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相超：优汰劣胜的体制牺牲者

大约一年前，今天中国大陆暴戾场上惨遭群辱鞭侮的山东人邓相超在他的脸谱微博[iFaceBlog] 上留下一行类似于先知预言般的笔痕：

@鄧相超: 周是那個時代“優汰劣勝”的犧牲者。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懷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認同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运动中的失误，他質疑“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遭毛定性為“走資派”和“彭德懷反黨集團”分子，文革開始後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综合外媒报道：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因在微博写否定毛泽东的言论，招至拥毛人士的围攻，被其所在大学行政记过，责令停职、退休。邓相超的微博被封，但他的声音继续在推特等社交网上出现，显示不少人认同他的观点。今天社交网传出一段据称是邓相超教授的感言。

邓相超教授：“我已年过花甲，站了41年讲台。我经历过文革，我知道文革有多么荒唐，多么野蛮，多么血腥……那个人是以多么变态的心理而大开历史倒车！我害怕文革重来！然而，在网络上又不断出现文革的节奏。那么多的网络红卫兵——有人称其为水军，有人称其为小粉红。他们具有文革红卫兵的基本特质，文革红卫兵是奉旨造反，他们是奉旨发帖，奉旨骂人。一个又一个有社会家良知的人遭到他们的围攻谩骂！做为一名老教师，我对这些青年学子，为了所谓的承诺和少得可怜的“五毛”，而丧失人格和突破底线，久而久之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无比的伤心和担忧；某些职能部门或者企业，他们对这成千上万的青年能使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大有文革领袖之遗风，我是无限的愤怒而又莫名的痛苦；看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尽管大不尽人意，但却比那27年好了不知多少倍——被一点点腐蚀，左风阵阵狂吹，我是扼腕痛惜，却又是那样的无助。”

【读报补丁】

《山东处理邓相超是一个信号：中共开始整肃知识分子》 东网 老徐

2017年伊始，京津冀等地区就一直受到重度雾霾肆虐，至今一天都没拉下。伴随着空气中雾霾的是，人们愈发感觉到了其他领域的「雾霾」也越来越厉害，令人们看不清未来的路。其中，山东省严厉处理邓相超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邓相超，是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建筑大学广告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山东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他于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3周年那一天，转发了一条微博。微博称：「如果它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就是这条不该转发的微博闯了大祸。一些革命左派群情激愤，打着标语集聚到邓相超所在单位门口，强烈要求严惩邓相超。网络上也掀起了声讨邓相超的高潮。为了平息民愤，山东省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回应：山东省政府解聘了邓相超省政府参事职务；山东省政协决定免去邓相超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委职务，接受邓相超辞去政协委员的请求。山东建筑大学决定邓相超办理退休手续，做出深刻检查，停止其校内一切教育教学活动，不得以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并要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邓相超是非中共党员，属于体制内的自由派，崇尚普世价值，主张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民主法制，主张非暴力和平转型，实行宪政。他长期主张反思文革，避免文革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他早已被保守的「极左」派盯上了。这个事件，以「极左」派大获全胜而暂告一段落。

邓相超被彻底封杀了。那么，山东省严肃处理邓相超到底传递出哪些信息呢？山东严厉处理邓相超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官方拉开了整肃教育、科研、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序幕：第一，邓相超不是一流大学的教授，在社会和互联网上的影响力也并不大，拿他开刀不会引发太大的震荡，既能安抚「极左」派，也能震慑自由派，一箭双雕；第二，严厉处理邓相超，不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决定，肯定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第三，这次整肃主要集中在体制内，不会形成一个运动，但会挑几个影响力大的杀一儆百。就如同当年反自由化时拿方励之、刘若望做典型一样；第四，文革可以批评，毛泽东不能说三道四，这是官方态度的底线；第五，在互联网上，体制内自由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北大的贺卫方和人大的张鸣。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以批评政府、言论犀利著称。以他们的个性，让他们闭嘴很难，除非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他们的结局，将会成为此次整肃的风向标。

自由派和保守派，历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相互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社会就不会发生大的动荡。政治，就是走钢丝、玩平衡。这次邓相超被处理，令这个天平失去了平衡，「极左」派欢欣鼓舞，高呼「伟大的义和团精神万岁」。而自由派则备受打击，一些人只能无奈地、默默地加快了逃离的步伐。对于义和团，惹不起，躲得起。

在互联网时代，可以控制政治，但是很难再控制人的思想。市场经济伴随着的是自由的思想空间，生于自由、死于管制。死亡了的经济，那是会要命的。希特勒曾经说过：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在互联网时代，想让民众不思考，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互联网关掉。可是，能做到吗？

各种迹象表明，2017年可能是一个「乱世」，「雾霾」与「寒冬」将会是常态。所谓乱世，不仅指的是社会秩序，还指的是人心。人心不再思治，而是思乱。一个教授、一个参事不让说话，特别是不让说真话，那么就预示着万籁俱寂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四十七

毛泽东突然抵达上海

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旁边的汪庄，因为距离国庆节尚有相当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人们估计他还会在杭州休息一阵，然后到上海耽上几天，临近国庆节再回北京，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林彪一伙也正是这样估计的，所以他们正反复研究在上海动手的具体方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午夜，毛泽东叫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示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也正是那一天，林彪刚签署了他的手令。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提出：“我们马上就走！”十日晚上九点，专列驶进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旁边的铁路支线上。

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 北京，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就带上王维国上车迎接毛泽东。王维国当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林彪一伙的心腹。他在上海还担任市公安 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的主任，同时负责对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毛主席突然来到上海、王维国措手不及，因为没有接到林立果动手的命令，他也不敢造次。

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上海西郊一座灰色的大铁门里的铁路支线上，这样就不会影响整个沪杭线列车的正常运行，铁路支线旁边新筑了一条月台，筑得比普通的月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车厢门口的踏步相平，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登车就不太费力。

王洪文他们的汽车从灰色大铁门进去，可以直达月台，下车以后，登上专列，进入一个用整节车厢改装而成的客厅。客厅里围放着一圈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铺着地毯，车窗上挂着绉纱窗缦。客厅两壁的壁灯和车厢的顶灯，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

毛泽东坐在车厢顶端一头的沙发上，穿着白色的长睡袍，黑色的圆口布鞋，豆沙色的长袜，显得随便而有气度。

王洪文问候毛泽东最近身体可好。

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

王维国乘机向毛泽惮东检 讨，说自己在庐山犯了错误，没有听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瞅了王维国一眼，他早已知道王维国的底细。前几天在杭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常面问 过空五军政委陈涑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现在，轮到王维国装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毛泽东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王洪文听了很纳闷，揣摩这是什么意思；王维国听了大吃一惊，意识到毛泽东已察觉了他们的计划。

王洪文请毛泽东下车住到“414”（即现在的西郊迎宾馆）去，毛泽东挥挥手，让王洪文，王维国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车，要休息了。王洪文告辞出来，得到汪东兴的通知：“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主席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王洪文谈话。”

王洪文很兴奋，连夜布置和检查警卫工作，他琢磨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楚谁要动手，怎么动手，王维国则坐立不安，他马上给远在北京的林立果发出信息：“王维国因病住院了。”这是事前约好的暗语，翻译出来就是：“Ｂ－52抵逹上海。”促使林立果加紧了谋害的步伐。可是，这些情况，当时王洪文和我们都不知晓，所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专列的外部警卫工作，仍然交给王维国负责。

林彪集团阵脚大乱

正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泽东抵达上海的消息，大为意外，毛泽东提前离开杭州到达上海，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原来制定的一些谋害措施失效了，林立果和周宇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曾协助林立果密谋发动“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出逃，坠机于外蒙温都尔汗）， 江腾蛟、鲁珉等人商量，决定派江腾蛟到上海指挥，派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或者趁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炸掉苏州，无锡之问 的硕放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像当年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手法一样。就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九月十日这一天，躲在北戴河的林彪给在北京的总 参谋长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原文如下：“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王飞，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林彪的亲信。林彪一伙准备在上海得手后，由王飞在北京带领空军直属警卫部队，连同林彪前任秘书、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调来的部队一起，攻打钓鱼台。

也是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在北京的黄永胜和在北戴河的叶群之间，连续通了五次保密电话，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一百三十多分钟！

在上海，王维国派他的部下，警卫处的李处长，亲自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查看，准备在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得手以后，立刻抓人，对外宣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谋害毛泽东。最后，由林彪出而，接受大权，向国内外宣告：已把所看与谋害毛泽东案有牵连的人一网打尽，就地正法。

毛泽东在危险中！毛泽东在危险中！！

是，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又走了出奇制胜的一步。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在专列车厢客厅里，找许世友和王洪文谈话，毛泽东看见两人进来，微微牵动身子。因为他的膝关节有病，行动不便，负责内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招呼来客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这天，王维国也到场了，可是毛泽东不与他见面，把他冷落在车厢外面。

毛泽东问许世友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许世友回答说，接到通知以后，今天一早就乘南京军区的飞机赶来了。

毛泽东说，这一次出来，到了武汉，长沙，南昌和杭州四个地方，今天是找南京和上海的同志，找你们吹一吹，他说，庐山会议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问许世友：我那个时候不是叫你把会停下来吗？许世友问答：毛主席说停，我们马上就停了，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把右手用力地向前 一推，并着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已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 室主任。许世友和王洪文都听懂了：这是在说林彪和叶群，因为叶群当时就是“林办”的主任，人称叶主任。他又针对林立果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 没有什么好处，沉吟一下以后，他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林彪同志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次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林彪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毛泽东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于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王洪文抢着回答：会！毛泽东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回答：一定。

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厅里，摆开了一张大圆桌。王洪文特地把饭店经理叫来，关照菜肴要搞得丰盛一些。小厨房忙着烹、煎、炒、溜、炸……；许世友善饮，一瓶茅台不在话下，大家就轮流向他敬起酒来。

主多客少；主人有上海的王洪文、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王维国；客人就是许世友一个。他轮流和各人干杯，应付裕如，因为毛泽东刚刚接见过他，所以他的兴致也特别高。

吃饭吃到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听电话了。一会儿，他听完电话回来，给许世友司令咬耳朵说：“主席走了，刚走！”

“唔？”许世友把眉头一皱，大出意外。

过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维国听电话，他听了回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

许世友已经无心吃饭了，他呷了一口酒，叫道：“结束吧，我还要赶回南京去呢！”他很着急：“怎么走得这样快？我要飞在火车前头，赶到南京车站为主席送行。”

毛泽东走了，王洪文和我 只好把许世友送到虹桥机场，让他乘飞机返回南京，当许世友登上飞机的时候，毛泽东的列车已经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驰了，过了苏州，过了硕放的那座铁路桥，又过了无锡……任何车站都不停，许世友的飞机果然抢在专列的前面，他又急忙赶到南京火车站，可是专列在南京站只停靠了十分钟，很快就走了……

毛泽东一走，王维国马上向警卫处了解毛泽东离开的确切情况，向林立果挂电话。王维国又连夜和妻子杜贵珍商量，觉得有些话在电话里不便说，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第二天一早，王大章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向北京飞去……

这以前，在北京西郊机场的一间密室里，林立果正在和心腹们最后拍扳由谁去具体执行谋害计划、林立果宣布：“101（林彪的代号）讲了，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扪，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

林立果的人党介绍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周字驰补充说：“谁能完成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由他挑！”

正在这个时候，王维国的电话来了：“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走了！”

晴天霹雳，张牙舞爪的林立果顿时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所有的谋害计划都破产了。几个人刹那间都变得灰溜溜的，不知所措，当时的情景，在场的李伟信从后来的供词进描述得很具体生动：“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屋里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面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空气异样，刚才那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了，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毛泽东的专列跨过长江，在江淮平原，华北平原上奔驰，昼夜兼程，直驶北京。

九月十二日下午，专列抵达北京市西南郊的丰台车站。我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吴忠，卫戌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召来，作了严密的部署，专列再驶进北京车站，毛泽东平安地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九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多钟了。

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慌了手脚，在九月十二日晚上连夜乘了林彪的256号“三叉戟”专机赶往北戴河，和林彪、叶群一仓徨出逃……

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倏然而至，又突然离开，从而彻底打乱了林彪一伙的“五．七一工程”计划，粉碎了一个可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