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文化讯 9月13日，一场名为“未来不需要看见”的文化沙龙在北京举行，梁文道、许知远、刘瑜、张维迎、任志强、雷颐、高全喜等嘉宾悉数到场，读者座无虚席，场面热烈。

此次活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主办，同时包含了理想国讲堂的开堂首讲、首批理想国译丛首发、以及理想国基金会的成立三项内容。活动主持人梁文道开场时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理想和我们希望它实现，但是有时候我们问自己，实现了理想的那一天，我还看得见吗。其实不一定是看得见，但是看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主题，未来是不需要看见的。”

杨奎松：今天的历史观出了大问题

理想国讲堂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开启首讲，以“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为题探讨了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问题。

杨奎松说：“今天的史观，当然可能不止是中国的史观，本身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他认为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不论如何有其的价值，这个尺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世性，这个普世性可能会偏向某一边，但毕竟是一个带着全球关怀的史观，我们可以对这样的史观进行讨论。但是，民主史观却把全球关怀的这样一个眼界缩小到了不同民族内部。今天在评论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民族都可以讲出自己的一套历史，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读，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最好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关于史观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严肃讨论。

杨奎松教授从马克思与哈耶克这两位在二十世纪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的学者及其理论观点入手，融合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一直谈到当今世界局势和中国问题，最后进入到人类改变历史的做法的讨论中。同时由历史与当下谈到未来，引发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思考。

许知远：中国在重新回到一个封闭的年代

理想国译丛在现场发布了首套八本译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德斯蒙德·图图）、《漫漫自由路》（曼德拉）、《断臂上的花朵》（奥比·萨克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事实即颠覆》（蒂莫西·加顿艾什）、《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费吉斯）。

译丛主编许知远谈到译丛的初衷时说：二十世纪基本上是印刷术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推动二十世纪关键变革是来自于一次次出版社、一次次丛书，这是一个知识重新更新的年代，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来迎接这个世界。可能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初衷。过去20年城镇化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如何理解新的知识谱系变成一个非常迫切的挑战。”他进一步说：“可能我们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好像在重新回到一个封闭的年代，封闭是来自于政治秩序的封闭，来自知识观念的封闭，一种新的司法状态正在形成。如何理解他人的观念、他人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社会变得如此的匮乏和缺乏好奇心。”

刘瑜从个人体会出发表达了对许知远的认同。她说如今看美剧长大的大学生居然不必自己当初读书时候的英语更好，甚至可以说更早，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在很多大学生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这种兴趣的萎缩是非常让人担忧的，而这种兴趣的萎缩实际上是和我们所谓的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崛起所带来的一种骄傲自满式有关。我们突然觉得，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坐标系了，我们自己就是坐标系。

关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梁文道说二者只是看似矛盾而已，因为大家都能够很随便买IPHONE，也就不在意思想上的单一了。许知远紧接着谈到，过去20年中国跟世界同步的是消费语言和娱乐语言，思想语言上不仅没有同步化，还是一个滞后。以至于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所有语汇的思维方式都是被淘汰的，谈的问题总是像隔靴搔痒一样。另外，生命的主要意义其实在于寻找这种生命中的超越性，在能够超越自身的感受和利益的需求，他人的经验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大致忘我的特别好的经验，忘我是特别愉悦的状态，当我们谈中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关心南非的转型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那个时候会得到双重的效果。

任志强：理想靠信仰支撑

理想国文化基金会也在活动中宣布正式成立，理想国总编辑刘瑞琳等基金会理事上台致辞。理想国文化基金会将致力于构筑一个华语文化共同体，并通过各种公益活动和公益项目，促进文化的跨地域交流，期待唤醒当代青年对于文化的热情与理想，加强文化精英与青年的跨代际互动，促进文化理想的薪传接力。

知名企业家任志强做压轴演讲，谈论了关于理想、信仰、自由、独立思考的关系。他说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理想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理解，但是支撑这个理想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是信仰。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没有信仰的。真正的信仰是要通过独立思考，从多种观点中寻找到有启发、有意义、感兴趣的，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观念，这种观念慢慢就会成为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法以及一种信仰。没有自由就没有理想，没有自由也不会有信仰。中国目前最缺少的恰恰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我们思想自由的基础，没有独立的思考就很难学习或掌握到一个基础的知识。

他提出理想的信仰，最初可能来自于公知，而今天公知变成了反面词或者贬义词，也可能来自于社会精英，而社会精英也变成了负面的词。集权社会里只剩下领袖和皇帝，他要做的恰恰是把其他人的思想，包括公知和精英的思想们都消灭掉，不让所有人知道，不让它流传下去。如果社会上流行的是必须统一于皇权的思想，这种思想存在不是为了人们的信仰，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种政治需要是一种选择。因此我们在不断地变革之中，最后剩下的恰恰不是那些因皇权而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孔子留存了几千年，秦始皇留下的是长城，不是思想。

他最后说，因为常常我们只能从一个方面或一个方向获得大量的信息，却很难从对面或者另外一个方向找到印证的依据，于是我们常常在稀里糊涂中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但发现和对照之后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被我们所忽略或被我们所遗忘的。今天在更多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方面所告诉大家的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也不是只有一种言论，更不是只有一种思想。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今后怎么办？我们是努力用自己的对抗性和其它文化进行斗争，还是让所有的文化斗争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把所有文化融合在一起，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至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别人的文化，而不能仅仅因为它的文化与我的文化有差异或者不同，就公开表示反对或拒绝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