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在中国
作者：李吉诃德 

最近有一个幽默——某地影院，《泰坦尼克号》放映完毕，观众散场，忽然有人大叫：“让妇女和孩子先走！”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幽默原本无处不在，没有人能阻止这样的灵感突发。但这只是某地影院，若放到克拉玛依，大概就是另一种样子。那个声音一直盘桓着，仿佛刻了盘一般：“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于是领导先走，任几百名孩子葬身火海。
　　
　　泰坦尼克沉没百年，至今还在纪念；克拉玛依大火不过18年，却总是有人试图叫大家遗忘。算我煞风景，不知为什么，从泰坦尼克就想到了克拉玛依。
　　
　　总说中国是个健忘的民族，其实未必。倒不如说中国是个好面子的民族，从不愿将耻辱罪过固化下来，仿佛脸上的疤瘌，令自己也令别人难堪。文革博物馆未建，克拉玛依火灾纪念馆也未建，原因不外如此。但中国人是不是忘记了呢？未必。
　　
　　泰坦尼克覆没，船长与建造师死了，许多船员与男人死了，许多女人孩子活了下来。与克拉玛依相比，两者的共同就是高度有效的组织力，而区别在于泰坦尼克表现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克拉玛依则表现了动物世界的一般形态，如同头狼蚁后享有优先原则，而牺牲的总是狼崽工蚁。
　　
　　18年后，不知那些活在孩子们骨灰里的领导是否安好，吃得可香，睡得可甜？这是我每每想起便要问询的事情。他们会怀念那些孩子吗？或许会，因为他们最想忘掉他们；或许不会，因为他们早已将他们忘却，怕是连自己的作为也忘却了。
　　
　　中国从来就有“好死不如赖活”的说法，说明国人不是缺乏对生死的鉴别——否则便不会有“好死”一词——，只是最终，这种鉴别大多选择了赖活。
　　
　　自然，又有人说：克拉玛依只是“个案”。但在各地，最为普遍的还是每当灾难临头，许多壮汉青年都会夺路而逃，任由脚下踏着老弱妇孺。中国这样的“群体事件”颇多，相反则少，或近乎于无。
　　
　　泰坦尼克若在中国，也不外以下几点：一、船长销毁航行记录，将责任全部推给冰山；二、领导贵宾被安排先行，船长大副开道，达官贵人尾随，二副三副断后；三、更高领导做重要批示，救援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四、救援工作分工明确，及时有序；五、新闻发布会，有问救生艇为何不足，发言人答“为了方便救生”；六、死亡人数竭力控在35人以下；七、相关部门积极启动赔付机制；八、死者家属情绪稳定……。“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灾难能够造就英雄，也能显现冷血与无赖。泰坦尼克因为有了绅士，便有了比灾难更为动人的人性光辉。那些船员与乐手看似平凡，却是人性、教养、勇气与荣誉心的凝合。绅士与勇士不同，勇士是将他人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绅士则是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绅士与勇士构成了一个民族至高的生死观，他们或为民族的脊梁？但因为有了所谓“脊梁奖”，我反倒犹疑了。
　　
　　中国不乏勇士，惟缺绅士，常是有绅无士，或者有士无绅的状态——要么是烈士，要么就是劣绅。
　　
　　绅士自然不是一天造就，却也不是上下五千年，前后数百步的产物。如此的“深厚”与“周全”，不仅绅士难做，大概就连隐士也难做了。
　　
　　容国团说：“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于是他选择了自杀。当中国人的这种选择不再是被逼之下的自我毁灭，而是赋予别人以新生与活的希望，他也就成了绅士。
　　
　　中国离绅士还远，我们看到的所谓“道德忧虑”或“道德底线”还只停留在删除罗丝裸体，以防非礼的地方。由此，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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