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避走紅毛毯 歪嘴僧五迷三道經 “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 G20 關門大吉。 最憶西湖那些事兒：先是雙方安全人員言語肢體衝突；然後出現了紅地毯事件：中方眾多喉舌幸災樂禍“奧巴馬連安倍的待遇都不如，唯一不予紅地毯迎接的G20國家元首；西方媒體則透露某種原因令奧巴馬拒走鋪有紅地毯的主懸梯而改走邊門。 終場壓軸戲，是主辦國元首的寬衣醜聞。 一個很普通的讀錯稿事件，怎麼就引起全世界華人的奚落嘲笑？ 想起了阮玲玉的“人言可畏”。 也看出了俺們國家主席是多麼普世價值般的招惹世人嫌惡和厭棄。 此外還有一個《閒話上海》認為更醜惡的現象——寬衣醜聞釀口舌之快之第一時間，有心人在網上“漢語大詞典”搜到並截圖這一典故的正確出處“通商寬農”。但幾天后事態發酵，此網站小編竟然把正確的“農”，改為大大口中的“衣”。至今依然如是。 嚇，原來馬屁還可以這麼倒過來拍的！ 請偉國分析予以析。
【讀報補丁】 《“讀經運動”造就庸才 輸光孩子的青春》09/08 人民日報 花了10年時間背誦了30萬字的儒家經典，結果竟然連常用字都認不全，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錯字連篇，而且喪失了讀書的興趣，出現嚴重的心理疾患……近日媒體報道讀經少年的求學經歷引發各界關注。曾幾何時，這些脫離現行教育體制的學生及其家長被視為勇士，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賭博，輸光了孩子的寶貴青春後，造就了一批庸才與廢物。我們不能指責學生，畢竟這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我們必須說，主張孩子脫離正規學校教育去讀經的家長難辭其咎，是家長的狹隘偏激毀掉了孩子的青春歲月…… 為什麼說“讀經運動”只能造就庸才？這是因為“讀經運動”從根本上違反教育規律、違反認知規律，是註定要失敗的。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二十八
如此一來，全市的炮打形勢急轉直下，第二天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政宣系統的批鬥會，朱錫琪到場受批判。我和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讓他再領導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要他回《文匯報》繼續接受批判。我們決定調上海警備區的政委繩樹珊到政宣組主持工作。 另外，《文匯報》不能再讓朱錫琪負責。我和王洪文、王承龍商量，外面派人進去不好，還是要《文匯報》自己的力量繼續主持工作。朱錫琪、邵傳烈、周國榮三個造反頭頭中，邵傳烈態度較好，平時與我們的關係比較密切，他的文字比較好，我曾把他調到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參與起草“九大”黨章的草案，同時在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專門編寫過演 示文稿。這樣，我們連夜把邵傳烈找到康平路個別談話，批評他卷進"四．一二”炮打的錯誤。邵傳烈跟我們講他思想演變的過程，特別講到艾玲用紅機子從北京給他們傳消息，使他相信了張春橋有問題，他表示懺悔，流着淚向我們檢討，承認錯誤。我們當場要他把《文匯報》的編輯擔子挑起來，但是叮囑他，凡是遇到重大問題，必須隨時向市革命委員會請示，邵傳烈答應照辦，以後，《文匯報》每 天版面的定稿情況他都用紅機子打電話向我匯報，請示得非常頻繁。 最使我們不能容忍的是在市革命委員會要害部門出了“動搖分子”。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組組長，原在市委組織部造反，是部隊轉業幹部，道個人給王承龍看中，王承龍讓他掌管市革會組織組，這個組裡還有幾個負責人，是市監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這些人得到王承龍的信任，王承龍還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誰知這個組織組組長在外面炮打的關鍵時刻倒戈了，他和幾個頭頭商量，私自從檔案保險柜裡找出張春檣檔案，當時張春橋，姚文元檔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調走，上海只留下他們檔案材料的簡本。外面傳說張春橋是叛徒，從檔案簡本里看不出什麼名堂。於是他們又擅自翻閱張春橋妻子李文靜的檔案，看到李文靜被日軍俘虜，後來投敵為日本人效勞的歷史情況，這幾個組織組負責人看了以後，還議論過，本來他們認為這是秘密地看檔案，不會對外泄漏，誰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勢逆轉以後，有人就出來告發這事。 幾個組織組負責人偷看市領導及李文靜檔案的事被揭後、我們非常生氣，怎麼會出這種事情？王承龍有苦說不出，王洪文與我商量，要發動群眾揭組織組的蓋子，王少庸提出，在那裡的市領導人的檔案，不光是張春橋、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的，都要拿回來；假如有文靜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檔案，也要抽出來，加上封條送到他辦公室鎖進保險箱，不然，那裡要是再看怎麼得了？這樣，我和辦公室負責人朱玉佩兩人進入檔案室，指令組織組一工作人員打開一個個鐵櫃，看到《張春橋檔案簡本》和《姚文元檔案簡本》，我也很緊張，不敢打開看，我說：“趕快把它封起來。”這樣，好幾個工作人員把這兩個檔案簡本和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承龍的檔案，還有王洪文的新檔案袋，都捆起來，然後用封條封好，由我和朱玉佩兩人監督，押送到王少庸辦公室。王少庸叫人當着我們的面把檔案放進他的保險柜裡封起來，免得以後有人從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對我說：“市革會組織組這樣不行，我要派人進去。”實際上，王洪文覺得他掌管的部門比較少，組織人事大權很重要，他認為抓權的機會來了。他說：“我要派一個工人出身的到組織組，機關里的人關鍵時刻就動搖，我不放心。”我本來對王承龍獨攬組織大權不滿意，認為他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的，我說：“你派人進去，我同意。”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張派工人代表進去，也同意了。王承龍吃了一記悶棍，這樣，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組織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閔行地區上海電機廠工人，黨齡和工齡都比較長，三十多歲，曾在車間擔任工段長，造反以後，曾在“工總司”閔行聯絡站工作，金相敏為人謹慎，不像王洪文別的小兄弟在外面沖衝殺殺，強頭倔腦，經常惹出亂子。王少庸在上海電機廠搞過“四清”，也認識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來，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組織組宣布金祖敏擔任一把手，從此以後，上海組織人事大權從王承龍手裡轉移到王洪文手裡。 接着，我們在上海連續不斷地開會，肅淸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張春橋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二○○號文藝會堂的上海群眾組織負責人大會上，詳細介紹了這次炮打經過，批判了以朱錫琪為代表的懷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還聳人聽聞地用歷史來對比，我說“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發生過一個‘四．一二事件’，當時是獨夫民賊蔣介石叛變中國革命，屠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這個日子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四十一年以後，上海又發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他們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日子來炮打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這些現象不值得引起我們深思嗎？”這樣，我把兩個“四．一二”相提並論來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機關和市人委機關兩個造反聯絡站勤務組成員與下屬造反隊負責人會議上，我說得更徹底：“要是社會上有些人受了懷疑一切的反動思潮的影響，參與了炮打，這還可以想象，但是這次在我們機關內部，居然也有人起而響應，這是不可原諒的。”我在講話中對張春橋歌功頌德：“我們兩個機關造反聯絡站所有造反隊成員，都長期在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身邊工作，難道我們對他們兩人還不了解嗎？一九六七年初，他們一到上海的時候，春橋同志就宣布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是他們的工作機構，而現在作為這個機構的工作人員一有風吹草動，居然掉轉炮口，向自己的領導開火了，這種性質還不嚴重嗎？我們要問這些人，你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堅定性到哪裡去了呢？有的人為自己辯護，說只是五分鐘動搖。不行！一分鐘動搖都不行！”我當時疾言厲色，宣布兩個聯絡站重點整風，實際上是要檢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 件中的表現，有沒有錯誤言論，來勢非常兇猛。市委監察委員會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四．—二”時，議論過張春橋的歷史，現在要追查，他很害怕，從延安西路三十三號海格大樓七樓跳下，當場身亡，這也是在“四．一二”整風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 這樣一來，《文匯報》的炮打被壓下去了，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組織組以及兩個機關造反聯絡站內部的基礎穩固了，但是我們聽說，復旦大學有一郜分學生還不服氣，這個單位還沒有穩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馬天 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龍、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四軍副軍長姬應伍等市革命委員會所有領導成員，一起開到復旦大學大飯廳，召開大學各年級紅衛兵代表大型座談會，我們還把在這次反炮打中表現最堅定的兩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同濟大學陳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靜慧，也請去了。雖然名義上是開座談會，但是所有領導輪番發言，陳敢峰和高靜慧也發言，大家都批判所謂的炮打逆流，為張春橋唱讚歌，把復旦大學炮打的聲勢全部壓了下去。 過了一天，王洪文給我送來一份材料，說國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參加炮打。我們說：“參加炮打的穿軍裝的人露頭了。”我們懷疑，幕後是有人指揮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統的炮打情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