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相超：優汰劣勝的體制犧牲者

大約一年前，今天中國大陸暴戾場上慘遭群辱鞭侮的山東人鄧相超在他的臉譜微博[iFaceBlog] 上留下一行類似於先知預言般的筆痕：

@鄧相超: 周是那個時代“優汰劣勝”的犧牲者。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懷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認同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中的失誤，他質疑“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遭毛定性為“走資派”和“彭德懷反黨集團”分子，文革開始後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綜合外媒報道：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因在微博寫否定毛澤東的言論，招至擁毛人士的圍攻，被其所在大學行政記過，責令停職、退休。鄧相超的微博被封，但他的聲音繼續在推特等社交網上出現，顯示不少人認同他的觀點。今天社交網傳出一段據稱是鄧相超教授的感言。

鄧相超教授：“我已年過花甲，站了41年講台。我經歷過文革，我知道文革有多麼荒唐，多麼野蠻，多麼血腥……那個人是以多麼變態的心理而大開歷史倒車！我害怕文革重來！然而，在網絡上又不斷出現文革的節奏。那麼多的網絡紅衛兵——有人稱其為水軍，有人稱其為小粉紅。他們具有文革紅衛兵的基本特質，文革紅衛兵是奉旨造反，他們是奉旨發帖，奉旨罵人。一個又一個有社會家良知的人遭到他們的圍攻謾罵！做為一名老教師，我對這些青年學子，為了所謂的承諾和少得可憐的“五毛”，而喪失人格和突破底線，久而久之他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無比的傷心和擔憂；某些職能部門或者企業，他們對這成千上萬的青年能使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大有文革領袖之遺風，我是無限的憤怒而又莫名的痛苦；看到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改革開放的局面——儘管大不盡人意，但卻比那27年好了不知多少倍——被一點點腐蝕，左風陣陣狂吹，我是扼腕痛惜，卻又是那樣的無助。”

【讀報補丁】

《山東處理鄧相超是一個信號：中共開始整肅知識分子》 東網 老徐

2017年伊始，京津冀等地區就一直受到重度霧霾肆虐，至今一天都沒拉下。伴隨着空氣中霧霾的是，人們愈發感覺到了其他領域的「霧霾」也越來越厲害，令人們看不清未來的路。其中，山東省嚴厲處理鄧相超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鄧相超，是山東建築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山東建築大學廣告傳播與社會調查研究所所長，山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山東大學、天津大學、山東師範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和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山東電視台特約評論員，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評審專家。他於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23周年那一天，轉發了一條微博。微博稱：「如果它45年死，中國少戰死60萬。如果58年死，少餓死3000萬，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萬。直到76年才死，我們才終於有飯吃。他做的唯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就是這條不該轉發的微博闖了大禍。一些革命左派群情激憤，打着標語集聚到鄧相超所在單位門口，強烈要求嚴懲鄧相超。網絡上也掀起了聲討鄧相超的高潮。為了平息民憤，山東省有關部門迅速作出了回應：山東省政府解聘了鄧相超省政府參事職務；山東省政協決定免去鄧相超政協第十一屆山東省委員會常委職務，接受鄧相超辭去政協委員的請求。山東建築大學決定鄧相超辦理退休手續，做出深刻檢查，停止其校內一切教育教學活動，不得以教師身份從事各類社會活動，並要給予相應行政處分。

鄧相超是非中共黨員，屬於體制內的自由派，崇尚普世價值，主張培育公民社會，推進社會民主法制，主張非暴力和平轉型，實行憲政。他長期主張反思文革，避免文革悲劇在中國重演。因此他早已被保守的「極左」派盯上了。這個事件，以「極左」派大獲全勝而暫告一段落。

鄧相超被徹底封殺了。那麼，山東省嚴肅處理鄧相超到底傳遞出哪些信息呢？山東嚴厲處理鄧相超傳遞出一個信號，那就是官方拉開了整肅教育、科研、文化領域知識分子的序幕：第一，鄧相超不是一流大學的教授，在社會和互聯網上的影響力也並不大，拿他開刀不會引發太大的震盪，既能安撫「極左」派，也能震懾自由派，一箭雙鵰；第二，嚴厲處理鄧相超，不是一個地方政府的決定，肯定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第三，這次整肅主要集中在體制內，不會形成一個運動，但會挑幾個影響力大的殺一儆百。就如同當年反自由化時拿方勵之、劉若望做典型一樣；第四，文革可以批評，毛澤東不能說三道四，這是官方態度的底線；第五，在互聯網上，體制內自由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北大的賀衛方和人大的張鳴。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以批評政府、言論犀利著稱。以他們的個性，讓他們閉嘴很難，除非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他們的結局，將會成為此次整肅的風向標。

自由派和保守派，歷來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期，相互保持勢均力敵的平衡，社會就不會發生大的動盪。政治，就是走鋼絲、玩平衡。這次鄧相超被處理，令這個天平失去了平衡，「極左」派歡欣鼓舞，高呼「偉大的義和團精神萬歲」。而自由派則備受打擊，一些人只能無奈地、默默地加快了逃離的步伐。對於義和團，惹不起，躲得起。

在互聯網時代，可以控制政治，但是很難再控制人的思想。市場經濟伴隨着的是自由的思想空間，生於自由、死於管制。死亡了的經濟，那是會要命的。希特勒曾經說過：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在互聯網時代，想讓民眾不思考，唯一的選擇就是把互聯網關掉。可是，能做到嗎？

各種跡象表明，2017年可能是一個「亂世」，「霧霾」與「寒冬」將會是常態。所謂亂世，不僅指的是社會秩序，還指的是人心。人心不再思治，而是思亂。一個教授、一個參事不讓說話，特別是不讓說真話，那麼就預示着萬籟俱寂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四十七

毛澤東突然抵達上海

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旁邊的汪莊，因為距離國慶節尚有相當一段時間，按照慣例，人們估計他還會在杭州休息一陣，然後到上海耽上幾天，臨近國慶節再回北京，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活動。林彪一夥也正是這樣估計的，所以他們正反覆研究在上海動手的具體方案。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午夜，毛澤東叫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指示停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的專列，連夜轉移，也正是那一天，林彪剛簽署了他的手令。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突然提出：“我們馬上就走！”十日晚上九點，專列駛進上海，停靠在虹橋機場旁邊的鐵路支線上。

當時，張春橋和姚文元在 北京，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就帶上王維國上車迎接毛澤東。王維國當時任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是林彪一夥的心腹。他在上海還擔任市公安 局、檢察院和法院軍管會的主任，同時負責對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工作，毛主席突然來到上海、王維國措手不及，因為沒有接到林立果動手的命令，他也不敢造次。

毛澤東的專列停靠在上海西郊一座灰色的大鐵門裡的鐵路支線上，這樣就不會影響整個滬杭線列車的正常運行，鐵路支線旁邊新築了一條月台，築得比普通的月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車廂門口的踏步相平，這樣，上了年紀的人登車就不太費力。

王洪文他們的汽車從灰色大鐵門進去，可以直達月台，下車以後，登上專列，進入一個用整節車廂改裝而成的客廳。客廳里圍放着一圈沙發，每個沙發旁邊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鋪着地毯，車窗上掛着縐紗窗縵。客廳兩壁的壁燈和車廂的頂燈，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線。

毛澤東坐在車廂頂端一頭的沙發上，穿着白色的長睡袍，黑色的圓口布鞋，豆沙色的長襪，顯得隨便而有氣度。

王洪文問候毛澤東最近身體可好。

毛澤東回答：馬馬虎虎。

王維國乘機向毛澤憚東檢 討，說自己在廬山犯了錯誤，沒有聽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毛澤東瞅了王維國一眼，他早已知道王維國的底細。前幾天在杭州的時候，毛澤東曾經常面問 過空五軍政委陳涑勵耘：“你同吳法憲的關係如何？吳法憲在廬山找了幾個人，有你陳勵耘，有上海的王維國……你們都幹了些什麼？”現在，輪到王維國裝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樣，毛澤東不理睬他，扭過頭去對王洪文說：“看來他們要動手了！”

王洪文聽了很納悶，揣摩這是什麼意思；王維國聽了大吃一驚，意識到毛澤東已察覺了他們的計劃。

王洪文請毛澤東下車住到“414”（即現在的西郊迎賓館）去，毛澤東揮揮手，讓王洪文，王維國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車，要休息了。王洪文告辭出來，得到汪東興的通知：“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主席找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上海王洪文談話。”

王洪文很興奮，連夜布置和檢查警衛工作，他琢磨了半天、還是鬧不清楚誰要動手，怎麼動手，王維國則坐立不安，他馬上給遠在北京的林立果發出信息：“王維國因病住院了。”這是事前約好的暗語，翻譯出來就是：“Ｂ－52抵逹上海。”促使林立果加緊了謀害的步伐。可是，這些情況，當時王洪文和我們都不知曉，所以也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專列的外部警衛工作，仍然交給王維國負責。

林彪集團陣腳大亂

正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澤東抵達上海的消息，大為意外，毛澤東提前離開杭州到達上海，打亂了他們的部署，原來制定的一些謀害措施失效了，林立果和周宇馳（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他曾協助林立果密謀發動“五七一工程”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林彪出逃，墜機於外蒙溫都爾汗）， 江騰蛟、魯珉等人商量，決定派江騰蛟到上海指揮，派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駕駛飛機，轟炸毛澤東的專列，或者趁毛澤東離開上海返回北京時，炸掉蘇州，無錫之問 的碩放鐵路橋，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就像當年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的手法一樣。就在毛澤東抵達上海的九月十日這一天，躲在北戴河的林彪給在北京的總 參謀長黃永勝寫了一封親筆信，原文如下：“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王飛，是空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林彪的親信。林彪一夥準備在上海得手後，由王飛在北京帶領空軍直屬警衛部隊，連同林彪前任秘書、陸軍某師政委關光烈調來的部隊一起，攻打釣魚臺。

也是在毛澤東抵達上海的這一天，在北京的黃永勝和在北戴河的葉群之間，連續通了五次保密電話，通話最長的一次竟達一百三十多分鐘！

在上海，王維國派他的部下，警衛處的李處長，親自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查看，準備在林彪一夥謀害毛澤東得手以後，立刻抓人，對外宣布王洪文，徐景賢等人謀害毛澤東。最後，由林彪出而，接受大權，向國內外宣告：已把所看與謀害毛澤東案有牽連的人一網打盡，就地正法。

毛澤東在危險中！毛澤東在危險中！！

是，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戰略家，在這關鍵的時刻，他又走了出奇制勝的一步。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時許，毛澤東在專列車廂客廳里，找許世友和王洪文談話，毛澤東看見兩人進來，微微牽動身子。因為他的膝關節有病，行動不便，負責內部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就招呼來客主動上前和毛澤東握手。這天，王維國也到場了，可是毛澤東不與他見面，把他冷落在車廂外面。

毛澤東問許世友什麼時候到上海的，許世友回答說，接到通知以後，今天一早就乘南京軍區的飛機趕來了。

毛澤東說，這一次出來，到了武漢，長沙，南昌和杭州四個地方，今天是找南京和上海的同志，找你們吹一吹，他說，廬山會議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他問許世友：我那個時候不是叫你把會停下來嗎？許世友問答：毛主席說停，我們馬上就停了，我們聽主席的！

毛澤東把右手用力地向前 一推，並着重地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已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 室主任。許世友和王洪文都聽懂了：這是在說林彪和葉群，因為葉群當時就是“林辦”的主任，人稱葉主任。他又針對林立果說：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 沒有什麼好處，沉吟一下以後，他又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林彪同志當然要負一些責任，這次回到北京，我還是要找林彪同志交換一下意見……

毛澤東又說：要爭取主動，有了錯誤，不認識，不改正，在那裡頂着於好，這會加重錯誤，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輕裝上陣，人就舒服了。

毛澤東問許世友和王洪文：你們會不會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王洪文搶着回答：會！毛澤東說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許世友回答：一定。

在錦江飯店南樓中條頂層的小宴廳里，擺開了一張大圓桌。王洪文特地把飯店經理叫來，關照菜餚要搞得豐盛一些。小廚房忙着烹、煎、炒、溜、炸……；許世友善飲，一瓶茅台不在話下，大家就輪流向他敬起酒來。

主多客少；主人有上海的王洪文、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和駐滬三軍負責人周純麟，高志榮、王維國；客人就是許世友一個。他輪流和各人乾杯，應付裕如，因為毛澤東剛剛接見過他，所以他的興致也特別高。

吃飯吃到下午一點二十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聽電話了。一會兒，他聽完電話回來，給許世友司令咬耳朵說：“主席走了，剛走！”

“唔？”許世友把眉頭一皺，大出意外。

過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維國聽電話，他聽了回來，我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

許世友已經無心吃飯了，他呷了一口酒，叫道：“結束吧，我還要趕回南京去呢！”他很着急：“怎麼走得這樣快？我要飛在火車前頭，趕到南京車站為主席送行。”

毛澤東走了，王洪文和我 只好把許世友送到虹橋機場，讓他乘飛機返回南京，當許世友登上飛機的時候，毛澤東的列車已經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馳了，過了蘇州，過了碩放的那座鐵路橋，又過了無錫……任何車站都不停，許世友的飛機果然搶在專列的前面，他又急忙趕到南京火車站，可是專列在南京站只停靠了十分鐘，很快就走了……

毛澤東一走，王維國馬上向警衛處了解毛澤東離開的確切情況，向林立果掛電話。王維國又連夜和妻子杜貴珍商量，覺得有些話在電話里不便說，決定派自己的兒子王大章親自飛往北京，當面向林立果匯報。第二天一早，王大章化名王嚴，搭乘頭班飛機向北京飛去……

這以前，在北京西郊機場的一間密室里，林立果正在和心腹們最後拍扳由誰去具體執行謀害計劃、林立果宣布：“101（林彪的代號）講了，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勛，搞成了，我在北京開十萬人大會歡迎你捫，那個時候，你們都是國家的棟梁，有功之臣，要論功行賞。”

林立果的人黨介紹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周字馳補充說：“誰能完成任務，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位置由他挑！”

正在這個時候，王維國的電話來了：“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現在已經走了！”

晴天霹靂，張牙舞爪的林立果頓時被兜頭澆了一桶冷水，所有的謀害計劃都破產了。幾個人剎那間都變得灰溜溜的，不知所措，當時的情景，在場的李偉信從後來的供詞進描述得很具體生動：“我發現他們開會的房門打開着，走到屋裡一看，魯珉不知何時已走，裡面還有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四人，室內空氣異樣，剛才那囂張氣焰已為神色茫然所代替，眾人目光呆滯，低頭不語，原來偉大領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了，企圖謀害毛主席的陰謀破產了。林立果流着淚說：‘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首長連生命都交給我了，我拿什麼去見首長……’”

毛澤東的專列跨過長江，在江淮平原，華北平原上奔馳，晝夜兼程，直駛北京。

九月十二日下午，專列抵達北京市西南郊的豐臺車站。我澤東下令停車，把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政委紀登奎，北京衛戌區司令員吳忠，衛戌區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召來，作了嚴密的部署，專列再駛進北京車站，毛澤東平安地回到中南海，已經是九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多鐘了。

林立果得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慌了手腳，在九月十二日晚上連夜乘了林彪的256號“三叉戟”專機趕往北戴河，和林彪、葉群一倉徨出逃……

毛澤東最後一次上海之行，倏然而至，又突然離開，從而徹底打亂了林彪一夥的“五．七一工程”計劃，粉碎了一個可能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