動腦筋再度忽悠君主殺人的人，也不可能將老相識范蠡當作老友的——范蠡對此也很明白，因此要動用巨款行賄，沒有錢也就沒有交情，范蠡不僅“知子”，更“知友”，以及“友”所寄生的這個體制。再進一步反推，將千金巨款留在家裡，不迴避瓜田李下的嫌疑，不在乎紀檢機構找麻煩、政敵找把柄，這亦絕非清官的正常選擇。
二、莊生圖財的技術含量比較高。范大再來拜訪時，莊生十分吃驚，可見他絕沒料到范大還會回來。顯然，不動這筆巨款，並非為了日後歸還范蠡，大約是為了萬一不成時，便於對紀檢機構編故事。
第三，在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下，資本與權力的勾兌，首先要有風險精神，捨不得孩子套不來狼，如同范大在目標已經達成後卻試圖收回原始投資的做法，不僅不智，而且危險；其次要注重“細節決定成敗”，一方面固然是說要做好細節，另一方面恰恰是要在某些情況下——以政商勾兌為主，刻意迴避細節、難得糊塗，注重結果即可，對過程的了解越少越安全。第四，范蠡既然“知子”，亦“知友”，預料到後來的結局，為何不力阻范大？原因有幾種可能：一、他的“知子”其實是事後之明，派范大還是范三並無定見；二、正因為“知子”，他擔心動輒自殺的范大，所以順水推舟，未必真以為范大的使命會失敗；三、他或許僅僅是懼內，怕范大之母發飆對於范蠡的人生，中國歷來艷羨者多如過江之鯽。柳宗元在《招海賈文》中，將范蠡與呂不韋做對比，感慨：“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其實，范蠡哪裡有“安”？他雖然多次成功地逃脫了權力場中的劫數，卻在耄耋之年遭遇最難以承受的子孫劫。
子孫劫表明，范蠡的“齊家”實在不及格，商聖的千年牌匾最好不要硬扛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