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以為常的政變 日前驚悉老話嘮“習以為常”遭中宣部列為重大敏感詞並被党姓同人棄之如棄履，一向靠標題黨討生活的本幫幫主今日號外，頓時淪為“僅剩一字守清白”的“境外敵對勢力黑句”。 該“黑句”主題涉及上周在紐約召開的一場研討會。 據本台粵語組報道：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10月2日在紐約題為 “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國際會議上，提出的大膽的言論。魏京生指，中國民主化的出路，可選“宮廷政變”或 “軍事政變”。他指，中共黨內外已經不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動民主化中國抱期望。習近平要做毛澤東，一旦中國發生底層由下而上的 “造反”，對全國造成的混亂會有一段時間。魏京生說：軍事政變給國家帶來最少的震盪，最快解決問題；問題有很多後遺症，總比全國大亂，損失要少很多。 魏京生指，他的思路是來自連中共黨內人士，都不對習近平自我演變抱期望。他並透露，早在5年之前…習近平上台之前，的確派人出來跟我打交道，說他準備民主化。現在習近平派出來的人，他現在都公開反對習近平。魏京生在2日的發言指，中共也好、習近平也好，都明確拒絕以“和平演變”的方式為中國帶來民主。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走回頭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黨內人士都看不過眼。他說，中共當今的內鬥，已不用海外民運人士插手。魏京生並一反傳統，指對中共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已經過時。 其實老魏的上述發言並不是什麼新聞。 魏京生作為本台普通話部特約評論員，去年在他的專欄中發表過同類主題長篇大論《談政變》；更早一些，2011年9月19日，魏京生在當時偉國任主編的《新世紀》網以《政變是什麼》發表長文。這些內容都和這次最新的會議發言相近。其中也觸及到這位紅二代自小耳濡目染“習以為常的政變”—— 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六十年代初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逼迫毛澤東退居二線，篡奪了權力。隨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把劉少奇關進了監獄，反篡回了權力。林彪不滿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試驗,發動了一場失敗的政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復辟篡奪了文革派的權，又是一場政變。毛派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趕走了鄧小平，幾乎總攬了黨政軍大權。之後老幹部派聯合華國鋒，抓了江青和毛派骨幹。是一場合理不合法的政變。隨後老幹部派利用人民的改革傾向排擠了華國鋒，實際篡奪了名義上仍然屬於他的權力。這是真正的政變。鄧小平和老幹部派利用黨內生活會就篡奪了胡耀邦的總書記權力，這也是政變。鄧小平李鵬違反民意,違反黨規；違反法律調兵鎮壓了遊行的人民，同時篡奪了趙紫陽的權力。是一場名符其實的軍事政變。 老魏近年來林林總總其他政變學內容，《閒話上海》在此摘錄些許—— 【讀報補丁】
談政變 本台特約評論員魏京生專欄 2015年3月5日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三十二 南京長江大橋的建造，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橋梁建築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橋竣工之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當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彩色長紀錄片，片名就叫《南京長江大橋》【下稱《南京》成功注】，記敘了從打下第一根橋墩管柱樁到大橋正式通車的全過程。片長一個多小時，配上了動聽的樂曲，公映以後受到了全國觀眾的歡迎。 影片放映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此片在全國立即停映。理由很簡單：影片的音樂有問題，受到了江青的嚴厲批評。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紀錄片《南京》上映以後，有一個在北京的音樂界人士向江青打小報告，說是這部影片配樂的主旋律是從蘇聯歌曲《列寧山》裡抄襲來的，列寧山是莫斯科大學的所在地。江青接獲那個好事之徒的報告以後，很快調看了這部樣片，聽了音樂資料，勃然大怒，她召集北京的文藝界人士和各個樣板劇組的藝術人員，舉行了一次大會，由她出面訓話！這就是一九六九年江青的“八月講話”。 江清在講話中回顧了自己“領導‘文化革命’與‘文藝黑錢’鬥爭的歷史”；毛主席講文藝界存在着一條又長又粗的黑線，挖掉了這條黑線，還會有新的黑錢。現在“文藝黑線”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現代修真主義文藝的“牙慧”，把蘇聯歌曲《列寧山》裡的旋律，塞進歌頌我們南京建設的紀錄片裡，是可忍，孰不可忍！因為影片上沒有創作人員的署名，所以江青下令要查一下作曲者是什麼人，而且指示影片《南京》必須對配樂作修改以後才能放映。於是，這部影片就被從全國各地的電影院和放映隊裡，統統撤了下來。 在調査作曲人員情況的時候，發現作曲者竟是上海的，這就引起了當時在北京的張春橋的注意。他趕緊把江青“八月講話”的全文，轉給了我，要我在上海“嚴肅處理”。我聽說江青批評了上海的作曲者，十分緊張。原來以為可能是一個長鬍子的老作曲家寫的，誰知道調查下來，作曲者竟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名叫樂祖風，他一九六○年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在管弦訓練大專班學習了三年，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上海電影樂團工作。 樂祖風愛好作曲，在一批老作曲家紛紛靠邊或被打倒以後，他和其它幾個青年作曲人員一起，為當時拍的一些紀錄片、科教片作曲配樂：他們所編創的一些音樂片斷，錄好音以後都貯存在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的音樂數據庫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在拍攝完成《南京》以後，並沒有聘樂祖風為影片配樂，而是到上海科影廠的音樂數據庫里找了一些音樂素材作為這部紀錄片的配樂，結果採用的那段主旋律，恰恰就是樂祖風寫的。至於樂祖風的家庭情況和本人歷史卻是一清二白，沒有什麼辮子好抓。我特地調來了蘇聯歌曲《列寧山》的唱片，和《南京》影片的音樂錄音對照着聽，覺得《列寧山》歌曲的第一部分，與《大橋》一片的主旋律確實有些相像。可是這首樂曲並不是樂祖風專為《大橋》寫的，所以很難給他加上用修正主義的音樂醜化社會主義大橋的罪名。但是江靑的“嚴厲批評”既然已經下達，必須貫徹執行。我便把實情報告了張春橋，緊接着在上海兒童藝術劇場召開全市文藝界的大會，在會上逐字逐句地傳達江青的“八月講話”，還點了樂祖風的名，說他雖然是個年青人，但作的曲子說明深受文藝輕黑線的影響，是修正主義文藝流毒的具體表現，應當對他進行“幫助”。同時強調：進次批判不僅僅是針對樂祖風個人的，江青的講話更為整個文藝界敲起了警鐘，說明對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 江青的“八月講話”傳達以後，上海文藝界為此討論了好幾天，樂祖風也被迫在上海電影樂團做了檢查，表示自己雖然在作曲時根本沒有想到過《列寧山》這首歌曲，但是在腦子裡確實存在着蘇聯音樂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並只得表態“願意進一步加強自我改造，肅淸在靈魂深處的修正主義文藝的流毒”。 江青“八月講話”傳達以後，事態還在繼續發展，有人進一步引伸開去，在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聲稱“七個音符里有階級鬥爭”；還有人捕風捉影，在上海交響樂團和上海合唱團揪出一個“反革命小集團”，誣稱作曲者在為交響合唱《智取威虎山》配樂時，私自塞進了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的御用音樂家理査.斯特勞斯的樂句等等，無限上綱，種種莫須有罪名滿天飛，一時搞得音樂界人人自危，作曲家“鴉雀無聲”，沒有人再敢譜曲了。 可是，那個年代為了配合政治需要，重大活動像毛澤東會見外賓的影片仍然要拍，國慶節盛大遊行的紀錄片也仍然要放，這類片子總不能只有解說詞沒有配樂呀！於是，為了提高配樂的“保險係數”，凡是莊嚴的影片，就採用李劫夫作曲的語錄歌“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旋律，可是，稍為輕鬆一點的紀錄片或科教片的音樂又怎麼辦呢？作曲家們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意外地找到了一個“救星”。 原來張春橋擔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的組長，他親自審查通過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配樂也是個青年作曲者寫的，影片開始時一段引子，接着唱出“春風揚柳萬千條……”，旋律比較徐緩，舒展，具有民族風格。因為片子是張春橋審查通過的，音樂自然也就保了險，於是大家一擁而上，一時間，許多新聞片，紀錄片和科教片，紛紛採用這部影片的音樂作配樂。 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審看”一部某國國家元首訪問中國南方的彩色紀錄片，一聽音樂我們就皺起了眉頭，原來這部歡迎外國貴賓的影片配樂，竟是《送瘟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