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重庆探索的失败是必然的。纵观薄公的多项举措，从政府一面，做的非常好的，有铁腕打黑、建设交巡警还民众一方平安晴朗的天，有为老百姓大建公租房，使贫苦下层居有其屋，等。这些事，是国内其他地方无能、也不愿做的。实为重庆百姓的福祉。但是这些仍不能涉足到根本 – 让老百姓富足起来，充分自治。薄公采用的方法是官员大下乡、大下访，三进三同，以政府和党为核心，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官员帮老百姓致富，解决老百姓问题。这个方法虽然确实解决了老百姓的当前问题，帮很多老百姓致了富，但毕竟官少民多，以至于“官不聊生”。更重要的，太依赖好的政府，好的带路人。一旦领路者发生不测，难免人走茶凉，政亡人息。究其因，是没有走组织人民，让人民以团体方式自己发动起来自治、谋利的路。

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一家一户的联产承包将农民从有组织的群体打回一盘散沙，因而无法与有组织的企业、政府共有话语权，无论在市场上，在政治上都无法避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若重庆一开始实践，采用的不是政府、党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权为资本，以股份制方式联合起来，一村一镇形成农民自己的经济利益集合体，允许农民按股份自己投票选举董事会，代表自己的利益，以强大的多的集体力量实行自治，参于市场竞争，辅以政府的金融、法律、政策上的支持引导，则效果虽慢，结果却更有效，更可靠。原因呢，1。变一盘散沙的老百姓为强大的村民利益集合体，遇到各种艰难与不合理，集体应对的力量远大于个人，也远大于寄希望于清官的莅临。2. 老百姓在股份公司内养成了为自己利益投票的习惯和熟悉了自治体运作的方式，为政治上更大范围的投票选举做了准备。3.老百姓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自会依托自己的组织为自己谋取利益，无须官员累死。这样的村民组织建立起来，自然就有了政治意味，重庆政府的好坏，难免不受其左右。若更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选举政府的方法，则薄的位置，实实在在是重庆人民所给，非几个中央领导所能撼动。否则，如大家所见，百姓民意，在集权下，嘿嘿，真是屁都不如。

可惜啊，薄公更多的采取政府为老白姓做事、包办的方法。这可能与他出身高干，虽曾陷囹圄，然精神上始终是贵族气质有关。这一点，确是薄公不及老毛之处了。从贵族角度，难免采取居高临下的方式以施恩惠的方式给老百姓幸福，想不到让百姓走自己起来富强的路，无法真正扎根群众。根基不稳，强敌环伺，失败是必然的了。从这一角度，乌坎模式，到确是中国未来的一线生机，只是这是乌坎百姓唱着东方红，按老毛方式组织起来流血斗争的结果，与改开教洋奴无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