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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形成起自自然，首先是基于血亲的家族，进而发展为种姓、种族的集合，从家族到种姓、种族的成长过程通常是以安全为目的，在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模式下，生理的需求尚在其次，村寨之间彼此以社交、结盟的方式形成一个较大的、松散的社会团体，以抵御外族入侵，它被马斯洛描述为‘社交需求’，不过，马斯洛是在个人的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的，罗马及欧洲的城邦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与需求下形成的。

顺便提一下，在群体的层面上，我们只有生理的、安全的及社交需求，但是，所有的需求都是以满足生理为目标的，安全，是为了保障生理需求，社交，比如，谈判，也许是为了安全，但从根本上讲仍是为了群体的生理需求。

族群，种族再延伸下去便是国家，以社交的方式，通过条约，协议等方式构建国家，国家，看起来神秘，实际上在村落、城邦时已经隐含其中了，产生于族群、种族生理与安全的需求。

因此，国家的作用也就清晰可见了：取得生存资源与维护安全，国家的其他功能均衍生于此，而决无例外。

‘村子’大了，群体与个体特征体现在国家事物中的不同层面上，此刻，政治粉末登场。

何为‘政治’？有很多的解读，我认为最为清晰的注解应为：众人之事为‘政’，众人之管为‘治’。

村子大了，多了，众人之管呈现出来了：政治。

政治，因众而生，因此，政治也应为‘众’之利益的表达与体现，从任何角度看，独裁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体系，尽管它经常被产生；政治从其生成看，最好的体系应是民主的架构，把‘众人之治’交由一人，结构不对称，‘众人之政’就一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此人的私立如何制约？他的观点非众人之见怎么办？

很遗憾，在独裁的政体中，这样的事情是一定要出现的，只是时间与大小的问题，而尴尬的是，一旦我们赋权与独裁者，权力就很难收回，独裁的统治方式通常会在政体内延续一段时间。

关于独裁体的收场我们有很多案例可循，希特勒，皮诺切特，萨达姆，佛朗哥，蒋介石，苏联及宗主国退出殖民地的各国，现在，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又加了进来，让村民们感到兴奋而老大哥却一脸的惊悚，不用太在意，权当早春的预演吧，也许，在这个名单中，10—15年的时间，我们很快就会见到的熟悉的老朋友-----需另文再论，假如我有兴趣的话。

回到我的主题，国家起自村寨，还有一类国家来自于殖民，如：澳大利亚、美国，我们从村寨可以解读到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更多，194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脉络可以从几个村庄解读出来。

村寨，从社会学角度看是一个经济、政治的混合体，是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既然是一种社会结构也就一定有它特有的、结构性的功能。

在远古时期，农民生活自给自足，此时的村寨功能是经济的，或者说是生理的，当出现外部压力时，村寨会在压力之下体现出防卫的属性，即安全的，村寨彼此进而构成联盟，城邦，国家由此而生，因此，村寨的功能也转化为国家的功能：经济与安全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我自然。”，这是老子眼中的最高政治境界：下知有之，却浑然不觉，老百姓们行事自然，太上无为而治，而非三天两文地折磨百姓，喊着‘提高防控能力’，有‘政’无‘治’才是最为完美的政治，老百姓依照直觉，常识道德，法规、法律行事，在制度体系内无需旁顾。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这六小村寨：大寨，小靳庄，小岗村，大邱庄，华西村，东洲村。

大寨

大寨的名称是因为北宋时，宋军在此驻兵抗击辽兵，因此得名。全村共有160多户人家510口人。村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总面积约为1.88平方公里，海拔为1162.6米。全村共有七百多亩地，但被山梁、沟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恶劣的地形俗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十年九旱，平均亩产只有七八十斤，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946年成立了互助组，1952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53年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又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期间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从山下担土到山上，造起了旱涝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个劳动力搬运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村的先进事迹，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学习大寨的战天斗地的精神，中国大陆掀起了学习大寨热。

-----引自：维基

大寨，延续的是苏联集体农庄的道路，它的自然坏境恶劣，七百多亩地，但被山梁、沟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恶劣的地形俗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在亩产恒定的条件下，为了增加收益，唯一的出路是平整土地，这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想法与做法，凭直觉行事，是一个人对环境的‘条件反射’，业绩突出，引起了省领导的重视，1963年毛泽东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1964年被记者写在了人民日报上，被推广至全国，陈永贵也因此而越升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中国经济改革之后，大寨，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陈永贵也下去了，按部长级待遇，在北京苜蓿地的22号楼安排了一所公寓，但是，他似乎更喜欢呆在大寨。

小靳庄

小靳庄，完全是政治的产物，因农民会唱样板戏，搞诗歌大赛而闻明，被江青看上了成为了意识形态中的先进村，跟政治走地太近，它很短寿，那几个当事人，下场也没有太好。

农民为政治唱戏，能唱多久呢？

小岗村，

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凤阳县小岗村原来是一个只有二十户农民的小村子、穷村子。1979年初穷得难以开锅的农民，为了填饱肚子，私下商议分田到户，当年就立竿见影，粮食增产，此事万里上报到了邓小平并给予肯定与支持，指示在全国推广，从而使毛泽东所搞的人民公社被彻底废除。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是迟早的事，小岗村只是一个突破口。如果没有小岗村，也一定会找出别的什么村来充当这个典型。在安徽省就有比小岗村更早搞分田到户的村子，只不过小岗村的材料报得早，写得好，所以有幸被选中了时机创造了“小岗精神”。

而实际上，刘吉《农村包产到户》这样写道：搞分田到戶是在1961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導致農村餓死大量人口。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又在農村流行開來，並且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鄧小平著名的“貓論”就是在這個時候說的。但是毛澤東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劉少奇等人憤怒地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這股風從何而來？”毛澤東自問自答，“來自黨內。”他進一步說，“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單干，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他說：“包產到戶是方向的問題”，並由此演繹出他那著名的論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99/107423/166039/9856916.html

‘分田到戶’作为应急的经济手段在1961年就已经试行过了，在1921年3月列宁为了自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障供应也施事过类似的经济政策，史称：新经济政策，我想，中共的干部们，作为徒子不会不知道，所以，‘分田到戶’并非新东西，邓小平只需把1961年的历史的卷宗拿出弹去浮尘，修改一下发布的时间，照葫芦画瓢即可，他的上面也不再会有人指手画脚的了，时机，造就了小岗村，更造就了邓小平。

只是，这次，‘分田到戶’打开了，就无法再关上了。

世间对这次‘分田到戶’一片美誉，而事实这只是他们的自救，丢弃包袱，让百姓自生自灭，目前的国企对私营企业的掠夺使我不得不做这样的猜测。

不过，很抱歉，闻到自由味道的人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人心不古！

大邱庄

我不多非笔墨了，请参见大邱庄词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8%8B%E7%AC%AC%E4%B8%80%E5%BA%84/9345685

大邱庄，起子经济改革初期，原材料短缺的能人经济时代，民办重工业，它的起步甚至比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还快了一个节拍，始自1976年，四人帮刚刚落台，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全面短缺，从生活物资到生产物资，没有计划指标，你几乎买不到任何东西，企业改制，激发了人员活力，大邱庄的产能刚好回避了计划经济的指标控制，所以它的产品畅销全国。

很可惜，禹作敏的“大邱庄神话”使得他本人迷失了自我的定位，在结识邓千金之后，就更不认识自己了，导致在1993年，禹作敏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从“神坛”落入监狱，大邱庄神话形从此破灭，经济发展也日趋没落，禹作敏，为大邱庄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有趣的是大邱庄的能人经济起点，假如，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所擅长的是另外一种技能，我猜，大邱庄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发展方向了。

华西村

关于华西村，则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8%A5%BF%E6%96%B0%E5%B8%82%E6%9D%91

华西新市村原称华西村，是隶属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的一个行政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有“天下第一村”、“华夏第一村”的美誉。原村党委书记为吴仁宝，现任村党委书记为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

它有着非常清晰的两个纬度：经济与政治，它政治含义似乎远远大于他的经济意义。

从政治角度看它更像是一个王国：吴国，又混合了集体农庄的色彩，富裕，至少曾经富裕，但人治、集权、违法纠缠其中。

经济上，成为典型之后，骑虎难下，经济上无以为继时靠大规模的政策性的银行贷款维持，华西村的负债规模对外界成谜，我个人很担心他的坏账规模，它的不良资产太多了，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美。

吴家王朝，政治骗子而已，它会死的很难看。

东洲村，维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4%B2%E4%BA%8B%E4%BB%B6，附件，

外界知之不多，我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一次出差，当时正赶上2005年末的东洲村事发，我开了一辆京牌车辆去汕尾，在收费口被拦截严查，我很生气，态度很差，几乎与军警冲突，到了汕尾之后了解到了事情的起端。

汕尾建电厂，征用东洲村滩头地，村干部出卖村民利益与地方官员，开发方合谋贪污，村民先是正当途径反映情况未果，7个月后，也就是2005年的12月演变为街头抗议，随后是镇压与封锁。

后来，东洲村的消息陆续有知，镇压村民，判刑，政府有限地妥协，民主选举村干部，后来，大约2009年前后，东洲村再度事发，又是镇压、封锁消息、这次，有东洲村的人员流亡海外。

但是，由于消息封锁，中国内地及境外对此事了解得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任何反响。

抛开时间、地点，这个过程涵盖了我国90%以上的群体事件的框架结构。

东洲村的逻辑是国有经济对民生罔顾法律的强取豪夺，并由此引发社会灾难，灾难降临后政府立场偏袒，司法不公，贪赃枉法，欺压民众，欺骗社会，向世界封锁消息------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吗？‘你所有的，千万别让老大哥看上！’。

因为法律缺席，在强权面前，我们没有谁是安全的！

我国的村寨，大寨、小靳庄、小岗村、大邱庄、华西村及东洲村，把他们连为一线，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的个人生活历程，村寨，经济、政治的混合体，经济自由所占的比重稍多些时，我们的个人感受会舒服些，政治所占的比重越高，我们就越不自在，小靳庄是一个典型案例，农民唱戏，能唱多久？！

这7个村寨的最终归属是东洲村，东洲村就是我们的缩影。

‘他’的利益不可动摇，能动的，必须动的唯有是我们了，‘他’满足之后，我们只有逆来顺受，稍有不满便成了‘慰问’的对象，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维稳！

而‘他’，无处不在，却也无处可见，‘他’已为利益集团所绑架，成了私人利的代言人，公权、公义、公利皆被私人、少数集团所瓜分，任何的不满都将被‘慰问’。

维稳，越维越不稳，成了我们社会的财务与安全黑洞，谁也不知到它到底有多深，唯求坍塌不在现场。

从实践上看，大寨，小靳庄，算是毛路线，其基础，虽勉强却也算是‘马列主义’道路；小岗村，大邱庄，华西村，是邓小平的‘猫’路，‘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理论上四不像，马列主义道路已经成了幌子，大堂高挂，简化为一句话：‘坚持党的领导’！实际操作上都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只挑顺手的用，名曰‘中国的社主义特色’，到了东洲村，粗犷的经济发展到了尽头，政治理论已经被经济实践所彻底否定，政府，政治领导人成了社会的笑料‘侮之；不信焉’，政治上无以为继，彻底破产了。

我们年轻人的政治迷茫，没有信仰也源于他们政治上破产，因此宗教在中国的的传播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无法阻挡。

。

在东洲村之前，我国经济落后，政治极度迂腐，信息闭塞，‘村书记’们尚可在经济与政治之间乎左乎右地，游走着，而现在，粗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头，信息也不再封闭，旧政治理论已经破产，新的理论不济，已经忽悠不了几个人了，除了有目的装傻的没有真傻的，从‘三个代表’到‘执政为民’再至逻辑混乱的‘三个自信’，‘村书记’们已经难以自圆其说了，理论极度的不自信，走夜路吹口哨，自娱自乐，自己给自己壮胆罢了。

东洲村标志着经济、政治两条路都有走到头了，需要改弦更张了。

决定我们未来的人则是那个肩挑重担行走在梁家河山路上任重（200斤）道远（10里）的人。

而我们，无论身处何位，都是那个无法逃离的村民，没有稳定的乡村治理，我们也唯有选择随风飘荡，飘到哪里全凭我们个人的运气了。

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繁体字太多了，‘通商宽衣’不一定可以理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有‘政’无‘治’才是最好的政治，最好的政府。

尾记：

想到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了，也一直困于为何几个小村寨却能把我们的历史概括其中，为什么我们绕不过去的是村寨？答案却出奇地简单：我们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

此稿只是一个关于我国农村问题的一个随笔，非常简略的思路，更专业的文稿请见博士们的专题论述：

古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今有，习近平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习先生还在论文中大量地引用了外文资料，都是英文版的原著，敬请参阅，研读吧，中国农村的未来，尽在其中，仿若1933---1945年的世界脉搏早在1925年已经在《我的奋斗》描述了一样，可惜，当时世人忽略了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小心！

附件：东洲村，事件过程

2005年因东洲镇当地政府欲在当地建设汕尾火力发电厂，征用辖区内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及白沙湖区，而拥有原土地使用权的村民认为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合理征地补偿，因此感到不满，便自发轮流驻守在临近的红海湾风电厂门外持续维权抗争，导致与当地政府引起连串冲突。

2005年6月，汕尾火力发电厂在东洲村征地，所涉村民对当地政府的征地补偿不满，自发组织包围汕尾红海湾风电厂，正式开展抗争活动，农民主要诉求是期盼当地政府妥善安排村民以后的生计问题。在一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方面的正面答复后，村民们的抗争活动开始升级，在通往电厂的路上及主控楼旁搭建了竹棚等临时建筑，长期驻扎抗议，并为对电厂进行放火等破坏活动，以期得到当地政府的回应。时至2005年12月，抗争时间已经长达7个多月。

12月6日中午，汕尾市出动数百名警察和武警进驻电厂主控楼，拆毁村民们搭建的竹棚，并逮捕了带头的三名村民。这起逮捕事件激起了数千名村民前来包围了电厂，并在到电厂的路上设置了大量路障，随后一千名武警赶来增援，与村民们形成对峙。由于在此过程中武警人数和自然条件都处于劣势，发射的催泪瓦斯无法驱散人群，厂区内四处着火，变压器被炸毁完全断电，到天黑时现场已处于失控状态。村民向主控楼投掷土制燃烧弹和燃烧瓶，袭击被困在楼内的警察，还有人喊出炸毁电厂工地的口号。由于迟迟无法平息事态，现场指挥员决定开枪解决问题。晚八时主控楼内的武警开始对空鸣枪，由于现场环境嘈杂，多数人未听到枪声，然后枪口逐渐压低，遂导致多名平民伤亡，关于死亡人数，各种说法不一，从三到数十人不等。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7日10时赶赴汕尾了解事件情况，并布置事件的调查处理。

12月9日，大批死者家属拿着香跪在武警面前，哀求他们将死者遗体交还以便安葬，被武警拒绝。

12月10日，事件发生四天后，武警继续包围该村不让村民离开。

12月11日，新华网通过引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而报导了事件经过及官方立场，此外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如《广州日报》、汕尾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等也刊发了与新华社文章同样的报导，官方文字称：十二月六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整个事件共有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死伤者均为东洲坑村人。……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现场指挥员处置失当，造成误死误伤，汕尾市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其实行刑事拘留。

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发表对该事件的看法，此动向可以被视为地方政府对此事件的初步结论，倍受关注。消息人士证实，这位现场指挥官是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声。

12月12日，汕尾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表示，汕尾正按省委及省政府的指示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工作。当日，汕尾电视台称，上周爆发警民冲突造成死伤的村中有九名居民被捕。当地气氛仍然紧张，被捕的居民有三人是东洲坑村民代表，另六人则是参与抗议的村民。

12月13日，当地及周边道路仍然戒备森严，禁止媒体前往采访，所以外界[谁？]对内情了解不多，以致中国大陆、海外、国际间都有不少传闻不能证实或消除。据悉，当地政府在全村挂出横幅，呼吁村民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其中一幅横幅称：“滋事者将不会赢得民心”。也有车辆在村里兜转并用扩音器告诫民众：“不要闹事，不要散播谣言”；并称：“政府永远站在人民一边”。

12月18日，中国当地政府通过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公报了其在12月11日所宣称的，在汕尾东洲警民冲突中被武警开枪打死的三人是林怡兑，男，26岁；江光革，男，35岁；魏锦，男，31岁，都是东洲坑村人。

各方反应

中国政府

在12月11日，新华社、南方日报及广州日报等官方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有限报道，将村民行为定性为“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声称冲突中有3人死亡。除去以上报道，中国的国内媒体──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以及互联网基本对此事不予报道。事发地点汕尾在整个中国互联网中一夜之间变成敏感词组，所有提及此事的消息和评论在各大门户网站及论坛中都被严格过滤。以上被普遍认为是政府当局的封锁措施。

2006年3月，汕尾市组织部副部长蒋海鹰表示，参与维权示威的村民“有黑社会背景”，部分人“持有攻击性武器，例如爆炸品”，又指开枪者是“公安”而非“武警”。另外，她指在事件中，公安是“受袭击才向维权村民开枪”，在证实官方开枪伤人后，马上把指挥官吴声撤职查办。但她拒绝透露为何没有警员受伤，以及伤者有否包括儿童。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指出，汕尾事件是“少数不法分子挑起的”，并“煽动不知情的村民，向发电厂作出打、砸、抢”，也指出“有关人员已被停职调查”。

中国民众

由于信息的封锁，知晓这一事件的中国普通百姓并不多。通过网络等渠道获知这一信息的人士通过有限的手段如网志发出批评的声音。丁子霖、蒋培坤、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王怡、赵达功、孙文广等学者发起了网络签名，强烈抗议当地政府射杀平民和中国中央政府隐瞒事件的做法，类似的签名还有数起。而知情的网络用户更全使用隐晦的语言在各大论坛中传播该消息。网络用户之间大部分使用“我知道”来表达关注，同时广泛刊登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以影射政府当局。

香港

2006年2月27日，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与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会面，希望李在两会期间递交请愿信，内容包括汕尾东洲村村民被枪杀事件，但李认为这样做会“很困难”，因需要有36名港区人大代表中30人的同意，方能提出动议。