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本书的责编季元就说，之所以把《下流社会》引进中国就是因为三浦展所分析的日本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在中国也比比皆是。三浦展说论述的“下流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新中间层”，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下流化”而来的，但是对于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都还莫衷一是。而且在对“中产阶级”的认知上，也一直存在误解。
  “中产阶级”一词是个舶来品，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后在美国“光大门楣”。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式中产阶级”逐渐被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新式中产阶级”盖过风头。而“新式中产阶级”的壮大，打造了一个稳健的“纺锤体社会结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曾主持过一项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他们历时30个月，调查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3000多户家庭，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百分比为11.9％。但是这个结果受到广泛质疑，很多人不相信中国有了11.9％的中产阶级，也认为月收入五千以上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属于中产阶级相当荒谬。
  大家的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种质疑却是建立在对中产阶级的误解基础之上的。正如著名学者萧新煌所言，由于在引进“中产阶级”一词时出现翻译误读，我们过于重视“中产阶级”中的“产”即财产的多少，而忽视其职业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盯住不放的乃是美国概念中的“老式中产阶级”，并不是侧重职业层面的“新式中产阶级”。而且，大家对中产阶级也普遍高估，认为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生活方式，一种难望项背的收入状况。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收入多少才算中产阶级时，在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自然没有一个财产意义上的广大中产阶级。但是，据周晓虹教授所言，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无疑，是我们夸大了中产阶级的标准，进而将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赋予中产阶级过高的社会期待，进而“自惭形秽”不愿“忝列”其中。我们始终不愿意正视“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前些日，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称我国新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构成，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１.５亿左右。对比周晓虹教授他们得出的11.9％的比例，两者基本吻合。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新社会阶层”的确存在，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误解和自我游离一直不愿承认而已。
  但是，尽管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这11.9％的比例，这1.5亿的数字告诉我们，我们依然是“哑铃型金字塔社会结构”，而我们孜孜以求的“纺锤体社会结构”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中产阶级”的“下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层，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即遭遇“两极分化”：要么失去“草根基础”，要么滑入社会下层失去“精英”的社会示范意义。
  因为中国“新中产阶层”的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
  “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以理性预期，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和“本事”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而于整体，其向上流动及发展机会受阻，亦如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间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就社会结构而论，这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张宛丽《中国“新中产阶层”遭遇“精英联盟”“权力排斥”》）。
  这种“权力排斥”的另一副作用就是造成“新中产阶层”，尤其是对以市场交换关系为背景的成员对权力产生某种依附关系，“以致会以权力优势建构出一定的排斥关系——新中产阶层中的中下层向上流动进入上层的机会很少，对社会的影响力有限。其结果是，在新中产阶层内部形成一种以权力为核心评价的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构。”（同上）
  因此，时下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层，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即遭遇“两极分化”。根据目前的形势，这种分化似乎最有可能以“下流化”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在中国尚未真正实现“中流社会”的时候，已经开始“下流化”了。虽然三浦展并未在书中直接表达“下流社会”的好坏，但是从他的消费调查情况来看，起码对于消费而言，“下流社会”显然并非福音。而对于中国而言，新中产阶层的“下流化”更是带有“跨越式”意味的发展之殇。
  此外，三浦展的一个观点值得警惕，那就是阶层的分化也导致了居住地的固定化。具体到中国，社会很可能将重现古代“闾左”、“闾右”的固化居住结构。目前许多中国的“成功人士”都是居住在新建的高档小区内，几乎无一例外是封闭型的，门卫森严，几乎与世隔绝。这些“城堡化”的小区，几乎成了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全封闭式”的“孤岛”。甚至，有些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些富人区。有时候，说起哪个住宅小区，大致就可以知道其住户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住宅小区，正在成为阶层差异的标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一些城市因为阶层分化而形成居住结构固化，豪宅草舍遥遥相望，富人穷人划地而居，那时，社会各阶层之间就会多些“对立”意味了。
  对了，三浦展在书中提到，知名的“自我封闭”研究者、精神科医生斋藤环指出，阶层差距是由人际沟通能力的差距造成的。如此看来，笔者只能一直“下流”下去了。

作者三浦展介绍：

三浦展是“下流社会”概念的提出者，也是日本畅销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畅销书作者。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一桥大学社会学部，1986年成为市场营销信息杂志《穿越》(ACROSS)的主编，1990年进入三菱综合研究所，1999年成立文化研究所。他在研究世代、家庭、消费以及城市问题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改造方案。日本畅销书作家，著述颇丰，著有畅销书《下流社会》《“家庭”与“幸福”的战后史》《简约一族的叛乱》《爱国消费》《为了今后的日本论“共享”》《今后郊外的去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