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车间党支部的办公室是靠着厂房盖的一排简易房中的第一间。这天下午，满弈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去。只见屋里生着火，炉子上座着一壶水，咝咝地冒着热气。炉圈儿上扔着半拉已烤成金黄色的馒头，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两张简单的办公桌对头摆着，墙角立着一个报架，挂着最近几个星期的人民日报。靠墙放着两把落满了灰的椅子。

今天是满弈进厂两年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今天就该晋级为二级工了。其中的重要意义是，从下个月起，满弈的工资将从三十四块三涨到四十块一大毛，国营重工业企业二级工的标准工资。对当时的青工来说，工资就算涨到头儿了，下次再涨工资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注1）

书记老白和副书记老费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子前，白书记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牛皮纸档案袋。见满弈走了进来，书记对满弈点了点头说：“来了，坐吧。”

砂子・粘土・铁

满弈干的这一行如果不是最古老的工业行业，也是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自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青铜器以来，俗称翻砂，学名铸造的这个行业就存在了。说起来翻砂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就是用和上粘土的砂子做成内空的砂型，然后将融化的铁水浇进去，等铁水冷却后，把砂子清理干净就得到了成型的铸件。从价值连城，代表国家尊严的青铜鼎，到小巧玲珑的手表外壳；从笨重结实的机床底座，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炒菜锅，都是从这道工序开始生产的。铸工，也叫翻砂工，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三样东西：砂子，粘土和铁。

不过这里说的砂子可不是幼儿园沙坑里或夏威夷海滩上金黄，洁净，光脚踩上去软软的，感觉很舒服的那种砂子，而是粘土，黄砂和少量石墨粉的混合物，颜色是接近黑色的深灰色。抓一把在手里后，你绝不会不洗手就去拿馒头。这里说的铁也不是饭桌上那闪亮的刀叉、餐具，而是一千多度，融化了的猩红色的铁水。在铁水包前一站，你会有一种脸上的汗毛都被撩干净了的感觉。这工作好不好？当时有几句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铆电焊，凑合干；叫翻砂，就回家”。当然了，翻砂工自己不这么说，他们也有两句顺口溜：“车工的王八铆工的龟，翻砂的爷爷坐砂堆”。自嘲也好，骄傲也好，反正自己心里明白。铸造是重工业中的重活，按当时的规定，男工一个月四十五斤定量，每月的粮票比机关干部多十好几斤呢。

在技工学校学习和实习了两年这种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技术后，十八岁的满弈走进了北京一家机床厂的大门，成了翻砂车间的一名学徒工。因为有两年的技工学校的学习时间，一进厂，满弈就有了两年的学徒工龄，按当时的说法是：这两年不算实际工龄，但学徒时间由三年变成一年，每月拿十八块生活费。学徒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

学徒工，顾名思义，就是年轻，什么都不会。换句话说，就是一棒槌。所以所有学徒工的名字前面全都加上个“小”字，小张、小李、小牛、小马等。满弈复姓呼延，加个“小”字叫起来挺别扭，不过什么事也难不倒能创造一切的工人阶级，几天以后，所有的人就都管满弈叫小胡了。

满弈在技校上学时虽还不是正式的烟民，但对那玩意儿一点儿也不陌生，几个坏小子在一起时经常会冒上一棵。进厂不久，有一回开班组会，组里的一个老二级（注2）递给满弈一棵烟。满弈当时很有点儿受宠若惊，人家是师傅级的，还这么客气。于是恭恭敬敬地就把烟接过来了。这时候边上另一位小师傅搭话了：“怎么着，唐师傅，种一棵？”

“说什么呢，给新来的小胡发棵烟，怎么叫种一棵？”唐师傅笑了笑说。

“种棵战斗的，赶明儿收棵香山的，您这点儿猫腻蒙谁呀”，那位不依不饶地非要把唐师傅的把戏给揭穿了不可。大伙都笑了，只有满弈一个人还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他买了盒香山烟，回敬了唐师傅一棵时才琢磨出味儿来。“种棵战斗的，收棵香山的”，这买卖做的，种一亩高粱，收一亩花生呀。（注3）

（注1）那时的工资制度是国家规定好的，有国营和集体之分，还有企业事业之分，国营单位里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文革十多年，国营单位中二级以上的工人就没涨过工资。

（注2）老二级就是文革前的二级工，因文革的原因，十来年没能提级涨钱，特倒霉。

（注3）战斗牌香烟那会儿卖一毛五一盒，而香山的卖三毛四。

文章评论

更有什么什么流水

“敲三家儿”和“拱猪”是那会儿最流行的两种扑克牌的玩法，吃完午饭或下班后等班车时，老的一堆儿，小的一堆儿都喜欢敲两把。满弈厂子里的“拱猪”规则和通行的不太一样，首先呢，牌是六个人打的，带大小猫儿，每人九张牌， 大猫小，小猫大，当百搭使；再有就是不计分，拿笔拿纸太费劲，再说等车或饭后没那么多时间打五百或一千分。一把一拱，谁这把分多，谁就得拱。要是谁闹了个猪羊满圈加全红，剩下的五个伙计一起拱。要形容那种牌局，就俩字：热闹。

进厂不久满弈就成了个热衷于此道的牌友，从小攒得那几个心眼儿多一半都用在这上面了。中午在食堂打了饭就往更衣室跑，生怕晚了就占不着座儿了。一手端着碗，一手摸牌，九张牌抓起来后，先扒拉口饭再捋牌，然后就“拱猪”，“分红”，“放羊”地叫唤起来。午饭后牌局的拱法也特别，输一把，就在胳膊上挂一水罐。水罐是翻砂车间的特殊工具，铸铁的，比一般的大汤碗大点，两边有俩耳朵，用根铁丝穿起来当提手。因为是铸铁的，一个罐就得有四五斤重。谁要是手背，连输几把，俩胳膊上就得二、三十斤的挂上四五个水罐，牌都没法抓。不过不要紧，牌别人帮着抓，罐儿一定得挂好了。实在没法再加新罐了，就往已经挂在胳膊上的罐里加块砖头。玩牌的时候，那可就不分师傅徒弟了。满弈玩牌，最愿意帮师傅拿罐了，把罐递过去时还会说一声：“唐师傅，罐儿可给您预备好了，这个您准备挂那边呀？那什么，牌一会儿我替您抓着，您就留神您那罐儿别着地就行了。您那口猪，要是再慎一圈，这五个罐，这会儿还不早全撂地下了。”

政治学习是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每周有两到三次。有政治学习的日子，提前一小时收摊，洗完澡，换下工作服后，大家分班组坐下来读报学习。一般都是读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或类似的文章。如果文章较短，读完后就能在班车来之前敲上几把。读报不是一好活儿，谁也不愿揽那差事，可总得有人读啊，于是只好大家轮着来。说实在的，在厂子里能把报读利索的还真不多。哥几个想打牌，可这报就是吭吭叽叽地念不完，真能把谁给急死。满弈在中学时语文学的不错，常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文，所以读报不成问题。再加上他是个积极的牌友，所以不久满弈就成了专职的读报员。满弈自己也乐意，因为他能读得飞快，每次怎么着也能赶出两三把牌的时间来。

这一天又到了政治学习的时间了，老规矩，还是满弈读报。他读着读着忽然发现，同志们有的在抽烟想心事，有的在认真地打毛活，有的干脆在那靠着墙，闭着眼养神，根本没人注意听他读报。其实满弈也不注意他自己在念什么，只是想把报快点念完。发现了这个现象后，满弈就开始试着跳过一段，然后再看看反映。结果，没一个人注意到那文章怎么会少了一段。在跳一段，同样的效果。隔一段念一段，就又赶出了两把牌的时间来。于是这就成了个技术革新成果，只不过不能公布罢了。满弈自己将这个方法命名为满弈奇数读报法，平均工效提高百分之一百。终于有一次，满弈的师傅，也是满弈的班组长在一次政治学习之后问满弈说：“小胡，那么长一篇社论，你怎么那么会儿就读完了？”

“您还不知您这徒弟吗，不但手底下活利索，嘴皮子练得也不错，还说得过去吧。”满弈眨眨眼睛，笑着对师傅说。

“算你小子能。”师傅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坐一边抽烟去了。

不过要赶上车间里开会学习，满弈就伸不上手了。记得七六年他老人家的那两首新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诗刊和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时，车间当天一上班就开全体会，由书记在上面拿着张人民日报给大家念这两首词。在读到“更有潺潺流水”时，书记发现自己不认得那个“潺”字，于是只好念成“更有什么什么流水”，引来了下面一片笑声。在念到第二首《鸟儿问答》中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书记点评了一句，说这句诗写得有劲，于是大伙乐得更开心了。说起来那时我党的干部们比起现在的来，那可是要老实多了。

文章评论

清明时的广场

有一种说法说北京人特别关心政治，甭管什么阶层的人，当前的一些政治话题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谈话里。这话说得没错，就是现在你在北京打车，碰上个特能聊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说不定他就你跟你侃上一路的腐败问题。那时候也一样，在车间里聊天时常有政治话题出现，从当年四野的战绩，到当时红都女皇的作者；从这帮老帅为什么服老毛，到京派、海派之间的政治纠纷，什么都聊。准确地说，就是一帮人在一块振振有词地胡说八道。说的人说得痛快，听的人听得过瘾，散去之后谁也不记在心上。当然了，大伙儿心里都有谱，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当着什么人，什么话能说到什么程度。

七六年四五运动的时候，车间里热闹得很，活凑合着干，有空就聚一块儿聊天安门的事。溜号到广场去看看也是常事，头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认那个真。四月五号白天，所有的人都预感到那地方要出事了。于是几个没家没业的小青工商量好了，晚上八点在广场国旗下集合，看看到底要出什么事。这事自然少不了满弈。晚上吃完饭，满弈就蹬上车奔天安门去了。到哪一看，广场上数以万计的花圈已被基本上清理干净，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着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的讲话，让所有的人立即离开广场。带着红箍的工人民兵把整个广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满弈到的稍早了点儿，见车间的同伙还没到，他就存好了自行车，走到了国旗下等着。正在无聊时，满弈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好长时间没见的技校同学，袖子上别了个工人民兵的红箍。俩人聊了两句闲天后，满弈的同学问满弈说：“你今晚上到这干嘛来了？”

“没事儿，随便瞧瞧。”满弈敷衍道。

“别给自己找麻烦。”满弈的同学好心地说，“我得过去集合去了。听我的没错，你赶紧的，回家，现在就走！”说完就转身走了。

忽然，一个头上包着纱布的小伙子从广场西南角公安部的大门里走了出来，纱布上，几块血迹清晰可见。人们涌了过去，问这问那，可那小伙子却一声不响地径直走出了广场。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广场上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吴德还在那大声地叫唤，广场外围由工人民兵队伍组成的人墙已经开始初见端倪。现场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使满弈从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恐惧。以至他不停地绕着国旗杆走来走去，生怕站着不动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不一会儿车间里其他几个同事也来了。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家胆子似乎都壮了些。他们就先上纪念碑看了看，又沿着广场转了一圈。眼瞧着工人民兵所围起来的圈子越来越小了，大家一商量，看来今晚上是凶多吉少，趁早还是颠儿吧。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满弈在广场上放过风筝，骑过自行车，参加过国庆游行，对那个广场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从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满弈骑车离开时起，天安门广场就再也不是从小在他心里的天安门广场了。

手抄本

满弈爱看书的毛病是从家里那个简单的书柜开始的。尽管经过文革，那时的中国几乎成了书籍的“一方净土”，但满弈脑袋里还是污七八糟地很装了一些书，而且常引以为荣。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一书虫，吃过的书比别人见过的都多。可万万没想到，在车间里载了一大跟头。

那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停电了，于是满弈就和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二级坐下来聊天。天南海北地聊了会儿，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了巴尔扎克身上，满弈自然不能放过卖弄的机会。可三两分钟后，满弈发现事情有些不妙。眼前的这位拉起《人间喜剧》的清单来，跟背九九表似的，自己肚子里那点水儿，说句不好听的，连晃荡的资格都不够。换到雨果，没两句，就又憋在那了。满弈本想再挣扎一下，可转念一想，别不知死了，认栽吧。没说的，满弈从兜里把那盒香山就给掏出来了。

从此以后，封神榜，说唐，三言二拍这类的古董，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这类人的洋书，曹禺，巴金，老舍，艾芜等人的毒草就开始不断的出现在满弈的床头。时间再长些，满弈发现，车间里还有好几个整天瞪着俩大眼，四处踅摸“大洋古、封资修”以一饱眼福的书虫。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臭味相投，自然就常聚到一起，说些个上不得台盘的事。后来满弈的母亲从干校回来后，因工作原因，在北京图书馆上了一年多的班，可以借到许多当时不外借的书。这一下满弈在这些书虫中间的地位一下有了质的变化，从常给别人买好烟抽到常抽别人的好烟了。

那个时期有一种披着一层神秘面纱的手抄本小说。他们只在同党之间传阅，规格不一，字迹潦草，满篇错别字。手抄本并不全是色情小说，满弈第一次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得就是同党的手抄本。另外还读过油印版的《一双绣花鞋》，当然也读过手抄的《少女的心》。插着门，竖着耳朵，激动不已又忐忑不安地读手抄本的那种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有机会体验得到了。古人说：“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读过手抄本的人，一定对这句话深有感受。

文章评论

定力测验

厂子里的工人多数是地道的北京人，住在四九城内大大小小的胡同里。每天上班时，聊天，开会，斗嘴甚至吵架，耳边都是那抑扬顿挫，从容流畅的京腔京味儿。满弈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但因为一直住在城外机关大院里，这种环境他也是头一回接触，很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挺新鲜。

比如说吧，工人们要是不到动了真火，非动手不可的程度，是不会骂人的。满弈在厂子里工作了四年，像妈妈，姥姥，奶奶这样的词，比在万维网上听到的次数都少。什么时候要是听见这类词了，想劝架的，你就得抓紧了；想看热闹的，你最好往后稍稍，省得打起来伤着。不成文的规矩是说话不能带老家儿，只有大爷是个例外。所以男人有什么最好别有弟弟，要不然背后总有人骂你。

不骂人不等于不放粗口，那种拐着弯，不带脏字的骂人话随时都可能听到。有时候你挨了骂还不知道是怎么挨的。当然了，多数情况下是开玩笑，逗闷子。有一天食堂吃肉片炒洋葱，大师傅可能是走神了，洋葱炒得稍微欠了点火候。到下午打牌的时候，这欠火候的洋葱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一不小心，唐师傅就走火了。一块儿打牌的哥几个哪能随便饶了他呀，马上就开始数落上了：“谁呀谁呀，知道你中午吃一甲菜，干嘛这么张扬啊？吃熬白菜时没见你有这么大动静呀。”

唐师傅也不回嘴，慢条斯理地一边捋着牌，一边讲开了故事：“今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车上有一伙计放了个质量很高的屁，惹得一帮人在那骂，可骂管什么呀，找不着正主，而且谁也躲不开呀。一会儿车到站了，那位冲着大伙说了句：‘东西不多，大伙都尝尝’，然后下车走了。当时谁也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呢，车又开始走的时候，大伙儿才醒过味儿来。”

故事讲完了，唐师傅问道：“嗨，哥几个，我这个质量怎么样？”唐师傅那天中午没少挂罐儿，可挂得高兴呀！

满弈的同党里有人找了些洁本的《古今小说》，《金瓶梅》之类的被严禁的淫书来。可秘密传看时谁都觉得不过瘾，因为书里动不动就来上一句“此处删去三十五字”，或“此处删去七十八字”，然后就是一大串小方格。不过瘾怎么办，有人建议说，既然高鹗能续红楼，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帮冯梦龙和兰陵笑笑生填回空呢？这个建议立刻就得到了大伙儿的一致赞同。满弈自以为文笔还说得过去，可这回又栽了，填这种空，文笔不重要，输就输在没有实践经验上了。

有点文化的搞填空，没什么文化的有更高的。翻砂车间里有一个叫定力测验的传统节目，绝对是雅俗共赏，连文盲都能欣赏的经典作品。浇铸一般都是夜班工人的活，几十吨一千五百度左右，融化的铁水浇进砂型后，工人们全都是一身臭汗，满脸烟尘，洗个澡是必须的。吵吵嚷嚷地进了澡堂子，就有老师傅发话了：“小哥几个，想不想听段荤的？”

“要说就赶紧的，别卖关子。”年轻人心里着急，可嘴上还不服输

“得，有一个算一个，脱了衣服，沿着池子坐好，关上灯就开讲。”于是一帮大小伙子几下就把自己扒得精光，黑着灯坐在池子边上听老师傅讲他当年洞房花烛夜，贺喜的客人们都走了以后的故事。绘声绘色，再加上点儿口技来烘托效果的故事听得这帮人一个个的是心跳加速，热血沸腾。故事讲完，老师傅啪地一声就把灯给打开了，说谁要是现在能走到喷头那去洗澡，就算通过定力测验了。二十郎当岁一帮大小伙子，谁能通得过这样的测验呀，于是大家哄叫一声，各自抢占喷头去了。

等退票

都说文革十年，只有几个样板戏可看，其实也不尽然。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七五、七六年的时候，至少在北京，还是有些样板戏之外的文艺节目可看的。出于什么目的不太清楚，反正那会儿江旗手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很多省市一级的文艺团体，在北京轮流演出。节目虽然仍很单调，但绝不局限于样板戏。有歌舞，曲艺，甚至还有独唱独奏，重唱重奏音乐会。不少文革前的名演员那时都被“解放”了，到北京来演出。

满弈和车间里几个青工闲得难受，想去看看演出给自己长几个艺术细胞。可大多数的演出都不对外公开售票，所有的票都是通过内部渠道发售的。这几个人里没一个有门路能搞到内部票。想看节目可没地方买票，怎么办。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办法一，后来证明是唯一可行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演出开始前，站在剧场门口等退票。

当时在北京的所有演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票价标准：板儿团和非板儿团的。板儿团就是样板戏级别剧团的意思。北京有五个板儿团：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北京京剧团（沙家浜），中央乐团（交响音乐沙家浜），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和后来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团（中国歌舞）。另外上海有两个，山东有一个。板儿团的票价，六毛，四毛，两毛；非板儿团的票价：五毛，三毛，两毛。

每来一轮演出，北京日报第四版就会登半版的广告（那时不叫广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每当这时候，车间那天的报纸就归这帮青工了。每天看好了哪有演出，下了班不回家，直接就奔剧场。好几个人站在剧场门口，手里举着六毛钱零票，眼巴巴地盯着一个个走向剧场的人，嘴里不停地吆喝着有富余票吗。有时候为了一张退票能跟其他等票的呛呛起来，每到这会儿人多就显得特别有用。你别说，等退票的成功率相当高，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过也相当辛苦，特别是冬天，哆哆嗦嗦地在那站小一个钟头后没等着票，那份扫兴让人相当沮丧。肚里没食，心里窝火，坐在四面漏风的公共汽车上回家时，冻得直哆嗦，想止都止不住。夏天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尤其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厅等票，因为那是个半露天的剧场，有时等不着票，几个人就在外面找条长凳，买个面包，再来瓶汽水，坐那听一场，其乐也融融。

当然了，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能等到票。进场时要是演出还没开演的话，就先买点吃的垫垫肚子，要是演出已经开始了，就得等到中间休息时再去买吃的了。有时候干脆就省了，因为中间休息时还得抽棵烟呢，肚子就先委屈委屈吧。

随着看演出次数的增加，满弈开始收集所看过的演出的节目单。那时的节目单印得简单的很，一般是八开或十六开的普通纸套红印刷。没有明星照片，有的甚至连简单的节目介绍都没有。节目单上只有一个按演出顺序排的节目表和演员名字。就这样朴素的节目单，满弈攒了有半抽屉。

那段时间，满弈真看了不少场演出，在剧场里看过不少名演员的表演，像黑龙江的郭颂，西藏的柴旦卓玛，新疆的克里木，湖北的吴雁泽，北京的郭兰英，李光曦，胡宗华，罗欣祖，刘秉义，刘德海，刘明元，上海的朱逢博，施宏鄂，闵惠芬，部队的张越男，马玉涛，马国光，张振富，耿莲凤等等。曲艺界的侯宝林，马季，田连元这等名角。还有中央乐团的冼星海音乐会，那是满弈第一回听到黄河大合唱。印象特深的还有陕西省歌舞团的一台节目，一阵充满革命激情的西北风吹得真是飞沙走石，黄土漫天。从那以后，满弈对陕北民歌就有了特别的感情。

在所有的这些演出中，给满弈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是一首并不广为人知的男声四重唱。那是一首由中央乐团男声四重唱组演唱的《渔歌》（于会泳根据民歌编曲，秋里指挥。杨焕礼，吴其辉，王世光，贾宗昌演唱）。演出地点是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四个人高矮胖瘦不一，着一身毫无特色的深色中山装，随意地散站在台上。当他们开始歌唱时，那悠扬的渔歌仿佛带你走进了蔚蓝的大海，看到了蓝天白云下的点点渔帆。随着歌声，参差不齐地站在台上的四个人逐渐化成一堆矗立在海边的礁石。大海，蓝天，白帆和礁石在歌声中和谐地融为一体。

啊，什么多?
啊那白云多，
白云吆呵没有咱那个渔帆多耶 ，
你来吆呵驾帆吆呵我掌舵吆，我掌舵吆，
东来西去似穿梭

…… ……

文章评论

嫌疑犯

玩儿了半宿的牌，满弈睡过梭儿了。猛地睁开眼一看表，已经八点半了。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满弈没马上起来，心想反正已经晚了，再晚会儿也是晚。又躺了几分钟，他不慌不忙地起来洗漱了，又吃了些东西后，出门坐上了去厂子的公共汽车

因为已经过了上班的高峰时间，所以路上挺松快，快到厂子了，为了倒车，满弈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正在那站着无聊，他看见厂子里唯一的那辆“上海”从眼前驶过，往城里的方向开去。出乎满弈的意料之外，那辆小车在前面的路口突然调头回来，居然停在了他的面前。满弈正奇怪呢，只见车间副书记老费从车里一脸严肃地走了出来，径直来到满弈面前。

“小胡，上班去吗，怎么没坐班车呀？”费书记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什么，有点儿闹肚子，昨个跑了一晚上茅房。今早上到我爸单位医务室要了点儿黄连素，所以就没赶上班车。”满弈觉得没必要和书记交流打牌的经验，所以就拿黄连素挡驾了。说完指指自己的脸又绕了一句：“您瞧，脸儿都绿了。”

没接满弈的话茬，费书记哼了一声后说：“你上班去？得，顺便，搭厂子的车去吧。”说完没给满弈答话的机会，转身自己先上车了。

七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就两种国产轿车，红旗和上海。红旗自然一般人想都不要想，那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就是上海也得是司局级干部才能享受的。满弈工作的那个工厂不大，厂长顶多也就是个副处级干部。可人家是个老红军，从三十年代初期起就一手拎着脑袋，另一手拎着枪跟国民党和日本人玩儿命，虽说字儿识得不多，能力也有限，可资格在那摆着哪，所以和机械局长坐同一档的车：上海。

满弈站在车门前有些不知所措，有机会坐坐上海当然不错，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他心里忐忑不安地钻进了上海，关上门，小车一溜烟地向厂子开去。一路上没人说话，可满弈注意到，费书记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看他两眼。这让本来就很不安的满弈更加不安了。

等车子停在厂里，满弈对和他一起下车的费书记说：“费书记，要是没什么事，我去车间了。”

费书记拦住了要走的满弈，仍是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道：“你等会儿再去车间，先跟我到保卫科去一趟。”

…… ……

那是七八年的夏天，把脑浆子都快熬干了的满弈终于把高考对付过去了，成绩好坏，考得上考不上，暂时都扔到脑后勺去了。收起了那几本看了无数遍，再也不想多看一眼的教科书，恢复了聊天，打牌，等退票看演出的正常生活。每天下班坐班车回家，再也不用为了省出一小时的复习时间而呆在厂子的宿舍里了。虽说不住了，可宿舍里的那个床位还在满弈名下。宿舍挺简陋，可毕竟有张还算干净的床，比起车间的更衣室来还是强多了。所以有时洗完澡后，要是还有点时间，满弈还是愿意在等班车的时候，到宿舍里伸直了腿躺会儿，抽棵烟，聊聊天儿。

星期六是政治学习的日子，提前一小时停了工，大伙洗完澡换好衣服，坐在那开始念报纸。一身轻松的满弈自告奋勇地把读报的活又揽了过来，运用他那奇数读报法，很快就把报纸读完了，于是班组长宣布，政治学习结束，同志们自由活动。

还有半个小时班车才能来，嘴里哼着小曲，满弈和小马遛遛哒哒地回到了宿舍。一看宿舍里还有一位，满弈掏出烟来发了一圈，自己也点上后，就往床上一躺，惬意地吐着烟圈和那两位聊起了大天儿。

…… ……

“你星期天都干什么去了？”保卫科的干部脸上的神色比费书记还严肃。

“没干什么呀。睡懒觉，洗衣服，帮我妈干活。”满弈努力做出一副好孩子的样子，“对了，听说街道上还要给我评先进呢。”

“你严肃点儿。星期六晚上你干什么去了。”保卫科的干部眉毛都没动一下，板着脸接着问道。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跟审犯人似的。”

一个小时后，满弈垂头丧气地从保卫科出来，回车间去干活去了。

原来周末的时候，工厂的宿舍失火了。火是从满弈的那张床开始的。估计就是那棵烟闹的。可因为屋里一整天没人，门窗又全关着，所以屋里缺氧，火没真烧起来，可那张床和床上的所有被褥都化成了烟雾，最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堆灰烬。幸好那张床和其他东西不挨着，不然的话，那结果就不仅仅是把白墙染成烟色那么简单了。领导们还不错，知道满弈以前也没什么掌，所以就只给了满弈一个口头警告，当然那个床位也随着那阵烟而去了。

后来当满弈拿着大学录取通知到厂里各科室办手续时，在保卫科又见到了那位保卫干部。这回满弈发现他还是会笑的，他抬头看了看满弈，笑了笑说：“你呀，我当是谁呢。怎么着，准备换个地方放火去呀？”

“那什么，您别拿我开心？”满弈显得有点儿尴尬。

“上回你要是真把咱厂的宿舍给点了，可就没你今天这出了，”保卫干部晃了晃他手里满弈的录取通知接着说：“以后还是小心点为好，小伙子。”

满弈一脸诚恳地点了点头，没说话。

文章评论

良师益友

翻砂车间的东头儿是个空场，每天夜班浇铸出来的铸件都堆在那，白天由清砂班的人运走清理。每天上午，一个神色漠然，不苟言笑的中年人就会出现在这堆铸件旁，先用锤子把铸件的大毛刺打掉，再用天车把它们吊装到一个铁架车上拉出去清理。一段时间后，满弈注意到这个中年人很少和车间里的人打招呼，更甭提和大家聊天了。唯一能见到的就是他招呼天车工去帮他吊装那些铸件。

有一天当他又出现在那堆铸件旁时，满弈好奇地问组里的师傅：“那师傅是谁呀？看上去不太爱说话吗。”

“他姓刘，原来是技工学校的老师，发在咱们这干清砂。”

“发在咱们这？”满弈听出来这话后面一定有什么故事。

“他是北大数力系的高材生，五七年还是学生时就给划成右派了。”师傅说完，转身干活去了。

右派，这个只有中国人才懂的名词对满弈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家里就有一个。满弈的伯父就是一个右派，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在一个百货商店当仓库保管一直干到退休。满弈从来都搞不明白，这个和蔼可亲，酷爱绘画的老头怎么会是个右派。满弈的父母有些右派朋友，文革中很少来往了，可文革后他们常到满弈家来，总是神情激动，慷慨激昂地谈些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希望之类的话题。满弈其实挺烦他们的，觉得他们的那些清谈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希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这是后话了

差不多有两年多的时间，满弈和这位刘师傅除了走对面时点点头，打声招呼外，没有任何来往。刘师傅每天一个人在他那间机器轰鸣的水利清砂操作间里，日复一日地用一杆高压水枪清理铸件。满弈对他所有的了解就是知道他是个右派，另外他老婆也是翻砂车间的，做产品统计工作。

七七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来后，满弈就急了眼了。二话没说，立刻就戒掉了除抽烟之外的所有恶习。小说不看了，票不等了，牌也不打了。因为不打牌了，读报的差事也能推就推了，甚至连政治学习也常找机会溜号，躲一边儿去温书，为此还被扣了两个月的奖金。

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车间主任把满弈和他们组里的另一个青工小王叫到一边说：“清砂的刘师傅家里有事，下礼拜请三天的假，你们俩去帮帮忙，顶几天。今儿就过去，先熟悉熟悉设备。”临走时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这么些年没觉得他请过假呀。”

把手上的活料理一下，满弈和小王就奔清砂间去了。到那一看，刘师傅正在那等着他们呢。操作间不大，屋中间是一台一千六百千瓦的电机，占去了小半间屋的地方。墙角有一个小衣橱，看来是刘师傅换工作服用的。引人注意的是，衣橱旁边有一张自制的小桌子，说是桌子，其实就是一铁架子上搭了块两尺见方的木板，桌子前放着一个小板凳。

没说什么废话，刘师傅就开始告诉满弈他们俩怎么用那只高压水枪和一些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然后又带着他们操作了两遍。看看没什么问题了，刘师傅就开始收拾他的东西准备走了。这时满弈注意到，那张小桌子上放着一本挺旧的书和一个普通的练习本。仔细看了一眼，书名是《吉米诺维奇习题集》。

七七年考大学时，那些非在校考生的最大困难就是没书，有钱都没地方买去。满弈当时手里只有两本文革前出的青年自学丛书和几本零散的中学课本。所以只要一看见和考试有关的书他俩眼就放光。他不认得吉米诺维奇是谁，可认得习题集这三字。眼看着刘师傅要把书给收起来了，满弈终于忍不住了，对刘师傅说：“刘师傅，跟您商量个事。我今年想去考大学，手头缺书。您这本习题集是什么方面的，能借我看看吗？”

“你要去考大学？”刘师傅那双一向冷漠的眼睛里好像闪出了一丝热情，可转眼间就消失了，“这本书是高等数学的习题集，你高考用不上。”说完拿起东西，转身就走了。留下满弈一人在那发愣。

三天一晃就过去了。满弈和回来的刘师傅交接完工作，正要出门时，刘师傅突然说了一句：“小胡，数学要是有问题，可以来找我。”刘师傅的这句话让满弈大喜过望，他和刘师傅不熟，可他知道北大数力系是个什么概念。他回过头看着刘师傅，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愣了一下只说了句：“那可真谢谢您了。”

满弈的初中是在农村大队中学上的，基本上是玩过来的。他没上过高中，在技校两年只上过一年的文化课，学的制图，金属金相，铸造工艺什么的人家又不考。到参加考试，他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先捡起初中的数理化，再学会高中的数理化，还得背政治。开始的时候满弈自认为语文没问题，可仔细一想，初中毕业后唯一拿笔写的东西就是跟着大伙起哄，给洁本的《古今小说》填空。所以怎么着也得写两篇作文练练手，要把那段填空拿上去，那不等于找死呢吗。所以在满弈的时间表上，高中数学，满打满算就有十四天，而且是八小时外的十四天。

北大数力系的大好资源没能很好地利用上，可满弈却认识了一个默默地待在工厂角落里，心里仍对知识和未来充满希望的“右派”。在和刘师傅交往的日子里，满弈知道了那本《吉米诺维奇习题集》是一个苏联人编的，五六十年代所有数学系的学生都必做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满弈看见的那本是刘师傅在工作之余，坐在那张小桌子前当游戏做着玩，活动脑子用的。

满弈七七年的考试终于以失败告结束。尽管满弈知道凭他当时的底子，那年的考试也就是练练手，见见世面，绝不会有希望的。可当他被通知说他和录取分数线失之交臂时，仍觉得十分沮丧。那天当刘师傅问他最后的结果时，垂头丧气的满弈说了句：“唉，无颜见江东父老呀。”刘师傅愣了一下，没多说什么，安慰了满弈几句就走了。下午，刘师傅的老婆冯师傅出人意料地到组里找到了满弈：“小胡，听说你考完试了，辛苦了吧，晚上到我家吃晚饭，给你落落汗。”

那天晚上刘师傅两口子对满弈说了好多的宽心话，最后刘师傅说：“小胡，明年还有机会，你先歇几天，然后重头再来。别的我帮不上忙，数学你就交给我了。”说实在的，满弈当时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刘师傅两口子那天要给他说那么多的宽心话，只是觉得挺感动的。直到几年后有机会认真读了遍《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满弈才真的懂得了两位的那一番良苦之心。

七八年满弈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在离开厂子的时候，满弈又去了趟刘师傅家。这回他们没说太多的话，只是聊了聊家常。刘师傅告诉满弈说他正在努力找个学校去教书，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调走。

直到八零年，刘师傅终于也离开了那家机床厂，调到北京电视大学主讲数学分析。在刘师傅，现在该改口叫刘老师了，第一次上课的那天，满弈没在学校上课，而是自己找了台电视，独自坐在那又听了一次刘老师的数学课。在电视上，刘老师还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可再也看不到在他脸上停留了很多年的那副冷漠神情了。

尾声

“小胡，”白书记一面从档案袋里往外拿材料，一面对满弈说：“我们征求了车间和班组的意见，”

“老白，”费书记插了一句：“这是正式谈话，咱们还是用大名吧。”

对对，费书记提醒得对，”白书记又看了看满弈的档案材料，接着刚才的话说：“呼延满弈同志，我们征求了车间和班组的意见，又经过了支部的讨论，根据你这两年的工作表现，”

正在这裉节儿上，车间工会主席老靳推门进来打断了书记的话：“白书记，您的电话，是您爱人打来的，好像有点儿急事。”那前儿电话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全车间就一部电话，装在工会的屋里。书记一听这个，站起身来对费书记说，你们先谈着，我去接个电话就回来。说完就跟着老靳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满弈和费书记俩人。满弈跟费书记不熟，只知道他是个退伍军人。俩人好像都不知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还是费书记先打破了沉默，对满弈说：“小胡，听说你挺喜欢看书呀？”

“也不是特喜欢，瞎看。”满弈心想，这是谁不拍烂了舌根子，把我爱看书的事捅给他了。要知道，爱看书在那时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听说你还特喜欢看外国小说，是吗？看那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可得小心哪！”费书记的口气里颇有几分语重心长的味道。

“可了解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呀，您说是不是？再说不了解也没法批判不是。”年轻的满弈有点不知好歹。

费书记吃了个软钉子倒也不生气。可谈话不投机，两人就没再说什么了。就这么挺干地待了五六分钟，白书记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有什么急事吗？”费书记关心地问道。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白书记坐到桌子前，对满弈说：“接着说你的事吧。经支部讨论，你升级的事定下来了，从下个月起，你就是二级工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看来白书记让家里的事搞得有点烦，没工夫和满弈磨嘴皮子了。

“没有没有，您忙着，我回车间干活去了。”满弈满心高兴地走出了支部办公室，心里却说：“就他妈这么句屁话，憋了这么大功夫。”

…… ……

你要问这四年的工厂生活和四年的大学生活哪个更有意思些，满弈准会挠着脑袋说：“我真的说不清楚。大学四年，学会了使计算机，还得了张文凭；工厂四年，怎么说呢？”

- 全文完 -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