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194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认识并师从于著名禅师、一代武术家海灯法师（虚云禅师所传之沩仰宗法脉传人）。

领导者的“气局”
   熊总要我和大家聊一下“用人”，这个本来不该我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山野之人”，从来不会用人，书院搞了这么多年 ，我都是抄手“掌柜” ，从来都不管，让大家都参与。所以要说用人，我确实没有经验可谈。没有经验可谈，但能不能谈？我想，我也能谈点“书生”的感觉。

   用人，肯定是在团队里面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国家机器里面的事情，是一个集体的事。在中国乃至世界任何社会之中，肯定都有“尊卑上下”，一个家有家长，一个企业有老板，一个国家有元首，一个地方有长官。要想一个团队，一个政权机器正常运作起来，需要各就各位。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机器，或者把企业作为一架机器，那都有相应的部件，有相应的系统。

   拿人的生命来说，人也有若干系统：头脑、躯干、四肢、眼耳鼻舌，五脏六腑，这些器官共同组成了一个活的生命。每一个人，又组成了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国家。团队要运行，就必须有相应的机构互相协作、互相协调，上下沟通，左右循环，达成一种流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这么一种生命形态。

   一个国家，在兴旺的时期，皇上一定圣明，大臣们也贤明，各行各业，各个衙门，都比较有序，企业也一样。如果一个国家走入末路，或者一个企业走入末路，首先是老板的脑袋发昏，出昏招，下面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互不相让，都是条条块块、自作主张，就会弄得每个人很难受。如果我们个人生命体的内部不沟通，心肝脾肺肾互不沟通，这就该死人了。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各个部门，人事、财务、物资、销售都各自为政，自以为可以当老大，不为整个企业服务，那么这个企业也该“下课”了。

   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用人是一个学问。这是什么样的学问？在中国学说里，常常谈到一个人的“气局”。老板的心胸是大量的还是小气？老板是贤达还是成天疑神信鬼？豁达大度，如刘邦那样的领导，就可以做到任人不疑、疑人不用，可以让下面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老板像项羽一样，或者像三国里面的袁术、袁绍这样的人，尽管下面良将谋士也很多，但是他们“好谋而无断”“谋而无决”，用人不能自始至终。既不能像刘备用诸葛亮，放手去用，也不像曹操一样，该用哪个就用哪个，彻底放心，一用到底。

   领导者在用人上，本身有他的气局和气量，也有他自己的识人之术。我们看曾国藩的《冰鉴》里面谈用人之术，要相人，看你这个人吉利不吉利，看你这个人心胸如何，看你在面对富贵、面对患难时有没有担当能力。《冰鉴》里面谈的多是用人之术，是通过“相法”这个途径来谈。还有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也在谈这些，也要谈相人，我们和人打交道怎么识人？在识人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用人。

相信他，就要放胆放权

   用人，肯定有个前题。以前都说，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这是个理念，肯定应该用人为贤，不能用人为亲。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就应该用人为亲，不能用人为疏。是不是贤人，你咋个晓得？刚刚招聘进来的人，你拿哪个岗位给他？还是要通过从陌生到熟悉，通过一系列的考察，才能对他有个全面综合的判断、评估，然后放到适当的岗位上去。所以，我们在用人上，肯定先用人为亲，但是用人为亲不是把一些蠢材、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用上去，我们用人为亲，还是要用人为贤。对疏远的人、对初接触的人，必须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考核、熟悉、沟通。就像庞统到刘备那里去，刘备看他相貌，不喜欢，让他坐冷板凳；到曹操那里，根本不料理他；到孙权那里，也是这样，都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庞统留在刘备身边，是因为诸葛亮当了说客，才派张飞到他任县令的地方去视察。张飞视察后，觉得庞先生确实是天下奇才，刘皇叔这才放心，后来才重用了庞统，仅次于诸葛亮，有了“二军师”的地位。

   我们用人要熟悉，要了解，就像熟悉机器各个部件一样，不管是齿轮、螺丝钉、发动机或者电脑主机，是一个什么角色，能胜任什么工作，在德行上没有偏差，那就应该放手让他去做，要给他创造条件，还要给以充分的权力，要给时间，让他去完成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说的“信之、任之”。要相信他、放胆使用他。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不可能事必躬亲，啥子都能够指挥。敌后根据地的各路诸侯，四大野战军，在和老蒋打仗的时候，都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然，怎么随机应变？战场上军机瞬息万变，不给地方首长们充分自决权，怎么能够胜利？蒋介石呢？部署一个团到哪里，都要给蒋介石汇报，要给总参谋部汇报，需要多少枪支、多少弹药，与哪个部队会合，走那条路线，都要通过南京来运作，这样就贻误了战机。

   大家看中国历代的县志、省志，很多事情都是处于“自治”状态，既然朝廷任命你到一个地方去当差，那么只要你不违反“四书五经”的原则，不违反历朝先王所制定的法规，那么具体的事情你自己去料理就行了，没有必要天天打报告、写奏本，请示皇上，没有这个必要嘛。

   用人最怕的就是“用而不信，信而不任，任而不专”。以上就是作为领导在用人上的几个衡量标准。疑人肯定不用，用了还要去疑就不行，任命了又不给具体的职务、不给具体的权力，搞个“虚衔”在那里放起也不行。真正用人，说起来都是老板的事情，老板们要多去琢磨一下如何识人、如何察人，以及用人的技
巧。

要用“活人”，不能用“死人”
   中国历代都讲“平衡”。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有宰相，就有把宰相监控起来的御史大夫。中书、尚书、门下三省，是古代皇权下面的三权分立，汉唐宋元明清都有，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到了XXD时期，不论司令员怎么了不起，还要配个政委，司令员下面还有几个副司令员，政委下面还有副政委，当然，还有参谋部、后勤部、装备部、政治部一系列的部门，使权力达到一种平衡，不能让某种权力“坐大”，威胁到朝廷的生存，威胁到朝廷的安全。

   当老板也是这样的，当董事长的不可能让总经理太大，董事长权都没有了就不行。而且，还要在用人、财务等方面都有制衡。上次张子库讲他们美国的公司，他们很民主，每一个部门给予你充分的权力，也给予你充分的义务，都有相应的效益，让你好好去干。老板和员工之间很平等，他们老大来了，一样在公司里面吃盒饭，就和熊总那里一样的，也没有专车迎送，人家自己打的就来了。人家是是几百亿的大企业哟，公司里面没有专车接送老板。我有几次到他们那里去上课，都是租车公司接送的。公司不养车，没有接待车，也没有接待费，大家吃盒饭，要招待客人自己掏腰包。偶尔有些接待任务可以报账，但都是很少的钱。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来限制下面的职工，就给了职工和中上层干部独立发展的空间。

   如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竞争如此激烈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做稳、做强、做大？是不是也能像这个美资公司一样，没有过多的限制，没有过多的条文，没有早请示晚汇报，没有这些呢？美国老板对职工，对各层干部似乎都有点“无为而治”，但是规矩很明确，契约很明显，契约主义，条条款款写清楚了的，不能去犯，要遵守，但是条条款款又不很复杂，没有把大家手脚捆死，给予了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

   所以，在用人上，一方面要让所用之人尽自己的职责、不能违规，同时也要给别人留足创造性的空间。我们用人，要用“活人”，不能用“死人”。要用有思想的人，有创造的人，有开拓性精神的人。

   大家看马云之所以是马云，他就是和其他公司老板不一样，有开拓精神，没有给职工那么多“脚镣手铐”，马云充分鼓励职工们去思考、去创新。“把职工认为是傻子，这个老板的脑袋一定有问题。”这个是马云的话。因为他干了这么多年，开始的时候也是认为只有他最聪明，职工都是笨蛋。干了几年后，他觉得自己才是笨蛋，职工是英雄。这一下他赢了，整个团队非常优秀。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能者上，不能者下。这个机制是自然的，大家心悦诚服，不像以前中国靠资历的老惯例，我是老革命，坐了这把椅子，我就不走，到了一定的工龄，职位自然要升上去，工资也要涨。“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职务是“公器”，不是哪个人的私器，也不是你一坐就稳了，可以一辈子坐下去，搞终身制，那是不行的。如果有更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你就应该“下课”。

   所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个话没有错，要让优秀的人来坐这个位置。你能优秀几年，那么你就坐几年，有更优秀的人来，你就让位、就让贤。所以，用人还是要有流动性，不能一个地方一个人坐死了，那样就没有生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出汗、大小便，这个叫新陈代谢。搞经济的人，都知道资金要“活”，钱放在那里不动是不行的。一百万放出去，几天能收回来产生利益，那就是能人。如果一年才收回来，那证明你太笨了。三五天就回来，流通越快，利益越大，发财频率越高，这个就不得了。

   企业管理同样是这个道理，人才的进出，人才的流动有稳定性，但是稳定性不能排斥流动性，流动性也不能排斥稳定性。一个部门没有稳定性不行，不管四年一任还是五年一任都有合理性，但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难免思想会僵化，所以我们还是提倡用人在稳定中流动，在流动之中稳定。如果有更优秀的人，像我们张模范这样的人，就要永远留住，毫不客气，因为她是宝贝啊，肯付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日本人为什么只瞧得起“汉唐”的中国人呢？

   用人的确有这么几条大的原则。这个原则不能讲情面，如果讲情面就完了。一团和气，都看老大的脸色，唯唯诺诺，那么这个团队就不行。古人早就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如何兼听？就要允许不同意见出现。如何正确地听不同意见，就要养成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这么一种胸怀。

   熊总，你那里还是可以养一两个专门给你公司提意见的人，我觉得这样才对。不能大家都觉得对对对、好好好，落入一种虚伪，自欺欺人。一个企业搞好了，搞出成效以后，歌舞升平，大家都是一片诵吟之声，这个就是危机要出现的时候了，大家都掩盖危机、回避危机，这就要产生麻烦。所以，应该养点人提意见、挑漏眼，这个非常重要。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文景之治、开元之治、贞观之治，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专门养了一些“清流”，“谏官”来挑漏眼、提意见。管你是曾国藩还是李世民，就要指你的鼻子，戳你的眼睛，因为“言者无罪”，但是有一条，就是骂了皇上都不追究，都是“不问责”，批评大臣就更没有责任了，皇上巴不得你给大臣挑刺，使他放心。

   现在的中国人真的有点麻烦，朋友之间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点意见都提不得，一提意见就蹦八丈高，心里面就有钉子，不舒服、不安逸。要么就成仇人，要么就大家互相敷衍，都没有本朴的情怀，该说啥子就说啥子，不对就不对嘛。X仑的惰性强，我就多次指出，X仑你还是要精进点，那么年轻不能太惰了。那天凯哥讲课，我觉得他啰啰嗦嗦的，说了半天没有说到正题，我就直接点出来。如果我也顺着说，凯哥讲得好，那人家就没有更新的机。不对就是不对，该调整就调整，不能天天说好话，没有坏话，咋个要得？

   所以，我们要有诤友，直友，谅友，不能有佞友。如果有佞友，大家在一起狐朋狗党，做酒肉朋友，这样过日子就会使人腐朽堕落。日本人为什么瞧不起现代的中国人，只瞧得起“汉唐”的中国人呢？汉唐的中国人有“士”的精神，有大丈夫精神，真君子精神。宋以后，并不是说没有，但是太儒雅，太文弱了；明清两代就更不敢“恭维”了，所以日本人都瞧不起中国人，说自己才是汉唐的直系，是继承者。包括韩国都说，他们才是中国人，是真华夏，现在的中国人自从元朝以后，都“蛮夷化”了。坦诚点说，只有温州、广东潮汕地区、福建某些地方还保存着汉唐遗风，所以，我经常提，要读“四书五经”，读“孔孟老庄”，读《史记》，这些东西就浸透了汉唐文化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表现得“质朴”，宋以后就太“文”了。宋以后就是文胜质，在汉唐时还有点“质胜文”。

心性上的“易经洗髓”

   不管是“识人”也好，“用人”也好，落脚点，仍然在个人的心性修养上。心性修养说来说去还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仁义礼智信”，要浸到骨头里，不是作为一件衣服穿起。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件衣服穿起，面子是，里子不是，那不行，要在我们心性上“易经洗髓”，真正达到在骨子里透出的一种气象，那就是士大夫的精神。成为了这样的人，老板使用起来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上下不疑，相得益彰，这样才会“信而用，用而专”，就怕你信而不用，用而不专，那就麻烦了。

   我们以刘邦为例，他就会用人。参谋部首先是张良、陈平，这个就用得好；后勤部用萧何，打仗十几年从来不愁粮饷，不愁兵源；司令部用韩信，百战百胜。当然，成功的人都是会用人的，朱元璋，多尔衮，都会用人，都用得恰到好处。曾国藩也会用人，也用得恰到好处；袁世凯用人就不能和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用人也不能和曾国藩相比。曾国藩用人不腐朽，没有什么亲情、师生、利害方面的冲突，他用人很果决的，该咋个就咋个用；李鸿章后期用亲信多，只用淮军系统的；袁世凯更是用自己的亲信，他手下那一批人在能力、本身、德行方面不可能和曾国藩时代相比，所以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现在在座的都是普通民众，是基层群众，好一点的，是熊总他们几个企业家。吴老师虽然是大学的博导，社会地位还是在基层，还不能说中层，更不能说上层。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讨论怎么为人。

   首先，自己在生活之中，在社会交往之中，要多与君子打交道，因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你自己是君子，自然有君子的眷属、君子的朋友；如果和小人打交道，天天就是海吃海喝，你自己的精神和气象提得起来吗？只能相与堕落，佛教里面叫“增下缘”，不是增上缘。我们要“增上”，就一定要与有朝气的朋友，有气象的朋友打交道。并不是说，我们就该瞧不起其他平庸的人，只是我们能力有限，没有佛菩萨那个力量，就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天天想着怎么去“度”别人，因为我们“度”自己都很难。

   其次，选择好要相交的朋友后，该怎么相知相交呢？一是要敢于交流，二是要虚心交流。我们又不是“维摩居士”，装作很有道行不吭声，那不行。既然在一个场合中，有屁就放，有话就说，不能大家都当收音机，不说话、不发言，那怎么交流？谈不上交流了。我经常说，说话没有错，说话提升智慧，说话锻炼思维，就是要敢于说。说的时候，你才晓得自己头脑运行的程序到底有没有错，在说的过程中，就把你的运行程序越拨越灵，程序越来越完美。包括凯哥讲课，第二次就讲得头头是道，很达标了，知过即改，一下就有了进步。

   从宋朝开始，“名、位、禄”分得很细的。哪怕你当了宰相，职位很高，但可能没有给你派具体的事情。具体干事的人，未必地位高，俸禄却可以高，干好了可以高俸禄。很多人花钱去做候补道台、候补知府，尽管道台空缺了，知府空缺了，但是不放你进去干事，你就只能挂个虚弦（名）在那里，国家也给你发点俸禄，只能吃碗稀饭。所以，宋朝有些官名一长串，其实最后才是实权的位置，前面都是“虚”的，很有脸面，其实“位”和“事”是分开的。现在很多机关也是这样搞，很多元老也是这样，有虚名虚位，但不管事。

   刘大姐讲羞于机心，人嘛，都是有机心的，啥子叫机心？就是打小算盘，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事圈子里哪个不敲算盘？圣人也要打算盘，只是他们敲得不一样而已。堂堂皇皇的算盘当然要敲，熊谷公司不敲算盘，到年末亏损了，怎么办？所以算盘要敲，要敲得大家欢欢喜喜。但是人与人之间阴暗的算盘，那就千万不要去敲，那些算计他人的，损人利己的，或者妨碍他人的算盘都不能敲，大家要实话实说，不要去放大。

   所以最后，我还是得强调一句，不管识人、用人，关键都在我们自己怎样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