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老虎之前，习近平的“八项规定”，早就已经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全国各地，高级会所，高档餐馆，在八项规定面前，纷纷倒闭。

那么，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为什么官员吃喝玩乐成风、屡教不改呢？

其实，我也一直感到纳闷。每一位党的总书记，都是苦口婆心的要求官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不要铺张浪费。例如，江泽民规定每顿饭只能吃多少，胡锦涛提倡“八荣八耻”。可是官员的奢靡之风，却日渐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例如，10年前，有一位省长一年的个人招待费，就达500万元之多，真不知道这位省长的肚子是怎么长的？

同样是总书记，习近平的话大家就听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话，大家就当耳边风，这是为什么？

首先，18大以前的2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党的领导地位，也上升到了绝对压倒优势的顶峰。权力过度集中，发展压倒一切，多数官员把高增长当成他们的业绩，多吃多占就成为自己给自己“发奖励”的一种形式。

同时，1994年朱镕基的财税分权体系改革，给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手里的所得，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为各级政府发奖金和“三公”消费，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另外，在以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的同时，各级政府对多吃多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江泽民交班给胡锦涛的时候，因为两代领导人的地位更替和影响力模糊不清，给许多“聪明”的官员提供钻营的机会和空间。

最后，许多纨绔子弟经商，败坏了政治和社会生态，在资源和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阶层积聚的时候，整个社会充满各种贪腐的机会。

2012年底的18大，是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的一次历史性反省。习近平抬出“周期律”，胡锦涛发出“不反腐，必亡党”的震撼声音。为了不再重蹈“江-胡”交接的覆辙，胡锦涛进行裸退，把党、政、军的所有权力一次性交给了习近平。

胡锦涛乃贫民出身，与习近平的情况不同，他唯有兢兢业业，保证国家平稳发展，然后把所有权力交给习近平，才能把过去无法实施的廉政建设措施，留给后者去实施。

高干出生的习近平，早就想好了，为了治理国家，清廉的政府和政党，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清廉问题，一个是奢靡之风，一个是贪腐之风，必须根除。

“八项规定”，“三公消费”曝光，就是为了减少浪费，为了获得民心。许多大小官员吃惯了，突然之间不敢大吃大喝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习惯，第二个反应是感谢习近平，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了，他们的“三高”问题也解决了。

那些顶风继续吃喝玩乐的“愣头青”官员，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王岐山派纪委官员，还有一大帮“牛仔”，或通过报纸，或通过微博曝光，使他们不仅丢了乌纱帽，更是颜面扫地。

有“曝光”的叠加效应，还有谁敢顶风？

“三公消费”，从清查开始，还不到两年，许多部门的预算已经拦腰斩断。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你不得不承认，习近平这一招实在高。

廉政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巡视”，“打虎”，“震慑”。王岐山说了，他要管5年，现在是第二个年头，他已经做了什么？

2009-2012年，全国倒台的省部级官员只有23人，平均一年不到6人。2012年到现在不到两年，已经有48名省部级领导被查，其中，包括徐才厚和周永康这两只超级大老虎。

山西，除了煤炭，就是一个又穷又乱的省。不到半年，13位现有的省委常委，一度被宣传为博士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低的省委常委班子，5名倒台。加上已经上调中央科协党委书记的申维辰，一名不是常委的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一名副省长，山西省的省级官员，一共倒下8名。看来，年纪轻、学历高的官员，干起坏事来，更加具有破坏力。

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山西的高官，倒台概率高达30%，创中国政坛的腐败先河。从陕西调到山西当省委书记的袁纯清，也可能因为有用人不当、或者惩罚不严的过失，而被平调到全国人大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农村工作委员会当副主任。

至于厅局级领导的倒台人数，在山西省，枚不胜举。据说那里的官员不敢提“中纪委”这个名字，因为，这是这帮贪官的最大恶梦。

山西是资源大省，也是经济穷省。官员和商人把煤矿给掏空了，把大捆大捆的钱搬走了，却把污染留给那边无辜的老百姓，也没有把死在煤矿的农民工当一回事。

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老百姓忍受着，那里的大气忍受着。但是，习近平不会放过他们。他说，“刮骨疗法”、“猛药去疴”，与“八项规定”的信心，同出一辙，更希望取得同样的成效。

有些官员不服，“三公”少了，不能多吃多占，当官还有啥好处？

廉政建设，现在已经剑指国企高管。最高年薪不能超过60万，加上没有灰色收入，他们似乎很难受。

可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有没有想过：（1）你凭什么本事一年可以有上千万的收入？（2）你知不知道，全国月薪少于3千元的人占所有就业者的比例大于90%？（3）你知不知道全国找不到体面工作的大学生还有多少？（4）你知不知道我在重庆的磁器口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婆，把头钻到一个大的垃圾桶里面，把屁股撅在外面是为了干什么？她在那个奇脏、奇臭无比的垃圾桶里面，淘出一个又一个的矿泉水瓶和小塑料袋，然后准备拿这些东西去换一些钱，以寻求活命？

既得利益集团，不管穷人的死活，只管自己能够得到与西方高管一样的工资。中国工人的工资是西方发达国家工资的十分之一，而高管的工资却要与西方高管拼个高下。

私人企业家利用体制缺陷，先发制人。有些人发了财，大骂中国大学不好，大骂中国政府不好。

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那么，请问，没有中国的土地和勤劳的百姓，你能发财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随地大小便好了，你把钱都送给外国人好了。

如果你还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赚钱，如果你先前上的就是中国的大学，那么，你他妈的凭什么说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呢？

先富起来的人，要帮助弱势群体。索罗斯抱怨美国政府对富人的税收太低了，他、巴菲特和比尔盖兹，都把自己创造的财富，用于慈善，用于造福他人。同时，这些人的钱，绝大部分都会用于美国的事业，只有少部分照顾比美国穷的国家。

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儿子。因为自己的母亲穷，没有本事，而把赚来的钱送给了世界首富的儿子。理由是，首富的儿子会钱生钱，自己的母亲是个饭桶，只会吃饭，让她早点饿死好了。

可悲的是，这刚好是当今某些无良富人的心态，邓小平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他们与贪官污吏，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的逻辑，就是给自己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政治和名气的利益，管同胞们的死活，反正，他们在这些人的眼里，都是一些“扶不起”的SB。

贪官们错了，无良的先富者们也错了。今天的反腐，就是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官员的一种惩罚。今年有多位已经退休、或者已经退居二线的高级领导，也被调查。不要以为前面干的坏事，时间久了，就没有人会清算。

习近平和王岐山“可怕”之处在于，（1）他们已经敢把常委拉下马，破了刑不上常委的先例；（2）他们敢一天之内抓三名省部级领导，其速度之快，让贪官们，不寒而栗；（3）他们在抓了大批省部级大老虎之后，后面将有大批的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倒下，例如，江苏省今年已经抓了15位厅级领导；（3）不法的企业家，包括那些犯有巨大原罪的私有制企业主，是下一步打击的目标；（4）农村基层、城市街道办，很快就会听到刀剑声音，有大问题的人，谁都不要侥幸。

反腐，当然要从体制入手，最终以法律来制约行为。习近平说，要让官员不敢贪、不想贪、不会贪。

这三个“不”字，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敢贪，是因为有一把反腐利剑；不想贪，是体制的制约，是法律让官员懂得贪的破坏性，是体制让他们无从入手；不会贪，是清明的工薪和福利制度，是官员珍惜做好本职工作的好处和社会责任感。

要做到这三个“不”字不容易，要把所有的贪官都抓出来也不容易。但是，反腐斗争，只要讲究策略，只要从顶层和底层进行有效的双重设计，加上对用人、考察人、惩罚人、奖励人的整套体制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出路还是有的。

下个月的18届4中全会，也许，习近平会给大家另一个惊喜。那就是，新的法律体系，新的反腐防腐措施，将与人民见面。

如果说，香港通过廉政公署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话，那么，习王的联手，也一定会开创国人治腐的历史奇迹。14亿同胞，翘首以待，期盼着这种奇迹的发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牢固的政治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