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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顾问，更别说那些西方专家，都认为这次香港动乱将以大屠杀或以我党丢脸的失败收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硬、最聪明的领导人。我认为，我能够以机智胜过他们所有人——那就是做邓小平不可能做的事，同时避免双方的坏结果。我找到了方法。如果尼克松可以来中国，我为什么不能去香港？如果肯尼迪可以自称“我是柏林人”，我就能说“我是香港人”。里根吩咐戈尔巴乔夫“拆毁这道墙”！我也可以吩咐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决定”！

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劈开希腊神话中那个无人能够解开的死结，我能用不流血的方式穿过这场流血的乱局。（我们挑选出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得好：“我们不想搞乱香港。”）所有要做的是采取果敢的措施——履行我们的承诺，允许地方自治。邓小平本人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我如果兑现承诺，将立即成为香港学生及其支持者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我会使忧心忡忡的“占中”同情者极度振奋，一举消除西方的批评。最后，我会使台湾的愤世嫉俗者转变，他们担心香港的今天成为台湾的明天。

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更不必说我个人的历史地位，将获得极大提升。这是明摆着双赢的事情。正如我在中国说的，危机也是机会，所以我不会采取邓小平“六·四”时的做法。当时他派遣赵紫阳代他出面，然后把他赶下台。从那以后，无论何时提到邓小平的光辉业绩，下一句话总是用“但是天安门……”开头。所以香港弄不好也会成为地雷。

的确，我党的强硬路线同事会反弹，指责我“丢失”了香港。尼克松的极度震惊的保守派盟友，在看到他访华的政治和战略收获之前，也反对他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但我能够显示，我通过消除香港人的怨恨，实际上为中国挽回了香港。香港人的怨恨是因我们对民主选举食言而起。我的行动将赢得香港市民的感激、效忠，维护香港作为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上海似乎没有把握取代香港）。同时我也将挽回台湾。我相信美国佬也会认为这是好事。

至于解放军和江泽民派系中可能蛮干的人，我在成为党魁后即先发制人，首先摆平了他们。我视察战略导弹部队，对解放军慷慨拨款，竭力突出解放军对实现我的中国梦的重要作用。当然会有人担心骨牌效应：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会想要得到和香港同等的自由。我也为此做好了准备。香港从1997年回归后，已经享受到中国其他地区不允许享有的某些特权，如独立的司法和法制。而且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东西失控传染到中国其他地区。香港每年10万市民的抗议活动，也幸运地从未发酵成全国性运动。

我们谈论地方层面的实验性民主已有多年，不过始终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不幸中国民众和西方已经洞悉其中真正的含义，是“共产党特色”。那正是我们准备在香港推行的特色民主。我不害怕有点竞争。我在衣阿华州的农场呆过，知道杰出的美国政客每四年争一次总统选举。我有我的基础，我将向平庸的胡锦涛展示，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这种高超的手法可能使我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勉强得过）。一旦我获奖，我可能从监狱释放刘晓波。从那以后，我会广受欢迎，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选的共产党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