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歐洲人一開始對福利的看法和中國人很類似，覺得福利養懶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後來歐洲人怎麼變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使勞動人口特別是中產階級高度集中。經濟危機一來，許多被大家公認的克勤克儉的“體面”家庭也流離失所，而且這種事情誰都可能輪到。這樣全社會就開始反省：貧困是一種不幸，需要幫助；貧困本身並非罪孽。後來全民式的福利在歐洲展開，和這些經驗關係很大。

放眼世界，最有效率、最富有、最和諧、最幸福的社會，還是福利國家式的社會。建設這樣的社會，不僅僅需要制度。任何制度要有效運行，都需要社會的支持。福利社會背後，是一種普遍的道德情操、一種對弱者的同情、一直同甘共苦的紐帶。沒有這些，社會就會越來越刻薄、越來越殘忍，最終走上自戕的道路。

本文摘自騰訊·大家2014年8月18日，轉載僅作觀點交流使用。

前幾天吃晚飯時，妻子告訴我她買菜的經歷：到了超市收銀台準備付款，前面一個十幾歲的母親抱着個孩子，拿出一疊兒童食物券WIC，全名叫“婦女、嬰兒、兒童特別營養補助券”（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收銀員沒有見過，不知道怎麼處理，趕緊呼叫經理，鬧得大家都得等。那女孩子特別難為情，轉身一個勁兒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妻子本想安慰她一下，告訴她自己當年也用過這個。但話還沒有出口，收銀員已經搞明白怎麼處理、招呼那位女孩兒。她也趕集抱着孩子去付款了。

這一段小插曲，勾起了我們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們當時住在無家可歸者遍地的紐黑文，超市裡許多顧客都使用各種食物券。收銀員有專門的訓練，處理得很熟練。如今，我們住在波士頓富裕的郊區。這裡看不到無家可歸者，超市裡也難得見到有食物券的。怪不得收銀員一時抓瞎。偶然碰上這樣的場面，仿佛自己一下子回到了那個其樂無窮的苦日子，並像昨天一樣歷歷在目，同時也驚嘆我們的生活會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

無巧不成書，妻子講述這些事情時，我發了一段有關的微博：

“我奇怪中國的孩子看病為什麼要交錢。有網友質問：哪國不交錢？我告他：沒文化真可怕。孩子在美出生時我們是一貧如洗的兩個外國人。孩子醫保一直到22歲，去醫院政府派車，相當‘豪華’，還給一大堆食物券保證營養。孩子吃不了，父母就跟着‘蹭吃喝’。美國這方面還是發達國家中最差的。”

這裡有另外一條緣由。這條微博本是對另一條微博的跟帖：一位母親借來五千塊抱着幼子去醫院看病，結果錢全被偷光，絕望之下嚎啕大哭。據說醫護人員仍然安排治療，讓人欣慰。但那微博配有照片，看了心情很沉重，我就隨手寫了這麼一條。後來覺得應強調一下兒童看病應該免費的立場，乾脆扶正單發了。沒想到，這麼幾個字居然有爆炸性的效果。幾個小時內，閱讀量超過170萬，評論過千，轉發過三千。那一千多條跟帖，絕大部分是謾罵，有說我造謠騙人的，有說我偽造收入蹭福利並要舉報的，更有說“丟人丟到國外”去的。還有些帖子，居然在那裡質疑：這麼窮怎麼還能出國？仿佛只有貪官才配出國。

這一千多的跟帖，多少幫助我了解了中國的世相。這種世相，又多多少少建構在對美國的種種誤解之上。所以，我不妨從親身經歷開始，講述一下一對“一貧如洗”的夫妻在美國生了孩子後的經歷。

首先講講我們為什麼“一貧如洗”。在這一千多跟帖中，反覆出現的質問是：“一貧如洗怎麼能出國？”即使我這個一天到晚上網，自認為還算了解中國的人，讀到這樣的問題也感到吃驚，接着馬上就意識到：時代的變化是多麼巨大！

在我們留學的那個年月，即從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國的主力都是“一貧如洗”的。他們大多是從美國的大學拿了全獎，有的借錢買張機票，就這樣在異國他鄉打天下了。那些“有錢”的，即靠海外富親戚擔保的，過簽證關都難。拿全獎的“一貧如洗”者，則很受禮遇，一兩分鐘就過關了。還有些人，連考托福的錢都沒有。

我八十年代給香港雜誌寫稿，第一次掙了一百美元左右的外幣，三分之二送給朋友考托福了。這兩位後來都成了相當不得了的人物。如今，像我們那樣一貧如洗靠全獎出國的大概仍然不會少，但出國的大多數是有錢人，四年本科就能燒掉快一百五十萬人民幣。這種人多了，大家反而不明白“一貧如洗”出國是怎麼回事。他們當然更不會有我們這種經歷。更有甚者，許多這種拿父母的血汗去留學的人，什麼都學不會，怎麼去怎麼回來，“海龜變海帶”已經成了媒體的關鍵詞。恰恰是這樣的人，開始嘲笑我們這些被美國名校一年幾萬美元請去讀書的“蛀蟲”了。

當時我們夫婦都在耶魯攻讀博士課程，待遇按說不薄：免學費之外，學校提供一萬美元左右的生活費，外加醫保等等，只要不奢侈，生活上不用愁，可以專心致志地讀書。不過，這種支持，一般只延續六年，除非你在校外能申請到基金，否則六年後就不會衣食無憂了。我們前幾年忙於學業，根本沒敢想要孩子的事情。等妻子通過博士論文資格考試，才生下小女。女兒兩個月時，一家三口都到了日本，妻子進行論文研究，我則學習日文。可惜，為照顧不滿一歲的孩子，妻子不能如期完成論文。我回美後匆匆通過博士論文資格考試，就只剩下一年的獎學金了。

這就是我們“一貧如洗”的狀況：從日本回來後，一家三口，收入全靠我的獎學金，而且只能吃一年。耶魯獎學金中的生活費部分，比照的是當地的生活費用標準。我們窮慣了，一般消耗比這個標準低許多，一度兩人分享一個人的獎學金也可以過得不錯。但是，一家三口用一個人標準的生活費，顯然就不行了。尤其是女兒，需要另有醫保。我們因為是耶魯的學生，自動享受學校的醫保。如果再加一千多美元，女兒也會被我們的醫保覆蓋。但是，當時這一千多塊對我們是筆非常大的錢。

經過一番諮詢，還是按照“專家”的指示辦理：讓女兒加入給低收入階層的免費醫保，這個大概是屬於“醫助”（Medicaid）範圍，一直能管到19歲。我微博上唯一的錯誤，就是把19歲說成22歲。因為是十幾年前的事情，記憶不清。經過網友批評，查閱了一下資料，雖無十足把握，但確實更可能是19歲。另外，我在140個字中沒有空間交代：這種醫保自我找到工作後就自動脫離。本覺得這是不用解釋的常識。工作後的醫保自動覆蓋全家，誰還會賴在政府的醫保上？但是，美國的制度還在那裡：如果父母一直沒有工作和醫保，孩子確實可以繼續享受下去。

老實說，剛開始面臨這個選擇，我們頗為遲疑：耶魯是個精英大學，醫療系統相當有水平。女兒加入“窮人醫保”，會不會受委屈？後來專家們耐心解釋：這種醫保在質量上絕對不會有差別，只能是更好。比如，我們沒車。拿着耶魯醫保看病要自己想辦法去醫院。窮人醫保則考慮到窮人沒車的現實。所以給孩子看病（包括例行檢查），只要事先預約，政府會派車接送。另外，拿藥也是免費的。看病找什麼專家，還是自己隨便選。大家都去耶魯紐黑文醫院。我們還真用過幾次專車帶孩子看病。那是醫用的小麵包，裡面各種儀器俱全，一看就是精心為各種病人設計的，設施比普通車輛舒適豪華多了，顛簸小，空調溫度極為穩定，而且每次來都只接送我們一家。用了這麼幾次，我們自己都不好意思：這要花政府多少錢呀！於是以後帶孩子看病，除非颳風下雨，我寧願讓她坐在我脖子上走半個多小時到醫院。還好，我是練長跑的，扛着孩子走這麼遠小菜一碟；女兒坐在爸爸脖子上也開心得不得了。

除了這種免費醫保外，女兒還享受每月幾十美元的WIC支票，就是我開篇提到的那種食物券。這是用於她的營養補助。父母憑着這種支票，可以到超市購買各種食品。當然，這裡面有些限制。有些高檔的、名牌的東西不能買。不過，當時用這種支票買來的東西很多，女兒根本吃不完。我們當父母的也就跟着“蹭吃喝”，比如牛奶、雞蛋、果汁等等，吃了不少女兒的。這裡的原因，大概是女兒個頭兒小、胃口小，吃不完美國孩子標準的食物。

這種福利，並不僅僅是把錢送到你手裡為止。這種食物券，每兩個月領一次，領取前必須和營養師會面，營養師會耐心詢問孩子的健康和飲食狀況，提供各種建議，有時要查看醫院例行檢查的結果，甚至親自檢查孩子。讓我終身難忘的，就是九一一那一幕。我當時正好在去領食物券，坐在一堆窮人中間，看着電視上的圖像，半天搞不清出了什麼事情。

這些，是一個窮孩子所享受的國家福利。但是，僅僅這些是不夠的。父母是兩個博士生，都有學業要對付。女兒要送到幼兒園去。不像北歐，美國沒有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幼兒園是私立的，所費不薄。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進行了最大的一次冒險。

那時女兒隨我們剛從日本回來。在日本時，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兒園雖然難進，但等了半年進了公立幼兒園，一周六天，每天九個小時，連午餐、尿布都包進去，全是免費的。回到美國14個月，需要上幼兒園，但那種日本式的福利全沒了。妻子把附近的幼兒園訪問了個夠，最終走進一家名叫“創造兒童”的幼兒園，附屬於紐黑文的兒童博物館，建築都連在一起。她一進去就傻了眼了：這裡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師全是大學畢業，能唱能跳，還有些多才多藝的耶魯學生來打工，而且一個全職老師最多看三個孩子。幼兒園根據哈佛心理學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論進行設計，不教讀寫，各種益智活動多如牛毛。在紐黑文，進這個幼兒園要排長隊，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兩三年。當然，價碼也不低，一個月1200美元，我獎學金中的生活費全部拿去還不夠。

那天妻子回家告訴我：“我把孩子登記上了。”說完這話，我們倆都嚇傻了。妻子承認，這是非常不理智的決定。但是，她看到這個幼兒園時，就覺得看到了女兒的理想成長環境。她糾結許久，最後下決心就憑一個信念：“父母窮，孩子有什麼責任？！”我一半寬慰她一半寬慰自己地說：“別擔心，雖然登記上了，但恐怕輪不到。”沒想到，一周后院長打電話來：“有空位，你們很幸運。我們正需要一個這種年齡的女孩兒（這個幼兒園孩子的年齡性別結構很嚴格，女兒正好被挑上）。你們不需要現在答覆我，周末好好討論一下，但下周一必須給我回話。”那個周末，我如坐針氈，但扭不過妻子。孩子馬上就上幼兒園了。

這一年怎麼過？我的獎學金全給幼兒園了。另外，因為事先多少想到會走這一步，我們在兩人都拿獎學金的“寬裕”時期依然節衣縮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個人的費用。這點積蓄正好救急。與此同時，我不得不走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搞學術的狀態，開始給香港和新加坡媒體寫稿，一個月弄好了有幾百塊。妻子在學校當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塊的收入。這樣，一年勉強過得去。

第二年，幼兒園第的學費漲了。但是，園長幫助我們找到了每月一千塊的助學金，我們每月繳三百多就行。就這樣，我們從2000年堅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頓找到現在的教職。到那時為止，我們確實一貧如洗，看着銀行賬戶上一天比一天少起來的存款而寢食不安。但是，女兒居然享受了絕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優質學前教育。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故事講講容易；要分析評價，乃至引申到社會制度的優劣問題上，就難了。孩子出生後的五年，我們有着初當父母的極度快樂，但這也是在美國生活最為艱難的五年。過大的心理壓力，把我們的生活帶入了一個又一個的危機。在這種煎熬中，我們不能不羨慕北歐那種“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優越。比如，福利國家的全民醫保是自動覆蓋所有人的。你不必為之焦慮。美國的福利，則是“收入審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獲得某種福利，必須向政府提供有關家庭收入的信息，證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於某種水平，然後才能獲得領取福利的資格。中國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屬於這種類型。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微博上一說享受福利的事，就招來一片“舉報”之聲。

在西方，英語國家裡往往盛行“收入審查”式的福利。歐陸國家，特別是北歐，則主要是全民性福利。兩種孰優孰劣？最近的許多比較研究，都凸顯了全民型福利的優勢。具體而言，“收入審查”型的福利，容易把拿福利當作領取人的“黑鍋”，讓他們被社會所鄙視。想想看，什麼人才要被“審查”？顯然社會對你就是不信任。對此，我們深有體會。你拿着食物券到超市買東西，從服務員的眼神中就能領受到許多人情冷暖。而且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中，這種勢利眼就越嚴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勢利眼，在中國特別通行。包括許多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這些人看來，你拿福利，要知道恥辱，這才能激勵你奮鬥，早早自食其力。殊不知，許多研究表明，這種“背黑鍋”式的福利，恰恰摧殘了窮人的自尊，成為導致世代貧困的重要原因。在美國等實行“收入審查”制度的國家中，世代貧困特別嚴重。在全民福利的社會，比如北歐，則很少有世代貧困，甚至貧困現象基本被消除。

另外，“收入審查”制度的福利，因為要“審查”、確認“資格”，管理費用很高，漏洞也很大。更因為這種福利塑造了深刻的社會成見，即拿福利的是社會中最不爭氣的一部分人，於是對這種福利的公共支持率比較低。不像全民福利，因人人有份，大家都比較支持。也許大的問題是，“收入審查”制度，需要接受福利者申請，而且申請對許多文化不高的低收入階層成為相當繁雜的程序，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這種福利的存在，故而許多人“漏網”，造成該覆蓋的人沒有被覆蓋到。

在孩子入托這個問題上，更顯示出美國福利制度的缺失。在北歐，孩子一出生，甚至還沒有出生，父母就帶薪休假，日後的托兒所不僅免費，而且水平非常高，也非常整齊。雖然北歐照樣有貧富，但這種一視同仁的福利，使孩子們從一開始就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父母也不必為了工作犧牲孩子的教育。這恐怕是北歐居民的智商普遍高於美國人的原因之一。而我們的經歷，則顯示出一個新生命的來臨會給父母的生活帶來多麼大的危機。這個問題，在耶魯的研究生中一直不停地討論着。

有統計表明，美國歷史等學科的文科博士，平均完成時間超過九年。就算本科畢業馬上開始讀博士，提交論文時也三十多了。這期間結婚生子，乃正常的人生周期。讀博士，在耶魯這等條件優厚的一流院校，每年也不過有一個人的生活費，根本不夠養活孩子，再要自費入托，學業還怎麼繼續？況且，許多人想自費還找不到地方。這還是受了最好教育的群體。普通老百姓，常常不得不把孩子丟下去工作，錯過了早教的機會窗。有些孩子，頗像中國的“留守兒童”，因為沒人管在街上學壞了。於是又得雇警察、修監獄，來對付比歐洲高出十倍以上的犯罪率。這也是我為什麼說“美國這方面還是發達國家中最差的”的原因。

不過，儘管美國的福利制度有着種種缺陷，我們依然屬於相當幸運的人。首先，我們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困境之中知道長遠規劃，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特別是教育背景帶來的“文化信心”，使我們比較能夠對付世間的白眼。比如，超市的收銀員態度傲慢時，我們並不會因此覺得自己劣等，而是可憐對方太沒文化。事情明擺着：我們眼前的困難最終都會過去，還有波瀾壯闊的事業在前面等着，對方高中是否畢業都不知道，大概很難跳出超市的低薪工作。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反向的“勢利眼”，並沒有什麼值得光彩的。但這種反向“勢利眼”，客觀上為我們提供了心理保護。想想看，那些文化水平不如收銀員的人，拿着食物券被對方鄙視後，很可能喪失自尊和信心，最終自暴自棄。

我們的另一層幸運，是生活圈子也主要是由比較有文化的人構成的。這種社會氛圍，大大幫助了我們“蹭吃喝”。比如，孩子出生時，按照美國的規矩，產婦可以免費住院三天。這似乎是美國很少的“全民福利”之一。當時妻子住在耶魯-紐黑文醫院的單間病房，豪華得像五星飯店，房間及廁所里布滿醫療裝備，還有護士專門來伺候她洗澡。這並非耶魯師生才能享受的特權。事實上，我探視時在電梯間就碰到個無家可歸者，她生下孩子就跑掉，害得護士到處找，最後找到，被一左一右兩個護士“押解”回來。我只聽她在那裡神經兮兮地嘟噥：“哼，讓我們產婦住高層，着火了怎麼辦？”其實高層是最好的景觀。大概考慮到了產婦的心理需要吧。

可惜，這種福利享受了三天就要出院。這時妻子有些併發症還沒有查清楚，需要再來醫院複查。我有些犯難，告訴醫生：“我們沒有車，又有個新生兒要照顧，複查再跑醫院，母親和孩子我一個人怎麼兼顧？”醫生楞了一下，馬上微笑地說：“她體溫有點高，我可以決定延長她的住院日期幾天，你好好照顧孩子吧。”現在寫這幾句時，耳邊仿佛聽到微博上中國網民一片怒罵：“蹭吃喝！不要臉！丟人丟到國外去了！美國都被你們這種人吃窮了！”我想，我幸運的，是生活在一個把窮人當人，而非當小偷的社會。

孩子入托的事情就更幸運了。我們一開始就如實向幼兒園的園長交代了家庭的經濟窘境。她很同情，但表示無能為力。後來我們居然果決地入托，也許讓她有些吃驚，也許她覺得我們認同她奉行的“多重智力”的教育理念，所以日後對我們特別關照。最終是她幫助我們穿透複雜的政策和手續的迷宮，一手把第二年的助學金申請到，否則我們根本搞不懂該怎麼辦，也不可能堅持下來。

沒有想到，這點事情說說，在網上居然能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得罪了那麼多人，仿佛我們搶了誰的錢似的。讓我吃驚的，倒不是網友們對美國的隔膜。美國本來就不容易了解。我也不認為自己多麼了解美國。選擇講個人經歷，就是因為那至少是真實的。

美國是個地方權力很大的國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當大的區別，很少歐洲那種整齊劃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來，這是美國的弱點。比如那種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免費幼兒園，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而這種公共設施，恰恰是國民素質的基礎。這些，我在《市場到哪裡投胎》中有詳細論述，自不必多言。讓我吃驚的，是網民回應中對福利的痛恨。似乎我們這些吃過福利（嚴格地說是女兒吃過福利）的都是“蛀蟲”，只會“蹭吃喝”，而且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最後的結論，就是“福利養懶人”，“懶人”會把整個社會吃窮，把整個國家搞垮。

有一次我對一個憤憤然的網友說：我即使真“蹭吃喝”，也是蹭美國的吃喝，沒有傷害中國利益。你們跟着跳什麼？再看看美國：那些幫助我們搞到各種福利、助學金、獎學金的人，總是對我們說：“你們走到這裡，是了不起的成就。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夠這麼在異國他鄉闖蕩。感謝你們對我們社會的貢獻！”

我之所以“自曝”這種“蹭吃喝”的故事，就是希望挑戰中國對於福利的傳統觀念。目前中美都在討論福利制度問題，左右派論辯激烈。“窮到哪裡都丟人”，依然在中國很有市場。歐洲則基本接受了福利制度。在我看來，歐洲文明在這方面明顯高出一籌。

我研讀過一些歐洲的福利制度史。歐洲人一開始對福利的看法和中國人很類似，覺得福利養懶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比如英國早就有《貧困法》，旨在救濟窮人，但又要時時杜絕養懶人，要求接受救濟的窮人必須在貧民工廠（Poor House）幹活，工作條件比普通工廠惡劣得多、獲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這些窮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國教授回憶，他小時候家邊有個貧民工廠，有些老人談之色變、甚至不要走近那裡，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體。他們寧願餓死也不願意進去。中國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廁所的討論，立意和這種貧民工廠非常接近，就是覺得窮人是劣等人，需要這種嚴酷的管理，否則他們就被養懶了。

後來歐洲人怎麼變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使勞動人口特別是中產階級高度集中。經濟危機一來，許多被大家公認的克勤克儉的“體面”家庭也流離失所。而且這種事情誰都可能輪到。這樣全社會就開始反省：貧困是一種不幸，需要幫助；貧困本身並非罪孽。後來全民式的福利在歐洲展開，和這些經驗關係很大。

我現身說法，有着同樣的意圖。如果說“福利養懶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蟲”的話，那麼就看看我這個被養出來的“懶人”好了。我們夫妻二人，在國內大學讀的是北大和復旦，高考時都是所在地區（北京和浙江）的前幾名。博士也讀的是世界最好的學校。“懶人”能這樣嗎？

記得在耶魯頭幾年，每年僅聖誕節和感恩節晚上去導師家吃飯，幾乎沒有一個假期。離紐約那麼近，除了一次到日文書店買書，幾年都沒有去過。教室—圖書館—健身房—家，這種四點一線的生活，多少年如一日。我從本世紀初“蹭吃喝”開始至今，出版了大約二十本書，在幾個報紙開專欄，屬於撰稿量最大的專欄作家之一；我在美國大學有全職工作，同時還開辦“薛涌留學預備課程”，為一批中國學生進行留美的學業準備；除了這些，我還進行高強度的體育訓練，每周跑上百公里，五十三歲能用一個半小時完成半馬。我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成就。但是，同時幹這麼多事情，面對這樣的工作量，不用說中年人，有幾個年輕人能夠承擔得下來？

我可以不客氣地挑戰：大多數對我進行漫罵的網民，折騰一輩子也幹不成我上述已經成就的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如果我這樣的人是懶人的話，世界有誰是不懶的？如果這樣一個人在生活的某一階段也需要社會幫助的話，社會有什麼理由對那麼接受福利的人側目而視？

類似的故事，在美國也讀過不少。很多拿過福利，後來成功的人，出來現身說法：多虧那點福利，否則我走不到這裡。如今成功了，則可以加倍回報社會。我們何嘗不是如此？有些網友大罵：美國都是被你們這樣的人吃垮了。其實，經濟學家早就算出來：如果美國人都達到我們這樣的收入水平，如果美國孩子的成績哪怕達到比我們女兒低20%的水平，美國現在面臨的財政、社會等諸多痼疾就會自動消失。像我們這樣被福利養出來的“懶人”，到哪裡都是貢獻於社會的人。我們當然有責任力挺基本的社會福利。

中國近三十年經濟崛起，成就舉世矚目。但是，西方哪怕是最強調市場的輿論，如《金融時報》、《經濟學人》這類倡揚自由市場的媒體，也反覆指出中國的“社會投資”不足。所謂“社會投資”，其實主要是教育和福利等公共投資。孩子就醫就是一例。給孩子免費醫療怎麼會養懶人呢？

中國正面臨着老齡化社會。如今的青年、中年人，最終都將面臨着養老危機。現在的孩子，就是未來養活自己的人。以中國的國情，每個孩子都是寶，其身上的附加值不是一般地高。孩子有病得不到醫治，導致病殘甚至死亡，豈不加重中國的養老危機？豈不摧毀了中國未來最寶貴的財富？

看看當今的世道：那些拿着父母的錢留學，英語也學不會，一事無成、動不動就度假購物的後生，反而來教訓我們這些艱苦奮鬥出來的人不要蹭吃喝了。一個完全沒有福利的社會，最終就是這樣的人當道。而一個有良好福利的社會，則會扶助那些肯奮鬥的人，最終更可能是我們這樣的人當道。

放眼世界，最有效率、最富有、最和諧、最幸福的社會，還是福利國家式的社會。建設這樣的社會，不僅僅需要制度。任何制度要有效運行，都需要社會的支持。福利社會背後，是一種普遍的道德情操、一種對弱者的同情、一直同甘共苦的紐帶。沒有這些，社會就會越來越刻薄、越來越殘忍，最終走上自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