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进入了超低生育陷阱,从原先的“你要我少生”转变为“我自己要少生”的境地。
在中国,每7个人中就有1名超过60岁的老人;而每80个人中才有1名新生儿童。老人潮、婴儿荒,上世纪90年代后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针对是否全面放开二胎等焦点性的人口问题,展开一场理性、建设性的大讨论,对当下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了。
经济观察报评论员陶舜表示,全国多地单独二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根据卫计委的数据,目前中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1100多万对,并将持续增加。但符合条件提出申请的家庭不足10%。在上海等地甚至不足5%。
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可以说大不如预期,这说明一定程度上政策制定之初对形势的预测与实际情况脱节了。因此,去年年底有50多位人口学者在上海召开生育政策座谈会,呼吁进一步开放二孩政策。
陶舜认为,在这样的氛围里,人口政策的理想与现实,应该会是贯穿全年的重要议题。针对是否全面放开二胎等焦点性的人口问题,展开一场理性、建设性的大讨论,对当下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了。
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卫计委曾表示,几十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但也要注意到,严格的“一胎化”计生政策或许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已逐步显现。
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国家卫计委测算,202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将减少约800万人;相应的还有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到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七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
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不断加大,而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养老,与“独一代”“独二代”的教育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正是考虑到了上述诸多因素,单独二胎政策才逐渐落地,应该说,这也是对严格计生政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修正。可惜从目前效果看,政策的导向效应不太明显。
《卫报》报道称,迄今为止,许多中国家庭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部分放松并不太热衷,而是选择坚持只要一个孩子,这通常是由于实际和经济的原因,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一个孩子真的是最好的。
当2013年年底中国宣布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时,一家企业的市场部总监康璐(音)跟她丈夫讨论是否要二胎。她说:“但考虑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专家称,这只会加剧中国日益浮现的人口危机:低生育率、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在未来数十年给经济以及政府支付养老金的能力带来巨大压力。
随着经济放缓,政府税收增长将减速,而来自老年人的财政负担在加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王丰说,这意味着政府的养老金或用于医保的资金迟早会用光。“我并不是在说很久以后的事情——我是在说大约今后10到15年”。
中国似乎进入了超低生育陷阱,从原先的“你要我少生”转变为“我自己要少生”的境地。这是人口问题的新常态。新形势下,生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问题,它需要相关的户籍、养老、教育等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配套。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长期的低生育率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增长,没有人希望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
人口学家指出,东亚的出生率普遍较低,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望子成龙使得许多父母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陶舜表示,经过对人口问题的深透讨论,烛照问题的方方面面,让理想的政策走向能够水落石出,从而把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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