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20周年有奖征文　

 作者：老七

  (一）

　　小时候看过一个连环画故事叫《七把叉》，至今记忆犹新。

　　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终日在外流浪，经常吃不饱肚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次吃饭大赛，在最短的时间内吃下了最多的食物，力压群雄勇夺冠军。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各级吃饭比赛中所向披靡，罕遇对手。他的真名已无从知晓，但因为他比赛时同时用七把叉子吃东西，所以大家都叫他“七把叉”。七把叉从此不但吃得饱饭了，而且成了社会名流。之后七把叉一路过关斩将，杀到全国总决赛。在巅峰对决中，遭遇一个巨无霸。瘦削的七把叉面对强手，奋起手中大叉，血拼到底。最终巨无霸支持不住，俯首称臣。在大家的一片欢呼声中，七把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却又轰然倒下，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记得我是咽着口水看完七把叉的故事的。

　　当时《儿童时代》杂志有一个固定栏目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采用的是连环画对比的手法。社会主义这边经常画的是五保户王奶奶受到党的关怀，乐得见牙不见眼。资本主义那边画的是一个孤苦的老人，死在公寓里，尸体腐烂了很久才被人发现。社会主义的祖国花朵们在党的光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孤儿要么象七把叉一样不得好死，要么就是“可怜的孩子被抓进了监狱哟，判刑九十九年。”当时全国正实行“严打”，我有点纳闷，资本主义国家判刑时间怎么这么长，干吗不把他直接枪毙算了？

　　我们小学有一面很长很长的墙，上面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平时要么刷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励志标语，要么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与时并进的口号。忽然有一天，上面的标语换成了“一定要解放台湾！”最后那个斗大的感叹号尤其触目惊心。不久前我们刚学过课文“祖国的宝岛—台湾”，知道台湾美丽富饶，那里有个阿里山，还有一个日月潭。

　　这时我忽然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 — 给台湾的小朋友写一封信。据说是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要把我的信跟其他千万封信一起放在漂流瓶中，投入大海，漂到海峡对岸，作为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我是班上乃至年级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可以在解放台湾的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自豪感。当然也有些得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的。

　　说任务艰巨，并不是因为写作文难。这个根本难不倒我。《儿童时代》上有的是现成的词句，稍加拼凑组合就写成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台湾的小朋友，我知道你们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解放台湾，把你们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并融入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信写好之后我交给老师看。老师很满意，一个字也没改，但是她同时下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把全信用繁体字再抄一遍，因为台湾小朋友是写繁体字的，有可能看不懂简体字。这下可苦了我了！我从小到大没写过繁体字，只知道它们在《新华字典》的括弧里。但是政治任务已经下达，我只有不折不扣地完成。晚上回家后我开始查《新华字典》，找出一个个简体字旁边括弧内的繁体字，一笔一划地抄起来。繁体字确实烦，一不留神就抄错了，整张纸只有作废重来。我做作业从来不熬夜，但那天晚上我却弄到很晚，抄到后来我直后悔那信不该写得那么长。

　　第二天把信交给老师后，我松了一口气：总算交差了。但是之后就没了下文，我不知道自己辛苦了一夜的成果有没有被装进漂流瓶。

　　不久, 那个“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连同那个巨大的惊叹号从墙上消失了，换成了别的标语。

　　台湾没有被解放，资本主义的空气却已经在社会主义大陆的上空弥漫了，最先飘过来的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家里没有录音机，我没有听过邓丽君的歌，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猜想靡靡之音大概和电影里国民党女特务的声音差不多，其实我觉得那软绵绵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

　　上初中时我们正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清除精神污染”。忽然有人揭发说一个女同学在听邓丽君的歌，而且在笔记本上抄歌词，其中有一首居然还是“何日君再来”。我们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同学都觉得应该自觉抵制这种精神污染，因而对那个女同学另眼相看，弄得她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只是我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来到澳洲，忽然就莫名地泛起一股乡愁。无法排遣之际，屁颠屁颠地跑到唐人街的中文书店，翻来复去地挑，最后选了两盘邓丽君的歌碟，买回去又翻来复去地听了许多遍，终于在近二十年后被靡靡之音严重腐蚀，不可救药地被彻底精神污染了。

　　这边我们忙着清除精神污染，那边的污染源却越来越多了。1984年的春晚，张明敏一夜成名。大陆人惊讶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人也有一颗“我的中国心”。而港台明星们同样惊讶地发现，不仅他们的磁带在大陆出奇地好卖，而且连他们蹩脚的普通话也有人模仿。

　　港台歌曲带来的不仅仅是靡靡之音和爱国情怀，同时也让我们增长了不少见识。比如说从奚秀兰那里我得知台湾不但有个阿里山，而且“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壮如山”。以至于我后来还在上海看到了“阿里山瓜子”，上面标明“原产地台湾”。台湾阿里山上下来的瓜子，身价自然与大陆土产的瓜子大不相同，价格自是不菲。但我很怀疑那是“阿拉大陆里厢的山寨货瓜子”。

　　上高中时我们一边背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一边向往着那自由之地，想亲眼目睹一下帝国主义腐朽到什么程度。在大学里我们一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拼命地背托福、GRE词汇，为的是有朝一日踏上资本主义的土地去见证一下那里的自由化程度。

　　有人说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犹如有一股出国的浪潮，你即使不想出去，大潮也会把你冲出去。我身处其中也未能免俗，托福、GRE的书各买了一本。先翻了翻GRE书，觉得实在太难，不忍卒睹，就先放弃了。托福书觉得还可以看下去，翻来复去看了几遍，终因没有动力而把它放到一边去了。当时寄到国外的一封信光是邮资就要十几块钱，一张去美国的机票足以让我家里破产，对我来说，美国是不可望、也更是不可及的了。

　　（二）

　　上海的出国浪潮没能把我冲出国门，我于是选择了自我放逐，去了由几百年前的蛮荒之地摇身一变而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虽然离美帝国主义更加遥远，但资本主义香港却已近在咫尺了。而且我也没想到自己很快就有了去香港的机会。

　　挟着张明敏们的余威，1995年的香港依然很“香”，而且伴随着“九七”脚步的临近，香气似乎更加浓烈了。对于我们一行十几个第一次踏上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的人来说，香港是新奇的。那一幢幢高楼矗立在弹丸之地，象山上密密麻麻的毛竹。走在香港的街头，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在维多利亚港旁的邮局，我们兴奋地把一叠明信片和书信塞进邮筒，为的是上面可以盖上香港的邮戳，满足一下自己和收件人的虚荣心。我们在据说是李嘉诚开的“惠康超市”买来油盐和方便面，在住处填饱肚子之后，拿着省下来的港币补贴开始穿梭于周大福、周生生和谢瑞麟。

　　店员们似乎已经不再对大陆客冷眼而视，开始热情地操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给我们介绍金项链的成色，我们也用刚刚学会的蹩脚的粤语砍价。这种近乎鸡同鸭讲的交流居然十分成功，结果是我们的港币到了店员的手中，店员的金器到了我们手上。当店员笑容可掬地把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递到我们手上时，我们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满足与解脱，觉得那些黄货格外金光灿烂，连它们的红底黄边的小包装袋都显得熠熠生辉。

　　有了第一次，很快就有了第二次。几个月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南下香港的列车。虽然已经没有第一次的激动，但我还是想再多看个究竟。由于此次行程突然，旅游社仓猝之下给我们订了一家位于红灯区的旅馆。在我看来，这家旅馆与其他地区的旅馆并无二致。我也好奇地注意了一下有没有浓妆艳抹的女子出入，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带队的老总是个严谨的谦谦君子，住在那里觉得浑身不自在。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只在红灯区住了一晚就搬出了那个是非之地。

　　从红灯区搬出来，老总心情大好，联系了一下自己的中学同学、现居香港的黄先生。当天晚上，黄先生就派车来接我们。轿车带着我们在狭窄而有秩序的街道七弯八拐，进入一个十几层的建筑物，在里面又绕了无数次之后才终于停下来。我这才知道，这个建筑是一个专门的停车场，而我在大陆只见过挤满自行车的停车棚。

　　托老总和黄先生的福，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到了正宗的港式海鲜。说实话，我觉得味道偏淡，可能是香港人追求原汁原味、少加佐料的结果。黄先生对我们很热情，不是北方人那种乍乍呼呼的热情，而是煦若春风的那种，跟我们老总有点类似，可见物以类聚。黄先生与老总用粤语拉着家长，不时用普通话照应我们一下。

　　上了十来道菜后，侍者轻声地对黄先生说：“差不多了！”黄先生就示意不要再上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在餐馆吃饭够量就行、不要浪费，全然不象在国内，不剩一大堆菜就不算热情待客。

　　黄先生六十年代来到香港，闯荡多年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风水师，同时兼做生意。他当时做的一单生意是厕具，他专门提到一个叫“陶陶(TOTO）”的牌子，说我们吃饭的那家酒店的厕所就是用的这个牌子。席间上厕所时我专门留意了一下小便池，果然就是他说的那个牌子，而且被擦得光亮如新。联想起大陆公共厕所里令人掩鼻的肮脏，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距。

　　等我心情沉重地从厕所回到座位，黄先生却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他对老总说：“就制度而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是用粤语说的，我却听了个真真切切。黄先生看到我迷惘的神情，以为我没听懂，又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我很是惊讶，但想以黄先生的为人，以他闯荡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在两种制度下都生活过的背景，他绝对不会是信口开河。

　　带着对黄先生的话的疑问，我回到了广州。这时一位同事正好去了香港科技大学读书，他来信怂恿我也去申请一下。不知道是他的撺掇起了作用还是出于对黄先生的话的好奇心，我开始准备申请了。入学条件中有一条是托福成绩，我只有临阵磨枪，把大学买的那本托福书又拿出来看了一下，做了两套模拟题就匆忙上阵了。

　　托福557分的烂成绩要去美帝国主义显然是痴心妄想，好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入学门槛比较低，我居然被录取了。考托福时可以填上三个申请院校，我想干脆来个一石二鸟，顺手填上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没想到南洋理工也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才，也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怀着自己成了香饽饽的激动心情，我把决定权交给了老婆。老婆是天生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做决定只抓最最主要的问题：“能不能带老婆去？”我就奉命去打探了一下，回来汇报说香港回归在即，国家政策规定配偶不能去香港陪读；新加坡是外国，好像没有这个限制。老婆一锤定音：去新加坡。

　　新加坡，顾名思义，就是“新近加在地上的小山坡”，上面盖满了叫“组屋”的房子，其他的地方一律铺上草皮。组屋比广州的楼要高，但比香港的楼要矮。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多，一直没有弄明白那里到底是算社会主义还是算资本主义。这对于想弄清楚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我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和发泄对新加坡拒签永久居民的不满，老婆开始再次动手填写永久居民申请表，不过这次申请的对象不再是新加坡，而是澳大利亚。

　　（三）

　　澳大利亚显然不象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新加坡那样重男轻女，老婆顺利地拿到了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签证。我作为主申请人的家属也成为了澳洲永久居民，条件是我必须在主申请人入境之后方可踏上澳洲的土地。

　　在老婆手持澳洲签证过了悉尼机场的海关几秒钟之后，我作为附属申请人也顺利通过了海关闸门。

　　真正的资本主义终于被我撩开了她那神秘的面纱。

　　好莱坞大片中主人公刚到一个地方的镜头通常是：他一下飞机立即钻入一辆豪华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然后经过一座雄伟的大桥。这时拉远景，扭得象麻花的立交桥尽收眼底，在辉煌的灯光下无数汽车如同蚂蚁一般在麻花上蠕动。再拉近景，主人公下车昂首进入一幢豪华酒店，从此开始了辉煌的冒险之旅。

　　而我们一下飞机，推着八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出了机场。四处张望，好不容易才找到机场中巴停车处，开始等车。2001年的6月，在北半球已是盛夏的开始，但在南半球寒冬却刚刚拉开序幕。在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待了几年后，我们显然丧失了原先对寒冷的仅有的一点抵抗力。尽管我们用厚厚的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却仍然在冬日的清晨簌簌发抖。

　　上了中巴，我们开始在路上颠簸。道路两旁很空旷，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倒是有点象乡下，以至于我有点怀疑我们是不是搭错了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总算看到一些高楼，进入了我们今后称之为“city（城里）”的地方。七弯八拐之后，中巴在一间两层楼的破旧建筑物前停下，司机对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才如梦初醒，把八件行李搬下车，跟司机挥挥手，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冒险生涯。

　　我们落脚的旅馆位于一个叫King's Cross的地方，里面的住客大多是年轻的背包客，我们这对正式夫妻当数里面的异类。我们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悉尼著名的红灯区，有个很威风的中文译名叫“英皇十字街”，至于当年英皇有没有带十字军流连于此就无从考证了。

　　在这里，资本主义向我们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和吃人的本质。

　　旅馆破旧而且阴冷，我们多要了一床被子还觉得冷，只有又要了一个取暖器才觉得可以勉强睡得暖和。我几乎就要责怪老婆来澳之前的研究工作不力了。碍于她是主申请人的面子，我只有忍气呑声，转而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这种条件还要五十块澳币一晚，太不合算了！”

　　到外面公用电话亭想打个电话，一看四毛钱才能打一分钟，往插币口扔钱时手不免有些发抖，说话的速度也不自觉地加快了。三言两语说完之后挂上电话，想起在新加坡时一毛钱一个电话，而且不限时，心中不觉一阵惆怅，对“失去了才觉得宝贵”这句话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在旅馆里吃了两天方便面和饼干后，我们觉得有必要抚慰一下饱受委屈的肠胃，决定到外面打一顿牙祭。一天晚上我们外出觅食，经过一个灯红酒绿的门口，一个健硕的老外冲我们喊：“来，看一下！”是用中文喊的，发音还挺标准。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下招牌，上面写的是“真人秀”，估计是红灯区的正宗夜店了。我们当时正饿得前胸贴后背，哪有心思看什么夜店。于是我们朝那老外挥一挥手，没有留下一块澳币。

　　在一家号称泰国风味的小吃店，我和老婆一人要了一碗面，十块钱一碗。端过来一看，里面就是一点面外加一点蔫菜叶子和菜邦子。放在平时，那菜恐怕早就进垃圾桶了, 现在我们居然狼吞虎咽，囫囵着塞进了肚子。

　　肚子被稍稍填平了，心中的不平却油然而生：我们在这里饥寒交迫，体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非人生活；而社会主义祖国却有人来考察红灯区，而且市场需求强劲，弄得老外都要用中文吆喝了。

　　我不免又想抱怨一下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但转念一想就心下释然了：早在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资本主义的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自投罗网，怨不得人家，还是在这里好自为之吧。

　　（四）

　　到澳洲象到了乡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很多第一次到澳洲的人都有同感。除了市中心高层建筑比较密集有点象城市外，其他地方就象中国的乡下了。以前听到过出国是“洋插队”的说法，仔细回味一下，觉得果然是过来人的亲身体验，不由得叹服。

　　住在乡下也自然并非全无是处。我们很快发现在澳洲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一处带地的房子。对于我们这个对土地有特殊感情的民族来说，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将是毕生的追求。于是我们刚找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申请贷款买房子了。老婆更是只看了三套房子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订金。当我们搬进刚买下的房子时，第一次有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虽然我们知道今后还要当牛做马还银行的贷款。我们这两株在社会主义成长的苗终于要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资本主义的生活完全不象在社会主义那么丰富多彩。这里没有饭局、酒局，七大姑八大姨也远在北半球。日子过得清静而无聊。我们每天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还不能息。公司里的人际关系也远比中国单纯，简单的生活让我们彻底丧失了人情世故上的应对能力，人也似乎变得呆傻了。中国人习惯地称澳洲当地人叫“澳憨”，以显示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等的民族。殊不知，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沦为澳憨了，真是环境造就人哪。

　　有一次附近的一所房子外面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OPEN HOUSE" （开放参观）。我正好经过，就顺便进去看了一下。一看屋里的陈设，我就觉得这所房子的主人十有八九是华人，但还不是很确定。当我转到旁边的一间活动室时，我的猜测被完全证实了。活动室中央摆着一张标准乒乓球台，抬头看去，墙上赫然贴着一张鼓励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巨幅海报，顶上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房主显然已经有了两次插队的经历，一次是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次是在资本主义“洋插队”。或许是文革期间插队的经历实在难忘，也或许是那位当年的知青想把插队精神在资本主义继续发扬光大。房主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是不是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快就有了答案。

　　之后我就在中文报纸上频频看到“回国急让”的广告：“本人欲回国发展，现廉价急让电冰箱、电视机......”估计当时的二手货市场应声下挫、惨淡经营。洋插队的当代知青们似乎拿到了可以回城的政策，一窝蜂地奔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而去。我看了之后也心潮澎湃，思量着要不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没想到刚跟老婆说了个开头，她就把我的进步思想无情地扼杀在摇篮里了：“想回去包二奶呀？你这种人我最清楚，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回去准玩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吧！”老婆最了解我，知道我不是柳下惠。中国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我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应该继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她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

　　为了进一步体验插队生活和彻底杜绝我包二奶的可能性，2007年我和老婆决定再一次自我放逐，举家从悉尼搬迁到更具乡村气息的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也有一个中国城，虽然没有悉尼的那么大，倒也有两块中文匾额，摆在那里是那么个意思。逢年过节我们有时也会去那里凑一下热闹。城里当然也少不了慕名而来的中国游客。刚到布里斯班时，有一次我正在那里看牌子上布里斯班华人的光荣历史，忽然感觉有人朝我走来。于是我把视线从牌子上挪开，扭头看去。一见来人的模样，我就估计他是大陆同胞。见我看他，他略微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很有礼貌地用北方口音问：“请问，您知道这儿的红灯区在哪儿吗？"从他的年龄看，应该与我不相上下，最多差个两三岁，应该也是读《儿童时代》长大的，想必他跟我一样想亲自见证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我倒是听说中国城就在离红灯区不远的地方，如果我知道确切位置的话，一定会热情地给他指点迷津，学雷锋的精神即使身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丢。但惭愧的是我确实不知道红灯区在哪，只有老老实实地跟他说对不起。望着他失望而去的身影，我心中很有些过意不去。后来我把这则轶事讲给朋友们听时，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说：“你应该对他说：我也正在找呢！”不知那位仁兄最后找到红灯区没有，不过我估计他即使找到了也可能大失所望：“什么红灯区，就这么个破玩艺儿，比我们东莞的差多了。”

　　（五）

　　光明茬苒，日子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不知不觉我们在澳洲已生活了十几年了。

　　我整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跟社会主义祖国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也不知以前的同学日子过得怎么样。2012年稍有空闲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在网上登录了一下，找到大学同宿舍老四的电邮，给他发了一个邮件。上次见面还是1996年我去上海出差时，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没多久他居然回信了。激动的我就把十六年来的思念之情浓缩在几行字上，并给他发了一幅家庭照。老四很快投桃报李，给我发了一张他的半身标准照。老四的脸上比十六年前多了些横肉，看样子日子过得还不错。老四在电邮中说见了我的照片“泪流满面啊！”，还顺带通知我下半年将会来澳洲自驾游。

　　布里斯班地处偏僻，老四不屑于将其纳入澳洲自驾游的线路。无奈之下，我只有飞到悉尼，为的是亲眼看一下老四泪流满面的样子。在悉尼鱼市场，我刚走出轻轨列车站没多远，就看到老四熟悉而又久违的背影。我走过去拍了拍老四的肩膀。十六后的再次见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人心，我们也没有热泪盈眶，该流的眼泪大概已经流干了。我、老四和他太太一起坐在水边的座位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海鸥在旁边起落盘旋。我们好像昨天还在大学的宿舍里一起打着呼噜，今天一觉醒来跑到了悉尼的鱼市场。

　　下午，我们一行三人一起坐在悉尼歌剧院旁边的一个咖啡厅，坐在邻水的座位上，一面品着咖啡，一面吃着小点心。老四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示：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在旅馆里吃方便面的屈辱历史，还可以请资本主义国家的老七坐在外面喝咖啡了。

　　老朋友见面，少不得搂肩搭背一番，并让悉尼歌剧院为我们作一下陪衬。在我们两个中年男人的面部大特写的比照下，悉尼歌剧院居然显得有些渺小了。把照片传给老八之后，老八点评说老四显得富态，并调侃是不是腐败的成果；而老七则显得瘦削，问我是不是每天坚持运动。老四有没有腐败我不得而知，但说我是坚持运动才保持苗条身材则是天大的冤枉。我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运动，最多只是中午出去散散步。不知道《儿童时代》杂志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办，那个“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固定栏目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可以把我和老四的合照放上去，文字栏可以写上“老四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红光满面；可怜的老七哟，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面黄肌瘦！”

　　这几年也间或回去过两三次，感觉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真是日新月异。1995年去香港时，同行的一位领导说：“广州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香港！”我当时还认为他是在痴人说梦。现在看来领导就是领导，远见卓识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的。广州的高楼，不仅在高度和密度上迅速与香港比肩，在价格上也要迅速赶超了。走在广州的街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一如当年走在香港街头的感觉。

　　聊以自慰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澳洲我还可以经常见到蓝天白云，基本上不用担心雾霾。食物价格虽然日渐攀升，却吃得比较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地沟油”。孩子们似乎也没有摄入三聚氰胺，这也让我稍稍心安。

　　偶尔有点空闲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黄先生当年的那句话：“就制度而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只是对于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则越来越感到困惑了。

　　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没有跟别人说，那就是寻找七把叉。令我失望的是，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吃饭比赛，仅有的一点线索是儿童书上有时会提到小孩子们举行“吃饼比赛（Pie Eating Race)"。 但那也只是小人书上有，实际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很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具备七把叉潜质的选手。失望之余，我安慰自己说，三十多年前有过吃饭比赛，但是出了七把叉的事故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该项赛事就被取消了。七把叉成为该项目纪录的永久保持者而名垂青史。

　　可惜七把叉英年早逝，如果他泉下有知，一觉醒来，不知会不会发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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