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也就是三年大饥饿的最后一年，我母亲刚满十八岁。那年春天田野里到处坑坑洼洼，草根能挖出来的都挖出来了，可以剥来磨成细面充饥的树皮，也都被剥得精光，树都变得赤条条的。母亲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天终于揭不开锅，外公外婆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看着几个孩子唉声叹气，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抬头看到墙上贴了几年的伟大领袖画像，双手合十乞求：您老人家快来救救我们吧！ 母亲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那时已经缀学在生产队劳动多年，对于村里村外谁家可能有吃的也清楚一些，便拎起一个竹篮子，找了一根打狗棍，说你们在家等着，我想办法，一个人摇摇晃晃走出去。几个小时以后母亲回来，竹篮不见了，却拎着一个棉槐条子编织的大圆筐，筐里盛着满满一筐地瓜干，还有五个热乎乎的玉米面大饼子。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又珍贵又及时，一家人好像落入洪水突然抱住了一捆稻草，总算不再下沉。母亲只说讨饭时碰到了好人，大家也不问那么多，狼吞虎咽填饱肚子，总算捱过了那个春天。 进入夏天的时候，天气暖和，人们都换上了薄衣薄裤，外公外婆突然发现，母亲的身体有些异样，小腹隆起，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怀了孩子。那个年代，一个十八岁的黄花闺女，不明不白地怀了孩子，可是比饿死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外公外婆仿佛晴天听到一个霹雳，追问孩子是谁的，要找这个人算帐，起码要这个人负责吧！母亲却只说这个孩子是一筐地瓜干五个大饼子换来的，孩子的父亲是谁誓死不说。外公没办法，只好退一步，逼着母亲去把孩子做掉，但母亲却舍不得肚里的骨肉，宁愿被人指指点点唾骂羞辱，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一个大闺女，在父母家里生孩子，在农村是万万不可的，外婆匆匆帮母亲结了一门鬼亲，将母亲嫁了出去。入冬时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所以大哥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小时候他问母亲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总说他是一筐地瓜干换来的，而当年我对母亲大吼大叫，大哥也在，听到那些话狠狠打了我一拳头，说我可以骂他，甚至可以骂父亲，但不可以骂母亲，我觉得大哥实在有些愚孝。 母亲陪着一块木头刻的鬼魂丈夫八年，终于受不了村里一些无赖的骚扰，领着大哥，背着一个包袱，包着她和大哥的几双鞋子和几件衣服，逃难似的离开了公公婆婆，嫁给了我鳏居多年的父亲。我父亲有一个女儿，那年已经十六岁，她就是我的大姐，跟我母亲只相差十岁。 读到这里，你大概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大哥和大姐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大哥和我是同母异父，大姐和我是同父异母。母亲比大姐大十岁，大姐比大哥大八岁，大哥比我大八岁，而我的大儿子，与我大哥的儿子也相差八岁！数字很吉利吧，可生活好像完全是另一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