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地带的一滴清露

——一个医生的故事

（本文系《义人传》系列之第二篇）

文／楚寒

       一个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并且跨越时空界限历久传诵的卓异生平，一个并不久远、近得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传奇故事，我曾经探研并深切敬慕的伟大灵魂，他的传记一再地诉诸于各种文字、画册和电影，让世人感知人类生命形态的丰富而独特，以及人类精神世界所能臻至的高度。

       如今在我的故国，一个名叫华姿的湖北籍女作家兼基督徒诗人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又已经付梓问世，成为汉语简体字中文出版领域首部关于这个人的传记。

       获悉这一喜讯，一股激荡的情绪和述说的激情涌上我的心头，促使我忆念如今已在天国的他，忆念那个已成昔日却不可磨灭的传奇故事。

       此刻我的心情，就像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涅在他的诗歌《罗蕾莱》中的第一句所说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会这般悲伤。有一个旧日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

       对于这个旧日故事的主人公，我该怎样描述他呢？

       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医生，一个出生两个月就接受婴儿洗礼的基督徒，一个以爱、悲悯和尊重生命为伦理基础的哲学学者，一个信奉基督新教归正宗的牧师，一个钟情于巴赫音乐的管风琴演奏家，一个对使徒保罗有精深研究同时讲授《新约圣经》的神学院讲师， 一个被誉为“非洲之子”、“丛林医生”、“原始林圣者”的德国医师，一个兼有德法两国国籍的博学家，一个拥有神学、音乐、哲学和医学四个博士学位的学界通才，在其三十多岁功成名遂之时，不辞辛劳，栉风沐雨，奔赴千里之外的非洲，在穷山恶水的蛮荒丛林地带，志洁行芳，痌瘝在抱，矢志不渝地从事人道医疗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

       每当探究这个人的生平行迹和内心世界，我都会觉得，他的心灵定然是清露做成的，在热带丛林的晨曦中洁白而晶莹。

       这是热带非洲丛林地带一滴冰清玉洁的晶莹的露珠，好似冰一般清澈明亮，又像玉一样洁白超俗。

       这是一位世所罕有的医生。

       他的卓异之处在于，他拥有医学、哲学、神学和音乐四个不同领域的不凡才华，并且在后三个领域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年届而立之年就已经在本国乃至欧洲声名鹊起，数本著作在学术界备受瞩目，凭借其多部著作和论文建立了学术声誉。更在于，这位天资颖异的德国通才，在其事业前程处于盛名之际，却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放弃声势正隆的学术事业和演奏生涯，决志远赴遥远的非洲原始丛林，投身于人道医疗服务事业。

         于是，在1905年，时年三十岁的他，插班进入此前完全陌生的医学院，从头开始学习医学知识和手术课程。

         此后，陆续参加医师预备考试、国家医师考试、外科资质考试、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八年后，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和医师执照。

         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而独异的人生转型，是因为，他笃信，寻求生命的意义，仅有科学和技术的知识是不够的，还更应当成为道德伦理的身体力行者。

         因此尚在年轻时，他就立下了与众不同而超凡脱俗的志愿。

         那是一个碧空如洗的清晨，聆听着窗外鸟儿唧唧喳喳的鸣叫声，躺在床上的他，暗暗在心中为自己的未来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

         “三十岁以前要把生命献给传教、教书与音乐，要是能达到研究学问和艺术的愿望，那么三十岁以后就直接进入一个人道主义服务的领域，把个人奉献给全人类。”

         非洲丛林，那是他的将往之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一个多月的水陆旅途，他和新婚妻子昼夜兼程，一路上往事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他回忆起年幼时曾看过的一尊非洲人的人头雕像。

         那雕像脸上忧郁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彷佛在向他诉说着黑暗大陆的创痛和哀伤。

         他又忆起了巴黎《传教士协会》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读到的文章。

         那是一篇关于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生存状况严酷恶劣、缺少医护人员、以致无法进行传教工作的报道。由于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援助，为此，巴黎传教士协会特地征集志愿人员。

         那篇报道，勾起了他自小就萌生的服务与救助困境人群的心愿。

         不久后，他即与巴黎传教士协会取得了联系，申请前往位于非洲中西部奥里韦河沿岸的传教中心地，从事不支薪的志愿医师工作。

  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

         这些记忆的片段让他一时间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一只独木舟载着他们夫妻二人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兰巴雷内。

         这是一座位于当时法属赤道非洲中西部的雨林区、以渔业为主的城市，距赤道仅数千米的距离。

         几十年后，当加蓬从法国获得独立之后，该地隶属于加蓬共和国的中奥果韦省。

         这一年，是1913年。

这一年的他，38岁。

         他卸下筹办诊所的七十个大箱子的医疗器材、药物和行李，温言安慰身边疲惫的新婚妻子，日光炽烈，天气燥热，他的身躯在日头底下显得有些疲倦，可是内心却止不住的心潮澎湃。

       这位远涉重洋的医生将进入此生的宿命，他将永生与这片土地为友，在相守中兑现忠诚，也兑现对生命的承诺，并希冀以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医疗技术，来抚慰眼前这块黑暗大陆的累累伤痕。

       这是一片蛮烟瘴雾、疫疠肆虐的穷荒之地，一片被世界遗忘的土地。

       它在赤道附近，气候终年赫赫炎炎，永是毒烈的太阳当空，炙烤得大地滚烫发红。那些凶猛的黑色豹子、蠕动的毒蛇、低空飞翔的鸟类，在热带雨林中隐约出没，让人胆战心惊。特大号的蚂蚁和蚊子则是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疫疾四处流播。

       目睹一个蒙昧、落后、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的地区，目睹这个地方在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的蹂躏下群黎受苦，病患侵袭，苦难横流，他的双眸隐隐作痛，泪光莹然，心中那个救死扶伤的心愿，宛若河出伏流。

       他在自己所居住的木屋边，建造了一个丛林诊所，开始在狭小、闷热的空间里展开工作。

       这是一间木造的丛林诊所，或者说，小型医院。

       医院有两间4平方米大的房间，前面一间当作诊疗室，后面一间用作手术室。医院的最前端另有两间小屋，一间是药房，一间是消毒室。

       每天，从附近各处赶来求诊的患者，挤满了诊所。

       罹患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和脓伤的病人络绎不绝，而热带赤痢、麻疯病、昏睡病、日晒症及疥癣在这一带，更是普遍而又可怕。

       这位仁心仁术的医生每日里忙个不停，像一只不会停下来的陀螺般忙碌。他完全免费地为病人诊断、治疗、开药；动手术、施行抢救；清洗、包扎伤口、消毒，等等。

       从一个病人到下一个病人，再到下下一个病人，他终日只争旦夕、疲心竭虑地实践着自己今生的使命，也兑现着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诺言。

       在他看来，病痛是仅次于死亡的苦楚，而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服务有病痛的人，解除病患的这种苦楚。更重要的是，服务你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非洲的黑人啊，染疾的患者啊，你们是我的兄弟，而我是你们的兄长。

       在丛林地带行医数十载，他在逐渐摸索出热带病诊疗技术的基础上，陆续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并将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

       他按照非洲土著村落的格局，在当地组建了综合医院；他还鼓励病人携家属亲友一道前来，为病人做饭、以及参与其它生活护理。

       他不断地扩充设备、重建医院、增加病房，以便能够服务、医治更多的病人。

       在这里几十年之间，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他于是一一地去面对和解决。医院开销的匮乏，来自欧洲的捐款的暂停，药品的缺乏，病患者食物的缺乏，疾病的侵袭（他和妻子曾患上热带性贫血），战争和骚乱的威胁，可怕的饥荒，传染病的肆虐，赤痢症的蔓延，医院房舍的朽坏，医院中散布的赤痢病菌……

       渐渐地，兰巴雷内这所医院的名声，传到了方圆数百公里的地方。

       病患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求医就诊，有的患者竟从数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远道而来，前来就医。

       这其中，有人竟从用独木舟需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方能抵达的地方，把需要治疗、或动手术的病人送来。

       在他离世时，这所综合医院已拥有七十幢建筑物、三百五十张床位，和一个能容纳两百多名病人的麻风病院。

       每年，这所医院为数字庞大的患者尤其是贫困患者，提供了竭尽所能的医疗服务。

       人道主义者以其殚精毕力的辛劳，将自己炼就成了一个“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的人，一个“为了人而成为人”的人。

       这位来自中西欧的白衣使者，为这块被黑暗阴云笼罩下的热带非洲地带，带来了清露般的光明。

       以至于，当那位创立了相对论理论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获悉了他的事迹和思想时，深深地发出了一声感叹：“像这样理想地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没有发现过。”。

       他的奉献如此的彻底而又无私，他的辛劳如此的非日非月、为天下明，他让我看到了人类文明在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深深戕害、人类心智被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竭力撕裂的时代，还可以循着这个人的生命形态，去活出另一种丰富而独异的可能性。

       更令我动容的是，他从不按照欧洲社会或者白人世界的生活标准，去看待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去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与他的故国有着极大差别的非洲土著和黑人群体。

       并且，他为非洲土著和黑人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不知疲倦地连续数日运送病人的行动，而时常深深地感动；他也为非洲土著和黑人群体不得已而卷入白人之间的战争，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地死去，而常常哀痛不已。

       当他的某些心怀种族优越感的同胞，把黑人族群看成是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叫嚣、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时，他愤然斥责道：“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们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们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

       置身非洲丛林与水流沛发的原始世界，追念一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的悲剧，终日接触饱受疾病折磨的病患，在1915年，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理念：

       “伦理的范围应扩展到一切的动物和植物，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这是他此生最重要的信念，也即，该如何对待世间一切生命的态度：

       “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个人与宇宙的精神关系。”

       “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  

       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的观点，被舆论认为“标志着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并且，这些观点，成为二战后数十年间诸如反战和平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病人权利运动、动物保护运动等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进而让后人不断地回望这一颗悲天悯人、博爱而纯粹的心灵。

       丛林中发出的这一系列关于生命伦理的希世之音，有如霰雪般澄净透明，历世数十载而日久弥新。

       1953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他颁发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颁奖理由是：“表彰他的利他主义、敬畏生命等思想、以及长期而持续的在非洲丛林的人道医疗服务工作，这些将有助于增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兄弟友爱的理念成为现实。”

       这份殊荣，使他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逾百年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得主。

       获奖后，他用这笔不菲的奖金，在兰巴雷内河的上游，选择了另一块新场地，招募工人，伐木造屋；然后，建造一座新的医院，以便给更多的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不久后，又一座新医院落成了。这年，他79岁。

       四年前的一个春日，二零零八年四月，丛林医生的孙女赴台湾访问。

       当天，她莅临台北医学大学的医学综合大楼。

       在这里，她作了主题为“我的祖父”的演讲，缓缓道出其祖父一生的言行事功和思想，以此勉励医学院的学生，用爱心关怀社会。

       随后，她与北医管弦乐团在国家音乐厅合作，举办了一场“音乐、医学与社会关怀纪念音乐会”。

       当柔美清新、沛腾有力的贝多芬第四号交响曲在音乐大厅奏响的时候，那有力的琴弦、圆润的木管乐器、欢快的节奏、气势磅礴的旋律，如汹涌的巨浪般撞击着观众的心灵，就像丛林医生宽博仁德的一生，撼人心魂。

       在媒体上看到这一幕，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亲临音乐厅现场，在气势磅礴的旋律声中安坐聆听，任心中翻涌着无法抑制的激流，同时在心中回味他于一九六五年以九十岁高龄辞世前夕所说的那句话：

       “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

写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修改于二零一五年三月，再改于二零二三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