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屈原祭，端午时节话公资

 文/编: 潇湘妃子

  端午节又到来了，纪念屈原,不能不联系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尤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屈原就是一个不得志后被君王流放,而后投江自杀的知识分子!

先说一下知识分子. 怎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 这无疑是一度时期以来争论得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早在1965年美国《时代周刊》(Time,May21, 1965)中的一篇论文曾指出,具有博士头衔的人并不足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不能与知识分子划上等号。这篇论文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企图给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出描述。其一,知识分子不只是读书多的人,更在于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性能力,是一个为追求观念而活着的人。人云亦云的读书人,只是一个活书柜而已,最终难以掩盖心灵上的缺陷。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怀疑者和反对者,敢于对流行的时尚、现有的风俗习惯和人们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产生怀疑和予以抨击。后来也有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准确的评说和界定,如维斯(Paul Weiss)提出,知识分子是没有团体、也没有朋友的人,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知识分子是以把真理当作毕生追求的人。如果运用上述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在世界范围里也并不多见。因为像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只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负责,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好恶和情绪反应,往往为追求真理而不得不与整个时代相背叛和对抗。如此以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备尝艰辛和冷落,有时还得付出惨重的代价的,甚至是整个的生命的代价。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其语用学上的意义往往与强烈的道德、现实批判精神相联系,与对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疏离感相一致。知识分子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性。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品格和内涵,人们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共识:知识分子以批判社会为职志,以独立的身份、凭藉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和人类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D垈" 识。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不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先进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建立在两个突破的基础上,首先是文字的突破,即文字与掌握文字的人的出现;其次是哲学的突破,人们已开始有系统地追寻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反省。如果从这两方面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知识分子,初民社会的“巫师”,殷商时代的“卜人”,周朝的各种“史”,都可看作是知识分子的雏型。中国古代的“士”,就精神层面而言,大体接近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由于其中不少人依附于皇权体制,寄生性地位使他们又普遍缺乏独立自由思想和更为强烈的反省批判意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内涵有所区别。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

  我觉得，中国古代，从屈原那时候开始，也许更早，在孔子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那种独立知识分子，是那种依附于政权的那种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是利用他们的权术为所依附的政权服务。比如说屈原，他依附于楚怀王，一旦得不到怀王信任，被流放，不得志，最后悲天悯人，最后投河自尽。孔子周游列国，为的是施展自己的才学。我曾说过中国需要政教分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总出不了独立知识分子。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出了很多大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要向西方学习，要学德先生赛先生。最后呢，学来了马列黑先生。应该说陈独秀犯下了最大的罪过。其实，不是只有陈独秀，其它的知识分子们同样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走向问题上，犯下大错。有朋友说：“陈独秀的错误不能算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当时各种‘主义’泛滥，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都很激进，而激进主义是时髦，进步的象征。后来胡适等有所反省，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但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大潮泥沙俱下，砸碎了传统文化，蹂躏了中国，直至今日。  

  端午节里大家边吃粽子，边怀念屈原。其实屈原好笨。用现代知识精英的看法，特笨。王不听就算了，屈大夫你犯得着去死吗？你已经算是对得起他们了。死了，他们还不是一个样？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这种倔强脾气傻瓜脾气。

  知识分子在当权者眼里，都是麻烦制造者。乱世时，窥伺江山者希望知识分子出来说话，批评时政，批评得越凶，越利于在野者夺天下。得了天下，还用得上你吗？得了天下，谁还想让别人捣乱吗？所以知识分子从来也是胜利者的祭坛上的牺牲。

  一杀知识分子，就没有人敢说话了。专制也就形成，专制走到极端，新的知识分子看不下去，又冒死出来抨击专制。新的民心，新的民意也就形成，，，，，，，。

  知识分子因为读的书多，中的理想主义的毒太深，稍不如意，就发不切实际的议论，就牢骚满腹。给当权者制造麻烦。所以，文革时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最可靠的是工农分子。所以，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问毛泽东，你们能跳出这种历史轮回吗？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说这个话时是1945年。但江山一定，才不几年，引蛇出洞，把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现在的知识分子精了，滑了。都忙着写电视剧，忙着评职称，做教授。要不就是出国搞研究。或者干脆移民。要不就是做了帮忙和帮闲文人，只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在端午节里，边吃粽子，边谈屈原，很开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觉醒了。

  真理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二者若选一，傻瓜都知道。 

  整体来说，中国现在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缺乏思考能力，缺乏反思能力。被洗脑的已经脑瘫，被洗心的已经心坏。  

  现在的中国又走到十字路口了，现在正是需要知识分子思考的时候，如何走出改朝换代的怪圈已经成为了新世纪的中国难题。而解决这一中国难题应该是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