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發生在200多年前英國的一個故事，充分顯示了制度設計的力量。

1770年，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其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由此開始。那麼由誰來擔負這一使命呢？當地的土著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所以沒有別的出路，只有靠移民。當時英國人主要向美國移民，因為那裡有掘金的希望，沒有人願意去一片荒草的澳洲。於是，政府決定把已經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這樣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當時，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一直持續到了19世紀末。

最開始的時候，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奴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營養與衛生條件極差，死亡率很高。據英國歷史學家查理·巴特森（Charles Bateson）寫的《犯人船》（The Convict Ships）書中記載，1790年到1792年間，私人船主運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一共才運送了4082名犯人，死亡為498人，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一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麼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上損失巨大，而且在道義上也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那麼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一種做法是進行道德說教，讓私人船主良心發現，改惡從善，不圖私利，為罪犯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一句話，依靠人性的改善。那麼，寄希望於人性之善有用沒有？無疑，人性只能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政府企圖以說教來改變人性，無異於緣木求魚。私人船主之所以敢於乘風破浪，冒着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完全是是為了謀取暴利。他們會儘量讓船多裝些人，控制低標準的飲食，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這是無可厚非的理性行為。更何況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地壓低成本，誰要是大發善心，恐怕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要把運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於人的良心發現恐怕是毫無用處的。解決這類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承認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另一種做法是由政府進行干預，強迫私人船主依人性做事。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政府派官員到船上負責監督實施這些規定。市場經濟應該有秩序，這種正常秩序的建立離不了政府的干預，離不了立法和執法。但政府的干預也並不是萬能的。這種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當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給高薪一般沒人肯干。但即使有了這些上船執法的官員，罪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了嗎？千萬不要忘記，官員也是人，也會有利己動機。如果讓個別官員具有超群的品質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讓所有官員都做到這樣，那可就是痴人說夢了。還有一點，如何去監督船上的官員秉公執法呢？即使派了監督官員的官員，可這些官員也是人，改變不了人利己的本性，誰又再去監督他們呢？看起來，這也是一個死循環。

面對那些貪婪成性又多少有點海盜作風的私人船主，上船的官員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與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潤；二是秉公執法，不惜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到威脅。在無法無天的茫茫大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並扔到海里，謊稱他們不慎落水或暴病而亡，對船主來說也算不上什麼難事。而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們的理性選擇當然是儘量與船主合作。不難想象，當貓與老鼠合作時，老鼠們會更加恣意妄為。

其實，當時英國政府既沒有乞求船主們發善心，又沒有派官員上船，而是找到了一種簡單易行的辦法，建立了一個切實可行的制度，即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過去按上船時的人數付費時，船主會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還可以額外再賺上一筆，至於能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實際與船主利益無關。而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上船時裝再多的人，到不了岸也白搭，能到岸多少人才是關鍵。這個時候船主就不會挖空心思多裝人了。他們反而會想方設法給每個犯人多一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生活後仍能健康地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過好，因此要配備隨船醫生，帶上常用藥。犯人是船主的財源，他們的健康涉及船主的利潤，當然不能虐待。

據《犯人船》一書介紹，這種按到澳洲人數付費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一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一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和這些人的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犯人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私人船主的人性沒變，政府也不用立法或監督，只是改變稍稍了一下付費制度，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這正是我們強調製度設計的原因。好的制度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

哈耶克先生曾經說過，一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這種無法改變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們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性是無法改變的——無論是最有煽動性的說教，還是最嚴酷的法律。人的利己無所謂好壞善惡之說，關鍵在於用什麼制度去向什麼方向引導。如果只有靠人欺人、人壓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靠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如此。要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不能靠改變人性，而要靠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