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10 22
卡舒吉死了，死的很慘，他死於狂虐的暴政。 沙特的記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的沙特領事館內被虐殺，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憤慨。 沙特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他的王子們通常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卡舒吉卻死於王子的幕僚的虐殺，這向我們表明了一個事實，民主與財富無關，富裕也不一定會帶來民主；財富分布非均衡反而帶來的是更為暴虐、更為肆無忌憚。 早在三十多年前，國際社會熱情地歡迎中國的經濟開放，他們認為，根據西方社會的經驗，中產階級的興起將為中國帶來民主，現在，他們如願了，中國有了中產階級，然而，他們卻失望了，他們看到的是犬儒主義的中產階級，每個人在強權下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每次社會性的事件發生是，他們通常是坐在玻璃窗後面的旁觀者。 民主，是社會結構的功能，而非我們的主觀訴求，這種社會結構的再造是需要我們把插在公園裡草地上那塊做裝飾的廣告牌“民主·自由·和諧”舉到頭上，走到街上，選出我們的人民代表。 西方的社會學模板引用在中國，在多數情況下，要加兩個變量：強權與隱人性。 強權，扭曲了社會的財富分配，中產階級，僅是絕對收入的度量，相對於強權，中國的中產階級都是聽黨指揮的‘貧下中農’，人家想讓你知道什麼，你才能知道什麼；人家想讓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人家允許你做什麼，你才能做什麼，不許亂說，亂動，否則，剝奪你可憐的哪點財富。 隱人性使得我們社會結構與功能變得很不可靠，任何位置都可以溶入權力者的私人利益，走後門，貪污，都是它的表面現象，更可怕與更令人擔心的是制度行的腐敗與貪腐，而我們大多數對此茫然無知，以為‘本該如此’！ 卡舒吉的死，提醒了我們，富裕並不意味着民主與文明。
兩天前，我讀到了卡舒吉的絕筆，附件，文章不長，但讀後揮之不去，把文章中提到的國名，及報刊，記者，事件，換一下，卡舒吉描述的簡直就是中國！ 我們的所讀到的新聞哪一條不是中宣部編排的？恰如卡舒吉所述：“國營媒體的話語統治着公眾的心智。雖然很多人也會有懷疑，但絕大多數民眾仍在被這些虛假的敘事欺騙着”，“著名沙特記者薩利赫·謝希（Saleh al-Shehi）曾寫作了有史以來沙特媒體發表過的最著名的專欄。而現在他卻因與當權者意見不合而蒙冤入獄五年。埃及政府沒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紙質版，也沒有任何人敢反抗。這種行為在國際社會上也不再有任何後果，最多就是被輕聲譴責一番，然後迅速地遺忘。”。 沙特記者薩利赫·謝希（Saleh al-Shehi），我們也有，在監獄中的記者還少嗎！《經濟學導報》，《南方周末》都是《今日埃及》縮影，確切地講，《今日埃及》只是《經濟學導報》和《南方周末》的縮影。“這些國家也回到了舊時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狀況還要差。” 順便提一下，我一直懷疑劉曉波先生死於慢性毒殺。參見：《從乙硫氨酸談起》，http://blog.creaders.net/u/8455/201710/。 我們不能說沒有正義感，有，卻也有限，任何的惡行，我們總是怒不可遏地抗議一下，很快便被封鎖、封殺，追捕相關人士，惡行被掩蓋，“然後迅速地遺忘。”。 惡行也通常因一個更大的惡行而被遺忘，在中國，我們永遠不會擔心酒桌上沒有話題，你的話題，可能就在你坐下來的那一瞬間剛剛發生，比廚師上菜還要更快。 富裕，分配偏差，集權，其結果這就是正反饋，自我強化，直逼到這個系統的極限，或收斂，或崩盤。 從“天下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來看，崩盤的機會會更大些。 把卡舒吉絕筆文換一下國家，我看到了熊威老大哥的身影，沙特記者薩利赫·謝希，卡舒吉，仿若我的朋友，就坐在我的酒桌上，把酒言歡，前不久，我開玩笑地對我的朋友講：“你的追悼會上一定會有我，同樣，我也希望我的有你！”。 面對眥睚必報的強權，我們，誰都可能是“下一個！”。
附件：卡舒吉絕筆 最近我在網上閱讀自由之家的《2018年全球自由報告》，發現了一個沉痛的事實：阿拉伯世界只有一個國家被評為自由國家，那就是突尼斯。約旦、摩洛哥、科威特在下一檔，被評為“部分自由”。其他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被評為“不自由”。 生活在這些不自由阿拉伯國家的民眾要麼獲取不到信息，要麼被假消息誤導。他們沒有足夠的渠道去關注那些影響着上至整個地區、下至日常生活的事務，更不用說公開討論了。國營媒體的話語統治着公眾的心智。雖然很多人也會有懷疑，但絕大多數民眾仍在被這些虛假的敘事欺騙着。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有所改觀。 在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世界還充滿了希望。記者、學者和普通民眾洋溢着對一個光明、自由的阿拉伯社會的期待。他們期待着從本國政府的霸權和永不停歇的審查中解放出來。然而，這些期待很快被打得粉碎，這些國家也回到了舊時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狀況還要差。 我的好友、著名沙特記者薩利赫·謝希（Saleh al-Shehi）曾寫作了有史以來沙特媒體發表過的最著名的專欄。而現在他卻因與當權者意見不合而蒙冤入獄五年。埃及政府沒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紙質版，也沒有任何人敢反抗。這種行為在國際社會上也不再有任何後果，最多就是被輕聲譴責一番，然後迅速地遺忘。 這樣一來，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就開始變本加厲地打壓媒體。從前，記者們還相信互聯網會打破紙媒時代的審查和控制。但這些國家政府的存在幾乎完全依賴於對信息的控制，因而也就不遺餘力地屏蔽互聯網。他們還逮捕記者，向廣告商施壓，打算斷掉一些媒體的收入。 阿拉伯世界仍有幾片綠洲，延續着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卡塔爾政府積極地支持國際新聞報道，不像它的鄰國那樣嚴密封鎖消息，給“舊的阿拉伯秩序”續命。但是，即使是突尼斯和科威特這種新聞自由被評為至少是“部分自由”的國家，媒體所關注的也大多是國內問題，而非影響着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重大議題。他們不願為來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門的記者們提供一個平台。就連阿拉伯世界新聞自由的皇冠——黎巴嫩，近來也深受親伊朗的真主黨的荼毒。 阿拉伯世界正在迎來自己的鐵幕。這鐵幕不是外部強加的，而是由各國國內戀棧權力的人所豎立的。冷戰期間，自由歐洲電台提供並延續了人們對自由的希望，發揮了無比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世界也需要一個類似的平台。1967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收購了《國際先驅論壇報》，為全球的不同聲音提供了一個平台。 我所在的《華盛頓郵報》將我的許多文章翻譯成阿拉伯語並發表。我對此十分感謝。阿拉伯人民需要用自己的語言來閱讀，這樣他們才能理解和討論美國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各個方面。比如，一個埃及讀者如果讀到一篇分析一個華盛頓的建築工程花費的文章，他就可以對自己身邊的類似工程有一個更好的了解。 阿拉伯世界需要一個現代版的跨國媒體，使民眾能夠了解國際時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給阿拉伯世界的聲音提供一個平台。不少民眾受到貧困、暴政和劣質教育的困擾。如果建立一個獨立的國際媒體平台，免於民族主義政府的仇恨宣傳，那麼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眾就能夠關注他們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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