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9 22 民主与专制是人类社会学领域里经久不衰的课题，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也许，家族的专制政权很快会消亡，但是专制政权也会有许多变形的社会存在状态，掌握专制的特权阶层会扩大化，从家族专制向阶层专制扩散，这个趋势也许会在一个短时间里出现逆转，通常是在强权之下出现逆转，不过这个短暂的逆转不可能维持很久，强权，总会出现衰竭，当其难以为继时，专制仍将持续地耗散，直至实现非权力的、自然的社会均衡---民主。 老子：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从现象入手。
封建专制体制的君王，一旦登基，首要之事就是生子传朝，所以，古代的当皇帝是一件很爽的事，妻妾成群，‘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要多生儿子保障王位后继有人，‘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择优选择并传予王位，尽管在皇子中有竞位的选拔，但是王位的取向是非常清楚的，外人不得染指，皇子即位之后，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封建专制之后，当继承权的取向不确定的情况下，领导阶层会出现大换血，换血之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就会显现。 我们可以观察几个事实。 苏联，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大规模地清洗了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稳定了权力之后，在二战中斯大林的儿子死于纳粹集中营，他丧失了精神上的继承人，所以，在斯大林晚期，因继承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多名将领、政治领导人被清洗。 北韩，金正日在三八线和谈之后清洗了延安派领导人，‘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后由于他继承者取向清晰，所以，在继承者人选上不会出现走马灯般的换血，在金日成到金正日的过渡中，领导阶层的换血会很轻微，金正日登基之后仍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类似的现象我们在金正日到金正恩的过渡中也可以见到，有些意外的是，由于金正恩的地位不稳合法性不足，他比他爹杀的人更多些，也比他爹在杀人的方法上更具有创造性，炮毙、狗咬，怎么疯狂怎末来,合法性不足之处，杀人补齐，用血来填。 我们中国，在毛泽东晚年，继承人人选一直定不下来：林彪、王洪文、最后仓促而定华国锋；邓小平也是有同样的现象出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江泽民也是差一点就被换下来。 上述现象，为什么？只要是专制体制，一朝天子，一朝臣就一定不可避免，新天子因为他不具备公选政府首脑的合法性与权威，所以，他就必须在行政上做出人事安排，以自己人马运作朝野；专制体制之下，当继承人的趋势不明确时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交接的临界点上，会出现可能的继承人，他们会以很快的频率替换。 概括地讲，当权者对继承人的掌控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体制后世人事动态范围。 皇权，皇帝对太子们登基具有决定权，所以，皇权人事变动范围仅限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范围； 党派专权，党魁对继承人的决定权将直接体现为全方位的人事动荡，首先是‘党魁人事筛选’，而后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法则。 在毛泽东及邓小平之后，不再会有人对继承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党魁的权威不足以平息政治争议，所以，继承人的选拔就会更有不确定性，更多地取决于党内派别的博弈，所以，当党魁的权威不足时，继承人的人选就会更富有戏剧性。 这个党派内部派系的利益博弈，博弈的结局会有胜出者，但是，失落的一派将会有一人被拿出来祭旗。 看起来有些荒诞，不太容易令人接受，回忆一下我们这十年来的经历吧。 江泽民登基，陈希同祭旗；胡锦涛登基，陈良宇祭旗；习近平登基，薄熙来祭旗。谁能想到，‘一个英国人，海伍德，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呢？’，还有比这个更富有戏剧色彩的剧本吗？还有比这个更为狗血的故事吗？ 关上门、在报纸上，都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让他们出来晒晒太阳，都是权贵资本家、吸血鬼，《我们明天会更好吗》---季羡林，我也在问自己“我们明天会更好吗”？！ 我也在问自己“我们明天会更好吗”？！
要让群臣俯首，就要让那个最牛逼的上祭坛，新党魁需要一统天下，所缺的威严要在祭坛上补齐，‘指鹿为马’而无异议。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毫无悬念的预期，由于习的权威不足以决定继承人，所以，在继承人的选拔赛中，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党内派别博弈，中纪委，安全部，公安部，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继承人在选拔赛的最终胜出者。 几乎可以肯定，胜出者将是一个中庸之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登基也必将有一个中央大员祭旗，猜猜看，谁是这个倒霉蛋？才不出来，牌局还没有到尾声。 我猜测，胡春华对乌坎村的强硬做法，将是他仕途的障碍，没办法，他赶上了，不做，现在就死，做了，也好不到哪里去，留下隐患，因为政治民主是不可取替的未来趋势，所以，这个小家伙将有很大的机会将为此而背黑锅。退回常理的范畴，你偷了别人的财产，还不允许别人说一声“我操你妈的！”，你睡了别人老婆，还要人家丈夫对你笑脸相迎，否则你就拳脚相向，人间极品！ 农民的儿子，迫于无奈，背板了他的出身。 因此，从人事角度看，专制体制比封建专制有时会更为糟糕，人事多变；封建专制，因为继承人取向清楚，它面临的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的变动；而专制体制则会更多一层：继承人轮选。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现象都佐证了这一现象，看似规律：无后传位所导致的继承人轮选。 ‘无后传位’是专权政府的不可治愈的顽疾，所有的专权统治，无一例外，出路在于放弃极权，极权，当权者很享受，但是极权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迟早会打碎‘合法性----统治’这一平衡，极权，通常欠缺其统治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可以通过欺骗获得社会的短期合作，但是，能欺骗多久呢？毕竟，没有人可以通过欺骗而长久地生存，对政权尤其如此。 很快，我们将看到卡斯特罗，习近平，金正恩陷于这样的困境。
目前，我们的社会，以官方的说法是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但是，这个多发的矛盾主体是谁？为何总是弱者频酿事端？咬人的总是小白兔？ 你睡人家老婆却不许别人骂娘，你强拆别人的居屋还克扣别人的补偿，你以为新疆人载着全家人自杀式地冲击天安门广场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选择吗？天底下有几人不惜命的？有几个人不会享受的？天赋人权，享受也是天然之事，没有人不愿意吃喝玩乐，共产主义理想描述的不就是吃喝玩乐吗？你以为只有共产党人才会吃喝玩乐吗？ 问题是，你的吃喝玩乐，是建立在我们吃苦耐劳的基础之上，需要我们的忍耐与宽容，还有加上我们的软弱与胆小怕事，但是，当我们忍不住了、当我们不再宽容了、当我们被逼无奈了，我们怎么办？像杨改兰一样，还是像刘佳？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矛盾多发期’，最后的个人选择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最后的社会选择几乎是确定的，89.6.4及乌坎村就是预演，苏联的解体就是剧本的落幕。 你不是很困惑：“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诺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据最近党媒报导，习某人并连续六次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共产党员哪里去了？"，这么说你自己不觉得心虚吗？你视野之内，手及之处，随便抓一个人，几乎问都不用问，99%的几率是党员，连那些群众演员的入围条件都是‘党员’，你却不知道‘党员去哪里了’！ 另据报道，《媒体：这些单位怎么会欠了这么多党费？》2016年04月29日 22:14 来源：政知道 作者：赵婧姝 http://news.ifeng.com/a/20160429/48640849_0.shtml 最近，政知道（微信ID: upolitics）注意到这样两则新闻：天津66家国有企业、12万余名党员干部，共补欠交少交党费2.77亿元；山西22家国企共补交党费8000余万元。 、、、 、、、 欠党费，你客气什么？按党章处理：‘愈半年不交党费，开除出党’，你客气什么？执行纪律啊！ 心虚，所以客气。 他们并不稀罕这张当票，"共产党员哪里去了？"---你知道了吗？共产主义太虚幻，现实很骨感。 从‘竟无一人是男儿’到‘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也许换一种表述会更接近现实：“共产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 但是，也不用太悲观，毕竟，事情也有好的一面，贿选的些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贵党的好党员，至少他们都不曾拖欠党费，杰出代表人物就是梁稳根，湖南省涟源市人，《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西装革履，像个人似的。 理想已经瓦解，不能自圆其说，孙冶方的悲剧就是理论证明，《吴晓波：孙冶方悲剧》，《“此路不通” --- 外公孙冶方的悲剧人生》，只是某些人视而不见，确切地讲，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能混一朝，是一朝，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还有比着个更为荒诞的吗？理论基础没有了，上层建筑却完好无缺，在沙滩上，盖起来高楼大厦， 你自己敢住吗？准备卖给谁？官员外逃，有钱人移民，走不了的安排孩子留学，这种全方位的失控状态、眼前的诸多乱象就是理论瓦解，理想幻灭的表象。 共产党去哪了？不在情妇的床上，就在逃亡的路上，剩下的都在研究地图呢！ 苏联没有男儿，我们找不到了党员，下一出剧目，不是娱乐节目‘爸爸去哪了’也不是厚颜无耻的‘三个代表’而是现实的‘党员去哪了？’，《怎么办？》，列宁那里已经没有答案了！ 如王朔言：我承认中国当前的最大问题是稳定，但如何实现这个稳定，你们的思想走偏了。打一个比方：你骑在别人脖子上，体重越来越重，还不停地大小便。嚷嚷下面扛着你的人“稳定”？实现稳定非常简单，简单得让你吃惊：你从脖子上下来就行！ 而你的问题是，假如真的从‘脖子上’下来，你的吃喝玩乐都成问题，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要想取得暂短的，相对的稳定，你需要减肥与禁欲，别再随地拉尿，为所欲为，做事过过脑子，欲借西子湖，问问杨白劳，杨改兰，会议期间，让‘杨白劳、杨改兰’也能到西湖边带着孩子转一转，喝一杯茶，假如他们喝得起的话。 ‘越来越重’、‘不停地大小便’、‘稳定’，谁是Troublemaker？所有的麻烦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于专权，专权的自私与短见，制造了诸多麻烦，通常，他们会愚蠢地以一个未来的更大的麻烦解决眼前的一个相对小的困境，专权的控制力迟早会被自己逼近死胡同的，另一面专权的受益人也会有限地觉醒，比如台湾的蒋经国。 专权稳定性取决与其接班人的确定性，北韩政权，从人事角度看无疑是有很高的稳定性：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假如金正恩运气好的话，下一个领导人一定是他的儿子，不过，我看很悬，他太胖了，骑在人民的脖子上太重了，还严重地大小便失禁，其来日可数，能不能过40岁生日都很难讲。 古巴，卡斯特罗之后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再往后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古巴很快就会陷入领导人走马灯的局面，原因很简单，卡斯特罗是一个专制政权，他后继人选对卡斯特罗而言不确定，必将导致其领导人频换。 我们的近代史已经有众多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认识到，毛的末年的人士变局，从林彪到王洪文，最后，仓促选定华国锋的原因，事实上，在1950年末就注定了毛末路的人士变换。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2007年3月23日）皆与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同龄。 假如，毛岸英没有死，全身而退朝鲜战争，那么他居功至伟，至少，官方的文件一定会这样描述，在毛泽东末年政权会顺理成章地交到毛岸英的手中，其他人谁都不敢说什么，也很难说出什么来，毛岸英的履历完整，完整到了完美的地步，打过法西斯，参加过土改，下过工厂，上过战场，假如不是那个燃烧弹的话，他还将会有更为完整的行政经历，总书记非他莫属。 假如，毛岸英内定为总书记，那么，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文革后期接班人频换也就随之而灭。 或者，毛岸青没有精神疾病的话，在毛岸英去世之后也是可以作为备胎顶替上的。 后毛时代 华国锋，很短地过渡了一下，权力很快就被邓小平拿去了，邓小平有两个公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邓质方（1952年－），邓朴方与胡锦涛同龄，邓质方与习近平同龄，此人无心问政，邓小平很是头大。 我们假设一下，邓小平有一个‘合适的儿子’，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把权力过渡给他，而没有中间过程：赵紫阳，江泽民，他也不会留下宫廷政变、垂帘听政的骂名。 这样的话，在邓的末年人士的频变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因为权力继承人的不确定性才导致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命运的变幻莫测，邓，亦如毛的末年，没有时间了，假如他再长寿些的话，江泽民的地位也很难说如何。 形势比人强，迫不得已，邓小平在自身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做了些制度性的安排，古罗马的元老院，他对谁都不放心，所以才有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个人剧情。 再假如，邓朴方没有在文革中，‘光荣负伤’--邓小平语，的话，邓是有很大的机会安排一个人事过渡流程把权力交到邓朴方（1944年生）手上，取替的是胡锦涛（1942年12月21日－）的位置。 问题是，他会这样做吗？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从邓小平的人格入手了。 这会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从事实出发。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 
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孩叫棉棉，邓小平做了外公。沉静的表情中，露出难得的快慰。 
上面这组照片，邓小平的肢体语言非常清晰，清楚表明了他的地位与心态。 有关邓的人格，一言难尽，点到为止。 然我们记忆尤深的是邓小平的三份著名的检查（http://www.canyu.org/n91964c11.aspx）及‘永不翻案’的承诺，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解读为政治家的智慧，事实上，是政治软弱，这检查，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人逼他写，完全可以不写，写是出于自愿，出于自保的需要。 邓小平与刘伯承，据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的描述：“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可是，刘伯承在生前一直受压，没有得到平反，邓小平曾对杨得志、张震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言外之意是‘别让我打自己的脸’，是刘帅过世后，停尸待焚，以此相迫，才将就地穿上军装。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顿号’啊？无耻之文人！ 与粟裕争功，‘淮海战役的前敌指挥’，可是，在淮海战役的史料中，看不到任何一种有文字凭证的依据，也不曾有任何一个人能证明邓在淮海战役中出现过，这仗是如何指挥的？ 邓小平的战地表现到是也能见到，他在1972年8月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他还检讨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背后的事实是这样的： 1930年5月邓小平从上海到达红七军主力驻地河池。 红七军、红八军后来由于作战失利，被缩编成红七军。在江西崇义地区被围的情况下，邓小平换上便衣，留下一封短信跑回了上海，理由是回中央汇报工作。后人质疑邓小平在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何以能接到中央指示回沪的指示？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是这样解释的“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1931年10月牺牲）、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借故逃离战区。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引自邓小平在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反右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F%B3%E8%BF%90%E5%8A%A8，维基。 我注意到，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没有对共产党做任何的承诺，左中右，他们愿意站在哪里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你共产党管得着吗？ 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毛泽东的一个眼色，邓小平就跑到天涯海角，倒霉的是533,222-5人，这是533217个鲜活的家庭啊！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耽误了多少学子的前途，怎么才能弥补他们的缺失？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侯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 看到了吗？“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 事实上，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康华集团 康华的设立是因人设事，本身就是公权私用，安排他的残疾公子。 邓朴方---维基 1968年9月，在一次批斗中，他被关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在从四楼沿水管逃走的过程中，不幸坠楼，脊骨严重受伤。“文革”结束后，虽然有机会到加拿大接受手术治疗，但邓朴方的下半身已完全瘫痪。 自1975年，邓朴方才获得工作的机会，在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任职。 随着父亲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邓朴方的地位亦得到相应提升。1984年，他转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成为副部级干部，时年40岁；第二年，即升任基金会理事长；自2006年后，他一直担任基金会的会长。同时，邓朴方还于1988年创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自己连续担任了残联第一至四届主席团的主席，前后任职长达20年，为推动中国残疾人的福利待遇做出了很多贡献。自1999年12月起，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正式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上，邓朴方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晋升为国家领导人职务。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国残联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团名誉主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6%9C%B4%E6%96%B9，维基， 而据知情人回忆，邓朴方并没有在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正式上过一天的班，只是挂名领薪及报销医疗开支。 从上面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31岁的邓公子，获得了第一份工作，随后，1984年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跃成为副部级干部，而邓朴方几乎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有的，只是他爹的行政权威。 康华公司同年成立，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不可一世，并成为89，6，4的直接导火索，在6，4之后，邓小平悄然肢解了康华公司，但是，并没有任何形式的认错。 从上面几件事，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言行有一个分水岭：1976年，前后判若两人。 在此之前，见风使舵，一个眼神就可以跑到海角天涯；此后，骄横、公权私用、不可一世，从不认错。 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邓小平自1919年春天，邓小平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乡，据《邓小平终生不回家乡之谜》介绍： 、、、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老先生是20世纪初广安的风云人物，曾娶过四房妻室，邓小平的生母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邓文明曾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后又成了哥老会协兴乡分会的老大，哥老会实际就是当时的黑社会；因职责所系还镇压了几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杀死了很多革命志士。因结怨太多，1936年的一天，在拜佛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打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375295.html。 我先讲一个题外的故事：《损失数百万元 加退休狱警逼画家承认是他的作品》，http://m.bcbay.com/news/2016/07/12/429098.html，讲的是狱警偶然收藏了一幅作品，据说是Peter Doig的画作，价值数百万加元，但Peter Doig，却不承认此画出自他的画笔，因为，狱警的收藏来自于囚犯。Peter Doig不承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言归正传，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 邓小平困难时期大鱼大肉享受特别娱乐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戚本禹回忆录》 、、、 、、、 邓小平不返乡，与画家Peter Doig不认画作，我猜，是一个道理：有些事情需要遗忘！--Peter D 回到本文的主题：当权者对继承人的掌控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体制后世人事动态范围。 我深深地感到疑惑，假如毛泽东，或者，邓小平，有一个正常的公子，我们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会不会有所不同？ 问题不会有答案，未曾发生的历史，专权下人性的自然选择。但是，我们在历史中隐约可见未来，仍是专权下的人性选择：高层的人事动荡与祭旗。 但是，专权终有落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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